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渊源
2010年3月第12卷第1期
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Ｈａｎｇｋ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社会科学版··········Social Sciences
理想主义是对美国外交领域奉行的一种外交方式的称谓，作为美国社会重要的价值观，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及其决策者的思想意识。美国外交史专家小塞西尔·克拉布曾指出：“毋庸置疑，美国人民显然期望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任何新方针都符合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它的精神气质及其传统。在国外与国内一样，国家政策应该符合美国对自由、公正、放任主义、民主和其他所珍惜的概念的信仰。”[1]理想主义理念集中体现了颇具美国特色的价值观、使命观及利益诉求，成为贯彻美国国家利益的“符号”和表征，备受历任美国总统和外交决策者的垂
青。“外交行为受领导人思想意识的支配，而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在对外部环境长期作出反应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本国家、本民族的政治文化和观念形态的反映。国际政治包含着不同国家利益的协调与冲突，也充满着不同思想原则的相互撞击。因此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以至于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
察。”[2]
美国是十分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在一定程
度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文化主要基于意识形态上，因此从意识形态及文化层面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理清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思想渊源。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渊源
◎宋志艳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党校，天津300113）
[关键词]美国外交；理想主义；“美国例外论”；自由主义传统[摘
要]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鲜明地体现了美国的价值观、使命观及利益观。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意识形态渊源于美国
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传统，理想主义理念作为贯彻美国国家利益的“符号”和表征，备受历任美国总统和外交决策者的垂青。尽管美国外交披着华美的道德理想主义外衣，但却难掩其追求现实国家利益的利己本质。[中图分类号]D83/8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12(2010)01-0070-06
Idealism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Ideological Origins
SONG Zhi-yan
（The Party School of Nankai District Committee,Tianjin,300113，China ）
Key words:American diplomacy ；
idealism ；exceptionalism ；tradition of liberalism Abstract:Idealism in American diplomacy clearly reflects the values,mission view and interest demands of America.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American idealism were exceptionalism and the tradition of liberalism,as the symbol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merican interests,idealism has been appreciated b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akers and presidents.Although American diplomacy wears a moral idealism coat,it can't cover its selfish nature of pursuing the real national interests.
[收稿日期]2010-01-16[修回日期]2010-03-10
[作者简介]宋志艳（1975-），女，内蒙古赤峰人，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党校讲师，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外交政策、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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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理论内涵
理想主义最初源于自由主义思潮。自由主义倡导平等、理性、自由权利和财产权等观念，这种观念渗入到处于初创阶段的国际关系学科之中，从而形成了国际关系中的所谓“理想主义”，一般指盛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伍德罗·威尔逊为代表，继承了边沁在19世纪提出的以“理性、个人自由、公众舆论和社会开放”等自由主义观点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思想。理想主义外交的首倡者为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913年3月4日，威尔逊在就职演说中指出：“我们同时见到了丑陋、虚假和邪恶，它们与美好、真实和善良共存于这个世界，我们的使命是清除、反思、纠正前者，同时却丝毫不削弱、不损伤、不危及后者。”[3]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威尔逊制定了“十四点和平计划”，诸如公开外交、集体安全、国际法律以及民族自决等，被称为“威尔逊主义”。
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核心理念是崇尚美国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优越性，坚信美国对整个世界担负着责任，强调美国政治、经济价值观的普世性。作为一个对自身道德文化和价值传统无比自信的国家，诚如斯帕尼尔所言：“美国人从其国家生活刚一开始就坚信他们的命运——
—以身作则地向一切人传播自由和社会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引导到人世间‘新的耶路撒冷’。”[4]在过去数百年的历史中，道德理想主义是美国外交的核心价值。对于美国对外关系上的这种传统“理想”成分，英国学者给出的评价是：“美国人传统上视自己为世界上负有特殊使命的一个特殊民族，其他国家只有利益，而美国却肩负责任。”[5]
按照美国人的解释，理想主义是他们重视信仰追求在对外关系上的反映，在很多情况下，美国政府执行的对外政策包含着把其他国家从苦海中解救出来的使命。美国外交思想和实践中的这种理想主义色彩，与其一贯注重现实利益的作风交织在一起，形
成美国外交貌似被两种彼此矛盾的倾向所掌握的假
象。美国著名学者小施莱辛格就认为，美国的外交政
策“一种是经验的，另一种是教条的；一种以历史观
看待国际关系，另一种以意识形态观看待国际关系；
一种设想美国同所有的社会一样，具有不完善、弱点
和邪恶，另一种视美国为幸运的国家，才智杰出，德
行完美，受托拯救人类。”[6]但实际上，“美国从不会
为了遥远的理想而牺牲眼前的利益”[7](56)，重视意识
形态和价值观并不意味着理想主义不重视基本国家
利益，理想主义的背后其实掩盖着现实主义的欲求。
而且，理想主义作为一种外交手段，为维护美国基本
国家利益寻找到了合理的借口。“理想”的语言无法
掩盖美国外交以国家利益为圭臬的事实，“理想化”
的政策与美国现实国家利益并行不悖，美国就这样
非常成功地把追求的现实具体利益同口头宣扬的道
德意识形态目标混合在一起，赋予美国外交特有的
精神追求和价值操守。
二、理想主义在美国外交实践中的三次高潮
美国历届领导人都很好地处理了“政治人”与
“道德人”的关系，他们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理想
主义者，既维护美国眼前和长远的基本国家利益，又
尽可能地传播和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在美国摆脱殖
民统治获得独立伊始，外交政策中就富有鲜明的民
主和自由的理想主义色彩。杰克逊总统在他的告别
演说中重申：“上天对这块受宠爱的土地给以无数
的赐福，并选择你们来做自由的卫士，为人类的利益
永保自由。”[8]可以说，带有普世关怀的理想主义情
结始终影响着美国历代总统的外交决策。不过基于
国家利益和现实战略需要，不同历史时期的理想主
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表现也不尽相同。从比较长
的历史时段来看，当美国实力呈上升趋势、在国际政
治格局中居于有利地位时，理想主义外交即会大肆
蔓延，美国政府就会倾向于耗费大量的战略物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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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推销其所谓的“美国理想”。
理想主义外交从20世纪至今，在美国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威尔逊主义”的诞生为标志；第二次高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联合国成立为标志；第三次高潮则在冷战结束后，这次高潮没有明显标志，但美国推进民主、自由的理想信念日益高涨，克林顿的“民主与参与扩展战略”以及小布什以“民主”的旗号率领美国展开的一场又一场战争，无不标志着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及其实践
20世纪前半期，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是“理想主义”外交的首倡者和践行者。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美国白人对世界承担一种特殊责任的“使命感”在他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作为一名学者，威尔逊对美国的历史与民主制度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思想不免充满了“理想”的色彩，美国民主制度的特殊性以及将这种制度传播到其他地区的优越意识和使命观充斥于其论著的字里行间。但威尔逊绝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更不是在外交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忽视美国实际利益的政治家，相反，他所宣扬的理想仅仅是实现美国国家现实利益的一种手段[7](96)。
