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_俳句与周作人
日本问题研究%""!年第*期!"
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
—俳句与周作人
李国宁
（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保定"#$""%）
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对%"世纪的中日文学交流，曾有如下论述：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芦沟桥事变的一段时期，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日本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离开了日本文学就无法深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没有日本文学的影响，没有中国现代作家对日本文学的理解和接受，中国现代文学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辉煌。
周作人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近现代中国人中从事日本研究的中心人物。“五四”时期俳句传入中国，对当时中国盛行的小诗以巨大的影响，其中郭沫若、周作人所受影响最为明显。周作人热心致力于日本“小诗”（即俳句）的译介工作，为“五四”时期中国小诗的生成及流行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从俳句与松尾芭蕉、俳句与周作人以及俳句对周作人文风及创作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日本古典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影响。
一、俳句与“俳圣”芭蕉
俳句是日本传统诗歌中的一种短诗，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唐诗。松尾芭蕉（$!&&’$!(&）被誉为“俳圣”，是日本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俳句诗人，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俳句的历史沿革
俳句是日本韵文学的传统形式之一，作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产生于$)世纪，至今不过四百余年。俳句的历史沿革可表述如下：
和歌"短连歌"长连歌"俳谐连歌"发句（俳句）
俳句源于日本传统的三十一音节的短歌（和歌）的前三行，是俳谐连歌的发句，而最初俳句就叫“发句”。明治维新以后，由于正冈子规的提倡，“俳句”这一名称才被普遍采用。“俳谐”二字出自中国，《史记滑稽列传?索隐》云“滑稽犹俳谐也”一语，杜甫集中也有“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俳谐连歌”产生于室町时代（$*(%’$)#*），是用平易的口语表现市民生活为主的诙谐诗，多为迎合卑俗的低级阶层而创作。句作多使用双关语，工于技巧，逐渐趋于陈词滥调。到了日本的元禄时代（$!++’$#"#），松尾芭蕉对俳句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他“推翻了纤巧诙诡的俳谐句法”，将俳句提高到艺术境界，“造成一种闲寂趣味的诗，在文艺上确定了位置，世称‘正风’或‘蕉风’的句，为俳句的正宗。”造成一种闲寂趣味的诗，在文艺上确定了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年%月第%版0第$)!页。
!"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周作人#周作人演讲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年版)(*))#
"落语，
相当于中国的单口相声。（笔者注）#寄席，
类似书场的杂耍场，表演大众曲艺的剧场。（笔者注）$川柳是日本的讽刺诗，
狂言是日本中古（相当于中国明朝）的民间喜剧。（笔者注）%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年’月第’版+第",!页#
&刘全福#周作人—我国日本文学译介史上的先驱$%&#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年第"-卷+第.期#位置，世称‘正风’或‘蕉风’的句，为俳句的正宗。”!他创立的蕉风俳谐几百年来久盛不衰，至
今仍博动于日本民族的心灵之中。
’、
松尾芭蕉对俳句的贡献在日本文学史上，松尾芭蕉和俳句是两个可以互为代称的名词。松尾芭蕉对俳句的贡献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他的俳句使沉睡了两百年的俳界受到了极大震动，并认识到俳句要作为一种文学形式长期存在下去，不能只停留在滑稽诙谐的层次，而要以严谨的态度进行创作，从各个方面对感情内容和艺术技巧进行研究琢磨。俳句应该、而且也可以写出严肃而又清新的作品。芭蕉以自己的作品为俳界树立了一个可供研究、效法的范本，指出了俳界的正道。芭蕉的句作是日本文学史上的一大丰碑，说俳句到了芭蕉才正式进入艺术领域，一点都不过誉。
芭蕉不仅在俳句的创作上，在俳句理论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俳论包括俳谐的本质论和美学论，目前在国内的定说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渭渠先生在《日本文学史》中的论
述。书中指出芭蕉的俳论主要内容由“风雅之诚”、“风雅之寂”、“不易流行”三部分构成。芭蕉
一再强调，自己一生是“献身风雅之道”，自己的诗心乃“迷于风雅之魔心”，他的风雅，乃是风雅之“诚”与“寂”，而中核是“不易流行”。
二、俳句与周作人
"、
周作人与俳句的邂逅周作人"/(!0"/""年赴日留学，之后多次访问日本并终生保持对日本文化的热爱。在周作人的散文创作以及文艺理论建设中，都有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子。
周作人最初接触到的日本古典文学是“落语”"。"/(/年周作人开始在“
寄席”#听“落语”。从“落语”中，周作人惊奇地发现了日本民情与语言文字中的谐趣，之后又发现了川柳与
狂言$。从欣赏民间文学里的滑稽趣味开始，
周作人逐渐转向对日本文人文学中的“俳谐”的关注。周作人在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与谢芜村的作品，正冈子规、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的俳文随笔中“反复体验、吟味其中的俳境禅趣，陶醉其间，既不能自制。”他在《苦竹杂记》中说“纵然飘逸幽默，里边透漏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规，无不如此。”
钱理群先生用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俳谐对周作人的意义：“他正由此而进入了日本文化的殿堂”。%
’、
周作人对俳句的译介周作人一生致力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及理论著作，在他的各种译著中，日本文学的翻译数量占五分之三，是中国译坛上“真正以严肃的态度对日本文学这座宝库进行有系统地发掘者”&，在将近,(年的时间里，周作人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形成了一个庞杂的体系。其中包括各流
派作家专著、各种题材的小说与诗歌。在诗歌方面，他就曾译介过俳句、和歌等。
!"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俳句在中国一般被称为“小诗”或“日本小诗”。在#$#!年周作人发表的《日本之俳句》一文中，首次将“日本诗歌”和“小诗”联结起来%。其后，周作人在#$"#年发表于《小说月报》#"卷&号上的《日本的诗歌》一文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短歌、俳句和川柳三种形式。“日本语很是质朴和谐，做成诗歌，每每优美有馀，刚健不足；篇幅长了，便不免有单调的地方，所以自然以短为贵……诗形既短，内容不能不简略，但思想也就不能不求含蓄。”#$"#年，周作人在《新青年》$卷’号上发表《杂译日本诗三十首》，翻译了出自#(位日本诗人的()首日本诗歌。#$"(年(月(日在清华大学发表题为《日本的小诗》的演讲，对俳句以及松尾芭蕉都有很精辟的评价。
周作人对俳句的译介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许多文学青年争相模仿，直接促成了#$"#年中国“小诗”的出现。因此可以说，“像周作人那样的对和歌俳句颇有研究的专家，以前是没有的。周作人为中国文坛理解和借鉴日本和歌俳句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俳句对周作人文风及创作的影响
#、俳句之“短小”
日本的文学形式多短小且结构洗练，从上古的和歌到近世的俳句无不例外。即便是日本文学史上最璀璨的明珠——
—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也是由短篇小说连贯而成，前后衔接松散。这种结构短小的特点，贯穿于整个日本文学史，成为一种传统。
“五四”期间，中国的诗人们从西方学来了长诗，以叙事或抒发复杂的情感。但一时的激动，瞬间的情感则需要更短小、更直接的方式来表达。中国的古诗虽大都属于短诗，但限于文言和格律的束缚，不再适应新时代人们的表达需求。周作人认为，日本诗歌形式短小，很适合抒写瞬间的情感，“正是现代人的一种需要”，“现在我们没有再做绝句的兴致，这样俳句式的小诗恰好来补这个缺，供我们发表刹那的感性之用。”"正如周作人所说，日本俳句对中国主要的影响在短小的诗形上，在俳句的那种凝练简洁的表达方式上。
他在《本色》中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足见日本文学的传统形式尤其是俳句的简洁凝练对周作人创作的影响。
"、生活之“禅趣”
