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_我国城市政府行政模式转型的路径选择_王枫云
城市管理学智慧树知到答案2024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城市管理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智慧树知到答案2024年第一章测试1.宏观层面的城市管理包括()A:城市发展规划 B:城市发展战略 C:解决多个政府部门职能交叉问题 D:城市与周边区域的协调发展 E:解决多个政府部门职责不清的问题答案:ABD2.中观层面的城市管理包括()A:城市社会事务管理 B:综合执法 C:城市环境管理 D:城市经济管理 E:城市空间管理答案:ACDE3.现代城市管理依靠的主要手段有()A:经济 B:教育和说服 C:法律 D:行政 E:技术答案:ACDE4.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历程表明()A:忽视了中观层面的管理 B:全面关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管理 C:我国一贯注重不同层面的管理 D:计划经济时代关注宏观层面的管理 E:市场经济时代注重微观层面的管理答案:ADE5.斯蒂格利茨教授曾指出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事有()A:中国经济的崛起 B:人类对太空的进一步探索 C:中国城市化 D: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E: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答案:CD6.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是()层面的城市管理A:微观 B:中观 C:宏观 D:客观 E:主观答案:A7.城市管理属于()范畴A:经营管理 B:社会管理 C:企业管理 D:工商管理 E:公共管理答案:E8.顺应社会全面转型,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创新的重要途径是()A:加强政府绩效管理 B:建设服务型政府 C:采取新的管理手段和方法 D:突破单一政府管理的窠臼 E:建立全能型政府答案:D9.美国城市管理学科发展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A:城市管理必须依赖城市建设 B:即便城市建设会带来一些问题,治理起来却相对容易 C:城市化水平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问题 D:城市建设问题可以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而自行解决 E:大规模城市建设告一阶段后必然要加强城市管理答案:E10.我国城市化水平正在以每年增加()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加速发展A:10 B:1 C:0.5 D:5 E:0.1答案:B第二章测试1.城区常住人口规模为130万的城市属于中等城市。
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的融合

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的融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
城市管理涉及各个方面,包括城市规划、交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而社会治理则关乎社会秩序、社会安全、社会公平等等。
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融合,可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城市的综合治理水平。
首先,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融合可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管理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包括城市规划、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而社会治理则需要从社会组织、社会参与、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
只有将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例如,在城市规划中考虑社会参与的因素,可以更好地满足居民的需求,提高城市的居住品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注重社会服务的需求,可以提高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的效率,减少交通拥堵。
因此,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融合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其次,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融合可以提高城市的综合治理水平。
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的融合可以形成一种合力,提高城市的综合治理能力。
城市管理需要依靠社会的力量来实施,而社会治理则需要城市管理的支持来保障。
例如,在城市交通管理中,交通警察需要依靠居民的遵守交通规则来维护交通秩序,而居民则需要交通警察的指导和管理来确保自身的安全。
只有将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提高城市的综合治理水平。
此外,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融合还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而两者的融合可以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城市管理需要通过规划、建设、管理等手段来提供居民的基本需求,而社会治理则需要通过法律、文化、教育等手段来引导居民的行为。
只有将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形成一种有序的社会秩序,提高社会的和谐稳定。
最后,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融合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参与。
政府作为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主体,需要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支持;社会组织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和专长,参与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实践;居民则是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直接受益者和参与者,需要积极参与到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中来。
城镇化背景下中心镇政府治理转型:情境、方向与路径

城镇化背景下中心镇政府治理转型:情境、方向与路径作者:王猛来源:《中州学刊》2020年第02期摘要:散布在城市周边的中心镇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起着基础性作用。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心镇的特殊区位使其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肩负着实现治理转型的任务。
中心镇政府治理转型的核心是推进中心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通过完善城镇治理空间、提升经济治理能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逐步实现中心镇政府治理转型。