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经济上主张自由贸易。威尔逊从理性假设出发，认为理性国家不应通过战争手段获取国家利益，而要通过和平手段如自由贸易来实现国家利益的增长。二是政治上采取由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指导下的集体安全机制约束非理性国家。在威尔逊看来，国际秩序的基石在于国际法及国与国之间的信任，而不是均势或各国勾心斗角。三是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是美国重要的国家利益。他强调世界和平的前景与民主的政治秩序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和自由符合美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利益。
“一战”后，尽管威尔逊耗尽心力，力图建立美国理想下的国际和平体系，却在现实中遭遇巨大挫败，美国理想主义外交也随之陷入低潮。但它在两方面是成功的：首先，威尔逊在思想上的胜利比任何其他的政治成就更为显著，因为每当美国面临建立世界新秩序任务之际，总是殊途同归地回到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的原点上。
其次，威尔逊主义还大大促进了从国际和平、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及其相互关系角度进行的国际关系研究，催生了在理想主义旗帜下的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
（二）罗斯福的理想主义及其集体安全体系的构建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是第二个运用理想主义将美国带到世界舞台中心的人物。他曾是威尔逊“国际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尽管未能像威尔逊那样承载“理想主义总统”的美誉，但理想化的语言在其演说和政策文告中同样随处可见。
罗斯福总统的理想主义外交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建立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四大警察”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系来维持世界和平。这既是对威尔逊主义的继承，也是对它的修正。罗斯福总结威尔逊的失败教训，认为集体安全机制需要有执法人，而他设计出的
“四大警察”正是担当这一角色的。二是罗斯福非常重视建立美国的制度化霸权体系。制度化的霸权体系是通过建立多数国家可接受的国际规范，使美国的霸权政策合法化，以便得到较多国家的政治支持，减少霸权政策对武力的过分依赖[9]。美国在“二战”后倡导和参与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及国际机制，实现了以制度化体系谋取美国国家利益的外交目标。
冷战所具有的东西方对抗性使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再度走向衰落，而越南战争使美国理想主义跌至谷底。对越南战争的深刻反省使美国的外交政策重新回到重视道德的理想主义传统中来，同时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理想主义重新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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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克林顿“推进民主”的外交努力
冷战结束使美国国内乐观情绪陡生，美国国务院官员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中认为，苏联和东欧的改革进程说明，试图取代西方自由主义制度的尝试已完全失败，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将作为人类政府的终结形式在全球普及。“民主和平论”也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美国国内普遍赞成向国外输出美国价值观。“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像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将会逐渐明白，资本主义、自由和自由主义民主是用来组织社会的最好原则，而美国则是那些价值观在世界所有地方的最主要的传播者。”[10]
克林顿总统是“民主输出”战略的坚定执行者，也是继威尔逊和罗斯福之后理想主义外交的继承人。他提出的外交政策三项基本原则，其中之一就是“推动全球进一步朝着民主化方向前进”。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克林顿始终强调要以“大多数美国人信奉的道德标准来判断各国政府的行为”。美国要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手段来推广美国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同时提出，应采取更加现实和灵活的态度，继续努力推广和输出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从克林顿的施政言行中可以看出，克林顿对外政策继承了美国理想主义外交传统的衣钵。理想主义外交也获得了新发展，“输出民主”日益与“对外干预”相结合，美国理想主义外交中的扩张主义倾向也甚嚣尘上。
20世纪以来，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内容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但其中不乏经久不变的价值追求。首先，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对美国式民主价值的追求与向往。其次，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具体落实的主要手段倾向于干涉主义。再次，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最终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最后，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以合作促和平。三、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意识形态支点
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有着广阔和深厚的意识形态
渊源，概而言之包括“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它
们一直以各种形式左右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并衍生
出许多其他意识形态关联产物。
（一）“美国例外论”
“美国例外论”是指“认为美国是以不同的方
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也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加
以理解——
—从根本上说，就是用美国自己的术语和
在美国自身的情境来加以理解的观念。”[11](70)作为一
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其核心是“独一无二”论和使命
观。在很多美国人看来，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秉
承上帝旨意对人类的发展承担着一种特殊的责任，
负有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例外论不仅旨在说明美
国发展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体现美国优于他国而
为世界树立楷模的观念。这种观点认为，在特定意义
上所有国家都是独特的，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与他
国不同的，受到本国的人文环境和自然资源等因素
的制约，然而“美国例外论不仅设想美国始终不同
于其他国家，而且设想在山巅之城或众国之灯塔的
意义上来说是例外的。”[12]
当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发展与其他国家
的外交关系时，这种使命观对政府决策者的思想产
生了深刻影响，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体现出来。美国
历史学家莫雷尔·希尔德等人在《文化与外交》一书
中写道：“美国外交事务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仰，
即美国在与外部世界关系中享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
都不能享有的特殊使命。”[13]尽管这种“使命”未必
属实，但它无疑是美国政府对外决策者思想意识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看，
如果一个民族认为自己拥有上天赋予的一种优于其
他民族的特性或能力，就必然得出拯救和统治落后
民族是它的责任的结论，进而采取外交和军事行动
去履行这种特殊责任和天赋使命，这就使得美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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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表现出“权力的傲慢”。
“美国例外论”是美国人对自我身份和国家身份的普遍认同，而一个国家的自我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外交方针和目标，它对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美国人是纯洁高尚的，因此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并非是为了谋取本国私利，而是有着高尚的利他主义动机；第二，例外论使美国人相信美国可以避免欧洲的权力政治，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可以使整个人类获益，美国是唯一在国际舞台上怀有崇高理想的国家；第三，美国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具有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错误地认为只有美国才有资格充当国际规则制定者和世界的领导者，不能用衡量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美国有理由超越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法，崇高的外交目的可以允许其使用不道德的手段；第四，相信美国的制度和发展模式是最好的，应该成为全世界效仿的对象。总之，美国独一无二的思想根植于美国人的观念中，美国外交迥异于别国的特点大多能从例外论中找到渊源。