禅是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的一个重要交汇点。禅的完美境界是使人的生活恬静、自然。周作人心领神会，“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用心发现生活之美，细心捕捉活泼的生命事实。
周作人的文学创作深受这种情致的影响，是因为他在文学中自觉追求高远清雅的俳境。在东京留学时期，他反复阅读了松尾芭蕉、与谢芜村、永井荷风等俳句、俳文大师的作品，并在回忆中写到，文字“那么和平敦厚，而又清澈明净，脱离庸俗而不显出新异”，“纵然飘逸幽默，里边透漏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规，无不如此。”#周作人称芭蕉是“俳句的正宗”，并在《日本的小诗》一文中写到：“芭蕉所提倡的句可以说是含有禅味的诗，虽然不必一定藏着什么圆融妙理，总之是充满着幽玄闲寂的趣味那是很明显的了。”周作人对芭蕉的这种倾慕是建立在对“禅”的领悟的基础上的。
在倪墨炎和钱理群所著的周作人传记开头部分，分别都写到了在周出生时，关于“老和
!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湖南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周作人*周作人演讲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年版/.)0..*
#周作人*我的杂学+,-/河北教育出版社/"))"年版*
!"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刘应争#知堂小品$%&’陕西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周作人#看云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尚投胎转世”的传说，对于族人的这种传言周作人也颇有好感。在周作人五十大寿时写给自
己的诗中，他这样写道：“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可见周作人对禅的喜爱。
周作人认为“芭蕉几乎是以禅与道做精髓的”。禅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和渗透，离不开作家对禅的实践与皈依。芭蕉虽不是僧侣，但传说他在芭蕉庵蛰居时，曾随佛顶和尚参禅。在深川结庐隐居以及后来的云游中，他精心研究中日古典文学及禅师语录，又“悉心于俳句一道，精益求精，艺术上也渐臻乎或纯情的境界”，逐渐开创其独特的闲寂优雅的俳风。可以说，禅对芭蕉最深刻的影响在于艺术观的形成。松尾芭蕉对俳句的贡献还在于“引禅兴俳”，由此看来，禅不只是周作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汇点，也是周作人与松尾芭蕉及其俳句的交汇点。
"、
生活之“苦味”周作人的小品、散文风格以“平和冲淡”著称。平和冲淡的美文是一种短小隽永，舒缓自如的文体，在文学创作中自觉追求“淡泊而平定”的心态，采用简单本色的语言，形成了独特
的“苦涩”之味。周作人的作品中有一系列带有苦味、药味的书名。如《苦雨斋序跋文》、《苦茶
随笔》、《苦竹杂记》、《苦口甘口》、《药味集》、《药堂语录》、《药堂杂文》等。他不仅将自已的书
房命书为“苦雨斋”、“苦茶庵”，而且自称“苦茶翁”。周作人曾在《喝茶》一文中写道，“茶道的
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
在刹那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
!喝茶，实际上是周作人追求隐逸人生的一种表达形式，他知道人生苦涩，有很多的不完美，但他要在这不完美中走出一条中庸的调和之道，苦中作乐，追求并享受人生有限的美与和谐。
“五四”新文化时期，周作人曾欣然为《菜根谭》作序，极力推荐国人阅读，还曾为日文版
的《菜根谭》作序。《菜根谭》书名取自宋儒汪革语：“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成”。周作人在《看
云集?苋菜梗》中写道：“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的，
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而实在却也有清淡的滋味。”
"这便是以后周作人对“生活的艺术”的分析，自然地简易地生活。这和芭蕉的闲寂枯淡不谋而合。
芭蕉也有关于《菜根谭》的俳句：
（富家肌肉、丈夫菜根、予乏し。.雪の朝独り干を得タリ
意思是富家食肉，显耀财力，丈夫啃菜根，意在权力，而芭蕉对此皆弃而不取，甘愿作世外贫士，忍受孤独，过着安然自得、以苦为乐的草庵生活。在寒冷的大雪纷飞的早晨，独自啃着干鲑鱼，也觉得别有一番滋味。此句明显是受《菜根谭》的启发而作，表明了芭蕉清苦自律、安贫乐道、不羡慕金钱，不趋附权贵的高尚情操。
松尾芭蕉(!/)年主持万句会，确立了他的俳谐宗匠的地位。但他超然于繁杂的都市生活，于翌年离开喧嚣的江户，来到荒凉的隅田川畔的深川，甘于忍受最底层生活的清苦，隐居草庵。以草庵作为自己的小天地，过一种清贫、闲适的自由生活。而周作人身居“苦茶庵”，在自由隐逸思想与人生趣味的追求上，显然是与芭蕉相通的。
尽管日本文学自古深受中国大陆文化影响，但时至近现代，日本文学却对中国新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松尾芭蕉及其俳句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而俳句对中国
!"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五四”期间小诗的盛行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影响了周作人、郭沫若等“五四”时期的文学巨匠。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的关系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最有代表性、最具典型性的。这种中日文学的互动对两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使东方文学更具魅力，同时也促进了世界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年(月第(版&
#(%彭恩华&日本俳句史#’%&学林出版社*$+,-年.月&
#-%#日%关森胜夫*陆坚&日本俳句与中国诗歌——
—关于松尾芭蕉文学的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年(月&
#"%#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筑摩书房*$+./年(月&
#/%#日%今道友信著*将寅等译&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
—东方的美学#’%&三联出版社*$++$年&
#!%#日%铃木修次&中国文学と日本文学#’%&東京書籍株式社，$+.,年&
#.%#日%永田義直&俳句鑒賞入門#’%&金園社*$+,/年&
（责任编辑：张玉琴）
0上接第//页1
#(%#-%#"%#/%#!%#,%#日%升味准之辅著董果良译：日本政治史#’%*商务印书馆*$++.*第$)/页*$)/页*$)/页*$).页*$$(页*$$-页&
#+%引自《废藩置县诏书》（明治四年七月十四日）*明治维新再探讨#’%&
#$)%王谷博：明治维新的“公议”与“领导”——
—横井小楠和大久保利通#2%&*罗荣渠&东亚近代化过程中的杰出人物#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乔恩?哈利戴：日本资本主义政治史#’%，商务印书馆，$+,)*第/-页*!)页*/+页*!)页*!)页—!$页&
#$(%#$-%诺曼著姚曾异译：日本维新史#’%&商务印书馆*$+!(*第"(.页*+.页&
#$"%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第"(,页&
#$+%钱乘旦：在传统与变革之间#’%&浙江人民出版社*$++$*第"$/页&
#()%罗荣渠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3%&北京大学出版社*$++.*第$.页&
（责任编辑：鄢军）
论周作人日本文学翻译的几个特点
论周作人日本文学翻译的几个特点/h1 -- -- 本站首页 免费课件 免费试题 整册教案 教育资讯 计划总结 英语角 幼儿教育 文书写作 海量教案 免费论文
网站地图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语文科数学科英语科政治科物理科化学科地理科历史科生物科中考备战高考备战高考试题中考试题教学论文作文园地
教学论文 经济论文 理工论文 管理论文 法律论文 行政论文 艺术论文 医学论文 文史论文 农科论文 英语论文 课程改革 教育法规 教育管理 家长频道 您现在的位置：3edu教育网免费论文文史论文语法论文正文3edu教育网,百万资源,完全免费,无需注册,天天更新！
论周作人日本文学翻译的几个特点 摘要:本文拟从周作人翻译生涯中翻译的“兴趣”,翻译与研究,小品文创作以及文艺观来探讨其日本文学翻译的几个特点。关键词:兴趣;缺席;“抗战”翻译;学者化;“受命”翻译规矩正式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5-0100-01 一、坚持“兴趣”翻译钱理群说,“对于周作人,他也许并不否认,甚至一定程度也在积极追求译书的效果,但他更多的是出于一己的兴趣,他是以兴之所至的态度来从事译作,不可能那么严肃认真,也只愿自然、自在地过着消闲的生活。不愿以任何外在的东西——哪怕是译书这样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活动——来束缚自己。” 王向远说,《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中周作人说: “我们拿来当文艺看,也是颇有趣味的东西。……” “他(《古事记》)还有自己的人情味,他的笔致都有一种润泽,不是干枯粗厉的,这使我最觉得有趣味。” 二、注意与中国的相关文学现象进行比较王向远说,“周作人对于《浮世澡堂》,最看重的乃是其中的“滑稽趣味”。“……但这总可证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国人为多了。”周作人又在《我的杂学·十六》中说:“中国在文学和生活上所缺少滑稽分子,不是健康的症候,或者这是伪道学所种下的病根欤。” 周作人在《现代日本小说选》中讲了他不选日本自然主义的理由,在给沈雁冰的一封信中指出:“专在人间看出兽性来的自然派,中国人看了容易受病。” “在现代中国周作人是最早提倡研究性科学、性心理学和性教育的人之一。他提倡对于性问题的健康的正常的态度,这本身就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因此,对森鸥外《性的生活》的翻译和发表,超出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只是周作人在1938年译出时用的是英文VITASEXUALIS而非汉语标题,总也考虑了当时的国情,虽然是先进,也总不是“明目张胆”。三、周作人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学者化翻译的特点也值得注意王向远说,“周作人写的许多文章都提到或整段的引用、翻译永井荷风的随笔,周作人自己的小品文,在题材、风格、趣味等方面,是受到了永井荷风的某些影响的。” “夏目漱石在他的《鸡冠花
