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布楚条约》到《恰克图条约》——中俄文化交流的历史片断

从《尼布楚条约》到《恰克图条约》——中俄文化交流的历史片断 [ 124.79.238 ] 于2009-02-21 11:06:12 上帖 [ 发短信 ]

以1689年《尼布楚条约》为开端的平等的中俄政治关系为两国文化领域的交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中俄关系的正常化使两国官方及民间都有可能在友好的气氛中了解和认识对方。从《尼布楚条约》到《恰克图条约》，短短的二三十年中，两国在语言文字、宗教、医学、手工工艺、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文化交流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语言文字方面，双方都明显加大了研究对方语言文字的力度。清政府积极利用“招降收养”的“俄罗斯佐领”中部分人员充当俄文翻译，以解对俄交涉燃眉之急。清代史籍中多次提到的罗多浑，是一个在中国长大的俄罗斯人。他的父亲伍朗格里于顺治五年(1648年)在黑龙江向清政府投诚(他可能是1643—1646年波雅科夫率领的侵扰黑龙江江口一带队伍中的一员)，投诚后，受到清政府厚待，被允许娶妻生子。康熙七年(1668年)，清政府将所收降之俄罗斯人编为半个佐领，即以伍朗格里为头目。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俄罗斯人由半个佐领扩编为整佐领，仍由伍朗格里管理。伍朗格里死后，其子罗多浑继袭父职，并成为清政府得力的俄文翻译，参加了中俄尼布楚谈判工作。同时，清政府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满、汉人学习俄语。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根据康熙皇帝谕旨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俄语学校正式开课，学校初称“俄罗斯学”，校址设在俄罗斯馆，后迁左翼马市西北大佛寺，首批学生共计68人，第一位外籍教师是该年到京的俄国国家商队商人瓦西里。 俄国方面培养满、汉语人才的重要举动之一，是于1725年在伊尔库茨克开办了一所蒙文学校。开办这所学校的创意，是俄国使臣伊兹玛伊洛夫最先提出的。1721年，从北京返抵伊尔库茨克的俄使伊兹玛伊洛夫想看一份蒙文信件，却找不到“可靠的皈依正教的蒙古人”1。这促使他正式建议曾同他一起出使北京的“耶稣升天”修道院院长普拉特科夫斯基在伊尔库茨克就地开办一所蒙语学校，培养俄罗斯的蒙文翻译。1726年这所蒙文学校的在校生有25名，每人每月可领取30戈比现金，两普特2黑麦、5磅燕麦片和2磅盐，作为生活补助。而对满、汉语的研究和学习，俄国方面的最大成功是获准在北京派驻一个“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这将给它提供一个难得的培训俄国中国学家的基地，但能否如愿，还要取决于今后两国关系大气候是否正常。 在宗教方面，清政府对在华俄国人实行宗教自由政策，允许其传教，并提供教务活动场所。最初主持教务的马克西姆·列昂节夫等人利用其长期生活在中国的方便条件、积极在俄罗斯人的中国籍妻子及其亲属中发展教徒。有的书还记载说，列昂节夫甚至还发展了“好几个有身份的中国人皈依希腊正教”3。此事在1693—1694年使华的伊兹勃兰特·伊杰斯的《使华笔记》中可以找到根据，伊杰斯记载说：“俄罗斯人也在北京建了教堂，给许多要人施行了东正教洗礼”4。列昂节夫则平时完全一幅中国人的装束打扮，剃发留辫，广泛交际各层次中国人，以便更多地发展教徒。 不过，列昂节夫很快发现，要维持北京的东正教活动，仅靠他一个人的力量，孤掌难鸣。当1698—1699年第一支俄国正式国家商队(梁古索夫商队)来京时，列昂节夫曾向商队成员伊凡·萨瓦季耶夫诉苦说：“他既衰老又双目失明，只能靠他的年轻的儿子帮他的忙”5。但从历史记载来看，早在1696年，俄国“托博尔斯克大主教兼西伯利亚总主教”就曾指令色楞格斯克“圣三一”修道院院长米萨尔，把一个名叫劳伦特·伊凡诺夫的东正教司祭与上图拉城传教士格利高里·纳维茨基一起派往中国，帮助列昂节夫主持教务，同时带去一封大主教写给列昂节夫的信，让列昂节夫把他的儿子送到托博尔斯克来接受教会司祭圣职。没有资料表明，这个劳伦斯是否到了中国，我们从清政府拒绝1694年初俄使伊杰斯关于为来华“短暂停留”的俄国人建造教堂的要求6和1702年俄国商队头目萨瓦季耶夫关于另派两名俄国教士来华接替年迈的列昂节夫的请求来看，清政府当时是不会同意接收两名并非永久居住于中国的东正教主持人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来华的每一支俄国商队，都有若干名东正教传教士随行，7以商人名义入境，而以教士身份与北京东正教会加强联系。 直至1711年，以胡佳科夫为首的俄国国家商队到达北京，再次请求清政府准许俄方另派教士来京接替列昂节夫，此时又恰逢清政府正拟派遣殷札纳使团报聘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须假道俄罗斯西伯利亚前往伏尔加河流域,双方这才达到妥协办法:清政府作为交换条件同意以修士大司祭伊拉里翁·列札伊斯基(旧译依腊离宛·列扎伊斯基)为首的10人传教士团来华。