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反贫困对策构建
2010年2月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Feb.2010第28卷第1期Hu manities&S 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Vol.28No.1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反贫困对策构建
宋宪萍,张剑军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1)
[摘 要]一般的贫困概念核心往往是收入低下,阿马蒂亚?森认为尽管低收入与贫困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对贫困的考察不能仅仅停留在收入问题上,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低下,而是可行能力的贫困。按照
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加大我国贫困人口能力方面的投资,促进贫困人口能力的提高,是消灭贫困
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能力;贫困;反贫困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10)01-0069-05
在经济高速发展、人类文明程度日益提升的今天,贫困问题仍然是经济发展中一个较突出的问题,尤其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贫困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按照世界银行设定的每天生活水平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当今世界上大约有10亿人仍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尤其在这场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中,随着裁员数量的增加,更多的人被抛入到贫困大军中。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并不是为某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所独有,而是普遍发生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地区或民族之中,贫困是具有世界性的问题,人类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不断挑战并战胜贫困的历史。
一、关于贫困内涵的收入解释
关于贫困,迄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较早对贫困内涵进行明确界定的是英国的朗特里,他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那么,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这主要是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角度来研究贫困问题,后来人们对贫困的认识有所发展,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贫困成为主流。美国的劳埃德?雷诺兹认为,“所谓贫困问题,是说有许多家庭,在没有足够的收入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可以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平”,“贫困最通行的定义是年收入。”[1]英国的汤森进一步丰富了贫困的内涵,认为收入不仅仅指生活必需品,而应是一个复杂的资源分配和再分配系统,如现金收入、资本资产、就业福利待遇、社会公共福利待遇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个人收入等都应包括在内[2]。因而在贫困的测量方法上,汤森提出贫困的相对收入标准方法,即用平均收入作为一种测量相对贫困的方法。另外,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是个人或者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求的状况。
综合国际、国内学者对贫困的界定,可以把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绝对贫困又称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或家庭收入难以维持身体有效活动的最低指标的一种状态,即不能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的收入标准。绝对贫困人口一般是以最低生活保障线或贫困线为标准来划定的,这一类贫困人口只存在于特定的国度及特定的时期,多发生在较落后的国家。相对贫困是比较而言的贫困,这一方面是指随着时间变迁和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演进,贫困标准亦发生相对变化而言
[收稿日期]2009-06-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7BJY088)
[作者简介]宋宪萍(1972-),女,山东莱芜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2010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的贫困;另一方面是指在同一时期相对于不同社会成员和地区之间差异而言的贫困。不同时间、不同国家对相对贫困的标准是不同的,相对贫困人口可以不分国别、地域而永久存在。
收入贫困的概念在应用研究中被证明是有用的,非常直观,但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也日益认识到它具有较大的局限性。首先,它无法对贫困和不平等中所有相关的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分析。虽然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个人的收入或消费是由个人的偏好决定的,但是,许多超出个人收入的因素对其生活水平也有很重要的影响,有时甚至影响巨大。因此,定义贫困时还应该考虑那些收入以外的因素,而不是仅仅考虑个人的收入水平。其次,收入贫困的概念不能反映发达国家的现实。西方很多发达国家,虽然通过广泛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地减少了收入贫困,但还是存在“丰裕中的贫困”,显然,这不是一种长久的解决途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收入的增加固然重要,但个人主动战胜贫困的能力应该最重要。
二、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
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的分析框架与传统的收入分析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关于形成贫困人口的解释,突破了传统的收入贫困的概念。他认为,尽管低收入与贫困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的低下,对贫困的考察不能仅仅停留在收入上,而是可行能力的贫困,他关注的是通过扩大个人的选择范围来发展人的能力。“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排他性地集中考虑收入贫困,转到考虑更包容的可行能力的剥夺,我们就能按照一种不同的信息基础来更好地理解人类生活的贫困和自由。”[3]14在阿马蒂亚?森看来,“识别贫困的最普通做法是确定一个‘基本’———或‘最低’———生活必需品集合,把缺乏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能力作为贫困的检验标准。”[4]既然贫困可以用可行能力的被剥夺来合理识别,那么什么是“能力贫困”呢?在阿马蒂亚?森看来,能力贫困的内涵十分丰富,“相关的能力不仅是那些能避免夭折,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能受到教育及其他这样的基本要求,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就。包括———如亚当?斯密所强调的———能够在公共场合出现而不害羞,并能参加社交活动”[5],人们在所列举的能力方面的缺失,均可能被视为能力贫困。具体来说,所谓能力就是在各种功能组合中所能选择的组合,也就是说能使功能得到发挥的力量,凭借这种能力,个人可以实现有价值的功能。它不但标志着个人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而且还体现着个人过自己所希望的生活或实现合理目标的自由,即个人有实质自由去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一个人的能力越大,他过某种生活的自由也就越大[6]。
在界定了“可行能力”后,阿马蒂亚?森还对提高“可行能力”的途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有五种基本的工具性自由,能够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第一,政治自由,即人们拥有的确定应该由什么人执政而且按什么原则来执政的机会,也包括人们监督并批评当局、拥有政治表达与出版言论不受审查的自由、能够选择不同政党的自由等的可能性。第二,经济条件,指的是个人分别享有的为了消费、生产、交换的目的而运用其经济资源的机会。一个人所具有的经济权益,将取决于拥有的可以运用的资源和交换条件,它会反映在人们经济权益的相应提升上。第三,社会机会,指的是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等方面所实行的安排,这些安排直接影响到个人有多大的机会去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和实质自由。第四,透明性保证,就是满足人们对信息公开性的需求,即保证在信息公开和明晰的条件下自由地交易。人们希望信息是公开的、明确的,信誉是不可侵犯的,它不仅仅为自由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提供有效的支持,而且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约束公共权力运行、防止权力腐败的工具性约束。第五,防护性保障,指提供一个社会安全网,防止受到影响的人遭受更深重的痛苦,甚至陷入绝境。阿马蒂亚?森认为,一个经济体系无论运行得多么好,总会有一些人由于物质条件的变化而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不利的变化,从而陷入贫苦悲惨的境地;所以需要这样一种防护性保障来提供社会安全,以防止受到影响的人遭受不幸的悲惨遭遇[3]31-33。以上这些工具性自由作为一个整体,互相补充,互相强化,能直接扩展人们的可行能力。