抗战时期翻译文学述论(一)
抗战时期翻译文学述论(一)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中国社会被分为三大块：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在国统区，译作一再遭到查禁，译者遭到种种恐怖迫害；解放区的出版条件差，又时常受到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在沦陷区，殖民者明确规定要移植优于本土文艺的日本艺文①，造成日本文学翻译的畸形繁荣，而反法西斯文学的译介环境则险恶艰辛。在抗日救亡精神的感召下，三大块的外国文学翻译事业在艰难地进行着，并在炮火中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关键词】抗日战争/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翻译文学 一引言 抗战时期，中国社会被分为三大块，即国民党统治的抗日大后方、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沦陷区。国统区主要指重庆、桂林、昆明等地，它受国民党的统治，流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洋文明；解放区指的是延安以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受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文化影响为主，处在文化相对封闭的状况中，还时常受到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文化封锁；沦陷区是指伪满洲国、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华中沦陷区，以及武汉、广州等地，这些区域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日本在文化上实行殖民主义渗透。从总体上说，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抗日和救亡意识都很强烈，即使在沦陷区，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
冲突也非常激烈。基于文化（文学）建设之难以进行的战争状态，不少学者想当然地以为，翻译文学的成果不值一提，而沦陷区的翻译文学连同沦陷区文学一样，更被打入历史的另册。这样的观念与事实是不相符的。抗战的爆发，的确中断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但同时，中国现代文学又以新的方式突进，“战争……使中国在为了抵抗帝国主义的入侵中进入了全面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动员之中”。②这其中就包括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事业。不同区域的译者在民族危难的历史时期，以顽强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翻译了一大批外国文学精品佳作，笔者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一书统计，抗战8年间，所译各类文学书目多达1150种。而一向被视为生荒地的沦陷区的文学翻译也异常繁荣：在日本控制下的沦陷区，自我言说的空间相对狭隘，民族国家意识弱化，文学中的民族形象相对模糊，民族国家话语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基本上处于分离状态。但这并不妨碍外国文学、尤其是日本文学的译介研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翻译家和学者通过改变工作方式，继续从事外国文学的译介研究，如转入地下，以隐蔽的方式译介研究抗战文学，或在战火中继续经典文学的译介，如朱生豪；另一方面是日伪当局在政策上扶植日本文学的译介研究工作。当然，在沦陷区，不容忽视的，也有不少中国翻译家以丰富中国新文学为动力，积极译介日本文学。在他们看来，日本既然比中国抢先抵达现代，在文化上必然有其优越之处。只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有不少译者很难将现代性与殖民性区隔开来，错误地把现代性等同于日本性，从而产生
浅谈屈原及其开创的楚辞对后世的影响
浅谈屈原及其开创的楚辞对后世的影响。 学号：12106049 姓名：黄智霞班级：12语教（1）班摘要：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起作品的爱国主义情感深厚而真挚。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诗人，是一座跨越时空的丰碑，也是一个丰富、复杂的“模式”载体。屈原的爱国情感是十分强烈，两千多年来一直给后世重大的鼓励和鼓舞，屈原也因此成为不朽的爱国典范。楚辞卓越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开始，它的出现，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是对诗歌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关键词：楚辞诗歌浪漫主义屈原 “楚辞”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说明这一名称形成于西汉初年。《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非出于一个时代。楚辞是由屈原宋玉等一方文学人士所创造的，它开创了我国诗歌史方面的成就辉煌，为世人瞩目。屈原是楚辞创作的第一人，其辞是楚地的歌辞，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其中以《离骚》为代表，骚体的意韵更加显著，之后又著有《九歌》、《问天》、《九章》等作品。楚辞及其作者因思想内容的深刻和艺术表现上的巨大成就，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极其重要地位。 一、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楚辞发展到汉代时已经基本定型了，屈原辞赋以及宋玉以下汉人的伤悼屈原，以事名篇的拟骚辞赋已经发展成了完整的楚辞体。风、骚并称，由来已久，是诗歌创作的典范。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感，其爱国思想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两千年来一直给后世以巨大的启发和鼓舞。汉初，遭遇与屈原极相似的贾谊在赴长沙任太傅途中经过湘水，凭吊屈原自沉殉国的地方，怀古伤今，写下了《吊屈原赋》，对屈原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无尽的哀思。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引用刘安语称誉屈原“与日月争光，可也”，并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精神自勉，在身心受到巨大摧残的情况下，隐忍苟活，发奋著书，几十年的心血终于结晶成为传世名作《史记》；被鲁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司马迁艰辛的写作过程和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灵魂的再现，精神的闪光。
我国的日本文学翻译
