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ppt1

经常数年的谈判，直到1924年《解决中德战事赔偿及债务办法》等三换文的签订，才彻底解决了德国对中国的赔 款问题。那么中国到底获得了多少赔款赔款呢？德国赔款分为几种形式，第一种是直接付给现金，第二种是替中 国偿还各种债票。 其中1921年德国直接付给现金四百万元；偿还1908年津浦铁路借款债票8016792元、1910年津浦续铁路借款债票 5279967元、1911年湖广铁路借款债票1703308.9元，以上中签债票及到期息票15839909.45元；此外德国交与中 国善后大借款到期息票，作为取消中止履行令之代价为9160094.3元。 以上总计金额为4400多万元，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中国政府所欠清理德侨财产款项及德商各种债务，全部由德 国政府赔偿，估计金额为4000万元，也就是说，德国赔偿中国的战争赔款多达8400多万元。对于这段历史，咱们 的教科书似乎没有提到过。 参考资料：1.《中德协约案》；2.《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
我们为什么选择五四运动作为主题？
我们认为五四运动是学生或者青年这一新生的社会力量登上历 史舞台的标志，这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而言，我认为是有特殊 意义的，是可以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的。 1919—2018，将近百年沧桑，老一代革命先烈纷纷离世，但这 不能使他们的精神消失。今天让我们一起回顾五四历史，探究 五四问题，致敬五四精神，也致敬当年的学子们。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 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 趁西方列强忙于战争, 无暇东顾,加紧侵略中 国。 诱迫北洋政府，签订 丧权辱国的“二十一 条”。
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中外反动势力的 支持下，于一九一二年三月，窃取了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建立 起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北洋军阀政 府。 他对内残酷压迫剥削广大人民，疯狂 践踏辛亥革命以来建立的民主制度和 迫害革命党人。 • 对外投降卖国，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 加紧恢复帝制
五四运动的结果
1.北洋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
2.罢免了曹汝霖等卖国贼的职务 3.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提出的直接目标基本上得到实 现，取到了初步胜利
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2010年10月28日第5版，作者：刘仰东，原题：《五四运动以后的曹汝霖》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曾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 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部分列强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协约国公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 益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当时，交通总 长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卖国 贼”。五四运动中一句著名口号即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五四”当天，学生游行到赵家楼 曹宅，曹汝霖躲了起来。学生误把当时在曹宅的章宗祥当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顿，并放火烧了曹 宅，此即火烧赵家楼事件。后来，一些学生被抓，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及罢市。6月10日， 曹、陆、章三人被免职。 “五四”过后，曹汝霖先在医院躲了几天，后搬到北海团城(当时由京绥铁路局看管)暂住。曹在这里 足不出户，每天以写字打发时光，还改了个名字叫“觉厂”，有点闭门思过的意思。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不过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 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 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 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曹家还经 常向人施舍棺木。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 医院。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中央医院属 于慈善性质，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后来新亨银行倒闭，医 院所剩的几万元，改存汇业银行。汇业银行歇业后，又改存中南银行。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 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 但曹汝霖不从医院拿任何薪水，只有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这就是他从医院得 到的全部报酬。
“
当时北京的学生得到消息之后 举行了会议，学生代表的发言 慷慨激昂，想出了一些办法， 到天安门进行示威。第一个是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第 二个是给巴黎的代表进行通电， 坚决不再会议上签字；第三进 行游行示威
学生因为抗议活动与当时的 北洋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刘中月同学介绍
”
对学生恭敬有加
