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文人和山水文化

两千多年前的圣贤孔子有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一千多年前的醉翁欧阳修曾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近代进步思想家林则徐写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样的例子稍稍有点文学修养的人恐怕都能枚举很多，从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潇洒到杜甫“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的深沉，从王右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到孟浩然“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的幽美。山山水水，草草木木，已然根植于每一个中国文人的心怀，主观而艺术地完美再现于他们的笔端。

中国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山水文化组成的。纵观历史，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中国文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退居山林，悠游于山水之间、放情于世俗之外，对酒当歌、清流赋诗。无论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自身的精神情趣，或者是对文化品位的追求，总之，他们对自然山水均有一种特殊的眷恋，偏执到无从可考，又自然到随心所欲。上至达官显贵、名门望族，下至平民百姓、贩夫走卒，只要略懂文化，就会把隐居山林寄情山水当作最终的归宿。特别是那些文化品位越高、精神要求越强的人产生这种愿望的念头就越强烈。

说到隐居，还得从头说起。在尧舜禹时代就多名士，他们也多隐居山林，不问世事，尽管如此却深受人尊重，令人诧异。就像许由，尧有意把帝位禅让于他，而他不但不为所惑，反而认为这弄脏了他的耳朵，竟还要跑到河边去洗一洗，算是真正的隐士了。而最出名、对后代影响最大的就要数庄子了，他的一篇《逍遥游》不知羡煞了多少人、引导了多少人、憧憬了多少人。然而他们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居山水的文人，他们只是力求摆脱世俗对自身的限制和对文化的束缚，追求更高位的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借助自然山水的力量来传达自己对文化的见解和思想风度。真正把山林隐士做地道、做漂亮了当是后来的陶渊明了。他凭借诗、酒、菊花做到了真正的隐士。或许他的归隐是出于政治原因，但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事深受后人赞许，也多为引用，更何况他还营造了一个桃花源的山中理想国度，足以成为后代文人的标杆。还有他前期的“竹林七贤”，算是为政治而隐居的代表吧！由于当时处于晋朝初期，司马氏窃篡曹魏政权，大势虽定，但民心未稳。司马氏虽表面上招贤慕能，但实怕诸多文人的议论及讨伐，时时处于紧张焦虑状态，采取极端高压统治：对异己血腥打压，同时招集文人为自己歌功讼德。于是，就产生了两晋时期的浮华奢糜之风。就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有些正骨文人不甘做朝廷的傀儡，却又言不能达其志，就不得不退隐山林、赋情山水，在自然风景中消耗、积淀，以景抒情、借山水表达其意，影射当政。

或许两晋昏暗的政治造就了诸多思想的大家吧！就在陶渊明稍后时期，又悠悠出来个谢灵运。他不是躲避政治，也不是厌弃世俗，而是纯粹的追求自然追求美，是人类对自然渴望最朴质的解释。他一生到过很多名山大川、淌过很多大河怒水、住过很多名刹古庙、也写过不少诗篇，清新自然、纯净流畅，丝毫不含两晋时期浮华无实的风气，真实准确把握自然山水之美，然后再付于笔端，使一代又一代人从中领略自然的伟大。他清新淡雅的风格与陶渊明的朴实无华相映照，对抗了整个晋朝的浓艳铅华，一扫两晋文化“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景象。同时，

在晋末时期有一位更特殊的人出现了，他就是权倾朝野的名门代表、连皇帝都要对他礼数有加、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宰相——谢安。他一生留情山水，超然物外。尽管在淝水之战后，他足以名扬天下、留芳千载，但他依旧不肯居住尘世，毅然退居南山、隐归山水，作玄学研究。其实从他的日常行为就可以看出他对山水的喜爱，早在淝水之战以前就曾多次隐居，但是为了谢家的前途又不得不出山，纵然官至宰相仍不忘山水，经常到秦淮河游玩。而且他本身的玄学研究也超越了世俗，红尘往事再难给他灵感，只有退居山林与自然对话，在与宇宙空间的对峙中获取心灵的空净，进而理解、领悟玄学的内涵，借助自然的空灵与宇宙的广博来渐善内心的充实和思想的纯备。

时间那笨重的车轮缓缓向前行驶，辇出一条条深壑，那是十六国南北朝的印迹，正值外氏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地区战火纷飞、生灵萘炭、民不聊生，千里沃土变得焦黑、四围锦秀变得枯败。这样的世界已不是文人的世界，这样的时代已不是文化的时代。文化始终是要给政权、战争让步的。就这样中华古国博大菲宏的文化在战火中焚毁几篇，在历史循进中丢失几页，再有当权者有意坑埋几本，剩下的就寥寥无几，供我们子孙后代继承、珍藏。

时间的箭头指向了唐朝。生命终于开始有了活气，色彩开始变得鲜明，线条开始变得生动国富民强、经济发达、政治清明，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华也果真多龙虎之士，虽因时所困，不得腾飞，但一遇时机，就一飞冲天，俯瞰众生。由于唐朝的政治、经济以及烘托文化的环境都适宜，就使得唐朝的文化飞速发展，众彩纷纭，汪洋姿肆，形成一种高度，是璨烂辉煌的顶层，使后代人只可抬头仰望，却难以攀登。正是这样的气氛烘托出这样的文化，而文化最终要服务于国家、人民，这是永恒不变的至理。唐朝诸文人也都明白，他们也多渴望能建功立业、名显当朝、荫及妻子。“至君尧舜上，复使民风淳”是当时文人普遍的心态。然而，在封建时代，无论政治清明与否，统治者们需要的多是为朝廷歌功颂德，而不是时时刻刻挑毛病、找错误、拼死谏的文人。而文人又多少有些天真，总以为凭一己之力就可使君尧舜。他们凭借自己的文化感知来构想治国之道，虽美好，但也不过是痴心一片，难以实施。最终他们难逃被贬谪的命运。像李白，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精英，站在文化的最顶层，笑傲众生。然而又如何？文人的天真难逃别人的忌恨，谄媚妄言比任何诗词章赋都有力量，一纸文书将你驱谪千里。就好像一台机器上的一个小小的零件，弃之亦不觉可惜。但是就李白的整体情怀而言，一个小小的县尉或别的什么还是太狭小的存在，他有他自己比较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有比较硬朗的主体精神和理性思考，应在更大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而不是被当作僵硬机体的无用零件随处拆下，随处安装。也就是对这种尴尬境地的透彻认知，他放纵山水，把情怀融入山水、美酒、月光之中，借此散发生命的美和不甘，也借此完善生命主观感悟和人生精神境界，完成人类回归自然，人与自然相溶合的至高境界。把自身思想与宇宙万物结合起来，归结人生最哲理、也最基本的思考。还有后代的苏东坡，依旧是这种情况，依旧有这种情怀依，旧放达山水、沉迷自然。

唐代的王维大概和谢安差不多吧,官至右丞相,也不算小了。但他依旧不为所惑,甚至在做官时期就过着半隐居的生活,直至与朝廷宫门脱离关系,成为真正意义的隐士,完全融入自然。用诗篇描绘出大片的自然美景,而他自己呢?也为那片自然美景所陶醉,所吸引,深深地沉入其中,不能自拔,也不愿自拔,只求能在其中一生一世，度过佘年。同时这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