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肯锡研究中国的城市群分析
中国城市群发展的区域比较分析
中国城市群发展的区域比较分析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群也逐渐形成。
城市群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由多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城市组成的区域。
在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和引导，一些具备条件和优势的地区迅速形成了城市群。
本文将对中国各个地区的城市群发展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其差异和原因。
首先，华东地区是中国最早形成并最具活力的一个城市群地区。
华东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四个省份。
这一地区以上海为核心，周边省份密集发展。
华东地区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良好的交通网络，吸引了大量资本和人才流入。
此外，在改革开放初期，相关部门将经济特区设立在华东地区，并实施了一系列开放，在经济发展上给予了巨大支持。
其次，在华北地区也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
这一地域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省。
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京津冀城市群拥有中国最大的国际航空枢纽、最大的港口和最发达的交通网络，这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此外，相关部门也在这一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扶持，吸引了大量投资和人才。
另外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城市群是长江中游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四个省份。
这一地区位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腹地，交通便利且资源丰富。
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具备巨大潜力，并且相关部门也在这一地区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扶持力度。
此外，在西部地区也逐渐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城市群，如成渝城市群、西北五省（自治区）城市群等。
西部地区具备着独特的资源优势，在能源开发、旅游等领域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相关部门也在这些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扶持，吸引了大量投资和人才流入。
总的来说，中国各个地区的城市群发展差异主要受到自然条件、支持和资源禀赋的影响。
华东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实施了一系列开放，吸引了大量资本和人才流入。
京津冀城市群则受益于其地理位置和相关部门支持。
城市集群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
城市集群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2015-04-11 02:35:00 环球时报诸大建继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之后，最近国务院又批准通过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据说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规划也将很快通过并且公布。
值此机会正好强调一下，中国城市化要走以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为依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依次围绕的城市集群发展的道路问题。
按照国家规划，到2030年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目标是实现65%的真正城市化率(即人口不但进城而且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届时城市人口总量大约在10亿左右。
长期以来国内有关城市化道路问题，一直存在着不是中小城市就是大城市的非此即彼争论。
笔者的看法是，两者均不应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导方向。
单纯发展游离于大城市的小城镇和中小城市化，属于分散导向的发展模式。
就此而言，极端地说，如果我们的城市平均只有10万人的规模，那么10亿人的城镇化，就需要有1万个分散发展的中小城市;如果是发展更小规模的小城镇，那么中国国土上就会有更多星罗棋布的空间单位。
显然，这样的发展与城市化集聚经济、规模经济的本意是南辕北辙的。
这样的发展模式既没有好的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也没有紧凑高效的资源环境利用，不具有城市发展的成本有效性，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在发展模式的另一端，强调单纯发展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这种过于集中的发展模式，也不符合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方向。
中国这么大的城市发展规模，也许可以通过发展20多个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来解决，可以通过发展10多个100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来解决。
但是事实证明，单中心地发展巨型城市，超过一定规模是边际收益递减的。
城市集群发展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决其他两种发展模式的困境。
一方面，可以克服中小城市与小城镇脱离大城市依托在城市功能上的缺陷，解决可就业性、可服务性等问题，同时可以克服分散化发展导致的资源环境过度消耗;另一方面，可以克服巨型城市中心城区单中心的无限扩展，把过度集中的城市功能化解到周围的二级城市和中小城市中去，保留了城市功能混合、土地空间紧凑、人口密度合理的优点。
中国三大城市群发展评价
中国三大城市群发展评价作者：刘士林张懿玮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4年第04期城市群是全球城市发展的主流和趋势，也是我国新型城市化建设的主导模式。
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我国最为成熟也是最大的三个城市群，其发展态势代表了我国城市群发展的总体水平和发展趋势。
文章基于全排列多边形法，从城市人口指数、城市经济指数、城市生活指数、城市文化指数和城市首位比指数五个方面对这三大城市群的发展进行了综合评价。
城市群；发展评价；全排列多边形法F291.1A005108一、引言与传统的城市化（urbanization）道路不同，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标志的“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进程[1]，构成了推动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
在当今世界，城市群已经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主流与大趋势。