关键词:城镇化;中心镇;治理转型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2-0001-05一、研究缘起与文献综述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小城镇快速发展与城镇化转型的关键阶段。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不仅需要在宏观层面进行中央顶层设计,在中观层面推进省、市级区域合作,还需要在微观层面考虑县、镇的治理转型。
而作为政权最基本单位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的镇,是连接城市与农村的桥梁,在区域发展与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学术界对中国城镇化的讨论主要沿着“模式论”与“路径论”两条主线展开。
“模式论”强调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寻求与中国境况相贴合的城镇化模式与政府治理模式。
该理论认为,国情、发展阶段与基础条件的差异,决定了我国的城镇化道路必然具有中国特色,典型地表现为政府主导、大范围规划、整体推动。
①在中国城镇化的道路选择上,形成了“小城镇模式”“大城市模式”与“复合型模式”等典型理论。
②“路径论”则关注在具体操作层面如何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形成了“新规模论”“跨越与制度先导论”与“综合模式论”等主要观点。
③另外,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主张通过建立合作网络、多层级协调机制、开放性的治理结构来解决城镇化进程的治理问题。
④推进城镇化离不开地方政府治理转型,而地方政府治理变迁也离不开城镇化进程。
有学者指出,推进新型城镇化,需创新治理体制机制,转变治理理念、模式和职能。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研究我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升级与供给侧改革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研究我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升级与供给侧改革随着我国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治理模式也在不断转型升级。
面对现代社会复杂多变的治理问题,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供给侧改革成为了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举措。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研究我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升级与供给侧改革,对于深化改革、解决治理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升级我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升级是在适应社会变革和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其中既有政府的发展需要,也有社会矛盾的需要。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升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多元化参与主体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构成的多元化,社会治理中的参与主体也在不断增加。
除了政府部门、行政机构外,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不同利益主体的参与成为了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
这种多元化的参与主体,丰富了治理主体的来源,增强了社会治理的韧性和包容性,也促进了治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2. 制度创新和规范化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升级还表现在制度创新和规范化方面。
近年来,我国不断强调法治化建设,在社会治理中加强法规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不断加大法治力度,提高法治水平。
这种制度创新和规范化,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规范引导,有利于治理体系的健全和常态化。
3. 信息化、智能化治理在信息化、智能化浪潮的推动下,社会治理模式也在不断发生变革。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手段和路径。
政府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精细化管理、智能监控等,有助于提高治理的效率和透明度,增强了社会治理的科学性和现代化水平。
以上几个方面的转型升级,说明我国社会治理模式正在朝着更加多元、规范、智能、法治的方向发展,这对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供给侧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领域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其核心是通过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创新供给模式,以满足市场需求。
从“政府管理”到“政府治理”——论新时代如何持续推进政府治理

文/唐坚——论新时代如何持续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政府管理”走向“政府治理”,是现代大多数国家政府改革的趋势,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治理体系的有效治理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重要指示,明确要深入行政体制改革,务必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升政府执行力与公信力,进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并在大会上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是来自政府职能部门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表明,必须深化增强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此推进我国各项事业取得辉煌成绩。
本文就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与必要性展开探讨,希望为政府提升治理效能和改革发展提供实践路径。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呈现出中央集权式的治理结构,在之后的发展中“集权”下分,从而逐渐激发了政府各阶层的积极性。
当下,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处于转型的重要时期,应当加强我国政府治理体系的建设进而增强政府治理能力,以此解决转型期各阶段出现的社会问题与利益冲突。
从“政府管理”到“政府治理”的这一重要转变,是我党在新时代作出的明智选择,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当前国情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从“政府管理”到“政府治理”俗优劣的区分,剔除掉其中劣的成分,保留优秀的成分,既可以进一步滋养民众,又可以继承、发展和转化。