我国的日本文学翻译 中日两国的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日本文学脱胎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给了日本文学丰富的营养。 而历史进入近代之后，中国的维新志士认识到自己的国家与西方列强的距离，为“师夷长以制夷”，开始大量翻译西方书籍，起初以翻译政治、自然科学为主，后来在梁启超的倡导之下，文学翻译也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日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翻译日本文学，或者通过日语转译西方文学成为一种风潮。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掀开了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崭新一页。 分为三个时期：一、维新运动——五四之前；二、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前；三、新中国成立之后。 一、维新运动——五四之前 远在三四百年前，我国就开始翻译日本文学作品，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日本考》一书的“歌谣”部分，刊载了日本短歌39首，为明代李言恭、郑杰编纂。但这样的翻译活动显然并不具有自觉的意义。 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的翻译则有着极为鲜明的自觉意义。1898年翻译了东海散士(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该小说发表于1858年，主要表现的是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情绪，强烈反对专制政治。之后，翻译小说之风大为盛行，评论小说的文章也纷纷问世。据记载，“当时翻译压倒了创作，影响了创作，翻译与创作的比例为二比一”。此外，他翻译的《经国美谈》也曾引领潮流一时。这也是篇政治小说，它叙述了古希腊的爱国历史故事，因为与国内的自由民权运动相配合，所以很受当时青年的欢迎。 要评价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翻译文学史上的功劳，可引当时吴趼人的话为证：“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因此，若论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的近代历程，梁启超当为第一人。东海觉我(徐念慈)在1908年《小说林》第七辑上刊载的《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节目调查表》也值得一提。文中指出该年出版的日本小说有八种，这也应该算是日本文学翻译活动在近代的源头。 林纾、魏易合译的德富芦花的长篇小说《不如归》颇有影响，被称为“家庭小说”的代表。小说批判了歧视妇女的封建观念，也触及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因而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短期内曾数次再版。 大量的翻译作品给死气沉沉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虽然这股风一开始吹进来时便夹杂着强烈的政治气息，但这并不妨碍翻译文学前进的脚步。它开拓了国人的眼界，也开拓了国人的思维，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了一场漂亮的“准备战”。 二、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前 此时期的新文学最大的特色是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学的翻译和通过日语转译的欧美文学，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大大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 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翻译活动的繁荣状况大致体现为三个方面：（一）译作大量出现。厨川白村、武者小路实笃、秋田雨雀、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夏目漱石、谷崎润一 郎、佐藤春夫、菊池宽、小川未明、藏原惟人、小 泉八云、林房雄、本间久违、宫岛新三郎共15位 作家在20年代至30年代被翻译的作品达五种以 上。这其中又以厨川白村和武者小路实笃为最多。 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日本作家的文学作品被翻译 介绍到中国。 （二）文学理论翻译繁荣。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丰子恺也译过此书)、《出了象牙 塔之后》，仲云翻译的厨川白村的《文艺与性欲》、 《病的性欲与文学》，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的新村》、 《思想革命》，张娴翻译的《与谢野晶子论文集》， 谢六逸翻译的松村武雄的《文艺与性爱》等。这些 理论既作为中国的借鉴，也用以指导现实。 （三）众多中国作家参与翻译活动。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未名社是较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社团。 这些文学社团的代表人物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 均积极参与翻译，也熟谙日本文学，为日本文学在 中国的翻译开辟了坚实的阵地。除了翻译日本文 学，他们还通过日语转译俄国文学、欧美文学作品。周氏兄弟的翻译： 五四运动爆发后，鲁迅译介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剧作、小说和文艺理论。厨川白村、鹤见佑辅的理论翻译得最多。作品则有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芥川龙之介的《鼻子》和《罗生门》，夏目漱石的《挂幅》和《克莱喀先生》，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和《阿未的死》，菊池宽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和《复仇的话》等。 五四时期周作人翻译的日本文学亦包含小说、戏剧、文艺理论等不同形式的文学著作。在文艺理论方面，他除了翻译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外，重点是翻译“白桦派”的理论。这其中主要以《思想革命》、《旧日的新村》、《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为代表。与这种文艺理论指导相适应，周作人大量译介了白桦派作家的作品。例如：志贺直哉的《到网走去》、《清兵卫与壶卢》，武者小路实笃的《一日里的一休和尚》、《某夫妇》、《婴儿屠杀中的小事件》、《武者小路实笃集》等。另外他还翻译了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国木田独步的《少年的悲哀》，石川啄木的《两条四痕》。他与鲁迅合译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内收国木田独步、夏目漱石、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等15位作家30篇作品)。 其他作家的翻译： 文学理论方面有：罗迪先译《近代文学十讲》(厨川白村)，李达发译《日本文坛之现状》(宫岛新三)，樊仲云译《文艺思潮论》(厨川白村)，徐祖正译《爱与认识的出路——失了恋的人的道路》(仓田百三)。 文学作品方面有：夏丐尊译《女难》、《夫妇》(国木田独步)、《棉被》(山田花袋)、《秋》(芥川龙之介)；田汉译《菊池宽剧选》、《海之勇敢者》、《屋上的狂人》(菊池宽)、《桃花源》(武者小路实笃)；张资平译《不幸的男子》(武者小路实笃)、短篇小说集《别宴》(谷崎精二等)、《和解》(志贺直哉)、樊仲云译《桃色女郎》、《剧
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
2006年6月安阳工学院学报 June .2006第3期(总第21期)Journal of Anyang I nstitute of Techno l o gy N o .3(Gen .No .21) *收稿日期:2006-03-16 作者简介:张道振(1977-),男,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 张道振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广州510520) 摘 要: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进步就是对 儿童 概念的发现,而对这一观念起重要引领和推动作用的就是周作人。五四时期,他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滥觞。他提出的许多观点,譬如,译者应该有人类学的相关知识,翻译中应该调整作品的文体和句法特征以贴近儿童语言的思想,至今仍有鲜明的价值和意义。周作人翻译思想中的 儿童本位 观是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重要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周作人;儿童文学;翻译;思想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28(2006)03-0121-03 0 引言 周作人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杂文和散文作品,并写了很多文学评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他本人独自翻译也和别人共同翻译了大量的文艺作品。似乎已经有论者对周作人作为翻译家的一面进行了很多的论述,但是对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的贡献却论述很少,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我国就开始了儿童文学翻译的介绍和翻译,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的译介却开了一代先河,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滥觞。1 周作人和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滥觞 周作人(1885~1967),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浙江绍兴人,著名的现代散文家和文学翻译家,鲁迅的二弟。周作人1901年考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5年后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五四 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 新青年 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 人的文学 、 平民文学 、 思想革命 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等工作。