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欧、亚民族大迁徙

第一章亚、欧大陆民族大迁徙

参考文献：

1．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2．《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

3．杨邦兴《日耳曼人大迁徙》，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4．林悟殊《古代日耳曼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5．马世力主编《世界史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前工业文明与地域性历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7．朱寰、马克垚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思考问题（6个）：

1．简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往的形式及其后果。

2．试析古代社会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融合。

3．简述匈奴西迁的经过及影响。

4．简述公元前后亚、欧大陆民族大迁徙的原因。

5．试析民族大迁徙对亚洲文明的影响。

6．试析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历史意义。

第一节文明的冲突与交往

农耕文化1

农耕文化2

一农耕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

人类文明自产生之日起，就在纵向和横向两个不同维度上发展，它们不是彼此割裂、分别进行的，而是彼此联系、相互制约的。“所谓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所谓横向发展，是指生活在各地区的人类的活动，由相互闭塞到逐步联系，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最终走向整体、统一的历史进程。”[1]人类自使用新石器引发农业革命起，开始了由食物采集者和猎取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的过程。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不同，人类或由采集进而种植谷物，开始农业耕作；或由狩猎进而驯养动物，开始游牧生活。一般看来，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大河流域率先出现农业文明。

大约从8 000～7 000 BC起，形成一个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文明区域即农耕世界。其中，在西亚、东亚和东南亚、中美、南美等地先后形成了几个各具特色的农业文明的中心。如在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类通过栽培野生的麦类，使当地成为培育、种植小麦、大麦的农耕中心；在东亚黄河流域出现了以培植谷类为主的原始农耕，而长江流域和东南亚及印度恒河一带的原始农耕，则以培植水稻为特色。此外，在中美洲的墨西哥和南美洲的秘鲁，也分别发展起以种植玉米为特色的农业中心。

考古学证明，在原始的农耕中心形成之后，农业生产技术就开始缓慢地向其他适宜农耕的地区扩展。如西亚美索不达米亚的麦类种植，就向东西两翼分别扩展：东北到伊朗北部、阿富汗一带；东南到俾路支及印度河流域；向西进入爱琴海诸岛和希腊，再深入中欧、南欧和东欧地区。中国和东南亚培育的小米、水稻，中美、南美培育的玉米，也逐步向各自周围地区扩散。在经历了数千年的缓慢发展后，到了上古时代晚期，亚欧大陆的文明区域由最初围绕大河流域出现的一些孤立据点，已经发展为一个东起亚洲的日本、朝鲜，经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到东南亚、南亚及西亚和小亚细亚，再接东南欧、东欧、中欧、西欧，直到不列颠的广阔的农耕世界。

由于作物培植对土壤质地的特殊要求，农耕世界的人类逐渐定居下来。定居农业的出现，使得生产的增长率有了较大提高，也使人类自身的生产能力有了较大增长。物质资料生产的增长和人类自身生产即人口生产的增长，使农业文明区域的人类社会纵向发展的能力和速度大大提高。丰饶的食物、众多的人口，使更多的人民可以从事农耕以外的活动，如手工制造、金属开采和冶炼、开凿河渠、土木建筑、社会管理、宗教祭祀等等。但是，定居农业客观上存在着一个不可否认的缺陷，就是农耕世界各个部分彼此之间缺乏经常的联系，处于一种相对闭塞的状态。

二游牧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

[1]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总序言；马世力主编《世界史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游牧世界1

游牧世界2

在农耕世界的北方，存在着另一种适宜于人类游牧、半游牧的广大区域。这里雨水较少，地域广阔。到了春季，皑皑的冬雪融化之后，滋润着丘陵、平原和草地。一到夏天，花草茂盛，游牧地区就成为动物的生存与繁衍的理想之地。于是，在东起西伯利亚、蒙古草原，经中亚细亚、黑海、咸海和高加索，直至黑海北岸的喀尔巴阡山麓，水草丰美、适于畜牧的草原地带，形成了一个大体与农耕世界南北平行的游牧世界。

北方的游牧世界，由于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民族众多，发展程度也不尽相同。有

的是在大漠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纯游牧部落，有的则已开始半牧半农，并逐步转向定居生活的部族。从总体而论，游牧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农耕世界。他们的主要经济活动是畜牧业生产，零星散布的农业尚不占重要地位。以金属冶炼和制造技艺为主要内容的手工业生产虽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但其总体水平仍无法与南方的农耕地区相比。由于物质资料生产水平相对低下，游牧民族的人口增长速度相对缓慢，而且经常依靠对农耕世界的掳掠以补充其匮乏的物质资料来源。为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游牧世界，其社会分工和社会阶级分化也相对滞缓，原始的社会组织牢固地存在。至公元前夕，游牧世界各族社会发展还大都处于部落联盟时代，基本上还没有形成文明更高阶段的国家。有的民族虽因斗争的需要组成了国家，但它们仍带有浓厚的氏族残余。

在世界历史发展上，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影响比较大的游牧民族主要有喜克索斯人、匈奴人、日耳曼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土耳其人、月氏人等。经营粗放是游牧世界各民族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在大漠草原放牧畜群，各游牧民族随季节变化逐水草迁徙。而作为生产资料的天然牧场，其资源相当有限，只能承载一定数量的牲畜和人口，如遇人口过量增长，或自然灾害的侵袭，某些游牧部落便难以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除了尚武好战外，这也是导致游牧世界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两个世界人类文明的交融

南方农耕，北方游牧，是人类早期自发形成的最主要的社会生产大分工形式。南北两个世界虽然都有各自的主要生产形式和主导产品，可以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但无法满足生产与生活的全部需求。一方面，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农耕世界为例，生息繁衍在这里的各农业民族，经常在牲畜、皮革、毛类、乳肉制品及战马等方面要仰赖游牧世界。另一方面，游牧世界虽然有的地区也兼事农业，但其主要生产部门为畜牧业，手工业更是微乎其微，这样，游牧民族在生产、生活中所需要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主要就得靠从农耕世界输入。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这种因自发分工而形成的经济的互补性，随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需要而更加凸显，彼此之间的交换与交往通过多种手段逐渐发展起来。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关系，首先表现为经济文化的交流”，[2]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成为农耕、游牧两个世界关系的主流。农耕世界先进的农产品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输往游牧世界，随之南方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也传到北方，这不仅使游牧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而且促进了北方民族游牧文明的全方位发展。游牧世界的牲畜、皮革、毛类、乳肉制品以及战马、乐舞等也经常输入农耕世界，同样丰富了农耕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南方农业文明的发展。长期以来，在双方接壤之地，来自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个世界的广大民众，以日常交换、商队贸易等方式进行着广泛的民间交流。有时，双方的国家政权也会介入其中，甚至成为彼此交流的主角。无论是民间自发的还是官方组织的，物质交换和人员交往对于两个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丰富，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与和平友好并存，也时常发生两个世界之间的互相敌对、彼此侵略和征服。北方游牧民族或因人口过量增长，或遇自然灾害严重侵袭，在其内部斗争加剧的情况下，为寻找新的生活资源，便向外侵袭扩张。尤其是当这些游牧民族强大之时，便不断向富庶的南部进攻，屠杀人民，劫掠财物，虏获工匠。游牧世界具有一个农耕世界无法与之比拟的特点，这就是它的流动性较高的机动能力。在军事上，这个特点非常重要。有了这个特点，机动性强的少数就能制胜安土重迁的农耕世界的多数。自从战车和马匹进入历史之后，游牧世界的各部族本来就已具有的机动性，更成倍地得到增强。由此而形成的冲击力量，往

