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意识形态的新趋势(1).

美国意识形态的新趋势(1)

冷战结束已经十来年了。苏联从80年代中期即开始出现意识形态的演变，以后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政治新思维"，进一步削弱了苏联作为美国意识形态对手的地位。当时国内外都有一种说法，一种希望，就是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将要淡化，各国将以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为出发点来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一些观察家的预想是，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将带来越来越多的政治对话和文化沟通，国家间矛盾虽然不可避免，但主要将以经济竞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可能激化，成为主导性的矛盾。美日、美欧之间的"经济战"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另一些观察家则预料世界将走向"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将不再像冷战时代那样，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自己在国际上的远近亲疏，而是注重自身的安全利益，甚至不惜为资源、领土而战。1991年的海湾战争即是这种见解的佐证。这两种观点殊途同归之处，在于都认为冷战时期那种两大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纷争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特殊形态，而未来的国际关系将进入一种常态（国家间为经济利益而合作或竞争），或者恢复另一种常态（各国为维护自身安全而斗争，某些大国争夺霸权），因而有了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将要"淡化"的期待。从冷战后的历史进程来看，美国非但没有淡化其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反而在许多方面突出宣传其价值观。美国的思想库和学术界不断推出各种引起争论但有广泛影响的政治观点，如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宣扬以推进各国"民主化"来维护世界和平的"民主和平论"，以及"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等等。这些观点的视角不同，结论也不同，但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社会条件改变了，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基础和行为改变了，反映这些条件和利益、指导行为的意识形态也会随之调整变化。就此而言，意识形态可以转变，但很难"淡化"或消失。冷战时期两大意识形态的斗争，同当时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政治经济营垒的利益之争相互配合，因此显得异常激烈。但是这不等于说在其他历史时期阶级国家就不高举意识形态的大旗。例如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极力宣扬"民主"和"民族自决"；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族解放的旗帜。这就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说的"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希特勒靠标榜“国家社会主义”（译为"民族社会主义"更为恰当）起家，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同英美资本主义的争夺世界霸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争斗。在20世纪的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斗争是一种常态，而非冷战时期所独有。一、美国意识形态演变的的全球化背景在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国家间意识形态斗争的内容是不同的。一些学者将冷战结束后的现时代称为"全球化时代"。本文姑且接受这一说法，进而分析全球化对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首先是由经济力量推动的。全球经济系统是比全球政治系统更为活跃、更为开放的系统。全球政治系统由主权国家组成，是一个相对稳定和相对封闭的系统。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领土疆域的政治划分，各国关税制度的设立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不尽合理。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政治对立和军事对抗，更是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巨大障碍。当冷战结

束、世界政治形势走向缓和时，作为经济全球化主体和动力的跨国公司，迅速抓住机遇，在全球范围组织生产和流通活动。商品、资本、技术和人才的跨国界流动，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发展，也使全球经济系统愈加发达并逐渐走向有序。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系统的开放和活跃也有赖于全球政治系统的稳定和调节。从正面看，世界和平的局面基本稳定，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危险不大，保证了全球经济系统的开放性；国际组织对跨国经济合作的推动，各经济大国间已经和正在建立的协调机制，对国内经济的宏观调节和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都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反面看，巴尔干等部分地区战乱频仍，造成政治系统的紊乱，也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使有关国家和地区很难汇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经济全球化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带来国际政治冲突的解决。但是，以发动战争、掠夺殖民地或领土、侵占资源、奴役人民的方式来争夺地区或世界霸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毕竟得不偿失，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无此必要。当今的国际政治斗争，仍然以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为后盾，仍然发生以武力相威胁甚至直接军事侵略的情况，但越来越多的政治斗争是在谈判桌旁、会议厅里、因特网上、传播媒体中进行的。贸易争端、知识产权保护、金融稳定、非法移民、跨国犯罪、生态平衡等等，都已列入国家领导人的会谈日程，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它们无一不同经济全球化进程有关。经过几十年的合作与摩擦，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规则和处理经济冲突的机制已经基本确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全球性的规则和机制。经济一体化给各国带来的长期效益大于损失。以邻为壑的制裁或相互封闭市场所造成的结果，往往是损人而不利己。自由化领域正在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领域延伸。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继续快于世界生产，而外国直接投资又以快于国际贸易的速度增长。国际金融市场急剧膨胀，流速加快，金融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先导，虚拟金融资本超出实际经济交易几十倍，甚至完全脱离实际经济运行。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6月开始出现的东亚金融危机以及后来更大范围的金融动荡，呼唤新的全球金融机制和经济协调机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日新月异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全球信息和交易费用大大降低，所有产业部门都在运用新技术成果，技术革新和企业创新能力已取代传统的价格竞争力，成为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之一。在各国和国际组织内，掌握信息和高技术的管理人员和社会集团越来越多地参与经济和政治决策，对资金、资源的分配和价值观的重塑享有发言权，即享有政治权力。在经济信息化、知识化和网络化的同时，政治信息的传播速度也大大加快，范围越来越大，用控制信息流量来维持政治稳定的传统做法越来越难以奏效。信息时代的到来削弱了主权的完整性和绝对性。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必然使相互的制约性加大。这种制约性将体现在本属一国主权范围的各个方面。从政策制定、法规设立等宏观决策，到金融、财政、贸易、人口等各行各业的微观管理，每个国家都不能不顾及相关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反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不得不相互作出妥协。