（二）自由主义传统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对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学者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认为：“自由主义是西方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当代形式并非是一系列人们有意识地选择的理念或学说，而是观察社会世界的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假
设。”[14]莫林·拉姆齐也认为，在西方社会，自由理念
支配一般大众的思想并影响形形色色政党的实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原则和价值观之上并由其塑造而成的，这一情况尤其适用于美国。
自由主义作为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美国人对诸多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的基本看法，而这些看法又会影响美国对外交与国际问题的理解。正如布鲁斯·拉西特所言，“人们对国内政治
的看法与他们对外交政策的看法是密切相关的”，“关于国内政治中政治责任与政治秩序的信仰与其关于对外关系中政治责任与政治秩序的信仰是一致的”[11](65)。从而力地解释了美国理想主义外交大力倡导和推销本国民主以及价值观念等内容的原因。自由主义信仰与美国独特的历史经验一起，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对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美国的外交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以及什么是合理的国际秩序等问题的看法和实践[11](65)。
自由主义作为美国社会重要的意识形态，还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处理外交与国际事务的方式。具体而言，就是对国际问题采取的法治主义———道德主义取向。法治主义坚信，无论是美国自身还是其他国家的国际行为，都应该符合既有的法律规范。在国际关系领域，通过法律和适当的程序对国家行为进行约束和控制，从而降低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程度是可能的。美国理想主义外交实践正是集中体现了这种法治主义偏好。与法治主义相关的，是美国外交中的道德主义取向。一方面，道德主义是指用道德的眼光看待世界、政治和外交，相信存在抽象、普世的道德规范。从这一信念出发，美国倾向于认为，国家关系也应该受到类似个人之间道德关系准则的约束。因此，美国外交不仅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安全和利益，还必须发挥惩恶扬善的作用。在美国外交决策者眼中，外交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场道德讨伐运动。另一方面，美国外交中的道德主义是指政治家乐于用道德语言，论证外交政策和行为的合法性。这就使得美国政府公开表达外交政策目标与手段的方式充满了强烈的道德色彩，也是人们普遍把美国外交冠以理想主义外交的根源所在。
理想主义外交作为美国外交的重要传统，不仅为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建立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蕴含着诸多意识形态因素，更为美国外交烙下了独特的印记。“把国际政治等同于国内政治，用处理公民社会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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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伦理原则来处理国际政治，成为美国处理国际政治与外交政策的国家风格。”[11](173)深入考察美国外交政策中理想主义的表征，追溯支撑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的支点，对于我们深刻理解美国外交行为中经常出现的理念与行动之间的悖论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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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
特朗普对外经济政策以贸易保护主义为核心，其政策包括：1、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提升贸易壁垒；3、通过税收政策使得企业回流美国。 贸易保护的直接效应会使消费品价格上升，从而引发通胀，并且会使经济整体效率下降。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德国和中国等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将受损。 对于中国来说，对美贸易依赖度较高的初级品制造业和机械产品出口将受到冲击 主要将会影响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德国和中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加拿大进口的商品有60%来自于美国。墨西哥进口商品的80%以上来自于美国。 ? 贸易保护对美国的影响？ ? 美国自身而言，贸易保护的直接效应可能使得关税部分转嫁给消费者。进口产成消费品价格上升侵蚀消费者剩余，美国国内供给不足或价格更高导致消费者面临的产品价格上升，而消均衡的费数量则减少，这对美国低收入者影响较大；进口半成品和投资品价格上升可能带来通胀，半成品和投资品价格上升可能会通过成本加成定价反映到最终消费品上，从而导致消费品价格上升，可能引发通胀；进
口数量减少会导致低效率和寻租，美国国内效率较低的企业受贸易保护也得以存活，经济整体的效率下降。 2月2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2018贸易政策日程和2017年报告》，明确提出，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有五大支柱：一是通过维护经济安全来保障国家安全；二是巩固美国经济，惠及所有美国人；三是达成让更多美国人受益的贸易协定；四是加强执法力度，让不遵守规则者不再获利（占美国便宜）；五是改革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有效市场间推广规则，推动国际贸易，为世界创造更大福祉。 美国公布2018年贸易政策议程 2月2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消息称，已向国会提交特朗普政府2018年贸易政策议程。议程主要内容为：第一， 制定支持国家安全政策的贸易政策；第二，巩固美国经济发展；第 三，推进利于全民的贸易谈判；第四，实施并捍卫美国贸易法律法 规；第五，加强多边贸易体制。 ???????????????????????????????????.?????????????????????????????????????????????????. ??????????????????????????????????????. 1. ???????????????????????? 2. ????????????????????????????????????????? 3. ?????????????????????????, ??????????????? [??]???????, ???????|?????
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
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 学过外交学的人都知道，外交学有一个基本理论，就是：外交活动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国家利益。 依照这一理论，国际上的外交活动都是围绕着本国的国家利益进行的。所谓国家利益，一般是指以经济利益为主的领土、资源、市场等可计量利益以及国家安全等不可计量的利益。 这个理论有一句名言，叫做“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或朋友”。这句名言一直被讲述外交和参与外交实践的人们奉为圭臬。 这个理论一般来讲是正确的，可以说非常形象与深刻地讲明了外交的目的与实质。它尤其适用于世俗化国家。所谓世俗化国家，是指政治经济社会已摆脱宗教控制的国家，用这一理论来读解这些国家的外交，可以非常清楚地明白他们外交的来龙去脉，明白其目的与实质。 比如，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世俗化国家，除了在古代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外，宗教从来没能够统治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近代日本的外交，就一直遵循着利益原则。它的典型的利益外交的实例，是三十多年前超越意识形态障碍并且不顾盟主国美国的反对而与中国建交。 三十多年前主政日本的首相田中角荣，从国家利益出发，舍弃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不顾国内右派的威胁与反对，也不顾不愿被搅乱战略步伐的盟主国美国的反对，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一般人理解，田中角荣与中国建交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感情的缘故，中国媒体以及日本左派媒体也都喜欢炒作这种感情，但在其背后，其实是政治家们及其所代表财团对建交之后所获好处的精确算计。田中角荣及所代表的财团看到，与台湾相比，中国大陆丰富的廉价资源和潜在的广袤市场更有利于日本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为日本企业就近获得发展资源和进入中国市场铺平了道路。这是日本外交史上利益外交的一篇杰作，充分体现了世俗国家的利益主导型外交风格。 这种理论在中国也一直很有市场，很受许多学者及外交家的追捧和信奉。中国也属于政教分离、社会世俗化的国家，对利益论外交有强烈共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外交的务实色彩愈见浓厚，意识形态色彩愈见淡薄，利益外交论愈发受到学者或专家的推崇。在近期的很多外交声明以及论文中，我国的学者和有关人员都公开地不加掩饰地把国家利益当做外交活动的正当性依据。在联合国大会的某次发言中，中国代表在对某提案表示反对态度时，提出的理由与根据是：它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很多外交人员在与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人员交往时往往提出“国家利益为重”的原则，即超越意识形态或国家体制障碍，寻找利益的共同点。 但是，这种理论也有其薄弱之处，就是它不能涵盖偏重意识形态国家的外交，尤其是不能涵盖宗教影响强烈或者政教合一的国家的外交，利益论不能解释这些国家外交的实质与目的。 偏重意识形态或宗教色彩强烈的国家的外交，其行动取向深受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其目的往往不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其意识形态或宗教的目的。作为极端外交行为的战争，这些国家，尤其是宗教国家进行的战争，往往不是争夺领土或资源等逐利性战争，而是宗教战争。 在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美国人的外交，其实也一直是偏重意识形态的外交。
美国文化特性与外交行为.