[2]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上卷第195页。

往使农耕世界的文明先进的国家处于难以防御的地位。为了应付这种威胁，农耕国家不得不付出巨大的国力进行防御建设。秦汉中国在北方兴建的长城，罗马帝国在多瑙河、莱茵河之间，及不列颠中部所修筑的边墙，都是出自于这种战略的考虑。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关系，不仅表现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入侵和征服，同时也有农耕世界对游牧世界的入侵和征服。农耕世界的国家和民族，则往往以上国或优秀民族自居，蔑视周边的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称其为“蛮夷”。文明大国一旦富强，就以绥靖边疆为由，以武力掠取、征服游牧民族的土地，或置“藩属”，或抚其民为“同盟者”，征收贡赋，实行长期统治。公元前后，东方的秦汉帝国就曾对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地区进行广泛的经略，西方的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对亚、非、欧广大地区也进行过大规模的征服战争。这类劫掠与反劫掠、征服与反征服，往往在两个世界各民族间引发广泛的、经久不衰的战争。但这些暴力冲撞也是人类接触与交往的一种方式。

两个世界以和平的，或暴力的方式不断交往的结果，打破了彼此间的闭塞状态，扩大了人类的文明区域。先进的农耕民族对落后的游牧地区的经略和征服，使文明区域的周边地带逐步地被纳入到文明社会体系之中；在条件具备时，落后的游牧民族则以暴力手段冲入农耕世界，而后以定居或建立新王朝统治的方式，融入文明体系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人类全球化过程是从古代社会两个世界的交融开始的。公元前后数百年间，这种情形在东西方都曾多次出现。例如，秦汉时期中国对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经略，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对亚、欧、非广大地区的征服，都使这些地区逐步进入文明社会。再如，AD 1世纪中叶，中亚的大月氏贵霜部攻灭大夏王国，联合吐火罗人，形成庞大的、具有高度经济文化水准的贵霜帝国。这个帝国的版图北起花剌子模，南抵印度半岛的文迪亚山，是游牧民族在入侵农耕世界并定居以后建立的具有高度经济文化的文明古国。4世纪东亚北方的诸多游牧部落，在与两汉帝国的反复冲突之后，利用汉末、魏晋之际的内乱，攻入中原，建立起诸多国家政权，即“五胡十六国”也是游牧民族在农耕世界建立的国家。总之，亚欧大陆上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既相互交往，又彼此渗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打破了闭塞的局面，促进了不同民族和文明的汇合，开始了人类全球化过程。

第二节亚、欧民族大迁徙

一、亚洲东部的游牧民族

3 BC世纪末～AD 3世纪初，亚洲东部大部地区隶属中国的秦、汉帝国的版图。中国的中、南部为汉族和其他农业民族的聚居地，北部草原、沙漠地带则是各游牧民族生息活动之地。在北方游牧世界，包括许多民族在内的鞑靼族称霸一方，他们被称为“胡人”或“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1]，其中的匈奴人（Huns）影响最大。正是这个游牧民族的发展和游动，导致了几个世纪之久的亚欧大陆民族大迁徙。在公元前后数世纪内，亚洲东部的民族大迁徙几乎都与匈奴民族的活动有关。

东胡在匈奴东部，中国春秋时期称其为山戎，战国后统称东胡，语言为蒙古语族的一支，即后来的鲜卑语。东胡原驻牧于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汉初为匈奴冒顿单于击败，其中一支退居大兴安岭的乌桓山，故称乌桓；另一支退居大兴安岭北段的鲜卑山，故称鲜卑。北走的鲜卑，初因乌桓阻隔，未能与汉朝联系；后来势力日渐强盛，匈奴西迁后，其尽占匈奴之地。匈奴的西部是月氏和乌孙。月氏人和乌孙人居于“敦煌、祁连间”[2]，乌孙人大体上分布于肃州（酒泉）以西至敦煌之间；月氏人大体上分布于肃州以东至张掖之间。

[1]古代中原民族称西方异族为“胡”，北方异族为“狄”、东方异族为“夷”、南方异族为“蛮”。葱岭

一带即是“胡”地，葱就原产于此。葱以、胡瓜、胡椒、胡萝卜、胡琴等都是从葱岭东传来的。

[2]参见《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

在月氏人的南部为另一游牧民族羌人，在乌孙的西北为塞人。在匈奴北部为丁令和坚昆。丁令又作丁零或丁灵，春秋战国时分布在贝加尔湖地区西至阿尔泰山以北。公元前后，东部丁令曾游牧于贝加尔湖以南，西部丁令则游牧于额尔齐斯河至巴尔喀什湖之间地区，均属匈奴统治。后来联合乌桓、鲜卑等族夹击匈奴，迫使北匈奴西迁。坚昆，又作隔昆、结骨或居勿，属突厥部落之一，西汉初受匈奴统治。1 BC世纪70年代，乘匈奴势衰，脱离其控制，移居叶尼塞河上游，创立叶尼塞文字。匈奴西迁后，势力有所发展，但至AD 3～4世纪又处于突厥汗国的统治之下。

中国北方诸游牧民族中，势力和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匈奴。据文献资料推算，汉初匈奴强盛时人口约有200万，后来由于内争和分裂，有所减少，但也不少于150万。我国史书中对匈奴有大量记载，春秋时称他们戎或狄，战国以后始称匈奴或胡人，秦汉以后才逐渐统称为匈奴。匈奴人原兴起于黄河河套地区以及阴山一带，后来不断南下侵略。秦统一六国后，曾派大将蒙恬率军30万北击匈奴，并筑万里长城以阻匈奴的骚扰。西汉初年，匈奴发展至鼎盛，控制范围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达辽河，西逾葱岭形成囊括大漠南北、蒙古草原的强大国家。据司马迁记载，匈奴人长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畜群是他们的主要财产，牲畜有马、牛、羊、骆驼等。在和汉族交往的过程中，某些部落发展了农业。另外也出现了手工业，如铁制武器、生产工具、制乳、制陶等行业，但多数手工业品仍靠和汉族互市获取。在和汉族的贸易中，匈奴主要输出马匹及其他牲畜。

