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声音的呐喊_解析_所罗门之歌_中的女性意识

第２期２００８年４月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ｉｌ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ｏ．２Ａｐｒ．２００８［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０７１８４）［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１－１０［作者简介］纪颖（１９７７－），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张晓敏（１９７２－），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师范大学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从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到四五十年代以赖特、艾里森、鲍德温为代表的黑人作家群的崛起，２０世纪早期的美国黑人文坛主要被男性作家所占据，关注的焦点也集中在身受种族歧视和社会压迫的黑人男性身上，到了六七十年代，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变。

随着女权思想的盛行与传播，美国文坛涌现出以托尼・莫里森、沃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黑人女作家，极大地改变了美国黑人文学男性中心主义的传统。

这些女作家的创作，题材丰富多彩，内容形式多样，风格不拘一格，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美国黑人文学。

托尼・莫里森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更是于１９９３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唯一一名获此殊荣的美国黑人作家。

她同美国文坛上涌现出的一大批优秀的黑人女作家一样，抱着对本民族的责任感，以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双重身份从事文学创作，为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争得了诉说心声的权利。

“当代黑人女作家的作品，不再是单纯反映美国黑人的悲惨处境、揭露广泛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和对种族平等的渴望与抗争，而是以女性特有的视角探索美国黑人的整体命运，谴责美国社会的拜金主义和腐朽的资产阶级价值观，维护黑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歌颂黑人的内在本质和精神价值。

”［１］因此当托尼・莫里森１９９３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以《紫色》而蜚声世界文坛的艾丽丝・沃克称赞莫里森道：“没有人比托尼・莫里森写得更美，她始终不懈地探索非裔美国人的复杂性、恐惧和生活中的爱。

无理的批评没有阻止她，过分的赞美也没有使她跌倒，她是配得上这一荣誉的作家。

”［２］莫里森一直不容置疑地宣称她是取材于黑人民族、为了整个黑人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而从事文学创作的，她不可能仅仅描写黑人女性或男性，因此她的作品并不存在性别针对性。

莫里森是把小说作为继承和传播黑人民族文化传统的有力工具，通过极富政治意义和艺术魅力的作品，不仅从黑人的角度来描绘整个黑人群体在美国社会，“在种族歧视下的生活境遇以及在被种族歧视和资产阶级思想所扭曲了的价值观影响下的特殊体验，还以其女性所特有的感触和经验来分析黑人内部同性、异性以及隔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思考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３］莫里森在一次接受露丝玛丽・莱丝特的访谈中说道：“写作时我没有意图要突出哪一性别。

激发我作为作家的灵感必须是和黑人民族文化有关的东西。

我把这整个世界看成是我的画布，我依靠作为女性所特有的敏感来写作，但是我并不是创作所谓的妇女文学……我并不是不喜欢那些只取材于女性，写给女性读者看的女性作品，因为其中有的作品的确是优美有力，只是我本人不愿意这样做，这样做意味着限制。

”莫里森塑造了不同的黑人女性形象，忠实地表达了黑人女性的生活经历。

这种忠实是历史意义的，更是心理意义上的。

通过她黑色声音的呐喊———解析《所罗门之歌》中的女性意识纪颖，张晓敏（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吉林四平１３６０００）［摘要］托尼・莫里森的作品不仅仅是单纯反映美国黑人的悲惨处境、揭露广泛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和对种族平等的渴望与抗争，而是以女性特有的视角探索美国黑人的整体命运，开创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新天地。

《所罗门之歌》是一部有关黑人男子奶娃的成长史，化解两性之间的对立、找到处理种族问题的办法、恢复传统中的生命活力正是莫里森创作《所罗门之歌》的初衷。

［关键词］女性意识；两性和谐；托尼・莫里森；《所罗门之歌》［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５６７４（２００８）０２－００５６－０３５６——的作品，黑人妇女所承受的不为人知而又苦不堪言的心灵创痛得以表达和宣泄。

探索生活在充满种族偏见的美国社会中黑人的喜怒哀乐，寻求美国黑人的文化之根，尤其是要向美国社会传达黑人妇女的声音不仅是莫里森小说创作的出发点，也是她的全部小说的基本主题和归宿。

《所罗门之歌》是一部有关黑人男子奶娃的成长史。

３１岁之前的奶娃总是用颓废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人生，觉得活着就要充分享受自由和快乐，除此之外，一切都毫无意义。

他像一个现代社会反主流文化的嬉皮士一样，不学无术，整天东游西荡，到处寻找感官刺激。

他的精神无所寄托，没有任何理想和追求。

他总感到自己的生活好像被人作了错误的安排。

他不在乎谁，也不想依恋谁，更不愿为了谁而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

周围的一切都让他心灰意冷，永远无法产生激情，除非他们（它们）能够满足他的欲望和好奇心。

在奶娃眼里，父亲的“谆谆教诲”，母亲的万般疼爱，女朋友的种种柔情都只是他生活中沉重的负担。

他自私、冷漠，要求母亲对他的爱是“一种他甚至不需争取就能得到的爱，一种不论他值不值得都能得到的爱”，而他从来没有爱过母亲。

他对姐姐们也只是使唤、命令、评论，从没有关心过她们。

奶娃同女朋友亲密相处多年，却不能理解她的感情与心理。

早已厌倦了家庭生活的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要成家立业。

当他发现他的女朋友越来越离不开他的时候，他便决定与她一刀两断。

他认为他需要的是不受婚姻约束、完全自由的爱情———一种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并能满足他要求的激情。

父母亲不幸的婚姻使他在潜意识里对家庭产生了一种恐惧感。

他觉得婚姻是一种手段，一种占有，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和义务只会剥夺他存在的自由和生活的快乐。