周作人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杂文和散文作品,并写了很多文学评论,其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是中国历史上发现 儿童本位 的一年,已经接受了卢梭 爱弥尔 中关于儿童本位的中国思想界,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滥觞提供了一种孳生的土壤,掀起了从晚清到五四时期持续20年之久的儿童文学译介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对安徒生的译介,并由此开始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文学家当时就成了儿童文学翻译的先驱者。 周作人早在1913年就在 叒社丛刊 上发表了研究安徒生的文章,后来由于鲁迅的推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18年,周作人在 新青年 第6卷第1号上发表 卖火柴的女儿 ,后来又翻译了 皇帝之新衣 ,被收入了群益书局在1920年重印的 域外小说集 中。周作人的译作活动推动了安徒生作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周作人对安徒生童话的译介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对同时代的鲁迅、叶圣陶、郑振铎、赵景深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使得安徒生以及他的作品成为家喻户晓的东西,也为后来的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艺术的范本。正如郑振铎所说 使安徒生被中国人清楚认识的是周作人 (郑振铎1925)。根据他所整理的资料,到1925年8月,安徒生的童话至少有43种,68篇被译介过来。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的译介,带动了后来的一大批学者,譬如刘半农、孙毓修、郑振铎、赵景深、顾均正、沈泽民和周瘦鹃等人的翻译和研究,促发了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滥觞。 2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译介活动 据胡从经先生的介绍,最早发现周作人登载儿童文学的刊物是与鲁迅有关的 同志研究社 的机关刊物 叒社丛刊 。在其1913年12月的创刊号 史传 专栏上,刊载了周作人所撰写的 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 。安兑尔然即是当时作者翻译的现在安徒生的名字。作者在里面写道, 安兑尔然童话,欧土各国,传写殆遍,日本亦有二三译本,中国尚鲜有知之者,故为绍介其行业如此。 (胡从经1982:189)这是当时发现的有关安徒生通话的第一篇论述,文章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及其创作。据文中夹注可知,周作人当时参考了丹麦文艺批评家勃兰兑 121
浅析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学史的分期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bb652445.html, 浅析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学史的分期 作者：黄妮妮 来源：《文学教育》2014年第12期 内容摘要：文学史研究是当下的学术热点，本文以中国学者关于日本文学史的著述为研究对象，聚焦于日本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从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学史的分期实践中分析其分期的标准和指导理论，为其他国家文学史的分期问题研究提供借鉴，也可以促进日本文学研究及日本文学史书写。 关键词：日本文学史分期标准分期理论 选择不同的分期模式，会影响文学史著作的体例安排和创作本原面貌。目前，国内学者对文学史分期的探索，文本对象绝大部分是中国文学史，而对外国文学史的分期研究著作是屈指可数。本文研究的对象不是特定的某一作家及其作品，而是文学史学的成果即文学史著，具体来说是民国以来中国学者关于日本文学史的著述，着重分析中国学者关于日本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一.确定文本研究对象 本文针对百年来中国出版的日本文学史著作，以国内学者对日本文学史的分期实践为考察对象，探讨外国文学史分期的理论和标准，引起大家对外国文学史分期研究的关注，同时也对中国文学史分期提供一个别样的思路。文学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是一个常被忽视的课题。随着西学东渐影响的扩大，“西为中用”的思想有了更明确的实践方式。晚清民初的中国学者运用西方的理论来构建本国的学科系统与学术体制。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编撰的日本文学史著述体例繁多，如最初的教材讲义，当下的文学史著作。有通史、断代史、小说史、诗歌史、戏剧史等多种，这些著述体现了编者的文学史观，标示文学史学科逐渐成熟和科学化。 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学史的编写存在两种模式，即译介与原创。日本文学的译介是受学习西方的浪潮的影响，在三四百年前明代的李言恭、郝杰编纂了《日本考》，开始翻译日本文学作品，这本书系统地记述了日本的历史、地理、物产、风俗、语言、文学等各方面的情况。中华书局于1983年出版了《日本考》，其中“歌谣”部分刊载了39首日本短歌。在维新运动时期中国文人自觉引进日本文学，梁启超于1898年翻译了东海散士（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由于受他的日语观、文学造诣和政治思想的影响，所译的小说有误译和增删的现象。梁启超选择这本小说来翻译是基于当时清朝面临内忧外患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使国力增强这一社会背景。该小说发表于1858年，是一部政治小说。由于意识形态的关系，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国内开始陆续翻译出版日本学者编撰的文学史，如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吉田精一著写的《日本现代文学史》，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西乡信纲著写的《日本文学史》，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松原新一等著写的《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
文学常识楚辞
楚辞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造的一种新诗。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等。 《离骚》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全篇自述身世、遭遇，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以及他热爱祖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同时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屈原的形象在《离骚》中十分突出，他那傲岸的人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激励了后世无数的文人，并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九章》共9首，思想内容大体与《离骚》相同，但创作上较多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九歌》共11首，是屈原对民间祭神曲的再创造。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氛围的描述上，瑰丽多彩，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与《诗经》相比，楚辞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首先，它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形式较之《诗经》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丰富的感情。其次，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浪漫精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抒情主人公的凸显、想象的奇幻等。楚辞中另一种浪漫特征表现在它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再次，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也更有艺术魅力。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诗经》与《楚辞》并称为
“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的两大源头。
论屈原赋对后世的影响