匈奴帝国

和汉族的频繁交往，不仅丰富了匈奴的物质生活，而且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发展。3 BC世纪，匈奴人在早已存在氏族、部落组织的基础上，形成了部落联盟，并产生了总头领—单于。“单”是匈奴语“大”的意思，“于”是部落联盟的首领。部落是部落联盟的基本单位，一个部落多达3 000~4 000人。部落的基层单位是“帐”，相当于农业居民的户。一家老小同住一个帐篷，约5至6口人，是为一帐。私有财产已经出现，俘虏不再被杀死，而是当作奴隶在生产和服务中使用。随着阶级分化的加剧，匈奴社会分裂成贵族、平民和奴隶三个社会集团。各集团财富的多少、地位的尊卑差别十分悬殊。平民从事生产劳动和服兵役，有的平民也蓄养奴隶。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匈奴的扩张性和掠夺性更加强化，他们以暴力夺取财富和掠夺人口为荣。[1]

[1]参见《史记·匈奴传》。

长期以来，匈奴是中原的北方边患，燕、赵、秦三国不得不在北方分别修筑长城，进行抵御。匈奴与中原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中就有匈奴人与燕、赵、秦三国交往的记载。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连接和扩展三国长城，建起了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并派蒙恬率军防御匈奴。209 BC，匈奴太子冒顿在一次围猎中用鸣镝射杀老单于头曼，自立为撑犁孤涂单于，即天子之子之意，习称冒顿单于。随后他对不肯听命的王亲贵族、同胞兄弟和幕僚大臣悉数诛戮，以确立新单于的统治地位。秦汉之交，冒顿利用楚汉相争，竭力向外扩张，成为亚欧大陆游牧世界一股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206 BC，冒顿单于举兵突然攻击东胡，以报东胡利用匈奴宫廷内争，占领匈奴东部土地之仇。东胡无备，全军溃走，人口财货多被掳掠，东胡部落联盟随之分裂，被迫北徙，退至大兴安岭一带。

长期游牧于河西走廊地区的月氏和乌孙的迁徙，也是由于匈奴的攻击而造成的。3 BC世纪，月氏是游牧民族中比较强大的一支，有控弦之士一二十万。当时匈奴势力较弱，依附于月氏，头曼单于将其长子冒顿送到月氏作人质，受尽凌辱。后冒顿在匈奴进攻月氏时逃回匈奴，登位后不断进攻月氏，以复前仇。177～176 BC ，终于打败月氏，迫使月氏西迁。在此之前不久，月氏曾战败其西邻乌孙，乌孙首领难兜靡被杀，牧地被占，部民四散。这样，月氏西迁的道路就打开了，被匈奴战败后，遂率部西迁，首先到达天山北伊犁河上游地区驻牧。后乌孙王难兜靡之子猎骄靡收罗乌孙部将和散民，并取得了匈奴的支援，139～129 BC西击月氏，杀月氏王，以其头骨为饮器，并夺占伊犁河流域。月氏只得再次西迁，过大宛（今锡尔河中游费尔干纳盆地），占据阿姆河北岸之地。少数未曾西迁的月氏人，留在河西走廊，与祁连山地区的羌族融合。习惯上把西迁的月氏称“大月氏”，留在祁连山的残部称“小月氏”。1 BC世纪初，大月氏南下征服阿姆河以南的大夏（巴特克里亚），统治此地200余年的希腊人被迫迁到兴都库什山以南。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灭亡。约AD 1世纪初，大月氏五部落翕侯（酋长）之一的贵霜部翕侯邱就却（约AD 16～65年）消灭其他翕侯，统一月氏，并联合大夏的吐火罗人，共同建立了强大的贵霜帝国。

秦王朝灭亡后，匈奴乘机渡过黄河，进入河套以南地区，对新建的西汉政权构成重大威胁。汉初与匈奴交兵，屡战屡败。200 BC，汉高祖亲自率军抵御匈奴，被冒顿单于率领的40万精兵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七天，后采用陈平所施“重贿单于后宫”之计，方得解围。此后六七十年间，汉王朝被迫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图安宁，但匈奴并未停止对中原北方地区的骚扰。至汉武帝时，西汉国力强盛，开始对匈奴进行反击。133～119 BC，汉将卫青、霍去病屡败匈奴，深入其境1 000余公里，收复被占领土，巩固了北部边防。与此同时，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大宛、乌孙等，夹击匈奴，以断其右臂。又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割断匈奴与羌族的交通。匈奴在强大汉军的打击下屡屡败北，受奴役的少数民族乘机摆脱其控制，匈奴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又不断加剧。匈奴统治集团内外交困，内讧不已，最终分裂为南、北两部。51 BC，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投降汉朝。北匈奴郅支单于被迫西迁，36 BC被西域汉将所杀。在汉的帮助下，呼韩邪单于统一整个匈奴诸部。后来汉元帝以宫人王嫱（王昭君）嫁于呼韩邪单于，从此保持了汉匈两族较长一段时间的宁静。

北方的游牧民族的盛衰在当时是由草原的茂盛情况所决定的，一旦发生蝗灾或是旱灾，则只有迁徙或是掠夺。AD 46，蝗旱两灾并至，草木皆没，人畜饥瘦。此时，匈奴遭到乌桓的乘机进攻，被迫向北迁徙。AD 48年，匈奴爆发内讧，再次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投降汉朝，北匈奴与汉朝对立。在得到东汉光武帝的允许下，南匈奴入居塞内，分布于山西、陕西北部和内蒙西部地区，与汉人混居杂处。他们逐渐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之中，转向农耕，实行分居。留居漠北的北匈奴，因原归附的鲜卑、丁零等族的反抗，又受南匈奴多次攻击，其势力大为削弱。AD 73，东汉派遣窦固等分四路反击北匈奴，深入其腹地。AD 87，鲜卑进攻匈奴，斩北单于后，大掠而返。其时，北匈奴四面受敌，遂于AD 91离开漠北，向西迁徙。

二、秦汉之际的匈奴人西迁

西迁的北匈奴人数不多，约20余万人，仅占总人口的约1／4，其余大部约60余万人仍留居漠北。西迁的北匈奴人首先奔向西北，进入乌孙之地，在乌孙西北的悦般地区（位于天山西北至伊犁河下游地区）停了下来。AD 105和AD 106，北单于曾派遣使臣到汉朝请求和亲，汉帝未予答复，从此北匈奴便与汉朝失去了联系。