与此同时,移风易俗还必须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相同步、相配套,在移易旧俗的同时,引导乡村社会树立新的社会风尚,逐步适应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建立起与乡村社会相融合的新的文化体系。
五、移风易俗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减负助力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结合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和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推广浙江好的经验做法,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美国城市政府管理体制的演进历程_王枫云

早在殖民地时代,随着北美殖民地的开拓,美国城市及其城市政府的管理体制就诞生了。
在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体制几经变迁,留下了一条较为清晰的变革轨迹。
一、市镇议会———美国城市政府管理体制的产生17世纪上半叶,随着殖民地的开拓,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兴起了一批城市,如,纽约、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和新奥尔良等。
这些城市规模狭小、功能单一(主要是商业服务功能)、政府组织结构简单。
同时,殖民地时期兴起的城市,尽管深受同时期的欧洲城市,尤其是英国城市的影响,但是早期的殖民者还是从当地的具体环境出发,于17世纪中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城市政府管理体制———市镇议会。
这种体制到18世纪逐渐成熟,是美国城市政府管理体制诞生的标志。
市镇议会(TownMeeting),也译为乡镇议会或市民大会、镇民大会。
它的管理体制具有如下特征:[1]第一,市镇议会举行的时间既有固定安排,也不乏灵活的设置。
一是每年5月定期举行的市镇官员选举会议;二是为某件事而召开的特别会议。
市镇官员选举会议主要是改选行政委员会和担任市镇的某些重要行政职务的其他官员,诸如财产评估员、税收员、治安员、文书、司库,还有负责救济的视察员、负责教育事务的校董、负责道路交通管理的道路管理员以及其他相关事务的具体管理人员等。
这些官员向选民负责,彼此之间并无隶属关系。
至于市镇特别会议,则是因某些市民要求而由行政委员临时召集的。
一般来说,只要有10名选民以上提出一项新的动议并要求市镇支持,他们就可以请求行政委员召开市镇议会。
在殖民地时期,市镇议会所处理的主要是内部事务,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管理和税收。
第二,确立了市镇议会休会期间的管理机构和人员。
在市镇议会休会期间,大部分行政权力掌握在几个行政委员的手中。
行政委员是所有市镇官员中最重要的成员。
他们的人数各市镇不等,由市镇议会选出,每年改选一次。
他们的责任是在市镇议会休会期间处理市镇的日常事务。
与其他市镇官员一样,行政委员也必须按市镇议会通过的原则办事,如果行政委员要对市镇议会已经决定的决议进行更改,或拟办一项新的事情,就必须请示市镇议会。
从管理到治理治国方略重大转型

从“管理”到“治理”:治国方略重大转型2013年11月18日13:50 来源:《学习时报》2013-11-18 作者:徐晓全字号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102党的三中全会历来是承载中国重要战略部署和推动社会重大转型的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
在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瞩目和期待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果不负重望,以制度创新和理念创新继续深化改革: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强调要维护宪法权威,深化行政、司法、经济体制改革和保障人权;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决定建设城乡统一用地市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等。
从理念创新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创新是“治理”取代“管理”成为党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执政理念。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共在6处9次提到“治理”一词。
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治理体制”;提出“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提出“创新社会治理”,“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等等。
治理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西方国家,现已成为全球政府治道变革的普遍趋势。
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是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动的过程,强调政府与社会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而寻求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它以合法性、参与性、公开性、透明性、回应性、法治性和责任性等为基本特征。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治理”确立为党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执政理念,既是对治理理论的积极借鉴,又具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实践总结和必然选择。
从“管理”走向“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面临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而产生的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始终把理论创新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力量源泉。
推进城市管理创新提高城市治理能力

推进城市管理创新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城市管理是现代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核心工作之一,对于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管理面临着许多新挑战和问题。
因此,推进城市管理创新,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成为了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
本文将从政府角度、市民角度和技术创新角度三个方面探讨推进城市管理创新的方式和途径,以期提高城市治理能力。
一、政府角度1. 加强法规建设城市管理的有效实施需要法规的支持和约束。
政府可以加强法规建设,完善城市管理的法律体系,明确城市管理的职责和权限,并加强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力度,以提高管理的法治化水平。
2. 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城市管理需要有高效的政府机构作为支撑,政府可以推进机构改革,优化部门设置和职能划分,提高决策和执行的效率,减少决策层级,增强城市管理的协同性。
3. 加强政府服务意识政府要始终把市民的需求放在首位,加强政府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
政府可以建立便利的服务平台,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供便民服务,加强与市民的互动和沟通,形成良好的政务关系。