美国文化特性与外交行为 【内容提要】文化是美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具有强大辐射性和渗透性的软国力，文化和政治、经济、军事等要素一样，一直是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驱动力之一。文化要素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不象其它要素的作用那么明晰和直接，但它象幽灵一般控制着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其作用更具有本原性。文化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机理可以表达为“文化控制”。美国的外交行为的那种世所共知的独特个性来源于这个国家的文化特性，外交行为的特性是文化特性的一种转移、复制和表达。文化的工具性功能和它在外交行为中发挥的导向性功能使它在美国国际战略的实施中具有双重意义。 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认为：“文化因素进入现实政治领域的程度，要比专攻国际关系和相关研究的许多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所承认的要大得多。也许可以再一次在不同程度上说，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他在这里强调了文化与现实国际政治的深刻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向我们提示了文化要素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本原意义。 文化是美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具有强大辐射性和渗透性的软国力，文化和政治、经济、军事等要素一样，一直是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驱动力之一。文化要素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不象其它要素的作用那么明晰和直接，但它象幽灵一般控制着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其作用更具有本原性。 一、作用机理与控制模式 迈克尔·H·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审视了建国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历程。他认为，为了更好地把握意识形态，应该从与文化体系相关联的角度去理解它，忽视文化价值的作用会走入误区。的确，文化作为一种本原性和导向性的要素，影响着美国外交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环节。那些曾经左右过以及现在正在左右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人物，都或多或少表达过这方面的体验。吉米·卡特就曾说过，世界的新现实要求“一种新型的美国外交政策——永远坚持我们的价值观与传统的乐观主义基础上的政策”。乔治·W·布什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了外交政策中的一些不变的精神：“自我们国家的初建时日以来，许多已经改变了，但指导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仍然相同。在未来的年月中，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体现美国的最高理想。”这里所说的数百年不变的基本原则、国家利益和最高理想，都来源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亨利·基辛格曾经从观念的角度谈论文化对决策者的影响，“领导人登上高位前形成的观点，是一笔智力财富，他们在整个任职期间会经常用到。”这里所说的观点是指这些领导人在共同的美国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 外交行为作为一种由特定的人和人群实施的国家行为，从其内容到实
美国对外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20世纪初），是美国海外扩张的产物。 目的：在激烈竞争的条件下，为迟到的美国向中国扩展其政治、经济势力打开方便之门，根本不是为了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 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20世纪初—一战前） 背景：美国垄断资本势力迅速膨胀。进一步向海外扩张、尤其是经济扩张，便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调。 金元外交（一战后） 背景：一战中美国本土损失轻微，并利用战争机会使自己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欧洲传统强国由于一战的破坏，经济实力一落千丈。美国企图借此机会攫取战后世界领导权。孤立主义政策（20世纪20—30年代） 背景：一战后，巴黎和会上美国攫取世界霸权的失败。 表现：1935年8月31日，在孤立主义的强大压力之下，美国国会通过了《中立法》。 绥靖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抗战初期） 背景：美国坐观成败，鹤蚌相争，可坐收渔翁之利；认为自己在华利益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但日本在经济上终归要依赖它，暂时不利的局面不难挽回，不应刺激日本，以免它进行报复；美国对日贸易有相当的利益可图。 开始摆脱孤立主义（20世纪30年代末期—40年代初） 背景：法西斯势力的日益扩张，为遏止和反对法西斯，有利于自己的安全及其在世界的地位。表现：1939年底，修改中立法（现款自运）；1941年3月国会通过《租借法案》。 全球霸权战略（二战结束后） 背景：二战结束时，美国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扩张创造了条件，美国的政治野心也同时膨胀起来；庞大的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转向可能出现经济危机，所以经济上也有向外扩张的需要。 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20世纪二战结束后—50年代） 背景：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提出；防止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影响到美国在欧洲的利益。 肯尼迪、约翰逊继承杜鲁门的全球扩张政策“和平战略”（20世纪60年代） 背景：第三世界的崛起；美国战略核武器方面落后于苏联。 尼克松主义（20世纪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 背景：美国地位下降，西方阵营中的法、德、日等国在经济上开始摆脱美国，在政治上独立自主性日益增强；苏联地位的上升；第三世界国家影响的加强。 里根的新遏止政策（20世纪80年代） 背景：苏联势力的一度的大肆扩张。
美国政治与外交
美国外交主导权的变迁 骆恺骐3090103508 摘要：美国宪法在对外政策上分别赋予过会和总统极大的权力，因为美国国父对英国国王的独裁暴政有痛彻的记忆从而给了过会更大的外交政策权力，然而自从两次大战以及随后冷战的开始，美国外交主导权转移到了总统一边，在60年代后期国会开始尝试收回外交权力。本文论述的便是总统与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优劣与两者外交主导权转换的原因。 关键词：美国外交政策、总统、国会、外交主导权转移 政治结构的演变在长久的平衡与调整当中，常常出现权力中心和权力结构的转移现象，而外交权作为国家权力中重要的一部分具有相对的难以控制性，本篇文章着眼于美国外交主导权转移的原因，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剖析了美国外交权在现代的国际环境下的几经变革，和最终的相对稳定。 首先，本篇文章以麦迪逊的名言开头，阐述了美国外交政策权力的分化的原因，然后详尽的列举了美国宪法当中总统与国会对外交政策享有的权力，使得读者能充分感觉到宪法授权有明显偏重国会的倾向。由于总统是一个新设立的政治角色，美国国父们对应该赋予总统什么样的权力不仅没有经验，而且还担心这个角色演变成一个专职暴君，所以国父们进行了分权安排，使得权力不至于集中在某个或者某些人手中。本文对这段的阐述非常详尽，很真实的再现了制定宪法时美国国父们的考虑。下文中讲了宪法中在外交事务的权力分配上存在着一大片不确定或者可以说是重叠的、有时甚至是对抗性的“半阴影区”。并列举了引用了许多政治学家的对这块“半阴影区”的猜想。