北匈奴西迁之后，北方的鲜卑人崛起，他们也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中影响较大的一支。鲜卑人原居住在鲜卑山，2世纪初时归附于匈奴人。北匈奴西迁和南匈奴南迁后，鲜卑人势力日渐强盛，他们乘虚而起，占领漠北匈奴故地。2世纪中叶，在首领檀石槐的领导下，鲜卑人建立空前强大的部落联盟，东起辽东、西至敦煌，拥有精兵10万之众，不断攻掠东汉边地。已处末年的东汉，国势衰微，难以抗衡。檀石槐死后，鲜卑人联盟瓦解，但仍是漠北一大势力，并在后来的南迁中他们扮演了主要角色。

北匈奴受鲜卑的威胁，被迫于2世纪中叶放弃驻牧70年的悦般地区，西走康居。此次迁徙因征途险阻，只选精壮善战者前往，老弱仍留悦般旧地，他们后为柔然所并，并融入其中。康居位于中亚细亚锡尔河流域，与占据阿姆河流域大夏的大月氏人为邻。迁居康居的北匈奴在此停留了一个世纪左右，至3世纪中叶，可能因受到贵霜帝国和康居民众的联合攻击，又被迫迁往粟特。北匈奴在粟特停留也将近一个世纪，约于4世纪中叶（约350年左右）再次西迁至东欧顿河流域。此时，占有东欧黑海北岸和西亚一带的主要是阿兰人[1]。进入欧洲的匈奴，首先进攻阿兰人，两军激战于顿河之上。阿兰人战败，国王被杀，国土被征服。部分阿兰人逃散，大部并入匈奴，成为“同盟者”。4世纪中叶后，欧洲历史学家才有关于匈奴人的记载。他们所说的匈奴人，就是北匈奴的后代。汤普逊认为，从人种方面来说，匈奴人属于鞑靼族；从社会方面来说，他们是野蛮人；从经济方面来说，他们是游牧民族[2]。匈奴的西迁不仅席卷中亚，而且深入欧洲腹地，受到匈奴西迁压力的其他游牧、半游牧部族，先后涌入亚欧大陆农耕世界，开创了亚欧大陆历史的新局面。

三、3至5世纪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

从公元3世纪起，在中原汉族先进文化的强烈吸引下，居住于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五胡”不断向南迁徙。魏晋统治者为了扩大兵源等原因，也往往强制他们迁居内地。至3世纪末，内迁的南匈奴大部分集中在山西南部的汾河流域；匈奴羌渠的后裔羯胡已由西域迁居山西东部武乡一带（西晋上党郡）；鲜卑已分为东部鲜卑与西部鲜卑，东部鲜卑迁至辽西地区，西部鲜卑则分布在甘肃、青海一带；原居青海和甘肃一带的氐族和羌族，部分迁入甘肃东部和陕西境内，部分南下四川。到西晋初年，内迁的匈奴、鲜卑、乌桓等族人口达40多万，迁入关中的氐、羌族人口达50多万，几乎占关中人口半数。

内迁各族的上层统治者，利用西晋内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其部族武装为基础，相继起兵反晋，建立割据政权。从4世纪初至5世纪中叶，北方“五胡”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16个政权，历史上称之为“五胡十六国”。事实上，当时南迁的游牧民族并非只有五个，所建立的政权也不止16个。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316年本已衰落的西晋王朝灭亡。东晋迁都建康，局促江南，与北方各族政权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进入南方农耕世界，一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另一方面也学会了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同时，他们为农耕世界带来新的活力，促进了封建经济发展和各民族之间的交融。

口厌哒人是古代中亚地区的游牧部族之一。中国史书上称他们起源于长城以北的蒙古草

[1]阿兰人是斯基泰人（西徐亚人）的一支，因境内有阿兰山而得名。

[2]〈美〉汤普逊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2页。

原，后迁至阿尔泰山以南至天山东部地区。口厌哒人自称为“匈奴”，因其肤色较白，故亦称“白匈奴”。其真正族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公元4世纪70年代，口厌哒人开始向南迁徙，占领粟特地区，即中亚锡尔河、阿姆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5世纪20年代，口厌哒人开始越过阿姆河向西方和南方发动进攻，首先征服了吐火罗斯坦，迫使贵霜帝国残部寄多罗贵霜西迁，贵霜帝国至此彻底灭亡。453年，口厌哒人大败萨珊王伊嗣俟二世（438～457年在位），484年又杀波斯王卑路斯（457～484年在位），占领呼罗珊大部地区，建口厌哒国，定都巴底延城（今阿富汗伐济纳巴德）。虽然口厌哒人对北印度的南侵被笈多王朝塞建陀笈多击退，但他们并未停止对印度的进攻。499年口厌哒人酋长头罗曼进占中印度马尔瓦地区，502年他的儿子摩醯逻矩罗大举进攻印度，并在北印度立国，以旁遮普奢羯罗城为都。至此口厌哒达到鼎盛，在东方控制了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西部，与中国的北魏、西魏、北周，乃至梁朝都有交往，在西方和南方征服了萨珊波斯和印度大部地区，形成一个庞大的口厌哒人国家。然而，口厌哒的强盛未能长期维持下去，528年被联合起来的北印度王公击败，口厌哒王逃往咯什米尔。约558～567年间，萨珊朝波斯联合突厥人夹击口厌哒，口厌哒国被灭，领土被瓜分，部民四散，逐渐与各族融合。

口厌哒人入侵波斯、印度以后，先后接受了波斯和印度文化，信奉拜火教，后来也有改信印度教的。因其处于东西方、南北方商路交通的中心，境内商业繁荣，对南北两个世界的交往，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大迁徙对东亚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中国农耕文明区域在南、北两个方向上得以扩展，扩大了南方的农耕世界。北方大量的游牧、半游牧民族南下内迁，开始逐渐定居于黄河流域，并走向农耕化；同时，西晋大量的人口南逃，江南地区日益开发，中国经济重心从此由北方向南方转移。

其次，加快了各民族的融合过程，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强盛。起初，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各个少数民族相互之间存在着非常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仇杀不断，压迫深重。但在此过程中，各民族间的文化交往也日益展开，尤其落后的少数民族为先进的汉族文化所吸引，他们逐渐认识到要想使政权巩固，必须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必须实行汉族政权行之有效的统治模式。于是，很多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身体力行，例如匈奴统帅刘渊就以上党儒生崔游为师，学习易经、诗、书，博览史记、汉书及诸子百家。鲜卑拓拔部所建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时期力倡改革，移风易俗，令鲜卑百姓着汉服，说汉话，仿立汉人的典章制度，为后来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样，汉族也从各少数民族那里吸收了不少有益的东西，使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大为丰富。随着各少数民族的日益汉化，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进程大为加速。到公元6世纪末，隋朝统一中国之时，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基本完成。这是促使隋唐帝国迈入中国封建鼎盛时代的重要历史前提之一。