基于“能力贫困”思想,应改变传统的以个人收入或资源占有量来衡量贫富的标准,“收入、财富和其他影响因素在一起时是重要的,但其作用必须被整合到更广阔、更全面的成功与剥夺的图景中去。”[3]14也就是要引入关于能力的参数来测度人们的生活质量。其核心意义是,必须考察个人在实现自我价值功能方面的实际能力,能力的扩展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以及收入的提高,能力不足才是导致贫困的根源。只有能力才能保证机会的平等;没有能力,机会平等是句空话,也就是说真正的机会平等必须通过能力的平等才能实现。“能力贫困”理论的一大贡献是强调解决贫困的根本之道是提高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单纯靠政府的投入及发放失业救济。
三、中国目前的贫困现状分析
中国几十年的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由图1可知,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已从2001年图1 贫困县农村贫困规模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06)的1812万下降到2005年的1433万,分年度
看,除2003年贫困人口增加了11万外,其他年
份的贫困人口都在下降,平均每年减少95万。
贫困县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从2001年的3865万
下降到2005年的2191万,平均每年减少
421万。
一方面我国的贫困人口在减少,另一方面我
国的贫困线标准也在不断提升。目前国际通行
标准是每日每人1美元,每年约为2500元人民
币。由于近年经济增长提供的保证,我国的贫困
线标准不断提高,如图2所示,2007年我国贫困
线是785元,低收入线是1067元,比过去都有
了较大的提高,以后的趋势将会不断提高。
图2 2000—2007年国家贫困线变化图尽管有如此大的进步,但在反贫困实践中,
无论是宏观决策者还是各个贫困地区,都过分强
调物质资本投入对消除贫困的作用。根据笔者
对河北省40个贫困县关于制约脱贫的主要因素
的问卷调查,各贫困县都认为资金因素、基础设
施因素是制约脱贫的主要因素。其中资金因素
的比例为17.65%,是所有因素中占比例最大的
一项。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
由此可见,人们对脱贫的思路还是主要放在
国家的投入上,寄希望于国家的财政资助,认为
这是改变贫困状况的主要途径。
然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贫困的根源是能
力不足,而不是仅仅靠国家的资金投入就能解决
的。在市场化程度逐步增强的情况下,由于对贫
困认识上的失误导致对贫困人口产生的根源出
现偏差,这样必然难以培育贫困地区发展的内在动力,其导致的最终后果便是脱贫速度减缓,脱贫效果不稳定,贫困地区的脱贫日益显示出刚性特征。最近有很多学者,诸如胡鞍钢、万广华、胡兵、张全红等都认为,近些年来中国的减贫出现了放缓的趋势,尤其是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的减贫效果不断下降,并出现了很大的波动性和复杂性,贫困人口在宏观经济波动中受到的冲击要大于非贫困人口,具有更大的
宋宪萍等: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反贫困对策构建
脆弱性,贫困人口相对于非贫困人口,更缺乏能力来规避风险。如图3所示,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与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表1 制约脱贫的主要因素
因素选择该因素的问卷比重(%)排序
资金因素17.651
基础设施因素16.472
科技因素14.123
资源因素12.944
人才因素11.765
观念因素8.24
6
图3 城市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8年)
四、反贫困对策的构建
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公开承诺,到2015年全球贫困人口要削减一半。中国反贫困事业的成败将直接关系到世界反贫困目标的实现。基于能力贫困理论,本文认为,加大贫困人口能力方面的投资,促进贫困人口能力的提高,是消灭贫困的根本途径,要把单纯给钱给物的“输血式”扶贫逐步转化为以培育贫困地区自主脱贫能力的“造血式”扶贫。联系我国实际,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
第一,大幅度提高对贫困人口的教育投资。对贫困人口的教育投资,是提高贫困人口能力最具根本意义的支持和救助。虽然在农村大部分地区都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是目前农村学校的各种教育设施远远落后于城市水平,师资队伍的质量也与城市有很大差距,农村孩子不能获得与城市孩子同等质量的教育;而且农村好多孩子根本就没有完成九年教育,至于中等教育辍学率就更高了。因此必须切实加速发展农村各类教育,并把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作为最优先目标。由于义务教育的特殊性质以及“费改税”的实施,政府成为义务教育投资的主体,政府财政拨款占义务教育经费总额的比例应进一步加大。政府教育财政拨款中,义务教育的份额应达到60%,政府财政税收用于义务教育的资金应达到义务教育总投资额的80%以上。小学、初中生支出中预算内拨款的比例应达到60%～95%。另外还要建立相关法律、法规等硬约束机制,引导和规范各级政府的教育投资行为,落实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并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义务教育有充足而稳定的经费,保证对义务教育的投入。
第二,加大科技扶贫力度。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必须把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不断提高科技扶贫水平。无论是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都必须有先进实用的科学技术作为支持和保证。要充分利用科技资源和科技进步的成果,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到贫困地区创业,加速科技成果的现实转化。要采取更积极的措施鼓励民间科研机构、各类农村合作组织和各类科研组织直接参加项目,在扶贫开发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并在科学技术推广工作中提高自身的水平,拓展更广阔的发展2010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宋宪萍等: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反贫困对策构建
空间。各地方政府要安排资金,建立科技扶贫示范基地,注重示范效应,充分发挥科技在扶贫开发中的带动作用。
第三,为贫困人口直接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投资于人民健康,消除健康贫困,应当成为反贫困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帮助贫困农村重建合作医疗体系,转变为直接设立医疗救助基金,扶助疾病贫困人口,补贴贫困人口的临床服务支出、计划生育支出、妇女分娩保健支出,实施成本较低、收入较高、社会收益较高、覆盖面较大的援助项目;广泛传播公共卫生、健康保健、膳食和营养知识,提高贫困人口健康知识及预防疾病的能力;提倡城市医院的医生短期或不定期深入贫困地区,为贫困人口提供医疗服务;国家资助和提倡医科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到贫困农村进行医疗实践和提供医疗服务。总之,只有投资于人民健康和教育,降低人口出生率,提高贫困人口自我维系的发展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收入贫困。我国政府已经在这方面有所规划,今后三年各级政府拟投入8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3318亿元,以保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
第四,为贫困人口的民主参与和意见表达创造机会。城乡差距、农村贫困的形成,其根本性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广大农民缺乏自己的利益代表,从而缺乏进行意见表达的渠道,缺乏广大农民参政议政的长效机制。据统计,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仅占代表总数的18.46%,而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4%,其代表比例显然过低,尽管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高于上一届,但是依然不够理想。如果在代表结构上忽视农民这个最基本和最主要的群体,是无法真正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的。因此,应该进行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改革,通过民主方式,更多地吸收农民的利益代言人进入到代表行列中,发表贫困人口的真实诉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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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靳香玲]
To Construct the Anti poverty M easur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bility Poverty
S ONG Xian2p ing,ZHANG J ian2jun
(School of 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Beijing I nstitute of Technol ogy,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U sually poverty means l ower income.Amartya Sen thinks that though l ower income and poverty are tightly related,the real substance of poverty is not l ower income.So the study of poverty should not just stay at income level but at ability level.According t o Amartya Sen’s ability poverty theory,enlarging invest m ent t o i m2 p r ove the ability of poverty populati on is the funda mental measure t o overcome poverty in China.
