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之古文理论及其散文创作

欧阳修之古文理论及其散文创作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出生于绵州，自称庐陵。谥号文忠，北宋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

八大家”。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其于政治和文学

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

运动的领导者。他积极倡导诗文革新，博学多才，诗、词、古文均为

一时之冠，史学、经学方面也成就卓著，又喜奖掖后进，苏轼兄弟及

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他的散文内容丰富，纡徐委曲，条达舒畅，抒情委婉，语言明白易晓；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

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风格婉丽，时有疏隽放旷气息。能够说，欧阳修的散文创作是其古文理论的实践，其古文理论又造就了他

散文创作的辉煌。

第一，在“明道”与“志道”的理论问题上，他对“道”作了前瞻性

的务实而通达的新解脱，他的散文具有现实内容，而不再仅仅孔孟之道。

欧阳修继承了韩柳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

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

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

二书》），主张"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欧阳修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

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要有实质性的内容，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为此他专门写了《怪说》三篇，猛烈攻击

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巧华纂组。刓锼圣人

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苏轼评其文说：“论大道似

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居士集

叙》）。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这在他的政论文《朋党论》中有充分表现。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被吕夷简等人排挤，欧阳修等人上

书言事，以“朋党”之名被贬，此后朋党之说喧嚣不息。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等革新派上台执政，欧阳修也由滑州召回，

任太常丞知谏院，以夏竦等位代表的保守派反对“庆历新政”，散布

流言，攻击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私立朋党，欧阳修写了《朋党论》以

斥之。这篇文章主要阐述朋党有邪正之分。文章开头就提出论点：

“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

地承认朋党之有，立意新颖，另辟蹊径，这样便使作者夺取了政敌手

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文章第二段对观点作了进一步的

阐述，提出“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

贪者财货也。”小人有朋，也仅仅在同利时暂时为朋，等到争夺名利时，就互不谦让，甚至互相残害，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伪朋。而君子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他们会彼此同心共济，

始终如一。他们之间的关系为真朋。进而提出了“退小人之伪朋，用

君子之真朋”有力地驳斥了政敌的谬论，显示了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

国人胆识。文章后两段用历史事实加以证明自己的论点，更具有说服力，从正反两面对比中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

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反复曲畅，婉切近人，出语新奇，成一家之说，引经稽古，颇富论辩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使用，又增加了文

章议论的气势。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提到范韩等人，但却处处可见他们

的身影，也没有一个字提到夏竦等保守人物，却也处处看到对准他们

的锋芒。可见作者的高明之处，这比直接驳斥更有效。

第二，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他主张文道并重，且更重视文，他的散文

穷而后工，语言质朴，感情真挚。

复古主义的文论都有重道轻文、甚至完全把文学看作道统之附庸的倾向。欧阳修则与之不同，他对文与道的关系持有全新的观点。首先，

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经之所载，皆人

事之切于世者”（《答李诩第二书》）。其次，欧阳修文道并重，认

为“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又认为“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彰；言之所载着不

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彰”（《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此外，他更重视文，认为文具有独立的性质：“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

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书》），他的散文，感情

真挚，语言质朴，不饰雕琢。《泷冈阡表》是这类的代表。

所谓阡表，即是墓表，是一种记叙死者事迹并颂扬其功德的文体。

《泷冈阡表》是欧阳修在其父下葬六十年之后所写的一篇追悼文章，

文章主要分两半，前半主要是称颂先人仁德，以母亲亲切委婉之语追

忆父亲嘉言懿行，后半主要是记述家世恩荣，充溢着显亲扬名的思想。作者采取了避实就虚、以虚求实、以虚衬实的写作方法，巧妙地穿插

了其母太夫人郑氏的言语，以她口代己口，从背面和侧面落笔。一方

面以此为依据，追念和表彰其父的仁心惠政；另一方面，在表父阡的

同时，也顺水行舟，同时颂扬其母德妇节，使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

形象，栩栩如生地凸现在读者眼前。父因母显，母受父成。这篇文章

将欧阳修的孝子之心，率意写出，不饰藻饰，语语入情。薛瑄在《薛

文靖公读书录》上说：“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昔人所谓出于肺腑者

是也。如《三百篇》、《楚辞》、武侯《出师表》、李令伯《陈情表》、陶靖节诗、韩文公《祭兄子老成文》、欧阳公《泷冈阡表》，

皆所谓出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诗文，皆以真情为主。”细节描写细腻逼真，栩栩如生，特别是欧阳修之母讲述其父德

行的那一部分，这种效果绝不是虚言所能达到的，与一般墓志的夸张、藻饰者迥异。

第三，在散文创作上，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

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创造了一种平易自

然的新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