再次，巩固了封建国家政权，促进了封建经济发展。由于社会动荡而不断出现的变革，封建生产关系得以调整，形成独特的形式。如三国时代，曹魏、蜀汉、孙吴三国，先后推行“屯田制”，以直接控制和剥削依附小农。私人地主也发展起了坞壁经济。西晋代魏之后，为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以均政役”，颁行占田、课田制，发展起以均田制与三长制为中心的政策体系，广泛施行于中国北方地区。这使北魏政权综合实力显著增长，由国家控制的编户在6世纪初达500多万户，为西晋灭吴时的两倍多。社会经济发展加快，国家税源和兵源扩大。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主要得力于北方地区的经济实力。均田制自北魏创立以来，先后被北齐、北周、隋、唐各朝所沿用，施行时间长达300多年。这一制度的选择和推行，为中国封建鼎盛时代的出现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石。

四、罗马周边的“蛮族”

罗马强盛之际，帝国四周聚居着许多游牧或半游牧民族，主要包括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三大集团。罗马人把这些“非罗马人”蔑称为“野蛮人”或“蛮族”，尤如当初古希腊人把包括古罗马人在内的“非希腊人”称之为“异邦人”一样。这些“蛮族”还处于原始状态，受到先进的希腊罗马文化影响较少，但是其内部长期形成的原始习惯法，对于维持其社会稳定和团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后来对欧洲中古封建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凯尔特人（Celts）：

若干凯尔特器物1 若干凯尔特器物2

公元前5世纪，凯尔特人已经分布于现今法国、西班牙、爱尔兰、不列颠、瑞士、北意大利等西欧的广大地区。罗马人把法国地区的凯尔特人称为“高卢人”，所以“高卢人”就成了凯尔特人的代称。起初，凯尔特人居住在莱茵河、多瑙河上游，在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及其邻近地区，后来向四周扩散开来。其中一支向东发展，经巴尔干半岛至小亚细亚，建立加莱喜亚国（Galatia）。公元前390年，高卢人侵入罗马，焚掠而还。后来罗马人对凯尔特人转守为攻，公元前121年占领高卢一部分。共和末期，恺撒征服高卢全境（58～51 BC），并设立高卢行省。奥古斯都时代，罗马人占领全部西班牙，克劳狄皇帝在位时期又征服不列颠。这样，凯尔特人大部为罗马人所征服。

在和罗马人接触时，凯尔特人的社会组织尚处于氏族社会阶段，其中发展较快的高卢人在罗马人入侵前夕已处于氏族末期。由于受到先进的罗马文明的影响，被征服的高卢人逐渐过渡到阶级社会，变成罗马奴隶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部高贵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代之以拉丁文，还接受了罗马文化，但北部高卢森林地区仍然保持着旧的社会关系和凯尔特方言的残余。于是，土著的高卢人与外来的罗马人相混合，共同组成了高卢—罗马部族社会。

公元2世纪的凯尔特战士

公元5世纪，不列颠罗马人与凯尔特人分支之一皮克特人（Picts）交战

2．斯拉夫人（Slavs）：

Countries inhabited by West Slavs（in light green）

公元1世纪，日耳曼人开始充当罗马人的雇佣兵和仆役，继而，他们又将大批被其俘获的斯拉夫人售予罗马人作为奴隶。久而久之，Slave（奴隶）这个名称便“斯拉夫” 诸民族的称谓了。斯拉夫人是罗马帝国北部境外的一个游牧民族。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分析，斯拉夫人各支均源于喀尔巴阡山以北、维斯杜拉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普里佩亚特沼泽地。他们居住在森林中，经营原始农业，狩猎、畜牧在生产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使用的农具多为木制，铁器不多，手工业不发达，甚至连制陶业也未得到独立发展。虽然他们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但从墓葬中可以看出，已经产生了社会不平等现象。AD2世纪，塔西佗和托勒密两人已提到了斯拉夫人中的凡纳第人情况。由于他们和罗马人没有多少直接的接触，古典作家对他们的记载很少。

斯拉夫人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分成东、西、南三支。（1）东斯拉夫人居住在第聂伯河中游和上游的森林地带，他们不断向东扩张，逐渐广泛分布在第聂伯河、伏尔加河上游、德维纳河和伊尔缅湖等广阔土地上。据罗斯最早的编年史《往年纪事》记载，东斯拉夫人共有30多个部落。在拜占廷作家的笔下，“安特人”是东斯拉夫人的祖先，6世纪时基本处于原始公社阶段。家长制奴隶制刚刚出现，但在经济生活中不占主导地位；他们还与拜占廷、东北欧、中亚保持着贸易联系。（2）西斯拉夫人居住在第聂伯河以西、奥德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约AD 3世纪开始向邻近地区扩展，特别是从东北部进入捷克，使捷克地区斯拉夫化。（3）AD 6世纪初叶，斯拉夫人部落大规模南下，到7世纪初叶几乎遍布巴尔干半岛，并有不少移居小亚细亚。南下到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称南斯拉夫人。

3．日耳曼人（Germane）：

日耳曼人是“蛮族”世界中人口众多、势力强大的集团，在摧毁西罗马帝国和建立西欧封建制度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日耳曼人身材高大，皮肤白皙，金发碧眼，性格勇猛。公元前后，他们居住在东起维斯瓦河，西迄莱茵河，南及多瑙河，北到波罗的海这一广阔地带。1 BC世纪，罗马社会开始有了容纳蛮族的迹象，而日耳曼人很早就和罗马人有了交往。罗马庄园里有很多日耳曼人充当奴隶或隶农，军队中也有许多日耳曼人服役。日耳曼人往往以部落为单位，结群进入罗马境内，并经罗马准许以“同盟者”的身份定居边境地区。在必要时他们由首领率领，为罗马作战，罗马文明也通过他们传播到边境之外。

Roman Empire and Barbarians

在民族大迁徙之前，北欧日耳曼人因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划分为许多小的民族集团。每个集团所处的环境不同，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差异。AD 4世纪时，日耳曼人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由若干小民族集团组成的东、西两大日耳曼人集团之间。东日耳曼人主要指哥特人（Goths）、汪达尔人（Vanders）和伦巴德人（Lombards）。他们来到与西北欧迥然不同的遥远的潘诺尼亚[1]平原和黑海北岸草原地带，主要以游牧为生。西日耳曼人主要包括撒克逊人（Saxon s）、苏维汇人（Suevi）、法兰克人（Franks）和阿勒曼尼人（Allemani）。他们从自己故乡的南部移入自然条件与之相近的地方，长期留居，以农业为生。日耳曼人是一个包括多种族群的民族，其中的哥特人又分为东、西两个集团。东哥特人（Ostro goths）分布于顿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西哥特人（West goths）则集中在多瑙河下游。哥特人的政治组织相当完整，由被称之为“王”的部落联盟领袖统一领导，比其他日耳曼人先进。因此，征服了南俄草原的哥特人，在AD 4世纪中叶以前，能够成功地抵御其他民族的进攻，成为了这个地区居统治地位的民族集团。在整个4世纪，哥特人与罗马帝国接触频繁，经济文化的交往较多，这其中既有和平友好，也有敌对冲突。