Key words:ability;poverty;anti poverty
贫困理论
选题的理由多半来自阅读：阅读现实和阅读文献。阅读现实时，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转型已经掀起了一轮新阶级的涌动：人们热衷讨论的“新中产阶级”、“新管理精英”诞生了；人们始料未及的城乡新贫困群体――城市农民工、下岗工人和那些因制度变迁而越发贫困的乡村贫穷人口――也作为新阶级相继出现。然而目前有关贫困的社会学解释相当乏力，多是围绕贫困线的讨论，或是一些经验层次上的描述与对策的实际操作性文章。在国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贫困的理论纷争就已十分激烈，尤其是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的对垒，已经将原本尚属政府行为的政策学贫困研究纳入了理论轨道。走进理论，我们才有入世（入贫穷世界）的感觉，需要梳理、归纳和评价它们，更需要将它们借鉴到转型中国的发展实践。这是这篇文章选题的初衷和目的。 本文章将沿结构和文化两个面向，对现有的贫困研究作一系统的综述和评价。力求在“综述”中透析贫困研究随社会发展从经验迈向理论的路程；在“比较”中阐释结构和文化解释的异趣及其关系，以期为社会学的贫困研究提供新思路。 结构取向的解释 不平等：社会力制造的贫困 制度造成贫困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比如，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除了出卖劳力，一无有。这就形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形成了支配和被支配、压迫和被压迫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贫困化。随着资本的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会进一步加剧，因为“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 （马克思，1972：380），工人将愈面临严重的失业贫困。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贫困的元凶。英国有“圈地运动”造成数以百万无家可归者的贫穷；美国有“种族歧视政策”下的有色人种的穷困潦倒；中国有“剪刀差”下的农民的穷困……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感悟，制定政策本身、政策的失误或不合适的政策导向，都将引起不平等而导致贫困。奥科克（Pete Alcock）首先指出，“从政策决定问题的意义上来看，贫困的界定通常取决于应对贫困的各项政策，于是政策和贫困就好像学术圈内存在着的‘鸡和蛋’的谜面，理解贫困首先就要去理解政策”（Alcock, 1993：4）。我以为，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政策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即“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其二，政策可能再造贫困。后一层意思又可让我们具有两种可能的想象空间：（A）解救贫困的政策因执行失误再造了贫困。（B）政策本身就不是平等之策。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样
中国的反贫困战争
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和性别问题1 张林秀 （1999年10月29日，成都） 引言 中国自70年代末期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在反贫困战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国内和国际上的统计资料，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有2亿多农村住户摆脱了贫困（世界银行，1999）。同期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也很快。 一方面多数人认为贫困人口减少了许多，另一方面对于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原因不甚了解。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理解决定缓贫取得顺利的因素和贫困农村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学术兴趣本身。因为迄今中国仍有5千万到1.02亿人生活在国定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的减少是否更多地得益于经济的增长？或者说，应该归功于国家的扶贫项目？在评价扶贫投资状况时，又引出了另外一些问题。国家的扶贫投资在瞄准上是否有效？投下去的资金能否对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对指导制订就中国现有贫困人口的脱贫政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回答上述的一些问题，为政策制定者们做出有助于今后改进缓贫工作的决策提供信息依据。首先，简要描述中国的贫困地区的政策，以四川省的县级资料来分析对贫困县的瞄准是否准确。其次，重点分析扶贫项目对增长的作用。评估一下贫困人口的减少有多少是由于国家的扶贫政策所至。本文的另一个目的是透国非农就业具体地考察一下农村妇女问题。最后，结合研究结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通过收入指标来考察贫困。虽然在收入和其他福利指标之间并没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Wang和Zhang （1999）以及世界银行（1999）的研究表明，低收入地区和文盲率、婴儿死亡率等指标表现较差的地区存在较高程度的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在考察瞄准和决定增长的因素时，我们用的是西部贫困省的数据，即四川省。 贫困地区的政策 虽然1986年中国并没有出台明确的全国规模的扶贫方面的政策，这并不等于说农村的贫困人口就没有受到过特殊关注。考虑到贫困地区对整个经济的边际贡献小，即便改革不成功损失也不会很大，改革者们允许让贫困地区的人民公社比其他地区早些解散（早在70年代末期）。当时中央政府已在对贫困地区进行补贴了，有的是通过直接的预算转移支付（Park 等，1996），有的通过粮食销售补贴或其他方式为贫困的农民提供帮助（Park, Rozelle和Cai，1994）。然而，由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开，预算资源越来越稀缺，这些支持一直在减少2。市场改革导致生产专业化程度加深、产量和收入普遍提高（Weersink 和Rozelle,1997）。这些变化帮助一些人摆脱了贫困，尤其是在中部和沿海深受“以粮为纲”政策影响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根本就不适合生产粮食（Lardy，1983）。 8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改善边远闭塞地区资源匮乏农户的贫困状况，这些地区需要的不仅仅是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中央将决策权下放到地方（国务院，1989a至1989e;1991）。为此国务院专门组建了一支扶贫工作队，即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或LGEDPA）负责新的一轮反贫困战争。领导小组的工作重心是官方划定的“贫困”县。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负责从预算中划出一部分，同时让银行从扶贫专项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为贫困地区提供贷款。下面，我们将描述一下贫困县的选取过程，考察一下几个主要的扶贫项目。 1该文主要摘自于以下两篇文章：（1）作者与Scott Rozelle 和黄季火昆合写的“中国的反贫困战争”；（2）作者与Scott Rozelle 和Andy Mason 合写的“新的机遇和阻碍：中国农村的非农工作、工资和性别”。
农村文化建设调查报告3篇