二、市民角度1. 强化市民参与市民是城市管理的主体,政府可以积极倡导和推动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各个环节。
通过设立居民委员会、开展公共听证会等形式,让市民能够直接参与决策和监督,提高城市管理的民主化水平。
2. 增强市民自治意识市民应该树立自治意识,主动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
政府可以加强市民自治组织的培训和支持,组织市民参与社区巡逻、环境整治等活动,激发市民的社区责任感和归属感。
3. 倡导文明城市行为培养文明城市行为是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
政府可以加大对文明城市行为的宣传力度,倡导市民遵守公共秩序、文明出行、保护环境等,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城市环境。
三、技术创新角度1. 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实现城市管理的智能化和精细化。
政府可以加大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投入和推动力度,构建城市大数据平台,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手段提高城市管理的效能,提升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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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1期第34卷№.1,2008V o l.34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我国城市政府行政模式转型的路径选择王枫云摘 要: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
而作为我国政府行政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政府,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性环节是实现行政模式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政府一直沿用管理型的行政模式,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城市行政生态的变迁,传统的管理型行政模式显得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为适应城市行政生态的变迁,我国城市政府必须实现从管理型行政模式向治理型行政模式的转型。
这种转型需要从行政理念、行政目标、行政架构、行政行为方式、行政参与等多个角度着手。
关键词:行政生态;行政模式;城市管理;城市治理 城市政府的行政模式(M o d e l o f u r b a ng o v-e r n m e n t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是城市政府行政理念、行政目标、行政架构、行政行为方式、行政参与程度等的总称,它与一定的城市行政生态相适应,并随着城市行政生态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
根据城市政府行政模式的演进规律,我们可以将城市政府的行政范式划分为管理型行政模式与治理型行政模式两种,二者在理念、目标、组织结构、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一系列显著的差别。
一、当前我国城市政府的管理型行政模式及其弊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的行政生态展现出如下特征:在经济运行体制上选择了计划经济,在政治体制上沿袭了前苏联以集权、专制为主要特征的体制,在行政文化上封建主义管理型行政文化的历史传统仍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特定的城市行政生态催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并延续至今的我国城市政府的管理型行政模式。
这种行政模式的特征及其弊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行政理念上,恪守“政府本位主义”,城市政府的行政活动以自我为轴心,以“便于管理”为指向,从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限定了城市辖区内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行为方向和活动空间,使辖区内的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市民表达愿望、要求的权利和机会大为缩小。
同时,这种行政理念也使城市政府主要通过对其辖区的严格管理、严格控制来达到行政目标,行政内容亦由城市政府单方面决定,而不是将其建立在了解辖区社会实际、尊重辖区公众意愿的基础上,这就容易使城市政府行政与辖区社会现实脱节,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与行政成本的严重浪费。
其二,在行政目标的设定上,曾经有较长一段时期过于突出经济发展指标,甚至经济指标几乎成为城市管理者考核、升迁的惟一指标,而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社会公平、城市稳定、城市发展等行政目标在无形中被淡化、被消解。
由于过于注重各项“经济指标”凸显而出的政绩,过于急功近利地追求城市发展的外观效应,于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纷纷上马,城市的经济发展也被渲染得五光十色,而对高成本、低效益的城市政府行政的结局却很少予以冷静地反思:在“显赫”的政绩与无数经济增长指标及现代化建筑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隐患。
其三,在行政架构上,当前我国城市政府组织结构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层级结构作为政府行政运作的基础。
但事实却证明,这是一个没有灵活性,缺乏主动性与回应性的刚性系统。
在该结构中,众多处于基层直接面向社会公众的管理机构和人员隶属于上层少数的管理机构和人员,城市社会信息自下而上地层层传递,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地单向运行。
在这个系统内部,下级部门对上级部门只是消极地服从,积极性、灵活性与创造性丧失殆尽,行政行为刻板、僵化,内部交流与沟通被隔阻,盲从与随大流被鼓励。
此外,我国城市政府组织结构的又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城市政府内部各部门横向分工上的交叉与重叠,使得相互扯皮、多头执法、难以协同的问题频繁出现,同时由于城市政府的组成部门过于分散,又导致了权力运行的“部门化”、“局部化”,从而引发了城市政府各部门在行政运作中,对城市财政资源的全力争夺,对所应承担责任的竭力推卸,对本部门权力的努力扩张。
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战略目标在各部门各自为政的权力运行中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城市公共资源在各部门画地为牢的管理中不能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城市市民的合法权益在各部门相互推诿中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与实现。
其四,在行政行为方式上,主要采取权力行政、单方行政等方式,行政强制、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制裁等具有单方性和不平等性的行政行为方式被大量运用。
这种以政府公共权力来强制性地管理行政相对人和城市社会公共事务的行政方式,不仅强化了城市政府行政的人治色彩,而且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政府行政领域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