[1]潘诺尼亚（Panonia），今奥地利东部、匈牙利西部、斯洛文尼亚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北部一带。

Pytheas travel

关于日耳曼人的最早文献记载，是希腊旅行家的皮提亚斯（Pytheas）的著作。325 BC，他从马赛利亚（Massilia或Marseille）出发，由海路到达欧洲北部海岸。在旅记行中，他提到了居住在琥珀海岸[1]的条顿人，[2]这条顿人无疑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当然，对日耳曼人的社会生活状况记述得较为详细的则是罗马人恺撒和塔西佗。

Gaius Iulius Caesar 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1]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名称来源于琥珀商路，即从多瑙河中游起，溯马尔赫河而上，越过一段陆地，

进入奥德河和维斯杜拉河流域。琥珀主要用于装饰口，可作中药，产于冲积土、褐煤层或某些海滨，这是一种易抛光的、质地很坚硬的、由微黄到微褐色半透明的树脂化石。

[2]条顿人是日耳曼人的祖先，凯尔特人称其为日耳曼人。在现代德语中“条顿”（teutonn）这个名称，系指德国人和德意志国家本身而言。

1 BC世纪中叶，恺撒率军征讨高卢地区的凯尔特人时，接触过一些西日耳曼人。约49 BC，他在《高卢战记》一书中分记述了日耳曼人的有关情况。在谈到与罗马人接触最多的苏维汇人时，他说苏维汇人多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但对农业“并不特别热心”。他们的食物来源主要靠狩猎和畜产品，而非农产品。土地为公社所有，公社成员使用土地只限一年，第二年必须转移到新的地段；他们尚未完全定居，过着半流动的生活，这也说明农业尚未成为占压倒优势的生产部门。恺撒强调日耳曼人财产平等，没有奴隶，交换极其少见。战时选出军事领袖，领导作战。军事领袖有亲兵队，跟随左右，共同作战。但是，他也指出日耳曼人中出现了某些原始公社解体的征兆，如苏维汇人中已经分化出贵族阶层，掠夺战争也经常发生。

约一个半世纪后即AD98，罗马杰出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写成了《日耳曼尼亚志》，书中详细记载了日耳曼人各个部落的分布、社会制度、政治组织和物质文化生活。这时，日耳曼人已经停止习惯性流动，即从一年一度的迁徙走向永久性定居，居住在简陋的小木屋里。农业在生活中占的比重比恺撒时代有所增加，但畜牧业仍占重要位置，牲畜依然是财富的尺度。塔西佗说“日耳曼人的土地是按照价值划分的”，显然他们的土地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贵族和富人往往占地多，且占好地。普通人和一般战士占地少，而且多是坏地。这说明日耳曼人内部开始出现社会分化。交换有了发展，特别是与罗马帝国接壤的地区，交换发展得更快，表明社会生产力有了提高。塔西佗证实日耳曼人存在奴隶，主人把份地交给奴隶耕种，并且还给他必要的生产工具，只征收一部分收获物作为地租。但日耳曼人奴隶的地位与罗马人的隶农相近。此外，日耳曼部落中还存在债务奴隶，这说明日耳曼人的阶级分化已经开始。

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一书中提到的“王”，实际上只是蛮族人的军事领袖，并不具备国王的权力。他认为，战时军事首领指挥战役，具体战斗则由各氏族部落酋长领导。军事首领、贵族议事会和民众大会，构成军事民主制的主要机构。军事首领由贵族议事会的长老主持的民众大会选举产生，当选者多为作战英勇的显贵家族出身的人。战时，军事首领号召成年男子参加，应召者向首领宣誓效忠，武器、衣食由首领供给，首领还有义务保护亲兵。官兵结成主从关系，所得战利品，共同分配。临阵怯懦、贪生怕死，被视为奇耻大辱。如果首领战死，而亲兵生还，亲兵会带着毕生洗刷不掉的耻辱，无颜见故乡父老。日耳曼人首领和亲兵的关系，实际上是中世纪西欧封君和封臣关系的胚芽。

日耳曼人的性道德纯洁，盛行一夫一妻制，几乎没有离婚现象，极少发生通奸行为。塔西佗认为，“她们的婚姻制度倒是非常严密的，在他们的风俗习惯中没有比这个更值得赞扬的了。他们大概是野蛮人中唯一以一个妻子为满足的的一种人。”关于日耳曼人的宗教，恺撒和塔西佗都是带着罗马人的有色眼镜来看的。他们用罗马神的名字称呼日耳曼人的神，这显然会造成名不副实。古日耳曼人可能来自斯堪的纳维亚，所以他们的宗教信仰与崇奉爱达神的斯堪的那维亚宗教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社会关系随着时代不同而变化，因而在宗教神祗方面也有所反映。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大陆欧洲的日耳曼人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神祗和信仰。他们信奉的主神为奥丁，是创造人类的天神，是保佑胜利的战神。奥丁神的配偶弗利亚是婚姻和家庭的保护神，敦那尔则是雷电之神。这些就是许多日耳曼部落的主要神祗，这些部落神的名称一直保存在日耳曼人对星期的称呼之中。[1]从土地分配制度、军事民主制度、婚姻制度等内容来看，日耳曼人已经处于阶级社会的门槛上了。

五、日耳曼民族大迁徙

[1]欧洲各国使用的日耳曼语对星期几的称呼，有些就是用原始部落神的名字，如星期四（德语Donnerstag）为敦那尔神之日；星期五（德语为Freitag，英语为Friday，瑞典语为Freday）都是弗利亚神之日的意思；还有星期三（英语Wednesday）为奥丁神之日。

中世纪欧洲民族大迁徙

1．哥特人攻陷“永恒的城市”罗马：

由于罗马在高卢、多瑙河和日耳曼地相继设立行省，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AD 3～4世纪，日耳曼人日益逼进罗马帝国边境，他们经常进攻罗马人边防军，袭击罗马帝国的边疆省份。4世纪中期后，罗马帝国政府采用“以夷制夷”的手法，雇佣大量日耳曼人充当辅助部队，此后“蛮族”成份在罗马军队中比重越来越大。所谓的罗马军队，4世纪末实际上是由“蛮族”战士组成、由罗马人指挥的雇佣军队。许多“蛮族”的军事人员在罗马军队中已晋升到很高的地位，甚至西罗马军队最高司令这一职位，也经常被日耳曼人出身的军官所掌握。