农村文化建设调查报告3篇 随着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xx乡大力发展新型文化事业，积极开展文化下乡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遍布全乡的农村乡土文化彰显出其巨大的魅力和蓬勃生机，为xx乡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xx乡新农村文化建设工作的主要成效 1、领导重视、加大投入。在乡政府在财政赤紧的情况下，尽力保证文化必要的投入，据统计，近几年来，乡里共投入14万元，文化基础建设进一步加强，农民文化活动得到丰富，为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2、大力开展文化下乡活动，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乡政府以文化站为主体，积极开展文化下乡活动。乡文化站在圩镇办起了“阅报长廊”和“时事政策博览墙”。乡政府以培育新农民入手，创办了农民知识化培训学校，举办种养、加工培训班24期，培训人数达5000多人次，免费赠送科技书刊和资料近万份。乡里还办起了图书室、歌舞厅。同时，采取政府埋单，农民看戏看电影的形式，乡政府请县剧团来乡下村巡回演出，乡电影队下村放电影，为农民送上丰盛的精神食粮。每逢重大节日，乡政府还组织开展“爱xx罗江、美xx罗江”系列文艺活动，从XX年至今，共放映电影210场，为农民送戏40场，举办文艺活动12场，既满足了全乡农民的文化需求，又起到了
教育引导作用。 3、弘扬乡土文化，织牢“乡、村、组”文化网。在抓好新农村建设的同时，xx乡通过“以奖代扶”的方式，着力构建乡、村、户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在规划、土地、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全乡已创建了5个特色文化村，15个文化活动室，200个文化示范户，并村经济贫困村的创建工作给予适当扶持。为了让当地农民成为本土文化活动的主角，乡政府以唢呐，鲤鱼灯为依托，经常组织文艺演出、竞技比赛等活动，开展民间艺术汇演，桂竹村鲤鱼灯获得XX年全县民间艺术汇演二等奖。 4、政府搭台、农民看戏。xx乡从加强乡文化站和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入手，依托县文化局，县采茶剧团，开办了歌舞、乐器、书画等培训班。同时，按照“政府出资，乡镇搭台、农民看戏”的形式，定期送电影、送戏下乡，免费赠送图书和科技读物，为农民群众送上文化大餐。乡政府还采取企业冠名，社会捐助等方式，积极吸纳社会资金开展内容健康向上，形式丰富多彩，风格清新质朴的农村文化活动。 二、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1、农民的文化意识相对薄弱。由于受“经济利益”思想的冲突，一些农民往往忽略了对文化活动的追求。因此，要加大对农民群众的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增强精神文明和文化意识。 2、经费投入不大，导致文化事业发展滞缓。由于上级对农村文化事业资金扶持力度不大，乡镇对培育本土文化、民间艺术、添制设备却无从下手。因此，上级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扶持农村文化事业。
社会资本与贫困：一个理论框架的解释(一)
社会资本与贫困：一个理论框架的解释(一) 文章借助现代社会资本理论,超越过去仅从物质层面或有形资源形态探讨贫困的传统思路,并尽量克服以往贫困问题研究的片面和不足,力图破解现代社会贫困存在之谜,也就是从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多元维度来认识贫困,以便为贫困群体增加“三种资本”的能力寻找新的获取途径。 一、社会资本定义与贫困的认知 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ugenV.B?觟hm-Bawerk)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KarlMarx)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卜长莉,2005)。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但从正面来讲,这种网络(或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与规范的组织(团体)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互惠)、参与、共享等。目前,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这不仅将贫困与低(货币)收入相联系,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提出了“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的概念,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朗特里,1901),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
(完整版)贫困理论A-F双临界值方法介绍
A-F方法介绍 贫困的内涵很丰富，也有很多种界定方式。从最早的绝对贫困，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到的资源贫困、能力贫困等。对贫困的认识经历了从单一贫困到多维贫困的转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人均国民收入等经济指标，也包括了人均寿命、卫生、教育和生活条件等社会文化因素。直到2010年，UNDP第20个《人类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多维贫困指数MPI，认为贫困的维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收入不足的范畴，其涉及到不良的健康和营养状况、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谋生手段的缺乏、恶劣的居住条件、社会排斥异己社会参与的缺乏等诸多方面。 A-F双临界值方法，在2007年5月，由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OPHI）的Sabina Alkire和James Foster基于Sen的可行能力剥夺理论发展为多维贫困的测量方法，简称为AF 方法，并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泛使用，如前文提到UNDP与2010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使用了AF方法计算得到的MPI指数。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王小林（2009）采用A- F方法，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王艳慧等（2013）对河南省南阳市四个国家贫困片区县进行了多维贫困度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A-F双临界值方法的优势是能够同时将离散型的定型数据和连续型的定量数据纳入测试模型进行测量。同时，A-F双临界值方法提供的是一种测量多维贫困的框架，非常具有弹性，更多的关键选中留给研究中自己决定，包括选中贫困的维度、各维度的临界值、各维度的权重以及贫困的临界值等。 Sen (2002)把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实质自由的一个过程，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可行能力。人们的这些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因而导致贫困，所以，多维贫困测算的目的就是识别出哪些个体的哪些可行为能力被剥夺，从而测算出标示贫困个体多维贫困状况的“多维贫困发生率”指标(H)，标示贫困深度的“平均剥夺份额”指标（A），以及标示贫困人口群体综合贫困状况的“多维贫困指数”指标（MPI）。 本文利用“维度加总”和“维度分解”策略来综合评价贫困个体在各个维度的具体贫困状况。其中，“维度加总”能够计算贫困个体所有维度指标的综合贫困指数——MPI，“维度分解”则可以计算出各个维度指标对综合贫困指数的贡献程度。所设计的具体算法如下（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图1为多维贫困测算的流程图，表1为变量释义）： 1)根据所构建的多维贫困维度指标体系，把入户调查数据中各户所对应的数据项导入到数 据矩阵中。构建农户数据矩阵Y（n?d）。其中，n表示测算个体数量，d表示指标数量。 2)根据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中确定的指标临界值以及农户数据矩阵Y，可以得到相应的剥夺 矩阵g0（n?d）。剥夺矩阵g0用来表示存储农户被剥夺的情况，如果农户在某指标下是被剥夺的，在剥夺矩阵中该农户该指标的值为1，表示其为剥夺状态；否则该值为0，表示为不剥夺状态。 3)在剥夺矩阵中根据贫困临界值K确定出多维贫困个体，并且把非贫困个体的剥夺值进 行归零处理，剔除非贫困个体的剥夺信息对贫困加总的干扰，把归零后的剥夺矩阵称为已删减矩阵g0（K）（n?d）。该矩阵能够记录表征为多维贫困个体的指标剥夺情况，矩阵中的K表示贫困临界，即被确定为多维贫困个体的被剥夺指标数不小于K值。 4)根据已删减矩阵的贫困个体剥夺信息进行贫困加总，计算出多维贫困发生率、平均剥
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8.14)