而在我国的城市化战略中，城市群具有顶层设计、全局视野和战略核心的重要地位。
它对于促进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方面，城市群打破了行政区划藩篱，提高了产业集聚与关联度，促进了不同层级城市间的功能互补，有助于提升区域综合实力和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和区域发展战略的支点，城市群的良性发育有助于强化自身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在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相互联动中具有龙头地位，也是我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构建最重要的实力和资本。
根据住建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052020年）》，我国规划发展的城市群主要是三大都市连绵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十三个城镇群。
但相对于世界五大城市群和美国的十大城市群，我国城市群存在着起步晚、发育不足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特别是针对我国城市群普遍存在的重规模扩张而轻内涵建设、扎堆布局而不结合实际、重硬件而轻软件等突出问题，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
一二线：天堂,三四线：地狱？
一二线：天堂，三四线：地狱？房地产开发的本质就是一场冒险的赌博。
押注对了合适的城市、合适的项目，就会赚得盆满钵满，如果押注错了，那就面临一场在红海里的拼杀。
城市选址，是这场赌博的关键一环。
选对了城市，就会随着市场水涨船高。
选错了城市，那就需要劈开一条血路，在泥潭中奋力挣扎。
今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就有这样的冰火两重天的情境。
媒体上一直盛传的三四线城市鬼城的案例不绝于耳。
在国内投行中金出的最新的报告中，这样的情境得到了数据的验证。
今年中国一线城市住宅房价同比涨幅：19.6%，二线城市住宅价格同比涨幅8.5%，三线城市住宅价格同比涨幅3.6%。
要知道，在市场普遍资金利率在8%~10%的情景下，3.6%的增长就意味着亏损。
敝人8月份曾写过《重回一线城市》的文章，没想到转载率数千次，可见业界已高度关注一二线城市的市场。
到了四季度，一二线和三四线城市的市场差异变得更大。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化？问题的核心点是三四线城市城镇化速度的放缓和市场供给的相对过剩导致。
麦肯锡、英国智库力推集中式的城市化是最优方式进入中国城镇化2.0时代，房价普涨的时代已经过去。
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愈发明显。
这样的发展模式可以在麦肯锡几年前做的著名的咨询报告中获得答案。
在麦肯锡的报告《迎接中国十亿城市大军》的报告中，核心观点认为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模式将体现为两种方式的集中式增长：在“超大城市”情境下，会出现少数巨型城市—人口2000万或更多；在“中心辐射”情境下，中等规模及小城市群将会出现在大城市的周围。
中等规模的城市由于拥有最多的中产消费阶层，将成为未来20年的新增长引擎。
同时，英国经济学人智库最近的报告也指出，2020年中国内地将出现13个超级大城市群落，分别是大郑州、大西安、武汉、成都、重庆、大广州、大北京、大沈阳、山东半岛、大上海、合肥经济圈、深圳、长株潭。
未来，这样的中心城市的房价，随着人口的不断涌入和区域经济的极化效应的增强，仍将继续迎来快速增长。
中国城市群分析法
中国城市群分析法2016-01-13麦肯锡人力资源考试资料分享中国城市导读：认识复杂中国，需要良好方法。
麦肯锡城市群方法，不再按照简单的城市层级和地理区域来划分中国城市，而将800多个中国城市划分为22个城市群。
这种划分，更凸显了消费者偏好、人口特征、产业构成、政府政策等因素在城市间的区别，而不仅仅是考量区域位置，因此，对投资、销售、管理更具指导意义。
如今，这项题为“一个国家，多个市场——用麦肯锡城市群方法瞄准中国消费者”的城市群研究，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看作认识中国市场的经典方法。
广州和深圳有着很多共性，但这两座同处一省、驾车距离仅为3小时的城市在人口构成、语言和消费者偏好等方面的差别却不亚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差异。
深圳居民中，4/5为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数年龄在35岁以下，他们说普通话或自己的方言，习惯在酒吧喝一杯。
而在邻近的广州，外来人口只占1/4，人口年龄偏高，主要说广东话，习惯于与家人一起去餐馆喝茶。
很少有跨国公司会在法国和德国市场运用同样的策略，但似乎很多公司在中国却正是这么做的。
它们专注于培植最大的市场（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以及类似南京的较大的二线城市），而忽略了中国数以百计的城市之间的差别。
中国的市场如此之大、各地增长的速度如此千差万别，对它们进行优先排序是不二的选择。
中国的800多个城市中有200多个人口超过100万（在整个欧洲，人口超100万的城市只有35个）。
另外，中国还有数百个人口在10万级的城市。
现在，很多在华公司对中国城市仍采用逐个管理的方法。
然而，通过总结它们的工作经验，以及我们对中国消费者的研究，我们发现了一种更有效且更合算的管理方法，即麦肯锡城市群（ClusterMap）方法：它不再按照简单的城市层级和地理区域来划分中国城市，而将800多个中国城市划分为若干个城市群。
这些城市群少则包括2个城市，多则包括约70个邻近的城市。
决定城市群的不只是其收入水平和地理位置，还包括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以及城市中消费者共同的消费态度和偏好。
用麦肯锡城市群方法瞄准中国消费者
一个国家，多个市场——用麦肯锡城市群方法瞄准中国消费者用麦肯锡城市群（ClusterMap）方法，去区别对待中国的不同城市，将800多个中国城市划分为若干个城市群，关注它们在收入水平、地理位置、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诸多方面的区别和差异、以及城市中消费者共同的消费态度和偏好等。
广州和深圳有着很多共性，但这两座同处一省、驾车距离仅为3小时的城市在人口构成、语言和消费者偏好等方面的差别却不亚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差异。
深圳居民中，4/5为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数年龄在35岁以下，他们说普通话或自己的方言，习惯在酒吧喝一杯。
而在邻近的广州，外来人口只占1/4，人口年龄偏高，主要说广东话，习惯于与家人一起去餐馆喝茶。
很少有跨国公司会在法国和德国市场运用同样的策略，但似乎很多公司在中国却正是这么做的。
它们专注于培植最大的市场（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以及类似南京的较大的二线城市），而忽略了中国数以百计的城市之间的差别。
中国的市场如此之大、各地增长的速度如此千差万别，对它们进行优先排序是不二的选择。
中国的800多个城市中有200多个人口超过100万（在整个欧洲，人口超100万的城市只有35个）1。
另外，中国还有数百个人口在10万级的城市。
T oggle Sidebar关于本研究本研究包括对中国消费者的全面调查：本研究还包括大量宏观经济研究：返回顶端现在，很多在华公司对中国城市仍采用逐个管理的方法。
然而，通过总结它们的工作经验，以及我们对中国消费者的研究2，我们发现了一种更有效且更合算的管理方法，即麦肯锡城市群（ClusterMap）方法：它不再按照简单的城市层级和地理区域来划分中国城市，而将800多个中国城市划分为若干个城市群。
这些城市群少则包括2个城市，多则包括约70个邻近的城市。
决定城市群的不只是其收入水平和地理位置，还包括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以及城市中消费者共同的消费态度和偏好。