齐泽克则认为，做真正的左派在今天需要有真骨气，当代左派的唯一前景就是去为一些不可能实现的普遍性、一些不可能的目标去奋斗，以此来为自己的普遍性奠基：充分承认自己是例外，不承认任何禁忌和先验规范（比如关于‘人权’的、关于‘民主’的）。左派在当前的政治立场选择：要么接受现在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民主视野，介入其中的霸权斗争，象中左的第三条道路那样自我解嘲地主认为任何企图改变全球资本主义的基本功能的努力终

究都是要失败的，政治无非是给社会作一些整容手术；要么就冒险摆出相反的姿态，断然拒绝今天的自由主义要挟－－说什么左派的任何激进努力都会通向集权主义－－悲壮地为一些不可能实现的普遍性去努力。让我们做现实主义者，但我们想要去实现不可能－－对左派而言，永远没有已实现的普遍性。

下面谈谈笔者所能认识到的这三位左派在该书中的立场对中国左派的可能的启发。首先说的是政治主体的动员问题。中国当代无产阶级显然无法直接成为左派的普遍能指了。先得回头看当代中国社会里正在析离出哪些新的政治主体。民工、下岗女工等等显然被认为是需要被‘代表’的政治主体。中国当代左派急需找出那些正跃跃欲试地去捍卫和普及其政治权利的那些新的全资质的政治主体？这不是件容易做的工作。到头来总仍要问：为谁而左？让谁来左？让谁替谁来左？左到什么程度？左不了将怎么办？那么可否让左派在中国成为一种公用的代理立场，一种并不是由某些实际的政治行动者占领，但可成为某些彻底和激进政治实践的踏脚板的第三方立场？让左派立场成为象太空空间站那样的反思和抵抗角度？或者就让它成为利奥塔所说的一切批判、对批判的批判的批判的出发点，一个理论地被假设的虚拟出发点？这条道路倒能安顿很多的知识左派。与本书的三个作者比较，中国的左派似乎也需要大大地为自己松绑，他们承诺的东西太多，会让自己下不了台的。另外，他们也得扩大点儿眼界，好歹去管一下political globality这闲事？

这比较中还可看出，中国当代左派常将‘左’当作一种姿态，一种单立的思想立场，‘左’成了象基督教里的‘爱’那样的滥词。从这三个作者的写作中可看出，‘左’是可以隐含在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话语中，也只这么隐含着的，决不是一种纯粹的立场。‘左’不是一个共用标签，而是一种思想和话语意向。‘左’不是一种起始立场，而是不断实践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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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倒能安顿很多的知识左派。与本书的三个作者比较，中国的左派似乎也需要大大地为自己松绑，他们承诺的东西太多，会让自己下不了台的。另外，他们也得扩大点儿眼界，好歹去管一下political globality这闲事？

这比较中还可看出，中国当代左派常将‘左’当作一种姿态，一种单立的思想立场，‘左’成了象基督教里的‘爱’那样的滥词。从这三个作者的写作中可看出，‘左’是可以隐含在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话语中，也只这么隐含着的，决不是一种纯粹的立场。‘左’不是一个共用标签，而是一种思想和话语意向。‘左’不是一种起始立场，而是不断实践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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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断然拒绝今天的自由主义要挟－－说什么左派的任何激进努力都会通向集权主义－－悲壮地为一些不可能实现的普遍性去努力。让我们做现实主义者，但我们想要去实现不可能－－对左派而言，永远没有已实现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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