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 新华社记者 《人民日报》（ 2017年08月14日 01 版2017年6月，瑞士日内瓦。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庄严登上发言席，代表全球140多个国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联合声明。 这是全球与贫困斗争的历史上，中国人刻下的一座里程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 这是中华民族千年追求的梦想；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前赴后继的百年拼搏； 这是党带领人民用短短30多年让7亿多人脱贫，并将在未来3年让4000多万群众走出绝对贫困的伟大决战。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未来1000余日，决战进入倒计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镌刻出中国反贫困斗争伟大决战的时代画卷。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就不能安之若素 山西吕梁，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这里山大沟深，十年九旱，13个县（区、市）中还有10个尚未脱贫。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此创立。 穿越时空八十载，几位当年参加对敌斗争的老战士清晰见证，从反侵略、大生产、闹土改，到如今的脱贫攻坚，党带领人民谋幸福的脚步从未停歇。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风尘仆仆来到他们中间。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决战鏖战正酣，脱贫攻坚进入重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阶段。
吕梁之行，习近平总书记完成了一个心愿——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在这里，他发出坚强有力的动员令——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全党同志务必共同努力。” 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贫困如影随形：多灾多难、饿殍遍地的记录不胜枚举。尤其是西方列强的欺辱、难以计数的赔款，让中国戴上更为沉重的苦难枷锁。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与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相伴，摆脱贫困落后，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扛在肩头的责任。 从土地革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不仅历史性铲除了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制度根源，更不断创新思想和方略，带领中华民族向着千年小康梦想奋勇进发。 不忘初心，风雨兼程。近百年的历史坐标下，中国反贫困斗争使人民生活天翻地覆。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手中。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以下时，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段”。2012年，中国这一比例为10.2％。 非常之阶段，需要非常之谋划、非常之举措。4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花精力最多的是扶贫工作，去得最多的是贫困地区，牵挂最多的是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中，他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 4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着最后的贫困堡垒发起总攻。 最嘹亮的号角吹响，最艰难的冲锋开始。 江西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村干部制作好脱贫攻坚作战图，牢牢钉在墙上。 贵州乌蒙山，迤那镇五星村，扶贫工作队完成一笔一画绘制的扶贫作战图，小心揣进怀中。 相隔千里，两份作战图上，描绘的是不同的山川与村庄，勾画的却是一个个同样醒目的红色标注：那里代表贫困。 一张巨大的决战图，已迅速在中国大地铺开——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12.8万个贫困村，这是跨越中国中西部广阔版图的主战场；
贫困村建设问题的调研报告
贫困村建设问题的调研报告 贫困村建设问题的调研报告贫困村建设问题的调研报告发布时间：2019-01-21 按照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边学习、边调研的工作要求和县委关于县级领导学习实践活动调研工作的安排部署，近期，我牵头组织农发办等部门对我县贫困村建设问题进行了调研。 一、我县贫困村基本情况及成因分析 我县总人口xx万人，农业人口xx万人，耕地xx万亩，水田xx万亩，水浇地xx万亩，水平梯地xx万亩，80%以上属中低产田，人均耕地xx亩。目前，全县未通过上级验收的贫困村尚有xx个，贫困人口xx万人。这些贫困村大多位于边远山区，山高坡陡，土地瘠薄，生活条件、人居环境、医疗卫生条件差，文化落后，精神生活贫乏。贫困村致贫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开发难度大。我县贫困村主要分布在大巴山区和秦岭山系的边远山区，山大沟深，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由于这些地区通路、通水、通电、通讯、上学、就医等设施改善投资大、成本高、难度大，一定程度上被社会发展边缘化。致使这些地区信息闭塞、文化落后、观念保守、与外界交往沟通难，谋生发展能力低，脱贫致富无门路、无条件、无能力。据对关口镇干沟村的调查：该村有xx户xx人，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虽有耕地xx余亩，xx亩以上联片耕地几乎没有，大部分是几分或是几亩分散在一沟两岸的山坡上;虽然修通了简易公路，但是公路沿沟而上，到了夏季洪水冲刷便没有公路，农用物资还是靠肩挑背驮;九十年代，农户集资拉通了两相照明电，由于线路老化，年久失修，线路损耗大，到了晚上仍然是头上电灯，桌上油灯。 二是人口素质低，文化观念落后，发展步伐太慢。贫困地区不少农民对商品经济至今还很不习惯，他们一贯视农为本，宁愿守着土地受穷，也不愿冒险出外经营工商业;许多农民听天由命，消极悲观，缺乏信心和勇气，把希望寄于老天爷风调雨顺;依靠国家支持，救济的等靠要思想非常严重，视吃救济、拿补贴为理所当然;观念保守，不愿接受新技术，甘愿受穷。根据贫困户建档立卡资料表明，全县贫困户劳动力受教育面很小，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由于劳动力素质低，只能从事简单或低收入的生产活动，收入水平低，难以脱贫。 三是自然灾害频繁，低收入人口返贫率高，脱贫难度大。我县处于秦巴山区，气候多变，灾害频繁，特别是高山贫困户所在地更是生态环境脆弱，暴雨、冰雹、霜冻、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不仅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无法保障，甚至生命也时刻受到威胁。有人曾用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来形容自然灾害对农民的危害程度。据xx年对xx
贫困的测度和标准及计算方法
贫困的测度和标准及计算方法 贫困测度是贫困研究的基础，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重要依据。 Sen（1976）指出，贫困测度必须要面对以下两个问题：（1）贫困的识别；（2）利用贫困的信息构造贫困指数。建立在正确选择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基础上的贫困测度，才能更好的为反贫困事业做出贡献。 早期的贫困测度中，贫困识别是依据居民收入或支出的高低。（在贫困主体的识别过程中，贫困标准的确定至关重要，一般是根据当地居民生活的最低保障水平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进行制定，因此各国贫困标准的设置不尽相同。贫困标准（即贫困线制定）上，根据《世界各国贫困标准研究》2010年1期，中国采用2100大卡热量作为农村人口贫困营养标准设定食物贫困线，并用回归计算方法推算出非食品贫困线，再将食品贫困线与非食品贫困线相加得到贫困线。但中国的贫困标准被认为相对较低。）而这种单维贫困测度，以收入或支出作为贫困标准，忽视了个体的脆弱性和贫困的长期性，个体的健康、教育、财产状况以及公共品的可获得性都会影响到个体的贫困程度。 杨改兰一案中，13年其家庭总收入为元，在12月的低保户动态评议上，因为家庭收入高于当年农村低保标准，核销了低保资格。这就是以收入为贫困标准的体现。虽然在这一惨案中，我认为低保资格的撤销并不是悲剧造成的主要原因，心理的病态和教育的贫穷才是主要的原因。她的生长环境导致她的心理存在缺陷，这种缺陷又缺乏关注和因其缺乏教育而没能及时采取纾解干预手段，种种矛盾叠加，让杨改兰长期处在心理崩溃的边缘无法纾解，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是一种心理健康的“贫穷”。 Sen（1999）认为，贫困应当被视为基本能力的剥夺。“能力贫困”意味着人们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难以借助于现代教育、信息扩散、知识外溢、社会资本积累等效应来充实自身的经济能力，以致人力资源含量、知识与技能水平极低，在发掘经济机会、参与经济政策决策、增加对自身的投资、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从创新性经济活动中获利、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等方面“无能为力”。所以要正确衡量个体的贫困程度，就必须从多个维度来考虑个体被剥夺的状况。