4世纪后期，罗马周边的“蛮族”疾风暴雨式地涌入罗马帝国，其中主要是各族日耳曼人，开始了日耳曼民族大迁徙过程。日耳曼人沿罗马边境全线出击，大批地移居到帝国境内，并在那里建立永久性居留地。他们分为若干支，主要有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盎格鲁人、撒克森人、朱特人、伦巴德人等。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罗马奴隶制发生危机，矛盾激化，力量削弱，无法抵御外族入侵；二是日耳曼人原始公社制末期，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而人口自然增长超过了生产需要，日耳曼人及其军事首长和侍从兵经常发动战争，以掠夺土地和财富。三是匈奴人从西迁的压迫，是促成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直接因素。这些匈奴人凶猛强悍，骁勇善战，个个都是优秀的骑手，来时排山倒海，去则十室九空。由于匈奴人的袭击，欧洲掀起了民族大迁徙的浪潮。

372年匈奴人击败位于顿河以东的阿兰人，374年渡顿河侵入东哥特境内，便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东哥特人军事首领赫尔曼里克率部抵抗，兵败自杀。375年匈奴人与西哥特人交战于德涅斯特河，西哥特领袖阿山那里克溃败退走。西哥特人是所有日耳曼人最早迁入罗马帝国的一支。在经得罗马皇帝瓦伦斯（364～378年）的准许下，376年他们渡过多瑙河，定居在罗马境内。罗马人答应向西哥特人提供土地和粮食；作为交换条件，西哥特人必须交出武器，并作为“同盟者”防守帝国边境。但是，罗马政府官吏根本不想把粮食供给西哥特人，粮食早被经办的贪官们侵吞了。当西哥特人饥寒交迫濒临绝境的时候，罗马官吏又乘人之危，以高价向西哥特人出售粮食或腐

烂的食品。

为了吃到一块面包，西哥特人需要付出一个奴隶的代价。饥饿的折磨，逼使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子女。罗马帝国背信弃义的行为，激起了哥特人的深仇大恨。在弗里提格伦的率领下，西哥特人终于举起义旗，起义的浪潮席卷巴尔干半岛。378年，西哥特人在亚得里亚堡（今土耳其的爱德尔纳）附近击败罗马军队，罗马人几乎全军覆没，瓦伦斯皇帝阵亡。于是，罗马帝国在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界线第一次被打开了一个缺口，罗马步兵为“蛮族”骑兵所败，帝国已经抵挡不了来自游牧世界的冲击，预示着罗马覆灭的命运。

西哥特人起义得到帝国内部受剥削、受压迫的奴隶和隶农的同情，他们把弗里提格伦看成是自己的解放者，因而支持西哥特人起义。哥特人入侵与奴隶、隶农起义相结合，表明罗马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统治下去，下层劳动人民也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了。帝国政府从西方调来由司令官狄奥多西率领的精锐部队，他们采用武力镇压和政治欺骗相结合的办法，分化西哥特人与奴隶隶农的联盟。狄奥多西与西哥特人缔结和约，准许他们定居在滂提海（今马尔马拉海）沿岸。但是，对内部的奴隶和隶农起义，他则进行坚决镇压，这一迅速收效政策使他登上了罗马皇帝的宝座。395年狄奥多西死，此前他又把帝国分为东西两半，从此两个帝国分道扬镳。

5世纪初，西哥特人又出现在意大利。他们的领袖阿拉提克是一位年富力强、勇敢善战的青年，他率领西哥特人两次进抵罗马，408年从罗马这座“永恒之城”索取巨额赎金而返；410年再克罗马城，城里的奴隶为西哥特人打开城门。最强大帝国的古都，罗马的陷落震动了整个欧洲，它意味着奴隶制帝国的灭亡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2．日耳曼人建国：

公元526年蛮族的迁徙及其王国

（1）西哥特王国。西罗马帝国政府不在罗马，而在拉文那。西罗马皇帝霍洛尼乌斯（395～423年）惊慌失措，避居城内，苟且偷安。但西哥特人迅即离开罗马，转向意大利南部。他们可能计划由此转去西西里或非洲，可是阿拉里克未及计划实行就去世了。西哥特人在新选领袖阿陶尔夫的领导下，又回师北上，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高卢南部。他们首先攻陷土鲁斯、波尔多等地，415年攻入西班牙的巴塞罗纳，又大败汪达尔—阿兰人新建的国家。

霍洛尼乌斯皇帝为酬谢西哥特人肃清西班牙之功，正式把土鲁斯和波尔多城封赐给他

们。这样西哥特人于419年以土鲁斯为中心，建立第一个得到罗马帝国承认的“蛮族”王国——西哥特王国，由阿拉里克的孙子狄奥多里克为王。西哥特王国据有西班牙和南高卢的广大地区，没收罗马地主2／3的土地，分给西哥特人。

尤里克国王统治时期（466～484年），西哥特王国达到鼎盛，控制区域以伊伯里安半岛为主，北至高卢南部的卢瓦尔河，东至罗纳河，并于481年夺取了普罗旺斯。王国行政机构仍采用罗马旧制，按照惯例召开各省会议，每年举行一次高级官员与地方显贵的会议，共同讨论重大问题。官方语言为西班牙的拉丁方言。尤里克在位时曾编成西哥特法典，后其子阿拉里克二世又据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颁布的法典，编成《阿拉里克法典》。这两部法典在西哥特人和其他“蛮族”中产生了很大影响。507年，西哥特的高卢领土全被法兰克人征服，由此版图仅限于西班牙境内，都城也由土鲁斯迁到托勒多。此后两个多世纪，西哥特王国衰落，最终于711年为阿拉伯人征服。

（2）汪达尔—阿兰王国、（3）苏维汇王国。除了哥特人外，日耳曼部落集团中的其他部族也在冲击着罗马帝国的统治。408年，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萨尔马特部落的阿兰人（Alani，亦称Alans）联合进攻高卢。他们冲破罗马防线，进入高卢地区，将罗马奴隶主的田庄和城市摧毁殆尽。随后越过比利牛斯山，占领西班牙半岛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地区。罗马政府出于无奈，只得承认他们为帝国的同盟者，驻守西班牙。约411年，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出现的汪达尔—阿兰王国（南方）和苏维汇王国（北方），第一批日耳曼人的“蛮族”王国。这样，西班牙行省几乎完全脱离罗马而独立。从415年起，这两个新兴的“蛮族”王国受到来自北方西哥特人的压力，退守半岛南端和西北一隅。