其五,在行政参与上,没有将公众参与作为现代城市政府行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没有形成良好的公众参与机制,没有充分利用和发挥各类企业、协会、社团和城市公民的积极作用,从而导致了我国城市政府行政中的公众参与仅限于有限的范围,并且参与程序复杂,参与形式单一,参与程度肤浅。
使得行政参与在城市政府行政中集思广益、监督完善、良性互动的功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二、管理型城市政府行政模式与城市行政生态的不相适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政府的行政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这些变化,管理型的城市政府行政模式显得越来越不适应。
(一)与经济全球化挑战的不相适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打破了传统国家行政边界的种种限制,缩小了世界各地的空间距离,推动着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在这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市场经济成为主导性的经济运行体制,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这不仅带来了各国竞争的加剧,而且改变了传统国际竞争以国家为单一主体的局面,城市成了国际竞争的战略要地,城市的发展决定了国家的未来和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因此,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各国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
城市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城市资源凝聚力的竞争、城市要素整合力的竞争、城市形象吸引力的竞争、城市自身发展力的竞争、城市文化生命力的竞争等等。
而这一切都要求城市政府全面提高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城市竞争力与城市价值的不断提升。
显然,在管理型的行政模式下,城市政府难以完成上述使命。
(二)与行政民主化、现代化时代潮流的不相适应行政民主化是一个内涵较为丰富的概念,它包括了行政决策的公开和参与、行政执行的沟通与协商以及行政监督的开放与透明等多重含义。
20世纪末以来,民主行政成为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各级政府公共行政的一项十分明确的要求,但由于管理型行政模式依然是城市政府行政的主导模式,使得城市行政中的政府中心主义、全能政府倾向、暗箱行政与无责任行政的弊端没有得到根本的遏止;行政决策中的权力过分集中、主观主义、经验主义、个人独断依然存在;行政执行中的单方性、强硬性、不平等性常常可见;行政监督的表面化、形式化未见好转。
行政现代化,是指为使一国公共行政制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按照特定的理想模式对公共行政的构成要素进行理性化改造,使公共行政制度越来越接近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
①与整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我国的城市政府行政也必须实现现代化,这就要求城市政府在行政过程中把法治、平等、效率、透明、责任、公民权等作为行政必备内容。
而这一切都是传统的管理型城市政府行政模式所难以实现的。
(三)与参与型城市行政文化的成长不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公民社会的不断发育,城市利益群体的逐渐分化,非政府的社2008年第1期第34卷№.1,2008V o l.34团与公民积极参与城市政府行政的热情日益高涨。
他们视自己为城市的一员,对整个城市的发展和自己的权益有十分明确的主张,对城市行政中存在的问题也踊跃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可以说,我国城市参与型的行政文化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传统管理型行政模式对城市市民的行政参与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城市政府在其行使国家公共权力、从事城市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不能广泛吸收企业、社团、城市市民的广泛参与,非政府的组织与个人参与行政的权利和城市政府推进行政参与的责任和义务被极大地忽视,城市政府行政难以实现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行政参与的民主、对话与沟通的价值取向,宽容、信任、激励、合作的人文精神难以得到很好的体现。
因此,只有实现城市政府行政模式的转型,才能培育包括非政府的组织与个人在内的所有城市主体共同应对城市问题、管理城市事务的责任感,并实现城市公共服务的最为有效的供给。
(四)与国家发展战略的新走向不相适应近年来,我国在国家发展战略上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目标,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国家的创新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等。
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升对城市政府的行政模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国城市政府加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能力建设,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使城市政府职能配置更加倾向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使城市政府的决策与执法行为走向规范化、法治化与科学化,而这些在传统的管理型行政模式下难以完成;科学发展观要求城市政府在设定和转变政府职能中,积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始终围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积极推进城市政府管理创新,努力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行政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下全新的行政模式转变,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国家创新能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建设创新型城市要求城市在科技、金融、产业、文化等领域实现一系列的创新,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城市政府行政模式的创新;要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注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坚持城市辐射乡村、工业反哺农业,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也离不开城市政府行政模式的转型。
三、走向城市治理:我国城市政府行政模式转型的现实路径我国城市行政生态的变迁呼唤着城市政府行政模式的转型,走向城市治理已成为我国城市政府行政模式转型的必然路径选择。
英语中的治理一词(g o v e r n a n c e)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
长期以来,它与统治一词(g o v e r n m e n t)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了治理以新的含义: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需要。
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