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典合同编对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的有限保留

论民法典合同编对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的有限保留 摘要：《民法总则》没有沿袭《民法通则》《合同法》就可撤销合同变更权设置明文的传统，但在解释上否定变更权的依据并不充分。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和变更权并非同一权利。保留可撤销合同的变更权不仅未违反意思自治原则和平等原则，而且还可缓和撤销权行使引发的僵化后果，进而符合鼓励交易的立法目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有特定的适用空间。在民法典合同编以追求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为立法侧重的背景之下，在合同编优先于总则编适用的原则之上，保留可撤销合同中的变更权也具有可行性。可撤销合同中的变更权之制度构造，应合理协调和平衡合同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显失公平、欺诈、胁迫而生撤销权时，应同时肯定这些情形所生的变更权；但基于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并非任一方合同当事人故意导致，故在该情形之下不宜赋予当事人合同变更权。 关键词：民法典合同编；可撤销合同；撤销权；变更权

一、问题的源起

《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规定，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合同法》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由此可见，我国民法赋予可撤销合同的当事人变更或撤销合同的两种救济权利。但从首次规定法律行为的《德国民法典》来看，其仅赋予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内容一方表意人撤销表示之权，并没有赋予行为人变更表示的权利①。虽然，我国传统民法理论对“可撤销法律行为当然可变更”的结论保持高度一致②；但是，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众多学者对可撤销法律行为是否还可以适用“可变更制度”产生争议③。《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至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了基于重大误解、欺诈、第三人欺诈、胁迫、第三人胁迫、显失公平等原因而可得撤销的几种民事法律行为。相较于《民法通则》，其增设了第三人欺诈、胁迫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撤销权，合并了显失公平、乘人之危民事法律行为，且未涉及《民法通则》《合同法》关于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的规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2019年12月16日稿）第五百零八条规定：“本编对合同的效力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总则编第六章第三节的有关规定。”2019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指出：“因民法总则施行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的纠纷，如果合同法‘总则’对此的规定与民法总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据此，可撤销合同的变更权是否完全没有了适用空间？针对前述几种合同行使撤销权或变更权予以救济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是否一致？撤销权是否可以覆盖变更权的法律价值？若无法完全覆盖，在目前《民法总则》已施行而民法典正在编纂的背景下，应如何解释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的适用空间？ 二、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与变更权之辨 我国传统民法少有论及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与变更权之实质区别，但近年渐有观点指出可撤销合同中的变更权有矫枉过正之嫌④。换言之，我国民法开始对是否应当规定可撤销合同变更权这一问题进行审视。就此，应首先理解《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合同变更权中“变更”的具体含义，厘清可撤销合同变更权与撤销权的实质区别，进而了解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的法律构造。 （一）可撤销合同变更权中的“变更”分析可撤销合同变更权中“变更”的含义，有必要追溯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的由来。通说认为，《民法通则》对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变更权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4条的规定，而《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关于可变更合同的规定则源于《民法通则》⑤。综观世界各国和地区民法，大多数赋予当事人对可撤销合同的撤销权。但就是否赋予变更权而言，尽管首次规定法律行为的德国法没有确定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变更权，但其他各国和地区民法在德国法基础上或多或少作了改变⑥。例如，《瑞士债务法》第24条第3款规定：“单纯的计算错误，不影响契约的约束力，但得更正之。”即允许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计算错误的情形下，对合同进行变更。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4条规定，“报酬额过巨，构成暴利的行为，得撤销其约定或减给其给付”⑦。《合同法》在此基础上，将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仅对暴利合同所规定的变更权扩展至整个可撤销合同。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之所以规定暴利合同可变更，是因为要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允许其减轻其数额⑧。此处变更的内容是调整合同的价款，目的在于既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又促进合同的继续履行。而对《合同法》上整个可撤销合同变更权中的“变更”应作何解释，有学者认为，此处的“变更”应理解为真意解释⑨，是对合同订立时不真实意思表示的变更。