个人认为“半阴影区”的存在是国父们故意在宪法中留的漏洞，使得以后总统与国会为了争抢这块权力而产生摩擦，来使人民避免遭受独裁的宰制。由于美国宪法的“半阴影区”特点，使得其被证明空间颇多且弹性极大，从而使得这部宪法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在这里，作者大量引用了亨金的话，也是用以阐述作者的观点，然而此处作者对自己观点的描述却是极少，可以说是几乎没有，读者只能从大量引用亨金的话这点来判断作者是赞同亨金的观点。 接下来，本文便进入了主要部分。这部分阐述了外交决策主导权的变迁。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外交决策主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国会手中。然而即使在国会占外交主导地位的日子里，各种国家紧急状态，使总统尅在特定时期里进行外交特权统治，这也为以后外交主导权掌握在总统手中埋下了伏笔。当然，在危机过后的和平时期，外交主导权依然在国会手中。这种外交主导权周期性摆动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自从美国介入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冷战的开始，美国外交主导权才似乎“永久性”的转移到了总统一边。直到60年代后期，越南战争的失利，国会感到应该重新确立自己的外交主导地位，但为时已晚，直到现在，美国国会依然没有拿回自己那一部分的外交权力。 接下来本文便开始阐述权力转移的原因所在。本文条理非常清晰的讲述了转移的原因，而且讲的非常详细，原因也写的很多，几乎把所有可能原因都写进去了。本文首先从总统和国会内部的结构功能、运行机制来分析可能的原因。首先分析了国会的结构，由于国会人数众多，而且来自不同的地方，致使全球视野相对较弱、权力分散、行动迟缓等不良现象，导致国会在处理一些需要迅速、秘密的采取行动的危机型事件上能力不足。而总统率领的行政部门采用的首长负责制，在处理事件紧迫、保密要求高的危机型事件时，能够进行国会无法提供的强
论二战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意识形态的内容，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 对于意识形态，国内外的很多学者试图分别从世界观、信念或手段的角度进行不同的解释，拟定不同的含义。但无论从哪个方面加以解释，意识形态都可以看作是某一政府所作所为的思想理论或是价值观的基础，又或是对于某一政府所作所为做出的合理的或是不合理的解释。这里所说的“所作所为”既是指对内政策，也包括对外政策。因此，意识形态也影响着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其中，美国也不例外。美国的意识形态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模式可谓影响深远。 追溯美国意识形态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我们会发现，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因素都影响着这个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并且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形成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的对外政策，“天定命运（选民意识）”、“美国例外（孤立主义）”和所谓的“利他主义”等等。而这些特点独立存在，并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构成了美国一套独特的政治逻辑，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回顾二战后的美国外交史，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但都如影随形，从未离去。因此，必须客观而细致地分析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 素。 一、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促使苏联解体 二战结束后，新的世界格局形成，那就是世界被划分成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20世纪中期，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东欧“铁幕”徐徐坠下，长达几十年的“冷战”爆发，两大阵营之间的对立从政治、军事、经济，延伸到思想文化领域等各个层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日益严重。 在这种极端对立的政治格局下，“冷战”时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奉行的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可以说，意识形态是这一时期统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外交活动的“灵魂”，美国也不例外。“冷战”期间，美国经历了九任总统，无论民主党入主白宫，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政府始终认为，“意识形态斗争”是和平状态下能够采取的最为有效的斗争形式之一。具体来说，美国政府利用人员和组织往来，绕过“铁幕”，通过专门设立的电台，传播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理论；通过激化民族矛盾，分裂社会主义阵营；通过价值观输出、文化渗透等各种手段，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意识形态外交”。 几十年后，也就是20世纪最后的十几年里，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再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美国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实施的“意识形态外交”是导致这一巨大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称，“西方自由民主已取得最终胜利，再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力量可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1〕西方国家认为，东欧和苏联发生的一切都是杜勒斯提出的“和平演变”战略 论二战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 解立楗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北京 100018） ［摘 要］意识形态属于思想意识的范畴，可以从世界观、信念或手段的角度进行不同的解 释。意识形态可以看作是某一政府所作所为的思想理论或是价值观的基础，又或是对于某一政府所作所为做出的合理的或是不合理的解释。意识形态影响着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是统领两个阵营外交活动的“灵魂”，美国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展开的意识形态外交促使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发生。“冷战”结束后，美国将意识形态外交的重点转向中亚地区的独联体国家，提供资金培植亲美势力，瓦解原有的国家政治结构，促成了多个国家的“颜色革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利用国际经济交往和贸易活动，有意识地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扩张和输出。同时，美国借助信息和网络技术，对意识形态输出加以伪装，提高了意识形态外交的效率和速度。 ［关键词］美国;意识形态;颜色革命;知识产权;网络和信息技术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6—0112—02 ［收稿日期］2012—10—22 ［作者简介］解立楗(1977—)，男，山东龙口人。制片人，编辑,研究方向:新闻传播与国际关系。 2012年第6期理论观察N o.6,2012(总第78期) Theoretic Observation S erial N o.78 112——
