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综述

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综述作者：黄明涛

来源：《行政与法》2020年第05期

摘; ; ; 要：为全面展示国内学术界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热点、前沿和发展脉络，本文借助Citespace5.5 R2软件，对CNKI数据库中的937篇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文献（2006—2019年）进行研究，同时结合文献计量学研究方法，从年度发文分布情况、论文的学科分布、发文的重要期刊、发文作者分布、高被引论文情况、研究机构分布、关键词共现和内容版图解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分析。研究发现，以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节点，从

2014年起文献呈爆发式增长。研究热点主要围绕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四个核心关键词展开。通过对既有研究进行分析和总结，预测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

关; 键; 词：基层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知识图谱;Citespace

中图分类号：D630; ; ; ; 文献标识码：A; ; ; ; 文章编号：1007-8207（2020）05-0056-15

收稿日期：2020-01-21

作者简介：黄明涛（1984—），广东始兴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法治、社会治理和立法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法治’话语的流变规律研究（1978-2014）”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7CDJSK08YJ11。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1]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2]可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不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也将继续成为未来诸多学科学术研究的热点。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分析工具对CNKI数据库中的937篇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文献进行分析，以期全面呈现2006—2019年研究的学术版图和发展趋势，同时也为深入研究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集的数据来自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CNKI数据库具有种类齐全、更新速度快的优点，[3]采集的数据完整性和准确度较高，能够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CNKI 数据库中2006—2019年①有关“社会治理”研究方面的中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确定主题检索方式为：打开CNKI数据库，进入“高级检索”，选择标签为“期刊”，主题为“基层社会治理”，连接词选择“或者”，关键词为“基层社会治理”，共选取满足主题要求的955篇中文文献，经人工筛选，剔除征稿、公告、新闻和会议纪要等无关数据，最后得到满足要求的中文文献为937篇，即本文的研究样本。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当前主流的可视化研究软件Citespace5.5 R2，该软件可操作性强，可视化效果好，已成为国内外文献研究的重要工具。通过运用Citespace5.5 R2软件对937篇文献进行处理，输出发文趋势、作者聚类共现、研究机构聚类共现、研究热点聚类、关键词频次、关键词中心性、关键词突现等信息，可视化呈现2006—2019年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热点和主题演进。同时，还辅助运用计量方法，对发文期刊、高产作者、高引文论文和研究机构进行描述和分析;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梳理过去十余年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主题演进，剖析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加强研究提供借鉴。

二、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发文时间与发文量分布情况

2006—2019年间，北大中文核心和CSSCI（含CSSCI扩展版期刊和CSSCI辑刊）各学科期刊共刊发了937篇与“基层社会治理”相关的学术论文。根据图1所示，2006至2013年，论文发表数均不超过20篇，2007年仅有1篇。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因此，学术界对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迅速升温。2014年，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文献数量达到62篇，后续几年，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持续增长。著名文献计量学研究专家普赖斯认为，文献的增长一般分为学科诞生阶段、大发展阶段、日趋成熟阶段以及学科的完备阶段，其中在学科大发展阶段，论文数量剧增，有明显的增长趋势。[4]从发文情况趋势图来看，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还处于大发展阶段，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热度不减。

（二）论文的学科分布和发文的重要期刊

根据CNKI显示，按照研究层次划分，在937篇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文献中，有669篇属于社会科学基础研究，173篇属于政策研究，说明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获得基金支持的情况如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336篇，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2篇，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5篇，江苏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8篇，中央高效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8篇，江苏省社会发展科技计划基金项目6篇，获得各种项目基金支持的论文约占论文总量的2/5。在学术期刊发文偏好方面，发文量最高的是《人民论坛》，发文83篇，占

8.86%，排名第一。发文量排名在前列的期刊还有《中国行政管理》《领导科学》《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甘肃社会科学》《治理研究》等，排名前15位的期刊发文量占发文总数的1/4（见表1），这些期刊多为政治学类。

（三）发文作者分布和高被引论文情况

关于发文作者的数据分析。在citespace5.5 R2界面中，时间区间选择2006—2019年，Node type选择“Author”，阈值设置为TOP50、thresholding（c，cc，ccv）设置为（2，2，