• 中国历史上，读书人的地位向来较高，有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读书人也常被称为 “学老爷”。张鸣在《北洋裂变》中有如是论述：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 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 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 我们大一辈。 • 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下，连大总统徐世昌最后也服软了，面对被捕的学生，徐世昌只得派官员前去 道歉，不过学生不买单。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又派人道歉，学生才肯出来。到后来，简单 的道歉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了，甚至预备汽车燃放鞭炮也不能把这帮大爷们请走，于是当时的总 务处长只好向学生作揖恳求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赶快上车吧！”在如此待遇下，学生们才选择 昂然回到学校，享受英雄归来的荣耀。 • 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刘仁静与张国焘这二位先生，他们是中共的创始人，可谓特别能战斗的典型，而 且是典型的一碰即碎的人物。军警面对这样的大爷，能不头疼么？要让他们回学校，光叫老爷那真是 不够的，只得鞠躬哈腰，央求半天。
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 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 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 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 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 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 民医院。 抗战爆发后，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在日伪政权任职。据说日军在筹 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始终不为所动。后来，王克敏曾给他挂上 “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 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敌伪组织还曾打算让曹汝霖出任粮食局伪职，他 多少吸取了以前的一些教训，曾说:“日本人吃粮食不受限制，单管中国人，我怎么管，这不是找骂 吗？”当时北平的老百姓多吃杂和面，一次，曹把用杂和面蒸的窝头带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对王 克敏说:“这样的粮食怎么能让老百姓下咽。”王克敏听后拿起窝头就咬了一口，说:“这怎么不能吃！” 日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曹的不合作十分不满，曾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 忙，你究竟做什么打算？” 值得一提的是，素有“亲日派”之称的曹汝霖在大义面前没有沦为汉奸，而当年的北大学生，在火 烧赵家楼事件中冲在前面、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抗战期间却堕落为一个大汉奸，出任过汪伪政 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要职。1939年12月15日，梅13岁的女儿梅爱文在《浙瓯日报》 发表文章《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当中写道:“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 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我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 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逆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 爸。”这篇文章虽然不过800字，却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随后，梅思平的继母梅王氏率同他的
1919年4月30日，美英法三巨头拟定凡尔赛条约 三条款，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所夺取的权利全部让与日本。 中国对于恢复山东主权的要求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在这 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也考虑过不签和约，将 来与德国直接进行交涉，可是他又对此没有把握，于是便 致电北京征求意见。 当时段祺瑞已经下野，总统徐世昌等主政者研 究后认为，一旦中国拒签，未来就要同德国单独媾和，到 那时，中国未必还能获得这么多的权益，因此倾向于签约 而保留山东条款。然而此时国内民意已然沸腾，并爆发了 五四运动，中国代表只得拒签“凡尔赛和约”。不过，中 国在巴黎和会上已成为国际联盟的创始会员国。 在这之后，中国方面开始与德国进行单独接触， 协商和约问题。自1920年8月开始正式谈判，经过八个月， 四十多次会议，最终在1921年5月签订《中德协约》。应该 说《中德协约》是双方自愿签订的，中国收回了领事裁判权， 以及德国在中国租界。另外协约还规定德国要进行战争赔款！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罗家伦曾评价《中德协约》，“根据新 约，吾国得收回其丧失已久之关税自主权及治外法权，使吾 国国际地位，顿形增高。数十年来，吾国外交之足以扬眉吐 气者，惟此一事而已。”不过德国战争赔款问题却一波三折。
军警跪地哀求学生
• 其实在五四之时，军警为求学生不要游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 据张鸣《北洋裂变》一书介绍，当时北洋政府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境界，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学生的爱国 热情，称他们“纯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学生，把运动平息下去，这必然导致所谓的镇压不力。 • 1919年5月25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要求对上街的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但学生不为所动， 依然上街游行抵制日货。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 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出面奉劝学生，态度可说相当人道，吴说，待会天气要热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去睡 午觉吧。学生的回答更调皮说之情，为外交作后援后，这位维护秩序维护者就放心地走了。 •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五四运动并不是一种暴力游行、纯粹反政府的运动。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学生都尽量 与军警避免冲突的产生，而多数军警也以“不作为”的方式暗中支持学生的运动。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并不 是良心已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