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一、引言 中美贸易战是最近比较热的一个话题，中国“入世”后，随着与各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贸易摩擦出现的频率也有所增加，其中美国成为了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国家。美国公司对海外竞争对手提出的倾销指控中，有20%以上涉及中国。美国为什么要紧盯着中国不放呢？这与美国一直以来奉行的外交政策有关。 不只是针对中国，二战之后，美国的目标是谋求“世界领导地位”和“按照美国的构想塑造世界”。从“杜鲁门主义”到战略扩张和“单边主义”，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以全球战略为基调，企望在侵略与进攻中维护自己的世界霸权，并以世界警察的身份自居。 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渊源 丹尼斯·博斯特德罗夫曾指出：“美国的使命神话起源于我们的清教徒祖先，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根据这种神话，美国有一种道德义务，即作为一个楷模服务于世界其他国家，以此鼓励全球范围内的自由。”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最早来到美国大陆的移民是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清教徒，他们给这片土地带来的不只是先进的生产技术，还有宗教文化。“上帝的选民”是他们所信奉的基督教所给予的思想，第一批横渡美洲大陆的移民以“上帝的选民”自持，因此他们在建造完成这座“山巅之城”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复兴世界的使命感。 许多美国人认为，作为上帝选中的特殊国度，美国对人类的发展和命运承担一种特殊责任。他们自称为上帝的选民，拯救世人的使命感扎根在他们的心底。这一“使命”观是美国人所笃信的宿命论在美国文化中的反映。深深影响着美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 此外，美利坚共和国成立与美国政治制度的建立为“使命”观提供了现实条件，使美国对
于自身的“独特性”的认识具体化了。美国在封建君主制占主流的世界建立了民主共和制，而通过民主解放处于君主压迫下的世界，救赎苦难中的人民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宗教“使命”观的世俗表达。当一个种族的社会发展高于其他种族时，优越感将油然而生，对于古代的先进民族是这样，对于建国后的美国亦是如此。伟大的宪法，先进的体制；最优越的自然环境，最好的社会制度，美国人的“使命”观思想不断强化，他们希望通过“最好政体”维护人类的民主自由。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在发表就职演说时宣称：“人民已将维护神圣的自由火炬和维护共和政体命运的希望，理所当然地、意义深远地、也许是最后一次地，寄托于美国民众所进行的这一试验上。” 随着美利坚民族的日益成熟，“使命”意识日益扎根于美国人的民族意识之中。美国学者莫雷尔·希尔德在《文化与外交》中说到：“研究美国外交的出发点是美国人这样一种信仰——在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美国享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享有的特殊使命。” 二、早期的美国外交政策 早期的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一直以来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其一是孤立主义，其二便是扩张主义。二者虽看似水火不容，却同时主导着美国早期的外交政策。 受地理因素的影响，美国成立初期很少与其他国家往来，孤立主义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主要思想。美国无视大洋之外“旧世界”的纷争，与欧洲保持中立，保持自身的纯洁性，专心于本国国内的发展。这一政策确实为美国带来了诸多好处，尤其是一战期间美国本土不但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而且中立的立场让美国大发战争财，为日后领导世界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迫参与二战，孤立主义才宣告结束。然而华盛顿所提出的孤立主义从立国以来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即便其在二战时破产，但其思想在如今的美国政治中依然存在，并对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刻影响。
美国宗教对政治外交影响
美国宗教对美国政治与外交的积极与消极影响 美国是一个拥有近2000种独立的宗教或教会的大国。据统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人声称信仰上帝，超过一半的美国人称每天至少祈祷一次，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美国人称每周至少去教堂参加礼拜一次。并且，当我们追溯美国宗教和文化传统时，会发现，“WASP”传统，在美国历史的优势地位保持了200多年。因此，说美国社会是世界上最具有宗教性的国家并不为过，进而，宗教对美国政治与外交势必产生相当程度上的影响。 最初乘着“五月花”号到达美洲新大陆的移民，多是为逃避宗教迫害或怀揣着宗教热情而来的，这使得美国在建国伊始就有很强的宗教性。并且，基督教的文化精神也深深影响了美国立宪建国的领导人，清教徒的思想中含有很强烈的幽暗意识，他们认为“神性至善，而人性本恶”，“道德沉沦的趋势普遍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由此产生的自由宪政思想就是日后美国革命建国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使得这批立宪者制定出一部现实主义，以制衡为核心的宪法，为后世的美国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款就谈到了宗教问题，规定“国会不得设立宗教或者限制其自由实践的法律。”这两个分句分别体现了美国宪法针对宗教问题的两个基本原则：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然而，“美国历史却可以证明，彻底的政教分离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作为美国宗教传统的基督教新教一直在影响着美国社会。”而托克维尔也认为，美国人的政治制度之所以得以经久不衰，宗教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他说：“美国这样的政教分开反而让两者相辅相成。人在社会上有越大的自由，人就需要更大的自我约束，这种约束在美国就来自于个人的宗教信仰以及与宗教有关的道德价值观念。”由此可以看出，宗教帮助了美国的统治者和立法者，使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得以提升，得以更加注重“永恒的爱好，崇高的情感，和对非物质享乐的热爱”。 由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两个分句，只是单方面的，即它只限制了政府对于宗教的权力，而对于宗教不得干预国家政治，政府事务，国家教育等问题却丝毫没有涉及。因此，毫无疑问，第一修正案为以后的政教冲突以及宗教干预政治埋下了种子。 当宗教保守主义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事务和社会问题上时，就带动了宗教右派的发展，而这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宗教右派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事务。宗教右派通过基层活动，通过媒体舆论，国会游说，通过印刷品、广播、电话、互联网，通过与共和党联姻，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正在逐步增大。共同的利益使共和党同宗教右派走到了一起。从此，共和党得以获得牢固的选民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共和党在1980年，1984年，1988年连续三届大选的胜利。而美国多数州的州长和联邦国会多数议员也有共和党人所担任。宗教右派则从共和党这里得到了政治上的支持和发展机会。在联邦选举和立法机构的活动中，宗教右派的势力在逐渐增大，形成了一股势力强大的政治右派集团，直接影响着美国的内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 宗教右派宣传传统家庭价值，反对堕胎合法化，主张教育私有化和地方化，反对同性恋者的权利，反对政教分离原则，希望恢复基督教传统价值在
美国意识形态的新趋势(1).