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反贫困对策构建
2010年2月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Feb.2010第28卷第1期Hu manities&S 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Vol.28No.1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反贫困对策构建 宋宪萍,张剑军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1) [摘 要]一般的贫困概念核心往往是收入低下,阿马蒂亚?森认为尽管低收入与贫困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对贫困的考察不能仅仅停留在收入问题上,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低下,而是可行能力的贫困。按照 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加大我国贫困人口能力方面的投资,促进贫困人口能力的提高,是消灭贫困 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能力;贫困;反贫困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10)01-0069-05 在经济高速发展、人类文明程度日益提升的今天,贫困问题仍然是经济发展中一个较突出的问题,尤其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贫困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按照世界银行设定的每天生活水平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当今世界上大约有10亿人仍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尤其在这场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中,随着裁员数量的增加,更多的人被抛入到贫困大军中。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并不是为某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所独有,而是普遍发生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地区或民族之中,贫困是具有世界性的问题,人类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不断挑战并战胜贫困的历史。 一、关于贫困内涵的收入解释 关于贫困,迄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较早对贫困内涵进行明确界定的是英国的朗特里,他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那么,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这主要是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角度来研究贫困问题,后来人们对贫困的认识有所发展,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贫困成为主流。美国的劳埃德?雷诺兹认为,“所谓贫困问题,是说有许多家庭,在没有足够的收入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可以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平”,“贫困最通行的定义是年收入。”[1]英国的汤森进一步丰富了贫困的内涵,认为收入不仅仅指生活必需品,而应是一个复杂的资源分配和再分配系统,如现金收入、资本资产、就业福利待遇、社会公共福利待遇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个人收入等都应包括在内[2]。因而在贫困的测量方法上,汤森提出贫困的相对收入标准方法,即用平均收入作为一种测量相对贫困的方法。另外,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是个人或者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求的状况。 综合国际、国内学者对贫困的界定,可以把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绝对贫困又称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或家庭收入难以维持身体有效活动的最低指标的一种状态,即不能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的收入标准。绝对贫困人口一般是以最低生活保障线或贫困线为标准来划定的,这一类贫困人口只存在于特定的国度及特定的时期,多发生在较落后的国家。相对贫困是比较而言的贫困,这一方面是指随着时间变迁和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演进,贫困标准亦发生相对变化而言 [收稿日期]2009-06-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7BJY088) [作者简介]宋宪萍(1972-),女,山东莱芜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文化扶贫经验总结
文化扶贫经验总结 近两年来，为确保能保质保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我局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省、市、县关于扶贫攻坚工作的相关精神，严格贯彻实施文化扶贫工作各项要求，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思维，大力推进我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共投入资金200余万元，共建成贫困村文化室XXX个，圆满完成了省、市、县下达我局的**、20**年脱贫攻坚工作任务，让贫困乡村的群众切实享受发展带来的文化成果。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贫困村文化室建设任务完成情况。**年，上级下达我局XXX个贫困村文化室建设任务，我局紧盯目标任务，安排专人深入基层一线，进行实地调查，走访群众，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投入资金XXX 万元，先后在黑坪镇星致村、铁门村，安家镇东岭村等建成村级文化活动室XXX个，完成目标任务的XX%。20**年按照年初下达的贫困村“有文化室”建设任务目标XXX个。3月，由分管副局长带队，深入林农镇玉城村、八角镇人民村等XXX个贫困村，对照标准，进行实地摸底调查。一是通过走访群众，广泛征求建设意见和建议；二是对照《20**年**省贫困地区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幸福美丽新村文化院坝）建设基本内容和考核标准（试行）》，先后共投入资金XXX万元，在云