其中，“变更”的方式是通过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修正合同内容；“变更”的内容一般是通过适当调整标的价格，适当减少一方承担的义务等；“变更”的目的在于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趋于公平合理⑩；“变更”的法律后果是合同继续有效，当事人应依变更后的合同内容履行义务 （二）可撤销合同中变更权与撤销权的实质区别从民法的立法进程来看，《民法通则》颁布之前的历次民法典编纂都未规定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变更权 关于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与变更权的区别，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与变更权在权利内容上存在区别。二者虽在性质上均是形成权，但撤销权是权利人单方意思表示即可消灭法律行为效力的民事权利，变更权则是以权利人单方意思表示来变更其原意思表示的权利 三、民法典合同编有限保留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的价值 尽管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反对我国传统民法中有关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的内容，但可撤销合同的变更权确有其存在的价值。 （一）遵循意思自治原则 部分学者指出，《民法总则》只规定了可撤销法律行为撤销权的做法是正确的。原因在于，合同的变更涉及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改变，不经过当事人的协商同意，直接由法院或仲裁机构决定，许多情况下无异于强迫另一方接受一个新的合同 意思自治原则赋予民事主体在法定范围内享有从事某种民事活动或不从事某种民事活动的权利，民事主体有权选择行为的内容、相对人以及方式等 （二）符合平等原则 有人认为，可撤销合同的变更权依权利人单方的意思表示而变更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使权利人单方的意思具有拘束对方当事人的效力，有悖于平等原则 （三）体现鼓励交易原则 相比过去，我国民法学更加注重效率观念，在围绕诸多民事法律制度展开的立法讨论中，“鼓励合同交易”等语词高频出现，体现了当今民法对经济效率的追求 而且，从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来看，可撤销合同制度的要点不在于撤销权人有权撤销合同，而是撤销权人有权自主决定放弃撤销权从而使合同确定有效 （四）缓和撤销权的僵化后果 当事人行使撤销权被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后，合同归于无效，当事人间产生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或重新协商等法律情形。在当事人选择重新协商时，显然没有直接行使变更权更为便捷。因为当事人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撤销部分合同条款时，这些合同条款效力归于消灭，但由于其余条款并不影响，因而为了履行剩余条款，双方当事人必须就已被撤销的条款进行重新协商。但问题在于，重新协商只是一个过程，实践中难以避免协商不成的情形。而可撤销合同的当事人选择行使变更权时，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后，双方直接依照裁判继续履行合同，减少了当事人协商的过程，也可以避免协商不成的风险，节约交易时间与成本。在内容上，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合同的目的是使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趋于平等，故而，裁判更有可能从客观上保障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五）具有司法适用空间 在《民法总则》制定过程中，没有保留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的原因之一在于，《合同法》虽然规定了可撤销合同的变更权，但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广泛适用，真正发挥作用的空间较小 四、有限保留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的可行性 既然对《民法总则》未涉及可撤销法律行为变更权的规定是否妥当，并不一定得出肯定的结论 （一）解释论路径下有限保留可撤销合同变更权 “正是解释给了我们规则，而不是相反。”因此，法律规则并不是确定的，它需要根据其他规范性因素作出解释 从表面来看，上述两种解释意见在逻辑上是对立的。因为，既然可撤销法律行为与可变更法律行为并不是同一概念，那么就无法将“可撤销”解释为同时包含可撤销与可变更。但实际上，法律解释分为探究历史上立法者心理状态的主观意图说和探究法律的内在事理、法伦理和恰当目的的客观目的说 在《民法总则》施行之前，许多学者就指出，可撤销合同变更权实际上是变通实现撤销权的一种表现 在对可撤销合同进行价值判断时，从着重于社会效果预测和目的衡量之角度，在法律条文可能的文义范围内，从阐释法律规范意义内容的社会学解释方法来看，可撤销合同的变更权比撤销权更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且，《民法总则》虽为统领各分编的原则性规定，但各编的立法目的及追求的社会效果侧重点也可能并不一致。就合同编而言，通过赋予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的方式恢复合同效力，与合同编所追求的商业交易之安全与市场经济的繁荣更为契合。对此，在解释论路径下有限保留可撤销合同变更权是必要并且可行的。 （二）立法论路径下有限保留可撤销合同变更权 从立法论路径来看，民法典的体系应是融贯的整体，其要求内容之间彼此连接、相互支撑，在外在体系目标上逻辑保持一致，内在体系上追求同一价值理念 至于合同编应凭借何种方式保留可撤销合同中的变更权，以先分则后总则的法律适用顺序解释合同编对可撤销合同的保留无疑是一个可行的解释方法。民法典编纂工作完成之后，《民法总则》和民法典分编之间不是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而是抽象和具体、一般和特别的关系。本着先分编后总则的法律适用顺序，民法典分编有具体规定时优先适用分编的规定，《民法总则》处于补充适用的地位 五、民法典合同编有限保留可撤销合同之变更权的具体方式 既然民法典合同编有保留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的可能，讨论哪些可撤销合同具有可变更的空间就显得尤为重要。学界对此问题存在不同看法，从比 较法视角来看，有学者通过对国际法以及一些重要国家或地区的民事立法和学说进行考察发现，《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规定了显失公平合同的变更规则；《德国民法典》虽然没有明确确立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变更权，但其通过学说和判例承认了单方错误合同以及双方对订立基础发生错误的合同的变更规则；《瑞士债务法》规定了单方错误合同以及计算错误合同的变更规则；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规定了单方错误、乘人之危、胁迫合同的变更规则 （一）限制规则：利益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