（4）汪达尔王国。427年，罗马的非洲总督保尼法斯图谋独立，拒不接受罗马政府的召回令，并唆使汪达尔国王该萨里克率部渡海到非洲，共同抵抗罗马。429年，该萨里克率领8万汪达尔人和阿兰人进入非洲，由此开始在北非建国，并开始建立海军。435年，西罗马与汪达尔人缔约，承认汪达尔—阿兰人所占领土的合法性，汪达尔王国则承认罗马为宗主国，并交纳年贡，但条约并未束缚住汪达尔人。439年，汪达尔人又夺取罗马在北非的首府迦太基，并迁都于此。442年，两国又修订了435年条约，罗马终于承认汪达尔王国对北非大部地区的统治。随后，汪达尔人又占据巴利阿利群岛、科西嘉岛、撒丁岛、西西里岛，建立起强大的海军。455年，该萨里克乘罗马混乱之机，率舰队渡海，攻陷罗马，大肆焚掠，无数艺术珍品毁于兵燹。毁灭文化的“汪达尔主义”由此而得名。461年后，汪达尔人不断侵袭西西里和意大利，罗马防不胜防。533年，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力图在西方恢复罗马帝国的统治，于是派遗大将贝利撒留远征北非。汪达尔人被击败，迦太基陷落。汪达尔人残部仍坚持反抗，534年汪达尔王国终于灭亡。拜占廷军队依靠曾被汪达尔人剥夺土地和财富的奴隶主和教士的支持，在北非重建行政机构，恢复了罗马的统治。

（5）勃艮第王国。约440年，勃艮第王国在罗马帝国的领土上出现，它位于罗尼河和索恩河流域，首都为留格杜努姆（今里昂）。勃艮第人（Burgundians）原属日耳曼人的北支分布于波罗的海的勃伦霍姆岛和波罗的海南岸地区。公元1世纪迁至维斯杜拉河下游，后进抵莱茵河一带，中心在沃姆斯，再后来南下建国。贡多巴德统治时期（474～516年），勃艮第王国臻于鼎盛。534年，勃艮第被法兰克人征服，成为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

（6）东哥特王国。453年匈奴联盟瓦解后，原依附其下的东哥特人转而成了罗马帝国的“同盟者”。东哥特首领狄奥多里克利用东罗马对日耳曼雇佣兵首领奥多亚克夺取西罗马政权的不满，乘机取得皇帝齐诺的支持，于489年出兵意大利。493年，经过3年的围攻，狄奥多里克杀死了被迫投降的奥多亚克。同年，东哥特人以拉文那为都，在意大利正式建立王国。但是，东哥特王国仅维持了半个多世纪，555年即被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攻灭。

（7）不列颠地区日耳曼人诸王国。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裘特人侵入不列颠后，与当地凯尔特族系的不列颠人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尔后同其他相当一部分人逐渐融合。在这一过

程中，日耳曼征服者本身的氏族部落也趋于解体，至7世纪初形成了许多小王国，其中最著名的有七个国家：肯特、麦西亚、威塞克斯、埃塞克斯、苏塞克斯、东盎格利亚和诺森伯里亚。它们大体上是独立发展的，与欧洲大陆上其他日耳曼王国少有直接的联系。

（8）伦巴德王国。到5世纪中叶，罗马帝国在西欧的领土仅余意大利一地，其他部分都为“蛮族”所占。伦巴德人进入意大利一般被认为是民族大迁徙的最后一幕。568年日耳曼人的一支伦巴德人越过阿尔卑斯山区，下到波河流域。伦巴德人原住易北河河口的左岸，6世纪初迁至潘诺尼亚，占据东哥特人曾经住过的地方。在意大利，伦巴德人雇佣兵为拜占廷占领军服役。如今伦巴德人在军事首领阿尔波音率领下大举入侵意大利，目的是侵占领土并长期定居。他们迅速摧毁拜占廷人的抵抗，占领北部意大利，建立伦巴德王国，首都设在拉文那。新兴的“蛮族”国家与罗马迥然不同。在征服过程中，出于统治被征服居民和保卫新占领土的需要，“蛮族”军事领袖的权力逐渐变为经常的职能，军事和行政大权集于一身。伦巴德王国形成以后，日耳曼人和其他“蛮族”都在已经占据的领土上定居下来，逐渐过渡到封建社会。

3．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意义：

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并非是单纯的民族迁移或武力征服活动，它是影响了西欧发展方向的重大历史运动。可以说，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既掩埋了西欧奴隶制的僵尸，又奏出一曲欧洲新时代诞生的凯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民族大迁徙的程中，欧洲社会遭受了严重破坏，大量田园荒芜，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衰落，人口锐减，城市凋敝，文化遭到无情地摧残，到处是满目疮痍。尽管如此，民族大迁徙也有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后果，给西欧社会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日耳曼人移居西罗马故土，先后建立起一系列王国，不仅重新绘制了当时西欧的政治地图，在深刻交融的基础上重组了民族格局，而且使业已没落的古典文明世界和日耳曼蛮族发生了直接的交往，罗马内部新生的封建制因素与日耳曼人的氏族制因素结合起来，最终导致了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

自AD 3世纪起，罗马奴隶制社会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农业、工业、商业普遍萎缩，人口减少，奴隶来源枯竭，城市衰败。统治集团上层为争夺帝位，内战不断。自由民阶层对国家政治生活日益丧失信心，悲观与享乐的矛盾风气同时弥漫着社会各个阶层之中。经济生活中，以隶农制为代表的封建生产关系萌芽受到奴隶制国家和法律的严重阻碍，无法依循改革的途径向封建制过渡。罗马帝国陷入绝境，只有通过彻底的革命，即以暴力打碎奴隶制的国家机器和制度框架，才能使欧洲文明获得新生。帝国晚期，隶农、奴隶及其他劳动人民曾掀起多次反抗，沉重地打击了罗马政权，动摇了帝国统治的基础。但是，构建新制度的任务却是由外来民族来完成的。

日耳曼人“蛮族”进入罗马后，在帝国的废墟上到处破坏残存的奴隶制统治秩序，没收罗马大奴隶主的土地。仅西哥特人在高卢一地，就夺占了罗马贵族近2／3的土地。东哥特人也在意大利广占地产，还迫使罗马元老院议员和骑士阶级献出其将财产的1／3。没收的土地按日耳曼人的意志和传统习惯，一般归公社所有，然后分配给公社成员使用。这些从公社分得小块份地的普通日耳曼人，成为了人数较多的自由农民（自耕农）。由于广泛的迁徙和频繁的战争，日耳曼社会中原有的以血缘关系结成的氏族公社渐趋解体，逐渐形成了按地域关系组织起来的新的农村公社（马尔克公社）。这是属于由氏族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类型，它大致反映了日耳曼人当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随着日耳曼征服者的足迹所至，马尔克公社的土地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散布到了西欧许多地方。

日耳曼国王用其夺占来的大片土地，根据传统军事组织内按军功分配成战利品的习惯，分别封赐给自己的亲兵，在这一基础上逐渐滋生出了新的日耳曼军事贵族。与此同时，日耳曼统治者也把不少土地捐赠给罗马天主教会，以便获其支持，给自己的统治罩上一件神圣的外衣。此外，在征战过程中，他们有时为避免树敌过多，在一些地区放弃了夺取罗马贵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