20），无精简网络，最后得到70个节点、6条链接线、密度0.0025的研究作者图谱（见图2）。节点为年轮状，节点越大，作者字体越大，说明该作者总体频次越高。作者之间的连线代表两个或多个作者之间有合作和关联，连线越粗，共现频次越高。作者共现信息如图2所示，节点最大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周庆智，发文18篇排名第一，杭州师范大学卢福营、华中师范大学袁方成、四川大学史云贵、曲阜师范大学李增元在图谱中占有显著地位。从合作网络来看，张国磊和张新文，刘志奇和梁德友，韩勇和朱懿，徐炜和陈民洋，于水和杨萍，郑晓茹和刘中起存在明显的合作关系。从高产作者的论文首发时间来看（见表2），有5位学者的首次发文是在2013年以前，10位作者在2014—2016年之间，说明基层社会治理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高产作者中只有周庆智、陈发桂、朱红文和李威利4人不存在合作情形，其余11人均存在合作情形。

（四）研究机构分布情况

关于发文机构分布的数据分析。在citespace5.5 R2界面中，时间区间选择2006—2019年，Node type选择“institution”，阈值设置为TOP50、thresholding（c，cc，ccv）设置为（2，2，20），无精简网络，最后得到75个节点、8条链接线、密度0.0029的研究机构图谱。节点为年轮圆圈状，节点越大，研究机构字体越大，说明该机构总体频次越高。机构之间的连线代表两个或多个机构之间的共现合作关系，连线越粗，共现频次越高。从研究机构共现信息图谱来看（见图3），按二级单位进行分析，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等。从计量角度看（见表3），按一级单位进行量化统计，华中师范大学发文39篇，排名第一，排名在前列的还有华东理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从表3的信息可以看出，以“双一流”为主的研究型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共中央党校主要以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为主。

（五）高被引文献情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科学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应有之义。从高被引文献来看（见表4），也反映了探索科学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核心地位。排名前15的高被引文献主题包括技术治理、社会治理体制、三社联动、网格化治理、社会组织、社区自治和治理转型等多个方面。王雨磊发表于《社会学研究》的《数字下乡：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技术治理》，李立国发表于《求是》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徐永祥和曹国惠发表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三社联动”的历史实践与概念辨析》都是这一领域的经典文献。引用超过100次的论文共有8篇，作者包括王雨磊、李立国、徐永祥、王名、陈蓉卓、孙柏瑛、徐选国和何欣峰。

三、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内容版图与主题演进

（一）关键词词频分析

关键词是反映论文主题的核心词汇，高频次的关键词可以跟踪和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热点。在Citespace5.5 R2界面中，时间区间选择2006—2019年，Node type选择“Keyword”，阈值设置为Top30 per slice、thresholding（c， cc， ccv）设置为（2， 2，20），使用Pathfinder 精简网络，最后得到157个节点、189条链接线、密度0.0154，Modularity=0.8131，Silhouette=0.7303的关键词聚类共现图谱（见图4）。节点为十字，节点越大，关键词字体越大，说明该关键词总体频次越高。十字的厚度与该年的关键词词频成正比。关键词之间的连线代表两个关键词经常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连线越粗，共现频次越高。

从图4中的信息来看，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重要节点有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和基层党组织等。在这些关键词中，又以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基层社会治理三个关键词在图谱中的十字最为显眼。从量化的视角看（见表5），基层社会治理的频次和中心性分别为143和0.15，社会治理涵盖的范围更广，频度更高。其中，关键词中心性的数据则比较特别，基层治理、基层社会、基层党组组、枫桥经验、城市社区、乡村治理、民族地区、农村、网格化管理和法治等关键词中心性均高于基层社会治理，说明这些关键词与其他文献存在密切联系，起到“交通枢纽”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些关键词是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

（二）研究热点聚类分析

⒈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内容版图。根据研究热点聚类共现分析图谱（见图5）可以看出，经过Citespace5.5 R2界面导出的数据，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共有13个聚类，分别为#0城镇化、#1福田区、#2农村、#3基層政府、#4基层党组织、#5社区、#6克拉玛依区、#7自治、#8乡规民约、#9现代化、#10社会化服务、#11民族地区和#12党建引领。13个聚类可以归为五大类内容（见表6），第一类包括#0城镇化和#9现代化两个聚类，第二类包括#1福田区、#4基层党组织、#6克拉玛依区和#12党建引领四个聚类，第三类包括#3基层政府和#10社会化服务两个聚类，第四类包括#2农村、#8乡规民约和#11民族地区三个聚类，第五类是#5社区和#7自治两个聚类。

⒉基于关键词聚类共现分析图谱和聚类标识的内容板图解读。经过Citespace5.5 R2界面导出的关键词聚类共现分析图谱和节点信息，可以直观反映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内容版图。在关键词聚类中，每一个关键词节点都是相关文献信息的表达，但是软件导出的结果更多地停留在浅层信息，未能展现学术研究的深度，而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共现分析图谱和聚类标识内容版图的深入解读，将隐藏在图谱背后的文献信息呈现出来，如作者及其观点等，可以更深刻把握研究的全貌。