美国意识形态的新趋势(1) 冷战结束已经十来年了。苏联从80年代中期即开始出现意识形态的演变，以后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政治新思维"，进一步削弱了苏联作为美国意识形态对手的地位。当时国内外都有一种说法，一种希望，就是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将要淡化，各国将以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为出发点来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一些观察家的预想是，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将带来越来越多的政治对话和文化沟通，国家间矛盾虽然不可避免，但主要将以经济竞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可能激化，成为主导性的矛盾。美日、美欧之间的"经济战"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另一些观察家则预料世界将走向"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将不再像冷战时代那样，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自己在国际上的远近亲疏，而是注重自身的安全利益，甚至不惜为资源、领土而战。1991年的海湾战争即是这种见解的佐证。这两种观点殊途同归之处，在于都认为冷战时期那种两大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纷争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特殊形态，而未来的国际关系将进入一种常态（国家间为经济利益而合作或竞争），或者恢复另一种常态（各国为维护自身安全而斗争，某些大国争夺霸权），因而有了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将要"淡化"的期待。从冷战后的历史进程来看，美国非但没有淡化其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反而在许多方面突出宣传其价值观。美国的思想库和学术界不断推出各种引起争论但有广泛影响的政治观点，如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宣扬以推进各国"民主化"来维护世界和平的"民主和平论"，以及"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等等。这些观点的视角不同，结论也不同，但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社会条件改变了，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基础和行为改变了，反映这些条件和利益、指导行为的意识形态也会随之调整变化。就此而言，意识形态可以转变，但很难"淡化"或消失。冷战时期两大意识形态的斗争，同当时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政治经济营垒的利益之争相互配合，因此显得异常激烈。但是这不等于说在其他历史时期阶级国家就不高举意识形态的大旗。例如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极力宣扬"民主"和"民族自决"；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族解放的旗帜。这就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说的"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希特勒靠标榜“国家社会主义”（译为"民族社会主义"更为恰当）起家，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同英美资本主义的争夺世界霸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争斗。在20世纪的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斗争是一种常态，而非冷战时期所独有。一、美国意识形态演变的的全球化背景在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国家间意识形态斗争的内容是不同的。一些学者将冷战结束后的现时代称为"全球化时代"。本文姑且接受这一说法，进而分析全球化对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首先是由经济力量推动的。全球经济系统是比全球政治系统更为活跃、更为开放的系统。全球政治系统由主权国家组成，是一个相对稳定和相对封闭的系统。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领土疆域的政治划分，各国关税制度的设立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不尽合理。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政治对立和军事对抗，更是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巨大障碍。当冷战结
第22—23课时 第9课 当代国际社会与我国的外交政策
经济政治·职业生活 教案 第22--23课时 第9课当代国际社会与我国的外交政策[教学目标设计] 知识目标： 1、通过教学使学生识记：主权国家；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和作用，我国的外交政策。 2、理解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能力目标： 1、通过本课学习，能说明我国是如何参与国际事务的。 2、为什么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3、能说明我国在国际事务是如何坚持外交政策的。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学习，能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有序参与政治生活，自觉维护国家利益。 [教学重点、难点] 1、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和作用 2、我国的外交政策。 [教学方法] 引入实例法、自学阅读－讲授法、教师启发、引导，课上讨论等学生主体参与的教学形式。
[教学过程设计] 导入新课： 【视频资料】：多媒体播放视频资料：中国维和部队在海地中国维和部队在海地、非洲都执行过维和任务，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这些国家修筑道路、建桥梁、运送各类物资诊治病人等。当地条件及其恶劣，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圆满完成任务。另外，到驻地学校捐钱捐物、为战争孤儿买衣送物…… 【教师引导】：你知道什么是联合国维和吗？ 我国为什么要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参与维和行动？新课讲授： 第9课当代国际社会与我国的外交政策 一、走近国际社会 【学生活动】：思考讨论 国与国之间之所以出现分离聚合、亲疏冷热的复杂关系，是由什么决定的？ 【教师点拨】：国际关系的变化主要是由各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力量决定的。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国家间合作的基础，国家间利益相悖是国家间摩擦或冲突的根源。 国际社会就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庭由许多成员组成，有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其中主权国家是最基本的成员，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参加者。 【问题思考】：你知道现在全世界一共有多少主权国家吗？主权国家
冷战时期美苏对外政策
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确立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地位，在不同时期，美国政府根据需要采取了不同的对外政策。从对外政策的内容和特点看，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美国全球战略的确立时期(战后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 (1)“遏制战略”(1945—1952年)。这是杜鲁门政府推行的军事战略。战略的要点是，孤立打击和遏制苏联等社会主义，制造冷战气氛，控制西欧向第三世界扩张，争夺世界霸权，建立全球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型军事基地网。 (2)“解放战略”(1953—1960年)。这是艾森豪威尔1953年上台后推行的军事战略。“遏制战略”并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因此实施“解放战略”，主张把社会主义因素“从共产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其主要内容是，通过“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战”和平演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武装德国，加强北约，扩充军备对抗苏联，对“中间地带”推行扩张政策。 (3)“和平战略”(1961—1968年)。这是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推行的军事战略，又称“灵活反应战略”。这一战略从称霸世界指导思想出发，以不同方式应付不同威胁，以和平为幌子，推备打各种战争，镇压世界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抵制中国与苏联的影响。 2．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时期(20世纪70年代) (1)“现实威慑”战略(1969—1974年)。这是尼克松政府推行的军事战略。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利用中苏矛盾，借助盟军力量，重点加强欧洲主战场美军的实力，重振争夺世界霸权的野心。 (2)“世界秩序战略”(1977—1980年)。这是卡特1977年出任总统提出的新战略。战略主要内容是：加强美、欧、日的合作，形成战略上的一致对苏，以“人权外交”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树立美国的民主、人道的国际形象，借助中国的战略地位和力量抗衡苏联。 3．美国全球战略的发展(20世纪80、如年代)。里根上任之初，美国内外交困。在国内，经济发展疲软；在国际上，苏联的挑战，西欧、日本独立倾向的加强以及发展中国家反霸斗争的高涨，都对美国的战略地位构成威胁，也打乱了美国的战略部署。 (1)“新遏制战略” (1981—1987年)。这是里根政府推行重新确立美国地位的新战略。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扩军备战，“重建美国军事力量”，对苏采取针锋相对的强硬政策，加紧与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的争夺，在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基础上，加强同西方盟国的政治协商和一致抗苏的战略合作。 (2)“超越遏制战略” (1989—1991年)。这是布什上台后制定的具备和平演变特点的军事战略。它标志着美国战后对外战略的根本性转变。这一战略的要点是，要求苏联放弃对外扩张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减少核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同时加强同苏的联系，对苏提供援助，支持苏联的“政治多元化”、“自由市场经济改革”，迫使苏从东欧、阿富汗撤军。 一、美国的对外政策 二战结束时，美国明确地把全球扩张、称霸世界确定为国家对外政策的总体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主要基于如下因素：在二战中迅速膨胀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奠定了美国对外干预的基础；流行于美国政界与舆论界的“恐赤症”有力地加强了美国的对外干涉欲；战后，把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而导致的对国际市场及资源的现实需求刺激了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的意识。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始终不变，但在不同的时期外交策略有所不同。 (一)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 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扩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的国际影响，也打破了美国的称霸之梦。