然而，在享受自由和快乐的同时，奶娃也时常感到自己正渐渐被席卷而来的空虚和无聊所吞噬。

就是这样一个颓废的男性后来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促使这种转变的发生的重要因素就是奶娃的姑姑帕拉特。

帕拉特是奶娃人性复苏的导航人，是他成长和觉醒历程中的教育者和引路人，是“辅助他成长的主要角色”。

然而帕拉特对奶娃的影响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刚开始奶娃只是对帕拉特一家那种与众不同的、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颇感兴趣，从中他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吸引。

然而，正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最终导致了奶娃灵魂上的觉醒和精神上的升华。

在帕拉特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奶娃对父亲所崇尚的拜金主义进行了否定，抛弃了父亲物质主义的世界观，从金钱至上的羁绊中解脱出来，接受了帕拉特所信奉的黑人信仰，懂得了何为爱心、责任、义务、黑人的历史和文化。

帕拉特（在英文中ｐｉｌａｔｅ的谐音词ｐｉｌｏｔ意为领航员）是莫里森在每一部小说中都想展现的一种黑人民族祖先的形象———“一个永远存在的人，她对于其他人来说是爱神、指路明灯和保护神的化身”。

［１］就是在帕拉特的影响与帮助下，奶娃才学会了如何关心别人、宽恕别人、帮助别人，如何放弃被白人资产阶级思想所扭曲的人生价值观，如何摆脱物质财富的束缚，如何体会责任心的重要性，从而最终实现自身的价值。

虽然，帕拉特在出世时，光滑肚皮上就缺少一个别人都有的肚脐眼———一个作为正常人、普通人的象征，但她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从未忘记自己是谁。

长大后，帕拉特从来没有让困难吓倒，虽然她曾经因为没有肚脐眼而一次次失去恋人，一次次被黑人群体所驱逐，甚至还被其兄麦肯误解和唾弃，她都没有绝望，并因此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她舍弃了她学会的一切造作而从零开始；她树立了一种信念：既然死亡她毫不畏惧，那就没有什么是可怕的了。

有了这点认识加上她对陷入困境的人们的同情使她成熟起来；她尊重他人的隐私、从来不说不礼貌的话、不再流泪；她显然放弃了对餐桌礼仪以及生理修饰方面的兴趣，但却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怀着深切的关注；她是一个医治心理创伤的能手，能为吵嘴的醉汉和吵架的女人调和说好；她鄙视物质财富而重视精神享受；为了谋生，她学会了酿制果酒和卖酒，而自己却滴酒不沾并禁止通常在酒馆里活跃的妓女和赌博之类的活动；靠着劳动和努力，她和女儿、外孙女一起建立了一个温馨和睦的三代女性之家。

完全不同于一般女性的软弱形象，帕拉特像男人一样强壮能干，她可以一掌把奶娃打下楼梯，也可以帮助他、教育他如何做人。

最后，帕拉特在跟随奶娃重返故里的途中为了奶娃而被误杀。

临死前，她给奶娃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希望我能认识更多的人，我将永远爱他们所有人。

如果我认识的人更多，我将爱得更多。

”［４］她的话语使奶娃领会到正是因为懂得如何去爱，生命才变得有意义。

因此，奶娃第一次想到自己应该为别人做些有益的事。

为了表达对姑姑的爱，他开始为帕拉特歌唱，他不但从此学会了有关他家史的“所罗门之歌”，而且在歌曲那随着家史的变化而变化的结尾加上了帕拉特的位置：“甜姑娘，别把我留在这里，棉球儿让我窒息……”［１］帕拉特渐渐地把奶娃空虚、困闷的心灵从虚无堕落的沉沦中解救出来，促使他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真正价值，使他渐渐体会到生命之中道德、良知、仁爱、责任的重要价值。

因此，《所罗门之歌》不仅仅是奶娃的成长史，也是帕拉特的成长史，是她从一个处处碰壁、遭人遗弃的可悲女性转变为受人爱戴且极富感染力的伟大女性的过程。

通过刻画这样一个有着与众不同的特征、有着奇怪名字的黑人女性，莫里森向读者展示了一种值得赞赏的自立自强、无私博爱的女性形象，歌颂了她作为民族文化继承人和传播者的伟大力量和成功之处。

帕拉特作为哈莱姆文艺复兴后民族意识觉醒的一代并不满足于长期被置于社会底层的处境，更不愿被白人主流文化完全同化，因而对白人主流文化持排斥态度，主张保持自我，固守信念，走黑人自己的道路，发出了呐喊的声音。

民族文化既是个人和群体获得自我认同的基础，也是使一个民族立足于社会，保持它自己地位，保持一个种族完整性的必要条件，尤其在人类思想高度融合、交流的时代黑人更不能走民族虚无主义的道路。

民族独立性“如同性５７——别，是妇女自我确认的一个重要部分”一样重要，［１］帕拉特保持了黑人的民族独立性，同时也保持了女性的独立与发展，可以说是莫里森笔下有代表性的新黑人女性形象。

作为一个不平凡的黑人女作家，莫里森对待女性、性别歧视、女权运动以及两性之间的矛盾与共存也有着特殊的看法。

莫里森认为女性一直是她写作时所关注的中心。

在一次访谈中，她对记者说：“当我思考时，我的大脑似乎总是被妇女问题所主宰。

她们是文化的传人，她们教育孩子们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５］莫里森还表明她对这个世界的敏锐眼光正是来源于她的性别特征；她的情感以及感知范围因为身为黑人和女性而得到扩展———“我作为作家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因为我是女人，在我看来，女性对某些事物有着某种特殊的了解，这种了解来自于她们对世界的看法，来自于女性丰富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