溪镇石牌村、三清村，来龙乡联合村等建成村级文化活动室XXX个；三是面向基层、面向贫困村开展文艺创作，创作生产音乐、舞蹈、戏剧等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四是组织基层文化人才进行技能培训，提高业务水平。目前，已通过市县部门的初验。 二、主要工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明晰责任。为了抓实抓好文化广电脱贫攻坚工程建设，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全面完成我局脱贫攻坚任务，我局成立由局长肖兵任组长，副局长罗雪梅、赵良田任副组长，局机关相关股室和乡镇广电文化中心负责人为成员的脱贫攻坚工程领导小组。负责文化广电脱贫攻坚工作的协调、对接、项目监管等工作。同时，明确局长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具体责任人，相关股室人员为直接责任，明确了工作责任和分工，各股室之间相互协作、共同负责，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在具体工作中，领导小组定期不定期地组织召开专题工作会，研究解决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分析原因，落实解决措施和办法，确保项目按要求和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二）强化项目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为抓好抓实项目建设管理，确保项目质量，让文化广电精准扶贫、
阿马蒂亚·森贫困理论研究
阿马蒂亚·森贫困理论研究 内容摘要：贫困理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研究者的青睐。在现代传统经济学中，贫困问题往往被简化为收入问题，许多贫困或经济平等的测量指标如基尼系数，都是以人们的收入作为研究基础。而阿马蒂亚·森在对大量的贫困问题研究后提出了更加全面和有效的贫困度量方法，并且从权力缺失的考虑出发，对贫困的实质进行了重新解释。本文将介绍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延续其研究思路，以期给经济学补充一个从更深刻的伦理层次认识贫困的视角。 关键词：阿马蒂亚·森伦理经济学贫困理论权利失败 贫困的概念 （一）贫困度量的传统方法 在度量贫困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基尼系数”等一系列指标。然而，以上指标只是从一个方面即收入的低下去衡量贫困，充其量只能作为识别穷人的一种方法。在一些传统的研究中，度量贫困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先定义一个贫困线并以此统计出穷人的数量，再把贫困定义为贫穷人口与社会总人口之比，即“贫困人口比率度量”（head-count measure），记为H。在这种方法下，全体贫困线以下的人的收入的降低丝毫不会影响贫困程度，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只要不越过贫困线，也不能得到任何体现。二是度量全体穷人的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距离总和，即比较流行的“贫困缺口”度量法，可以公式化为“收入缺口比率”（income-gap ratio），记为I。而这种度量法在阿马蒂亚·森看来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只要穷人之间的收入转移不突破贫困线，收入缺口比率对收入转移就肯定是不敏感的”。 （二）贫困的识别和加总：森贫困指数 由此，阿马蒂亚·森提出一个较全面的贫困定义应该包括两个要素：一个识别穷人的方法和一个把穷人所构成的集合的特征进行加总，以形成贫困的总体印象，即贫困的“识别（identification）”和“加总（aggregation）”。上述两个指标H 和I分别度量了其中一方面，H代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而I代表与贫困线相比绝对收入的贫困比率。为了弥补度量中缺少的收入分配问题，阿马蒂亚·森引入了基尼系数G，G度量的正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从而阿马蒂亚·森得出了一个更精确的衡量贫困的指数P，P=H{I+(1-I)G}（阿马蒂亚·森，2001）。P指数很好地把握了相对贫困的内涵，不仅“识别”和“加总”了贫困，而且反映了分配的不平等程度：P随着G的增大而增大，当分配绝对平均即所有人的收入都相等时，G为0，此时P=HI。 （三）权利方法 在考察了贫困的度量之后，阿马蒂亚·森转入了关于贫困成因的分析。阿马蒂亚·森（2006）认为生活的贫困不仅指这个人确实身处贫困状态中，而且包括由个人环境和社会限制造成的机会的缺乏，从而使其不能自由地选择其它生活方式。经济贫困的表象如低收入等最终也应将被视为能力的剥夺，人们之所以贫困是由于缺少获得正常生活条件的能力，“权利丧失”才是贫困的根源。 在一个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人们的经济权利包括了：生产权利、交换权利、劳动权利和继承转移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了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自由行动并获得所需的基础，其中的任何一个权利散失或遭到剥夺都将影响人们的可行能力。在贫
关于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研究的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农村的贫困问题不断地凸现出来，因此国内外的研究学者都对农村贫困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中国关于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农村的贫困问题依然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并且取得很多的成果。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在1993年提出贫困的概念，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以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对贫困的含义不断深化。从单纯生存需要所定义的收入贫困发展到综合了经济、政治、心理、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贫困。 1995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人类有史以来的首次社会发展峰会”通过了一项《宣言和行动纲领》，召唤消除贫困，实现充分就业和社会整合。峰会强调，单凭市场不可能消除贫困，也不可能获得公平和公正。世界银行《1996年发展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是否成功，并不单纯看国家财富、投资或生产率的统计数字，而且要看居住在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在《缓解中国贫困的一体化战略》中指出，“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不均衡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大降低了收入增长对促进减贫的潜在效果。”森（2003，中译本）在其《评估不平等和贫困的概念性挑战》报告中指出：“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消除贫困方面比现在要更为明显……然而，中国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方
面，尽管还是很明显，但已经相对减弱了”。 经济增长不可否认的对解决贫困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仅仅依靠经济的增长反而会加剧贫困现象，因此个研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反贫困政策以企图实施更全面的措施。目前关于农村反贫困问题的研究，国内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经归结起来主要包括地域、公共政策、经济增长、社会性别、可行能力、人口学以及社会学等视角进行研究。 王萍萍（1999）对中国农村贫困地区按聚类分析方法分为四类地区，分析每类地区各自的贫困特征，提出根据不同地区的贫困特征采取不同的反贫困政策；朱玲、汪三贵、李小云、胡敏华等人研究认为因为中国的制度设计不合理、创新性不够造成了中国农村的贫困的问题，要通过制度改革、制度创新对农民赋权才能解决贫困问题；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贫困问题的关注点慢慢转移到性别不平等的问题研究上，林志斌、王越李芝兰韩建民等人开始从性别的角度来审视贫困问题，关注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的地位和作用。都阳等从人口学角度分析劳动力迁移同贫困的关系，主张通过户口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扭转，保证劳动力的迁移；原华荣、钱宁等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不仅是经济贫困还表现为文化贫困、社会贫困、精神贫困，要从价值观等角度进行改造大力进行文化扶贫、精神扶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农村反贫困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与国家实施的政策是分不开的。1978年中国政府开始对土地经营制度进行改革，同时采取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以及推进农村工业化等多