从杜鲁门总统开始，美国政府把反苏、遏苏与追求扩张、称霸结合起来，导致了美苏之间的长期冷战，直至苏联解体。冷战时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卡特、里根、布什等人先后就任总统，他们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美国的战略需要分别实行了既有连贯性又有针对性的对外战略，使美国的对外战略经历了四个阶段：进攻战略阶段(二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末)、战略防守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反击战略阶段(20世纪80年代)、和平攻势战略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其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全球战略有： 1．遏制战略 杜鲁门(1945—1952)是战后美国的第一位总统。1947年6月，杜鲁门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声称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应该承担“领导自由世界对极权主义政权进行一场全球性的圣战”。这篇讲话成为美国对苏联宣战的政治宣言。据此，美国推出了遏制战略。内容包括：实行马歇尔计划、通过“占领地区救济资金”和“经济复兴基金”援助西欧和扶持日本，稳定该地区的政局，扩大美国的影响；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缔结《日美安全条约》，重新武装分裂后的西德，建立了与苏联对峙的军事联盟；与东南亚各国签订一系列“集体防御协定”，实施援助希腊、土耳其的杜鲁门主义，包围中国，与苏联争夺中间地带；实施“第四点计划”，在亚非拉地区支持亲美政权，在世界范围内打造“安全区”；在军事上主张在核垄断的基础上扩张军备，准备打“两个半战争”。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标志着美国对外战略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孤立主义转向全球主义 2．解放战略 艾森豪威尔(1953—1961)执政时期，基本上继承了杜鲁f的“冷战”和全球扩张战略，但也有一些变化。主要是：对苏政自方面，鉴于美苏相对实力的消长，承认苏联是超级大国之一，g出以政治战、心理战和宣传战为手段的“解放战略”取代以军月对抗为主的“遏制战略”，企图以和平手段“战胜共产主义”；军习战略方面，实行以核威慑为核心的“大规模报复战略”，鼓吹“占争边缘政策”；中间地带政策方面，在中东实行企图填补力量真空的“艾森豪威尔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渊源
2010年3月第12卷第1期 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Ｈａｎｇｋ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社会科学版··········Social Sciences 理想主义是对美国外交领域奉行的一种外交方式的称谓，作为美国社会重要的价值观，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及其决策者的思想意识。美国外交史专家小塞西尔·克拉布曾指出：“毋庸置疑，美国人民显然期望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任何新方针都符合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它的精神气质及其传统。在国外与国内一样，国家政策应该符合美国对自由、公正、放任主义、民主和其他所珍惜的概念的信仰。”[1]理想主义理念集中体现了颇具美国特色的价值观、使命观及利益诉求，成为贯彻美国国家利益的“符号”和表征，备受历任美国总统和外交决策者的垂 青。“外交行为受领导人思想意识的支配，而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在对外部环境长期作出反应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本国家、本民族的政治文化和观念形态的反映。国际政治包含着不同国家利益的协调与冲突，也充满着不同思想原则的相互撞击。因此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以至于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 察。”[2] 美国是十分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在一定程 度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文化主要基于意识形态上，因此从意识形态及文化层面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理清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思想渊源。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渊源 ◎宋志艳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党校，天津300113） [关键词]美国外交；理想主义；“美国例外论”；自由主义传统[摘 要]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鲜明地体现了美国的价值观、使命观及利益观。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意识形态渊源于美国 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传统，理想主义理念作为贯彻美国国家利益的“符号”和表征，备受历任美国总统和外交决策者的垂青。尽管美国外交披着华美的道德理想主义外衣，但却难掩其追求现实国家利益的利己本质。[中图分类号]D83/8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12(2010)01-0070-06 Idealism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Ideological Origins SONG Zhi-yan （The Party School of Nankai District Committee,Tianjin,300113，China ） Key words:American diplomacy ； idealism ；exceptionalism ；tradition of liberalism Abstract:Idealism in American diplomacy clearly reflects the values,mission view and interest demands of America.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American idealism were exceptionalism and the tradition of liberalism,as the symbol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merican interests,idealism has been appreciated b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akers and presidents.Although American diplomacy wears a moral idealism coat,it can't cover its selfish nature of pursuing the real national interests. [收稿日期]2010-01-16[修回日期]2010-03-10 [作者简介]宋志艳（1975-），女，内蒙古赤峰人，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党校讲师，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外交政策、中美关系。 70
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战略
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战略 【摘要】：由于二战苏联在乘美国实行战略收缩之机大规模扩充军备和在世界各地扩张，严重危及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全面调整外交政策：增强实力，＂遏制＂苏联的扩张，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其结果恢复了美国的实力，扭转了美苏攻守态势，加剧了美苏＂冷战＂气氛，但同时也加深了美国自身的困难。 美国的外交战略面临新的抉择。 键词】：遏制战略,冷战美国外交政策难民政策. 一. 美国遏制战略 一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目标：在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根本前提下，为美国垄断资本开辟市场、攫取商业利润服务，维护美国经济安全和繁荣 二美国遏制战略的基本手段：针对前苏联、东欧以及西方盟国，诱压结合，综合运用经济遏制或经济援助，以服务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大战略 (一)经济遏制。遏制战略作为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它强调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并综合运用国家的各种力量去实现战略目标，其中，贸易管制战略就是遏制战略手段的具体化。贸易管制战略是杜鲁门政府制定，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实施的一项重要经济遏制战略。 (二)经济制裁。美国实施的经济制裁战略加剧了前苏联的困难，延缓了前苏联的发展。的。它不像法国和日本那样在重商主义道路上走得很远，美国的商贸一直与开放市场为伍，开放的市场又和政治自由相关联，政治自由则伴有民主，而民主还连同有和平。”[ 三美国遏制战略的实现条件：以经济实力为依托，在外交上孤立前苏联的同时，迫使前苏联展开军备竞赛以拖垮其经济，从而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作为美国外交传统的延续，对经济和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维护是其重要目标。二是经济手段作为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工具，对美国而言，既保持了其政策的灵活性，又成为了遏制前苏联的有效工具. 二.美国的难民政策与冷战外交 对美国来说，难民政策的核心问题是选择问题，即接纳什么样的人入美的问题。一般而言，难民的流动标志着人心向背。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逃亡，起到了毁损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削弱其凝聚力的作用。接纳难民入美，则可以提高资本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加强美国国内的凝聚力，树立美国是“人心所向”的自由国度的形象。因此，利用难民的象征作用、宣传价值，打击共产主义成为美国制订难民政策的指导思想，反共意识形态主导了冷战时期美国对难民的选择。随着冷战的加剧，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敌意加深，难民问题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浓厚。 杜鲁门先是呼吁美国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欧国家推行的“解放政策”是其扩大强权政策的具体表 现。美国企图通过对东欧国家进行敌对宣传. 然而，美国在慷慨接纳古巴难民的同时，却对逃离亲美反共的杜瓦利埃独裁 政权的海地难民表现出冷漠和吝啬。古巴革命胜利后，一方面，美国担心海地成 为第二个古巴从而引起社会主义影响在拉美的扩大；另一方面，美国在拉美的战 略也需要海地的支持。例如，海地在“美洲国家组织”中投票赞成将古巴开除出 该组织，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提供港口和机场供美军使用。考虑到海地在美国 对外战略中的作用以及双方的友好关系，美国没有抨击杜瓦利埃的残暴统治。所 以，在所有前往美国的古巴人都被美国视为“逃避共产主义迫害”的难民的同时， 逃离海地前往美国的人则从未被认为是通过“用脚表态”反对本国独裁政权的人。越战结束后，美国由于国力衰弱，被迫实行战略收缩，转而推行维持强权政 策。总的来说，美国并未始终一致地在难民问题上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因此，说冷战时期美国推行难民政策是“以力假仁”似乎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