论章学诚的学问观

摘要：章学诚在乾嘉考证学盛行之时，提出了独特的学问观，对繁琐的考据学风有所纠正和
补救。章学诚的学问观是以“学问”和“功力”之辨为基础，以“性情”而入，“博”与“约”
的相互结合，达到对“道”的全知，最终以“贵开风气”、“去弊而救其偏”的经世致用为目
的。他的学问观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章学诚；学问观；清代学术 章学诚(1738-1801)论学贵“心得”和“一
家之言”，在其《文史通义》中对学术多有独特的见解，吕思勉即评日“精深透辟，足以矫前
此之失，而为后人导其先路者甚多”。他结合自我的为学经验对“学问”与“功力”作了精辟
的论述。章学诚逆乾嘉考据学风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学主张，对后世学者有着很大的启发
意义。 章学诚处在乾嘉学术鼎盛时期，其时考据之风盛行。以戴震和钱大昕为首的学者
提倡“经学训诂”的学术 方法 ，试图通过“诠释古训，究索名物”以达到对六经的彻底而
正确的解释。章学诚反对这种皓首穷经、无关世事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态度，认为学术应该“经
世致用”，提出“文史校雠”的治学途径。与主流学风的格格不入使章学诚的学术在当时不能
彰显和光大，正所谓“生时既无灼灼之名”。然而正是处在当世学风之外，使他更能洞察乾嘉
学界的弊端和隐患，“实斋著《通义》，实为针砭当时经学而发”。针对当时的学风，章学诚在
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心得。 一、功力、学问与性情 “功力”
和“学问”之辨是章学诚学问观的出发点。他认为“功力”和“学问”是不同的，它们之间
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博
约中》)学问需要深厚的功力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因此就把功力当成学问，“指
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博约中》)。秫黍和酒的比喻形象地揭示出“功力”
和“学问”的本质区别：两者之间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更存在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在他看
来“博学待问”并不是学问，“著述成家”才是真正的学问。著述之难前人多有论述，如顾炎
武《日知录》十九卷中有“著书之难”条专门讨论此 问题 ，他认为《吕氏春秋》、《淮南子》
不能成一家之言，此二书不过是“取诸子之言汇而成书”，“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
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所持观点与章学诚的“纂辑”和“著述”很相似。
“纂辑”指“搜罗摘抉，穷幽极微”，“著述”则指“专门成学”(《博约中》)。“纂辑”虽然
是博闻强识之学，但它只是记诵之学，没有达到由博而返约，它只是学问的一个阶段，而非
终点，只是求学的功力，不能自立。而要使“功力”转化成“学问”，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
“性情”，“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
质而未学者也”(《博约中》)。每一个学者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性情”，好的“性情”就是“美
质”，要以功力深之才能有所成就。 章学诚主张做学问首先要从“性情”人手。“性情”
指的是个人的天资和兴趣，也包含读书中的个人感悟和体会。他在《说林》说：“道，公也；
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行气之私者也；天
者何?中正平直，本于 自然 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学私。”“道”具有“公”的性质，有“天
下之公器”之意。而学术则具有“私”的品格，每位学者的学术 研究 必然会打上个人兴趣
才力的烙印，具有个人特色。“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
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博
约中》)章学诚论学深受王阳明良知良能说的 影响 。王阳明继承孟子的“人人皆可为圣人”
之说，进一步阐释“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认为人
内在都具有“良知良能”，都有 学习 的能力和成为圣人的能力。良知是本体，“致”良知是
工夫，两者之间存在着本体与工夫之辨；良知是先天的、先验的，但只有“致”良知，良知
才能被主体自觉认识，良知只有在功夫展开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章学诚对此进一步发挥，将
其运用到治学之上，就是要寻找学术中与主观天资相契合之处。“学术功力必兼性情，为学之
方，不立规矩，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博
约下》)，他主张为学之人首先应该认识到自己“资之所近”的性情，再施以功力，即“良知