论屈原赋对后世的影响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骑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吟诵着这一句句耳熟能详的屈原赋，我的头脑中出现的是一幅幅壮丽的楚国山河图景，萦绕在耳际的则是祭祀的乐曲，嗅到的是各种香草散发出的醉人芬芳，触摸到的是瑟瑟秋风滑过指尖的清凉。屈原——这一楚辞大家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一、爱国主义 屈原对楚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是一个纯粹的爱国主义者。所以近代以来，他被人称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显然，这里所指的“国家”比较有局限性。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丹阳人，因此这里的“国家”单只楚国。可无论是广义上的还是狭义上的国家，屈原都是我们炎黄子孙学习的榜样，这个地位无人能够替代。 战国时代是个大变动的时代，全中国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在屈原的时代，中国历史上已有过夏、商、周三个统一全国的悠久王朝；而在夏朝以前，还有三皇五帝一类的古史传说。”（1）所以说，一个以九州为版图、以整个中华民族为成员，并具有悠久而稳固的共同历史文化的中国，不仅在事实上久已存在，而且成为次中国人共有得到祖国观念。从这一方面来看，此时的国家已经上升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意义。生活在各诸侯国的人民便不能不关心本国的政治现实及其在列国中的处境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害与命运。因此，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况下，真正的爱国者都必须面对现实，首先要求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不受侵害，进而谋求全中国的统一。 “关于楚国，也有它自身的特点。由于楚国地区相对来说开发较晚，长期被中原各国称为‘荆蛮’；而所谓的‘尊王攘夷’则更是把楚国视为主要的排斥对象。”（2）屈原作为一个爱国者，他的思想感情充分体现了楚国人的特点。他所最为关心的显然是楚国的兴衰成败及其在列国中的地位与处境。但我们又应看到，在他的心目中，全中国无论从疆域、成员、历史、文化来说，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战国之世出现的分裂局面则是暂时的现象，全中国终究是要归于统一的。当然，屈原作为一个楚国人，他是很希望能够由楚国来统一全中国的。在战国七雄中，楚国是地域最大的，同时其力量也相当雄厚，它的确有统一的条件。因此，屈原迫切希望楚国能够强大起来。 屈原对楚国的深厚感情中包含着对广大楚国人命运的强烈关心，所以他的爱国主义便具有了更为具体的实质内容。在屈原的心目中，楚王朝本是代表广大楚国人的利益的；但当他意识到，这个王朝的腐败而无法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之后，便在思想感情上与之决裂了。另外，在屈原对楚国的深厚感情中，也包含着他对她对楚国乡土的深刻眷念，对楚国的历史文化以至民风习俗也怀有深情。因此在屈原的辞作中，处处流露着对故土的热爱之情。由于屈原是在楚国出生和长大的，他自然对楚国的山川风物、文化习俗最为熟悉，并在长期的熏陶感染中培育了浓郁的乡土之情。这种乡土之情对于各个时代的中华儿女来说，也都是他们那爱国主义感情的一种具体表现。 屈原的为人和他的辞作，始终是中国历史上一宗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激励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方面，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深刻的影响，发挥巨大的作用 二、美学价值 “屈原的辞作富有美学价值，其价值之所在，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俳句与周作人-论文
中国某某信息学校学生毕业设计(论文) 题目：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俳句与周作人 姓名：0000 班级、学号：0001班、00号 系(部) ：经济管理系 专业：应用日语 指导教师：0000 开题时间：2008-06-04__________ 完成时间：2009-11-27 2009年11月27日
目录 毕业设计任务书 (1) 毕业设计成绩评定表 (2) 答辩申请书............................................................3-5 正文.....................................................................6-13答辩委员会表决意见 (14) 答辩过程记录表 (15)
课题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俳句与周作人 一、课题(论文)提纲 0.引言 1.俳句与“俳圣”芭蕉 1.1俳句的历史沿革 1.2松尾芭蕉对俳句的贡献 2.俳句与周作人 2.1周作人与俳句的邂逅 2.2周作人对俳句的译介 3.俳句对周作人文风及创作的影响 3.1俳句之“短小” 3.2生活之“禅趣” 3.3生活之“苦味” 二、内容摘要 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对20世纪的中日文学交流，曾有如下论述：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芦沟桥事变的一段时期，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日本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离开了日本文学就无法深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没有日本文学的影响，没有中国现代作家对日本文学的理解和接受，中国现代文学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辉煌。本文拟从俳句与松尾芭蕉、俳句与周作人以及俳句对周作人文风及创作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日本古典文学对
日本文学翻译之我见
日本文学作品翻译之我见 说到文学翻译，不管是资深的翻译家，亦或者资深老练的文学家，都经常说，文学翻译是翻译中最有技术含量的一项。不同国家有着其不同的文化，而不同文化蕴涵的历史和风俗对于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这一点上，没有深厚对于文学作品本国文化的认识的情况下，在翻译上就容易出现不搭边的误译或者大量的不必要的加译。这些，都会导致读者的阅读出现问题。 中国有影响力的日本文学翻译家很多，比如有鲁迅、周作人、钱稻孙、丰子恺、刘振赢、叶渭渠等先生。他们都为此探索付出了巨大努力，为后辈树立了楷模。看他们的翻译，很难说有什么倾向性。即便就二者孰优孰劣进行争论，也不外乎是为了更好地“达意”和“传神”而已。 那么，如何达到：“传神”和“达意”呢？当然，文学作品翻译要做的是第一就是“达意”。准确表达原文的意思，不要有太多的枝节的删减或者增加。我们举个例子：風太はみかんの房についた白い筋を、面倒そうに一つ一つとっている。 直译是“风太将橘子上的白筋,显得很费事似的一丝一丝揪下来”。这个就不符合汉语的习惯了。汉语不会说：“显得很费事似的一丝一丝揪下来”。这个时候，就可以采用“反译”手法。翻译成：“风太将橘子上的白筋，一丝一丝地揪下来，也不嫌麻烦”。一来加强语气，二来更符合汉语习惯。这样就显得好多了。完全达到“达意”这样的需求。也不会造成读者的困扰。 那如何完成“传神”呢？这个显然需要深厚的文化素养方可。举个例子来说： 仙人みたいに見えなくもない苦労の味がある容貌なのに。 这句话直接翻译可以翻译为：“不乏仙人般历尽艰辛的相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翻译后的文字显得非常的干枯无味道。所以我们将它进行修改一下，改为：“别看他长着一副仙风道骨般饱经风霜的相貌。”这样译成四字成语，不但言简意赅，而且加强了讥讽的效果。而“仙风道骨”对于道教发源地中国来说，是民众耳熟能详的形象。这样，就可以达到“传神”的效果。 老子《道德经》第八十一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人取法于地，地取法于天，天取法于道，道取法于自然。整个大自然，都是在“道”的管理下，按照
日本文学史课程教学思路新探
日本文学史课程教学思路新探 近年，我国的日语教育蓬勃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新时期的日本文学教学研究也走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但是日本文学史课程与其他各科相比相对滞后，很难反映中日文学交流的实际状况。本文拟从日语学科建设的角度，从多方面对这些年来我国日本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得失进行分析，探讨建立东亚汉字文化圈视域内日本文学史课程教学的新思路。 一.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文学史 首先，日本文史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别文学史的特性，这和中日文化、文学交流的特性是密切相关的。关于中日的文化交流，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有段精辟的论述：在将近两千年的日中交流关系当中，中国的影响在古代是压倒性的，那以后就一直强劲地波及日本。进入近代以后，虽然从日本到中国的影响有一些回流。但是中国对日本压倒性的文化影响，从文字，从建筑，从法律，从城市规划，在一切方面，都进入到非常深的层次。而这又是不带军事占领的。这样的例子恐怕是再没有的。他还举出罗马帝国来与中华帝国对照，指出古代罗马在征服整个欧洲的时候，就实行了军事占领，甚至连英国也是。由于罗马帝国统治了英国，当然文化上的强大影响也就进来了。就从语言上看，拉丁语进入了英语。然而，中国对于日本，并没有军事占领的企图。