第一类包含“城镇化”和“现代化”，关键词主要有基层社会、城镇化、传统中国、新乡贤、项目制、现代化和法治化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城镇化不断向前推进，城镇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多，社会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吴理财和杨桓以温州模式为例研究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认为既有的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浙江省温州市以镇街为基础、以社区为单元、以合作社为单位配置集体产权，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同时也强化了国家政权在基层社会的控制力。[5]陈藻和冷天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研究“人”的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理，认为各地兴起的农村新型社区是快速城镇化的产物，这类社区成了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流动人口聚集的重要据点，应当构建“三社互动”社区服务管理新机制，以服务为导向和推动复合共治来进行社区治理。[6]刘东杰和周海生研究江苏省淮安市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认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的困境包括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弱化、乡村社会治理资源稀缺、乡村社会治理存在观念冲突，这些困境给城乡社会协同治理带来了难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7]郭占锋等人研究陕西省咸阳市的村庄合并带来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问题，认为村庄合并打破了原有村庄的边界，村民认同感不强，村庄外部冲突上升，冲突主要转向农村与政府之间，乡村治理面临多种压力。[8]王诗宗和吴妍研究城镇化背景下的杭州市余杭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认为在乡镇改制后，街道层级的干部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出现了制度性障碍，杭州市余杭区通过创新实施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形成功能上的“代偿”，这种可复制性的创新方式可以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参考。[9]项继权和刘开创认为，城镇化推动我国“三农”的转型，也推动国家向城市社会转型，未来三十年我国将向城市中国转变，城乡之间差别逐渐缩小，城乡逐渐走向平等和融合，农民权利意识不断加强，行动能力不断上升，这必将推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变革，因此，需要构建开放包容、城乡一体、公平法治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10]马光川和林聚任认为，中国农村存在社会原子化危机和循环陷阱的两大困境，应当从社会重构走向社区培育，不断推动农村治理现代化。[11]王木森和唐鸣研究十八大以来的社区治理现代化问题，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开展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生成了政策领动与实践创动的“联动—互动—融动”的治理图景。[12]沈费伟和张丙宣研究社会治理创新的項目制，认为项目制模式具有目标有限性、组织灵活性、资金来源多元化、周期短等特点，实现了跨部门的协同治理。[13]第一类聚类主要对我国在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转型、价值观念、管理模式、利益冲突等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第二类包括“福田区”“基层党组织”“克拉玛依区”和“党建引领”四个聚类，关键词主要有网格化、社会治理创新、福田区、精细化、城市社区治理、多元共治、克拉玛依区和党建引领等。这里的两个聚类“福田区”和“克拉玛依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15年12月，《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对深圳市福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张文认为，福田区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做到“四个坚持”，即坚持党建引领，坚持多元共治，坚持精细治理和坚持互联网思维，不断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14]杨宜勇认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福田模式，在于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在精准、精细、精致和极致上下功夫，体现出四个特点：一是“一核多元”的治理结构，二是发挥社会自我

调节的作用，三是以服务引领治理改善，四是赋权赋能，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治理。[15]汤晋苏认为，福田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在于把群众组织起来参与和监督自身事务。[16]戴焰军从党建视角分析福田模式，认为区委领导班子的基层党建做得好，突出亮点是基层党建工作考核评价机制，通过党建带动基层社会治理。[17]竹立家认为，福田区基层社会治理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注重搭建治理平台，二是激活多元共治的治理机制，三是以需求为导向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服务体系。[18]王春光认为，福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探索在三个方面具有示范意义：一是多元共治，二是强化，三是社区治理创新要实现社会共享价值。[19]地处边疆的新疆克拉玛依区探索出一条培育社会组织，引导社工、义工和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新路。谢志强认为，克拉玛依区的基层社会治理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真心为群众服务的理念，二是有正确的定位，三是抓住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对症下药，四是处理好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多重关系。[20]第二类聚类主要聚焦基层社会治理的典型地区，并贯穿党建这条主线。如福田区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深圳市，是深圳市中心城区，也是深圳市委市政府所在地，经济发达，市民素质普遍较高，党政部门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敢于探索，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创新工作模式和工作方法，实行多元共治和精细化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其经验做法值得研究和借鉴;克拉玛依作为西部地区，在社会治理方面摸索出了一条创新路径，作为内陆地区的典范，也值得研究和借鉴。