贫困村情况调研报告
贫困村情况调研报告 贫困村情况调研报告 为贯彻落实中央、区、市开展精准扶贫的决策部署，按照县委统一安排，近日，我和县人民政府调研员易继超、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同志组织有关部门、乡镇、村组干部前往**镇**村**屯，就**村贫困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现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村是我县“十二五”时期的贫困村之一，位于**镇西南部，距**镇政府所在地90公里，辖**一、二、三组，高让一、二组，**组，纳坝一、二组，**组、**组、**组，**一、二组，**组、**组，甲以一、二组等17个村民小组，共375户1796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52人，**库区移民户802人，农村五保户4户4人，农村低保户57户143人。全村总面积6430.55公顷，其中耕地面积132公顷(水田17公顷，旱地115公顷)，目前种植有核桃1810.48亩，目前的经济来源主要以水果、板栗、食用菌、杉木、网箱养殖、山羊养殖为主，2014年年人均纯收入1692元。 二、贫困面貌 （一）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目前，**镇政府至**村的村级公路为水泥路。村内的**、**屯为砂石路，雨季路面泥泞，路况较差，可勉强通行；**、威贯、**、**、纳坝、甲以、高让、**等八个屯未能通车行路，交通极为不便，出行难成为**村发展的瓶颈。**村**屯有3户后靠搬迁户尚未通电，其余各屯（户）均已通电。建有人畜饮水工程，但受投资及水源限制，工程建设规模有限，无法在旱季发挥出更有效作用，人畜饮水面临一定困难。2015年，水利系统预算投入40万元，在**、**、**、**等屯新建自来水工程，新建和加固维修高让、**、**屯田间渠道，改善了**村多年来本来就少有的农田灌溉条件。相关项目目前还在施工。 （二）教育事业困难较多 **村有1个村完小，全校占地面积2916平方米，校舍总建筑面积1166平方米，开设1个学前班、一至六年级各1个班，共7个班，有教职工7人，其中，校长1人，代课1人，专任教师5人，均是大专以上学历。 **村完小2015年秋季学期在校生165人，内宿生101人，有标准铁床架60床，学生人均拥有床位0.5个。全村适龄儿童已全部入学，入学率100%。由于地处偏僻山区，村完小的伙食质量保障难度大，蔬菜尚可从附近农家购进，肉类食品必须从集市购买，极不方便。同时，由于山川广袤，人们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学生上学极不方便。 （三）基层组织作用发挥受限 **村共有党员46人，其中，70周岁以上3人，40到70周岁9人，40周岁以下34人。党员年轻化程度较高，且文化程度在全村范围相比较高，体现出了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在**村“两委”班子中，党支部书记**47岁，村委主任**45岁，村委副主任**47岁，村妇女主任**35岁，年龄比例较为合理。走访中发现，村委班子及各村民小组组长都有较强的工作积极性及改善自身生产生活条件的良好愿望，有较强的意愿管好村级事务。 **村建设有办公用楼1栋,建筑面积308平方米，内设卫生室。还设有“农
理解社会变迁中的贫困与能力_评_社会变迁_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_
农业经济问题 (月刊) 2009年第10期 理解社会变迁中的贫困与能力 评 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 丁士军 赵 锋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处在巨大的社会经济转型期,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困走向富裕,从落后走向进步。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长,城乡居民生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贫困现象与弱势群体。在当代社会变迁过程中,还有一部分受到直接冲击和影响的人群,如国有企业转型带来的下岗职工和大型工程项目建设造成大量的工程移民。这些受到直接冲击的人群,经历了职业、环境和生计等多方位的改变,承受着因为社会政策和外来力量的介入导致的失业、贫困等问题,成为社会的边缘化人群。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工程移民。在当前的研究中,人们对主动外出务工经商的自愿移民群体问题有很多关注和了解,而对工程移民问题的研究和认识还是更多局限在工程和技术层面;对于工程移民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多关注制度安排和安置环境,缺乏对移民群体的社会经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深入研究。 由杨云彦、黄瑞芹、胡静和石智雷合作的新著 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8年12月出版。该书尝试从新的视角研究社会变迁中的贫困与能力问题,并对此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这是作者历时三年多完成的一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南水北调工程与中部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的主要研究成果。该书以工程移民作为研究社会变迁中介入型贫困的切入点,在南水北调中部工程库区第一手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工程移民群体在外力冲击下的村社和个人特征,深入研究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移民缓解贫困的作用和运作机理。作者不仅对社会变迁过程中贫困易发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剖析和明确的理论解释,还就介入型贫困的缓解对策和能力再造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通读全书,这本专著有以下一些特点和创新: 第一,全新的研究视角。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贫困人口和贫困问题,是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很早就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论解释,更缺乏足够深入的实证分析。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是问题研究的关键,不然,所有论述只能游浮于表面。 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 一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者以重大工程建设带来的大量非自愿移民作为研究社会变迁导致群体贫困问题的研究对象,具有原创性。进一步地扩展到受社会变迁影响的其他边缘化群体,如农民工、下岗职工以及失地农民等等,还涉及到农村贫困以及在外力冲击影响之下的可持续发展。该书有两个重要突破,一方面突破了研究社会变迁中贫困问题的实证难问题,这不仅对于贫困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社会变迁以及贫困问题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作用;另一方面突破了学术界研究工程移民就事论事、局限于移民群体、缺乏理论升华的问题,为研究工程移民打开了广阔的理论视野,预示了重要的研究前景。对这一点,我相信仔细阅读过这部著作的读者将深有体会。 第二,重要的理论创新。社会变迁会带来一部分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并成为贫困高发人群。为什么在外力影响下会带来一部分人的贫困?其贫困的特征和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该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提出并研究 介入型贫困 和弱势群体 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学术专著。该书对以上问题给 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