从我国汉魏时代就已经开始的中日文化交流，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和推动的。从那时直到19世纪末，都可以算是古典型的中日文化交流阶段。中日文化交流在这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以单向交流为主的模式。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从汉风讴歌时代到国风文学的勃兴，从平安时代初第一个汉文学高峰到五山汉诗文，可以说日本文学发展的每个时期都与中国文学、文化的东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部日本文学史（尤其是日本古典文学史）就是一部中日文学的交流史、影响史，而且这种交流和影响往往又是单项的，她总是以日本文学、文化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摄取为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汉字在两千年中日文学交流乃至在整个东亚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媒介作用，从而形成了一个所谓东亚汉字文化圈。正因为如此，这使得中日两国人们至今还能很轻松地阅读对方一千五百年前的作品，而围绕两国文化、文学的某些误解也因为汉字的隐蔽而延长了破解的时间。 中日文学交流的特性也是古代东亚文化发展的主要模式，我们应该抛弃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从整个东亚各国文化、文学发展的角度对东亚国别文学史做出自己的解读和阐释。只有建立在东亚汉字文化圈整体范围内的，反映这一汉字文化圈内部文学的横流与纵变的国别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才是适应当前世界范围内文学、文化交流碰撞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二.日本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状况 目前我国日本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又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它是否能与日本文学史的性质相适应呢？下面我们就这些问题做具体的分析考察。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日本文学教育和研究如枯木逢春，甘霖润物，进入播种希望的季节。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日本文学》和《日语学习与研究》的创刊，为热心日本文学教育和研究的学人准备好一块举趾扶犁的田地。为数不多的老学者余兴正高，初生牛犊的青年人乐在参与，日本文学研究迈出了学术化的第一步。 起步阶段的日本文学研究主要以日本文学的翻译、介绍为中心。这一时期，关于和歌、俳句翻译的讨论，犹如百鸟闹春，为播种的季节带来了满天生机。其标志性事件便是八十年代初以《日语学习与研究》为阵地而展开的一场关于和歌、俳句的翻译和欣赏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持续时间之长，参加的日语教学与研究人员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可谓空前。从此开启了我国日本文学教育和研究的新时期。 与老一代日本文学研究者以翻译、介绍日本文学而开启的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的新篇相适应，三十年来，我国的高校日本文学教育也基本是沿着这样一条主线进行的。教材方面，起
《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文学编年 国学论坛
《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文学编年- 国学论 坛 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的出现，创造了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全新时代——诗歌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时代。屈原还创造了全新的诗歌样式——楚辞.这种以楚国民歌为基础、长于抒情与铺陈的诗歌形式，因其代表作品《离骚》的影响而被后世又称为骚体，进而又把诗人称为骚人. 楚辞或骚体是一种崭新的文学体裁。 这一新诗体比起以四言为主的《诗经》来，无论在篇幅上、句法上、表现方法上，都有了许多发展，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屈原正是运用这种新诗体成就其诗人伟业的。 屈原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思想方面。他的爱国思想和峻洁人格一直受到后世的敬仰。汉初政治家贾谊被谪迁长沙后，凭吊屈原，写出《吊屈原赋》，引屈原为知己。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可马迁很敬佩屈原的人格，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遭冤受刑之后，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报任安书》）的事迹为榜样，坚持写完了不朽的巨著《史
记》。《史记》虽是散文著作，但那种勇于正视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和洋溢着爱憎鲜明感情激越的风格，却正是屈原精神的继承，所以鲁迅称它为无韵之《离骚》.西汉以后，屈原精神在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和杜甫都敬慕屈原的为人。李白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那种蔑视权贵、反抗黑暗的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正是屈原人格与创作的继承与发展。杜甫的爱国忧民精神，也与屈原有继承关系。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即以屈原的创作精神为榜样。总之，中华民族坚持理想，坚持斗争，崇尚节操的精神，固然是由无数仁人志士树立起来的民族之魂，但其开端，却可追溯到屈原身上。 屈原的爱国爱民精神，还深深影响到民间。屈原投江而死是为理想殉身，所以，传说在他死后不久，人们就因怀念而用包粽子、划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这种风俗至今仍流行于中国和亚洲的东部。古书上这样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汩罗之遗风也。 ——《续齐谐记》屈原以五月五日赴汩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 乃歌曰：何由渡湖！因而鼓櫂争归，竞会亭上，习以
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_俳句与周作人
日本问题研究%""!年第*期!" 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 —俳句与周作人 李国宁 （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保定"#$""%） 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对%"世纪的中日文学交流，曾有如下论述：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芦沟桥事变的一段时期，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日本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离开了日本文学就无法深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没有日本文学的影响，没有中国现代作家对日本文学的理解和接受，中国现代文学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辉煌。 周作人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近现代中国人中从事日本研究的中心人物。“五四”时期俳句传入中国，对当时中国盛行的小诗以巨大的影响，其中郭沫若、周作人所受影响最为明显。周作人热心致力于日本“小诗”（即俳句）的译介工作，为“五四”时期中国小诗的生成及流行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从俳句与松尾芭蕉、俳句与周作人以及俳句对周作人文风及创作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日本古典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影响。 一、俳句与“俳圣”芭蕉 俳句是日本传统诗歌中的一种短诗，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唐诗。松尾芭蕉（$!&&’$!(&）被誉为“俳圣”，是日本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俳句诗人，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俳句的历史沿革 俳句是日本韵文学的传统形式之一，作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产生于$)世纪，至今不过四百余年。俳句的历史沿革可表述如下： 和歌"短连歌"长连歌"俳谐连歌"发句（俳句） 俳句源于日本传统的三十一音节的短歌（和歌）的前三行，是俳谐连歌的发句，而最初俳句就叫“发句”。明治维新以后，由于正冈子规的提倡，“俳句”这一名称才被普遍采用。“俳谐”二字出自中国，《史记滑稽列传?索隐》云“滑稽犹俳谐也”一语，杜甫集中也有“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俳谐连歌”产生于室町时代（$*(%’$)#*），是用平易的口语表现市民生活为主的诙谐诗，多为迎合卑俗的低级阶层而创作。句作多使用双关语，工于技巧，逐渐趋于陈词滥调。到了日本的元禄时代（$!++’$#"#），松尾芭蕉对俳句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他“推翻了纤巧诙诡的俳谐句法”，将俳句提高到艺术境界，“造成一种闲寂趣味的诗，在文艺上确定了位置，世称‘正风’或‘蕉风’的句，为俳句的正宗。”造成一种闲寂趣味的诗，在文艺上确定了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年%月第%版0第$)!页。