第三类包括“基层政府”和“社会化服务”两个聚类，关键词主要有治理能力重构、公民参与、基层政府、政府购买服务和政社互动等。周根才认为，基层政府采取传统的硬治理手段和方法已经不能有效解决新问题，应当从社会干预疏导能力、合作共治能力等软治理能力进行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建构。[21]周庆智认为，代理治理揭示了基层政府治理的性质。代理治理具有政治与行政职能合一、多中心权威治理结构等特点。代理治理的现代转型应当从基层政府政治与行政职能的分离着手，建立法治化的权力结构和体系。[22]崔晶认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公共场域，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要求弱化政府外包体系的行政化和畅通自下而上的参与通道，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借鉴中国历史上的乡约与里甲模式。[23]陈荣卓和肖丹丹认为，当前社区治理出现了“无网格不治理”的趋势，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关键在于社区网格化管理与社区自治要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24]孙柏瑛和于扬铭认为，网格化是政府在不确定的治理环境下采取的基层治理方案，具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内生问题，并提出了应对策略。[25]杨君认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吸纳社会不应仅为技术治理，而应体现社会公平正义，还应注重参与式行动治理。[26]方冠群等人研究村落共同体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关系，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文化衰落、农民权利诉求明显、农村社会治理面临挑战，并提出了从整合乡村文化、强化组织建设和改变管理理念三个方面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的路径。[27]尹杰钦等人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上面临着基层党组织与社会关系尚未理顺、农村社会治理各主体未能有效整合、民主治理存在不足和法制体系不健全的挑战，并将其归因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治理理念、方式、环境和素养等方面存在不足。[28]吴理财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经历过两波重大变迁：第一波发生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第二波发生在乡村社会内部，乡村社会内部治理要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引入法治和德治。[29]费梅苹认为，当前基层政府与社会工作组织的关系是一种领导与被

领导关系，这种关系削弱了社会工作服务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因而构建良性的基层政社关系，要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体制机制。[30]第三类聚类主要从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状况、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政府供给公共产品以及政社互动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农村地区基层社会治理遇到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问题，说明学术界对基层社会治理关注的点和面都很广，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深度。

第四類包括“农村”“乡规民约”“民族地区”三个聚类，关键词主要有村务监督委员会、乡村治理、“枫桥经验”、民族地区等。卢福营研究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认为，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经历了“制度形成—经验扩散—优化拓展”三个阶段，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具体表现为创新的核心内容、原则和精神实质在时间上的可持续性和空间上的可复制性。[31]周少来以基层腐败为切入点研究中国乡村治理的结构转型，认为根除腐败，保障基层群众合法权益，构建民主化法治化的治理体系和反腐体系是乡村治理的必然要求。[32]于水和杨萍认为，“乡政”与“村政”共存于国家与社会的公共场域，但存在无法有效衔接的情形，提出了农村社会治理的“有限主导—合作共治”模式。[33]周庆智认为，中国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基层政府治理的法治化，但也要取决于乡村多元社会力量的变化。乡村治理的现代转型要重视社会发展、法治规则和社会改革三个因素。[34]吴永红和梁波认为，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在不断创新，而创新过程中又产生诸多治理困境。[35]程同顺和魏莉认为，城市社区存在自治与他治的双重向度治理困境，而微治理可以有效弥合和回应这种双维困境。[36]左停和李卓认为，乡村治理的水平体现国家治理的水平，构建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原则和德治为特色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新格局。[37]杨建华认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蕴含了丰富的基层社会治理文化，当前的社会治理应当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有益成分，重塑乡规民约的权威，构建新型的社会共同体，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38]刘志奇等认为，传统乡规民约是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相当于“地方法”功能，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应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助益。[39]汪世荣认为，“枫桥经验”的做法是完善中央立法、地方立法和社会规范的三层治理制度体系，这对完善村规民约和风俗习惯，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40]卢芳霞回顾浙江“枫桥经验”，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枫桥经验”将从碎片治理向系统治理转变、从凭人治理向依法治理转变、从单一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从末梢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41]第四类聚类主要聚焦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涉及乡村社会、乡村文化、农村基层党组织、乡规民约和“枫桥经验”等内容。由于乡村社会传统因素较为浓厚，因而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必须采取有别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既要充分考虑传统因素，如民间习俗和民间规范的作用等，又要注意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将传统因素转化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和制度。