然而伊拉里翁1715年到京，1719年即因病死去，领班一职空缺。1721年，俄国政府决定派遣英诺森·库利奇茨基主教前往北京，接替死去的伊拉里翁主持北京东正教会工作。但是此时两国之间的边界纠纷和贸易争端已经十分尖锐，外交关系日趋紧张。1722年，清政府正式通知俄方:在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获得妥善解决之前，英诺森主教不能入境。 俄方立即对清政府拒绝俄国宗教要求的做法采取报复措施。当时，中俄两国中段边界尚未划定，在俄方实际控制区内的安卡拉河支流奥卡河右岸，有一座蒙古人称之为“塔邦——蒙达尔加”的石山，山上有一尊石头佛像。当地蒙古部族首领曾奏告康熙皇帝并“盛赞”这尊佛像的“珍贵”和“神奇”。据说，14—16世纪初建立过中亚大帝国的帖木儿也曾给这尊佛像“供献过祭品”。康熙皇帝很想把这尊佛像从奥卡河“搬运到北京去”，或者将其“临摹”下来，于是将此意告知当时正住北京的俄国商务代表郎克。郎克于1721年10月就清政府请求派官员赴“萨扬石”(即“塔邦——蒙达尔加”山)一事给俄国外务委员会写了一封信。翌年9月，郎克又给清政府派赴石山的4名官员签发了一封证明信，允许他们前往那里。两个月后，这四名官员(别基巴伊纳、图巴伊、图理琛和纳图盖)率领24名随员和3名蒙古喇嘛抵达俄方控制的色楞格斯克，递交了郎克的信函，请求俄方当局予以方便。然而此时西伯利亚首府托博尔斯克总督已经接到了俄国枢密院的命令：“不得准许从中国去的官员越过贝加尔湖观看”石山佛像。于是，总督以此刻沙皇“正在远征波斯”，军务繁忙，而没有沙皇的谕旨，他们不敢擅自允许中国官员过境为由婉拒放行。但同时表示，为了满足中国皇帝的要求，他们可以派遣俄国官员前去“观看这尊佛像，并把它临摹下来送往北京”。据俄国档案史料记载，俄国西伯利亚当局于该年年底特派库兹涅茨克军役贵族伊万·布特克耶夫等二人前赴石山，画下了这尊石佛的图象：“他们在乌拉河左岸、伊加河上游的巴图尔—鲍奇大道上距离石头山四十俄丈的一块平地上找到了这尊石头佛像。佛像面朝东南，埋在地上，高一又四分之一俄尺，额上有伤痕，面颊上有许多小凹，没有双臂”。至于这幅画像是否转给了北京，档案中没有记载。 在医学方面，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与认识正在深化。为了了解中医中药的成就，俄国常在赴华使团商队中配备专门医生，带任务前往。如在1693年到京的伊杰斯“使团商队”中，就有一位“药剂师兼医师”克利斯多夫·卡尔斯坦斯，选派他来中国，是要他“在这些国度里找寻可以入药的根茎、草和种子”8。历史上没有留下他在中国工作的任何资料，但有资料表明，他在随伊杰斯使团返回俄国后，成了一名很有身份的名医，连沙皇都敬他几分。1705年8月，沙皇彼得一世写信给总理大臣加·伊·戈洛夫金，要他尽快找到卡尔斯坦斯医生，速命其前来觐见沙皇，并指出，他可能在伊兹勃兰特·伊杰斯处，“极需此人，因他熟悉各地情况”9。 康熙年间的中国对西方医术已有一定了解。康熙本人就“很注意研究欧洲的医药”10。特别是自1692年康熙皇帝高烧不退，御医个个束手无策，幸得耶稣会士洪若翰和刘应神父用金鸡纳霜治愈了他的疟疾之后，康熙皇帝对西方医学愈益颇有好感，后来还曾主动请求俄罗斯派遣医生来华。 康熙皇帝邀请俄国医生来华之事，中俄史料中均有记载。清政府官员首次向俄方提出这一请求是在1711年俄国胡佳科夫商队来华之时。胡佳科夫奉俄国政府之命，请求清理藩院准许俄国派司祭来京接替年事已高的列昂节夫，并以此作为俄方同意殷札纳使团过境的交换条件。清政府同意了这个意见，同时表示，俄方若有“良医”，希望届时能与司祭同来。一年后，以殷札纳为首的清政府使团启程赴土尔扈特。1713年8月，使团抵达俄境托博尔斯克城。殷札纳等在此将“康熙皇帝希望有一个欧洲医生”的意向，再次告知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11(此事在图理琛的《异域录》一书中有详细记载)。加加林当即告称，“医士此处无甚良者，已差往莫斯科洼调取，尚未曾到，天使回国时，可以到此”。12清代档案中保留下来的俄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1715年来函也写道：“贵国大臣遣回我商务专员彼得·胡佳科夫时，曾寄语请选派良医。我商务专员返回后即报知本总督。再，贵国派往阿玉奇汗地方之使臣等亦曾告请本国选派良医遣往贵国等语。故本总督照尔大臣所请，遣我俄罗斯国昂格利13良医托玛斯·哈尔文，由未入我俄罗斯教之劳连斯·郎克及五名俄罗斯人陪同前往”14。 这个哈尔文是一个来自圣彼得堡的英国外科医生，他是自愿应聘的。1716年8月，哈尔文与郎克等人抵达色楞格斯克，因管理中国入境事务的土谢图汗只准哈尔文、郎克等7人入境，而不准随行之6名马弁入境事，哈尔文曾致函土谢图汗，“恳乞”一并放行”15至于哈尔文在中国的行医情况如何，尚未发现详细资料。但据加恩所著《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一书根据俄文档案史料所作的记载看，哈尔文在中国履行了他的职责，他“发觉皇帝身体十分健康”。16 哈尔文是1717年下半年离开北京返俄的，在华逗留时间大概有一年左右。清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