中国文学翻译之争读书报告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读书报告 作者：王向远、陈言 版次：200年5月第1版第1次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简介：政治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社会矛盾键尖锐、社会深刻变革的一百年。在风风雨雨中，中国的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涌现了许多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由19世纪晚期诞生的翻译文学不断引起学者的关注。本书序章部分主要讲述了中国翻译文学的艰辛历程，包括肇始、繁荣、成熟、困难、最后到全面繁荣。从第一章开始讲述了随着时代不同、社会背景、政治情况的不同，学者对翻译展开的争论，其中包括早期的“信达雅”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异化”与“归化”之争、复译转译之争等。不论哪种争论，都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学者译者思想的进步，翻译理论不断完善，更加倾向于在译文中结合两种翻译。 主要内容： 序章：19世纪晚期，开始了翻译文学。由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因长期闭关锁国而被迫打开国门后，开始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翻译也应运而生。由于处于初期阶段，翻译文学总体上呈现出探索的、未成熟的特点。译者普遍地改造原作的体式，而读者在欣赏翻译文学的时候，也不问译文是否重视原文，此时的翻译家主要有林纾、鲁迅、梁启超等；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开始繁荣。革命者企图通过引进外国资产阶级文化来对抗中国的封建文化，因此翻译活动大量开展，翻译的目的性更加明确，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纯文艺期刊，文学翻译变得有系统、有组织了。“文学研究会”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成员最多的著名新文学社团。此时著名的翻译家有郑振铎、陈独秀等；国民革命时期，翻译文学走向成熟。这十年中国文学的显著特点是文学的左翼化倾向，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我们翻译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登载外国文学作品的杂志——《译文》。同时，展开了关于翻译标准问题的讨论；抗日战争时期，翻译文学艰难推进。总的来说，这个时期我们翻译文学进步不大，对战后德国和日本文学的译介均有减少；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翻译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党和政府将文学翻译及其出版进行了严格的统筹管理，将其纳入社会注意计划经济体制。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国的翻译文学出现了持久萧条、停滞状态。从选题来看，大多是俄苏的作品，日本和印度文学的翻译开始受到重视，且新译本较少、多为复译本和修订本。就翻译质量来讲，由于政府严格管制，劣译较少；改革开放后，我国翻译文学全面发展。选题的内容更加开放，选题的空间范围扩大，出现了
翻译认知：中国文学在海外
英语知识 有这么一群人，比起学院派，他们更像是爱好者。大概是因为兴趣在此吧，他们反而能够更深地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底层。北京翻译公司天译时代了解到，他们不喜欢称自己是“汉学家”或“翻译家”，更喜欢称自己为“译者”。 “文学翻译这个职业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难度高，收入低，没什么荣誉，除非你狂喜欢。”师从著名汉学家顾彬的德国译者马海默说，“翻译的要求很高，但报酬很低。想发财的人，绝对不会去翻译文学作品。” 泉京鹿：“我肯定不算汉学家，我喜欢译者的称呼” 2001年是泉京鹿在北京生活的第7年，彼时没有任何翻译经验，也没专业学过中文的她，在毛丹青的推荐下开始翻译周国平的《妞妞》，自此与中国当代文学结缘。 至今，她已把卫慧的《我的禅》、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成君忆的《水煮三国》、余华的《兄弟》、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等十几部中文作品带到了日本图书市场。 “我翻译作品的作家，风格太不一样了”。泉京鹿判断是否翻译一部作品的标准是“首先考虑自己个人的趣味和爱好，还有跟作家本人的关系，我当然更愿意翻译好朋友的作品”。在日本，这些小说中卖得最好的是成君忆的《水煮三国》和余华的《兄弟》。“特别是《兄弟》出版的时候，受到各界名人、评论家的称赞，好多没看过中国文学的人也都赞不绝口。之前大家都没读过像《兄弟》那样的娱乐性、故事性很强的中国文学，大部分日本人还不太了解中国，而想了解中国，遇到《兄弟》就很高兴了。” “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对我来说是主业，也是爱好。”她直言，“翻译过程就是一种享受。” 埃里克·亚伯拉罕森：“我作为翻译跟作为读者的口味没什么两样” 美国人埃里克·亚伯拉罕森最近一部翻译的作品是官场小
浅谈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翻译思想
浅谈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翻译思想 杜鹃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他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经过西方文化的洗礼，经历过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并最终走上了翻译生涯，将近半生的时间与精力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翻译事业。周作人一生著译约一千五百万字，翻译约占去一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像他那样兼事著译并取得如此成就的怕是屈指可数。 如果说周作人作为文学家与思想家的地位是在五四运动中才开始得到认可的话，那么他作为翻译家的声名则成于更早时期。周作人正式从事文学翻译可追溯到1904年，译作有《侠女奴》、《玉虫缘》、《荒矶》、《天鶓儿》。其中《侠女奴》译文序基本上反映了他早期激进的翻译思想，借用异域文学作品中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形象来激发国人的热情，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争取民族独立与个性解放。 鸦片战争后的科技翻译和晚清小说翻译，基本目的大都在于启蒙、新民和新政，于此相比之下，周作人的翻译思想则多出了某种超越成分，他提出了“学以移情”的观点，此观点的提出已经超越了上一代翻译家，它在我国整个翻译史上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求，以及新闻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翻译文学迈进了一个新纪元。翻译文体逐渐丰富，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周作人早期的翻译可划分为古文与白话两类译文，为顺应时代的要求，周作人也意识到古文译书会行之不远，他毫不迟疑地弃而舍之，成为白话文坛和译坛的开拓者。周作人最初成熟的白话文学作品也应该说是他翻译的《童子Lin之奇迹》、《皇帝之公园》、《酋长》、《卖火柴的女儿》等，伴随着翻译艺术的进步，他的白话写作能力也在逐渐提高。 鸦片战争以来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逐渐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在品尝了巨大的耻辱之后对民族压迫的话题分外敏。继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等反帝爱国运动的发生，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得到了五四时期翻译界的热切关注。回顾周作人早期的译事活动，我们认为他应该是译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作品的第一人。他曾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翻译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五四时期这方面的翻译更多，译有波兰、南非、新希腊、犹太、保加利亚、芬兰等弱小民族的作品。周作人对波兰作家显克微支十分推崇，曾译过他的《炭画》、《乐人扬珂》、《天使》、《灯台守》、《酋长》等。在这一时期，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