第五类包括“社区”和“自治”两个聚类，关键词主要有城市社区、碎片化、协同治理、三社联动、法治等。高红研究城市社区的合作治理，认为社区公共性是城市社区多元共治的价值依归，而共同体困境的存在导致多元共治失灵，提出应通过公共性重构来实现合作共治。[42]孙秀艳研究福州市鼓楼区的城市社区治理，认为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效能是创新社会治理的

关键，鼓楼区的党建引领、践行治理理念和提升社区服务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借鉴。[43]杨贵华认为，社区协商可以使公众行使民主权利，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应当在社区治理中嵌入协商民主模式，建立长效机制，以解决治理动力不足等问题。[44]叶林等认为，运用“互联网+”与城市社区相结合，在治理理念、治理平台和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可以实现城市社区的协同共治。[45]姜胜辉认为，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应采取标准化治理，健全制度体系、协调标准化治理多元关系，这一模式符合精细化治理的要求。[46]李德认为，我国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碎片化问题，从碎片化治理转向整体性治理，需要调动各方面力量，从理念到实践进行多领域创新。[47]张必春、许宝君认为，整体性治理是一种网络化的治理结构，其实质是跨界合作。[48]关于三社联动，徐永祥和曹国慧认为，这是一种实践先行、政府主导的创新模式，这一模式可以有效提升居民福祉，实现基层民主和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49]田舒认为，三社联动的创新体现在多方参与决策，合理定位各方优势，实现优势互补。[50]吴江和范炜烽认为，三社联动存在不足，一是三社之间联动不畅通，二是社工之间合作不足，三是专业社工人才建设存在短板，四是服务与需求错位，五是居民参与形式化。[51]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问题，刘旭认为，基层社会治理在平台建设和制度衔接等方面存在结构性缺陷，法治化保障不足，应当在法治层面明确社会治理体系的各项要求。[52]郁建兴亦认为，社会治理需要超越原有管控维护模式，以法治为实现手段和基本特征。[53]王志立认为，基层社会治理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基层社会治理成果应当惠及全体人民，增进人民的幸福感。[54]第五类聚类主要聚焦城市社区治理，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与乡村社区存在较大差别，如社会结构复杂，社会化程度高、生活方式多样、诉求多元等。因此，城市社区的治理复杂程度远高于乡村社区，自治、共治和法治是其重要价值。

（三）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主题演进

根据关键词时区线信息分析图（见图6）来看，2006—2019年间关键词一直在变化，每年都有不同的热点和重点，2006—2013年，主要关键词只有村民自治、基层社会和基层社会治理三个。关于主题演进还需结合图1进行分析，2006—2013年，年度最高发文量仅为14篇，说明研究的热度和深度极为有限。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基层社会治理”的命题受到高度关注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和焦点。因此，2014—2019年，以“基层社会治理”为主题的研究成果迅速增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这一点从图6中可以得出结论：2014年关键词主要有基层治理、权力调控、民族地区和治理能力缺失等;2015年关键词主要有现代化、法治、善治和社会治理方式等;2016年关键词主要有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福田区和三社联动等;2017年关键词主要有党组织、社会化服务和微治理等;2018—2019年的主要关键词有治理能力、治理机制、乡村振兴和枫桥经验等。在以上关键词中，有四个关键词突现强度明显，分别是创新4.57，社会治理创新3.25，社会治理3.01，基层社会治理2.76，这四个高突现强度关键词是学术研究的核心（见图7）。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

水平。因此，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以及加强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都是未来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重要方面。

四、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未来展望

通过对2006—2019年学术界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937篇文献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呈现出了学科领域的基本状况和发展态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55]展望未来，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还应当不断强化和深入，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将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

一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嵌入机制和治理效能等方面的研究。随着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公众的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利益诉求也日趋多元，在此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如何适应时代要求、如何明确职责划分、如何做到简约高效、如何通过凝聚民心来实现和谐治理和有效治理，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二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研究。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党组织发挥核心作用的同时，还需注重发挥各类主体的参与作用，如促进各类社会组织、机构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引导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职业的公众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公众参与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未来应在社会组织和机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方法、效能、优点和困难以及制度设计、激励机制和存在障碍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研究。

三是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被运用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而基层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支撑。大数据具有其自身优势，可以在短时间内捕捉、管理和处理数据集合，具有超强的整合数据资源和分析能力，可以大幅度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人工智能可以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精准化和高效化提供便利。因此，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

四是急需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制度化和常态化研究。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治理体系不完善、基层掌握的资源有限、基层社会治理难度大等。未来应从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根源、传统文化、现代化冲击等方面分析基层社会矛盾及其产生的原因，针对不同情况研究解决方案，以法治为基础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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