良能其道易入”(《答沈枫墀论学》)。总之，认为学术是由潜藏于自我之中的某种价值或原
理——实斋亦将其表达为“性灵”——所引导而进行的极为个体的活动。但如何清楚地了解
自己的天资和性情爱好，这就需要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寻找和验证，“人生难得全才，得于天
者必有所近，学者不自知也。博览以验其趣之所人，习试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
所至，是亦足以求进乎道矣”(《答沈枫墀论学》)。章学诚论学还主张博与约的结合，初学
者读书要博，通过广泛的涉猎和阅读开阔视野，寻找与自己心灵契合、能激发自己兴趣的学
术领域。为学除了依循性情而人之外，还要依照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对为学方向做出选择，又
云“大抵文章学问，善取不如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
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是以舆薪有所不顾，
而秋毫有所必争，诚贵乎其专也”(《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根据自己的天资和性情对
为学方向有所选择，成为“专家”，即由博返约。章学诚的这种感悟，也包含着自我审度的经
验。他自谓：“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
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家书三》)又谓：“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
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
为著述，以趋 时尚 ，此吾善自度也。”(《家书二》)在考据之风风靡之时，章学诚能够结合
自身的特点不趋时风，另辟蹊径，从史学入手以“文史校雠”为治学门径，最终在学术史上
留下青名，这也是他“善自度”的结果。 二、趋风气与开风气 “性情”
不仅和个人的治学相关，而且和“风气”的因循和变更也有密切关系。“风气”指某种 时代 精
神和时代风气。为学之人若丢掉了自己的“性情”而趋于一时之风气，于己于学术都无裨益。
章学诚在《答沈枫墀论学》中云：“历观古今学术，循环衰盛，互为其端。以一时风尚言之，
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势也。学者祈向囿于时之所趋，莫不殚精竭智，攻索不遗余力，自
以所得远过前人，圣人复生，不可易矣。及其风衰习变，后人又以时之所尚追议前人，未尝
不如前人之视古昔。汉、唐、宋、明以迄昭代，作者递相祖述，亦递相訾议，终身遁于其中，
而不自知其守器而忘道，岂有当哉!”(《答沈枫墀论学》)这揭示了后代学术既是继承和 发
展 前代学术精华而来，也是矫正和弥补前代学术偏颇而起，在发展演变中存在一种互为因果
的关系。章学诚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学风，他认为任何一种学术风气都是“偏而不备”(《答沈
枫墀论学》)，“虽善必有其弊”(《淮南子洪保辨》)，都是不完满的；而趋风气更会产生诸
多弊病。历来“囿于时之所趋”是学界的普遍现象，学者趋风气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全面客
观地对待学术问题，“自来门户干戈，是非水火，非必本质如是，皆随声附和者之求加不已，
而激至于反也”(《淮南子洪保辨》)，从而使一些学术问题的本来面目变得扭曲和模糊，不
能起到摧陷廓清的作用，只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天喻》)，徒增误论和繁复。然
而学者之所以会趋时风，“不问天资之所近，不求心性之所安，惟逐风气所趋，而徇当世之所
尚”，原因在于“毁誉重而名心亟也”(《答沈枫墀论学》)，“好名之甚，必坏心术……凡好
名者归趣未有不俗者”(《家书七》)。所以，章学诚反复强调“为学之要，先戒名心；为学
之方，求端于道”(《答沈枫墀论学》)，也就是学者首先要“正心诚意”，不为名利所牵绊，
培养自己良好的道德情操和独立的学术品格。此外，学者除了应该不趋风气之外，更贵在能
够开创新风气，挽救旧风气的弊端。“君子之学，贵开风气，而不贵趋风气。盖既日风气，无
论所主是非，皆已演成流习，而谐众以为低昂，不复有性情自得矣。……天下事凡风气所趋，
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去弊而救其偏，转不重初起之是非。谓既入风气，而初
起之是非已失实也。”(《淮南子洪保辨》)他提倡学术应该经世致用，也就是通过扭转不良学
风来起到救时弊的作用。他在《上钱辛楣宫詹书》中说道：“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
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
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繁琐的考据学的弊端在后世日
益暴露，章学诚能够身在其中而察觉其弊，并不遗余力地加以纠正和补救，确实具有敏锐的
学术眼光和极大的勇气。《文史通义》一书针砭学风流弊的价值超出史学的范围，在思想史和
文化史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