用麦肯锡城市群（ClusterMap）方法能帮助企业定义战略愿景、优化资源配置，跟踪业绩。
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关联性
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关联性中国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是一个重要的评估指标，它涉及到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
同时，城市群之间的空间关联性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本文将探讨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以及城市群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并分析其对城市群的发展带来的影响。
首先，我们要确定如何测度中国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一个常见的方法是使用综合指标体系，包括经济指标、社会指标、环境指标等。
经济指标可以包括城市群的GDP总量、人均GDP、就业机会等；社会指标可以包括教育水平、医疗水平、居民收入等；环境指标可以包括空气质量、水资源利用效率、生态环境质量等。
通过综合各个指标的数据，可以得到一个反映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指数。
同时，可以将各个指标进行权重分配，以准确地反映各个方面对城市群发展的重要程度。
最后，我们要分析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空间关联性对城市群的影响。
高质量发展水平可以提高城市群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通过提高经济指标，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企业，进一步推动城市群的发展。
通过提高社会和环境指标，可以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并减少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城市群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则可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推动创新和合作。
通过研究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空间关联性对城市群的影响，可以为城市群的规划和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
综上所述，中国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关联性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研究课题。
通过综合各个指标的数据，可以准确地测度城市群的发展水平，并通过研究城市群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可以深入地了解城市群的发展动力和相互作用关系。
同时，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空间关联性对城市群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资源优化配置。
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课题，为中国城市群的规划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城市群集聚、扩散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中国城市群集聚、扩散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张可心摘要：在梳理国内外集聚与扩散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中心集聚、临近集聚、中心－外围扩散、临近扩散、中心集聚－扩散弹性、临近集聚－扩散弹性6个指标，对我国14个城市群2000－2013年的集聚、扩散及互动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结果显示：（1）中心集聚方面高中低集聚占比基本持平，多数城市群集聚水平呈上升趋势；（2）临近集聚方面多数城市群位居中等水平，珠三角和天山北坡城市群集聚度较高；中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临近集聚多呈上升趋势，西部地区城市群的临近集聚度则呈下降趋势；（3）哈长、天山北坡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扩散作用较强，京津冀和海峡西岸城市群最弱，城市群核心城市扩散作用的波动变化较大，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呈减弱趋势，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呈增强趋势；（4）珠三角城市群的临近扩散效应明显，城市群基本呈现波动增强或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5）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和临近扩散与集聚效应总体不同步，中心外围的相对集聚占主体，且年际波动性较大。
关键词：城市群，集聚，扩散，集聚—扩散弹性1 研究背景及意义1.1 实践背景在中国城市群被认为是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其发展对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2]。
从“十一五”规划起，我国各类规划就把发挥城市群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作为重要内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发展集聚效率高、辐射作用大、城镇体系优、功能互补强的城市群。
在全球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双重加快的时代背景下，城市间的产业联系与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城市群的快速扩张已成为带有普遍意义的不可阻挡之势。
城市群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是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中的重点和优化开发区，也是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3]。
城市群为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提供发展的支撑和平台，用以优化空间布局、促进区域乃至整体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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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研究：中国的城市群分析麦肯锡季刊安宏宇狄维瑞马思默麦肯锡用城市群方法分析了中国市场在诸多方面的区别和差异广州和深圳有着很多共性，但这两座同处一省、驾车距离仅为3小时的城市在人口构成、语言和消费者偏好等方面的差别却不亚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差异。
深圳居民中，4/5为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数年龄在35岁以下，他们说普通话或自己的方言，习惯在酒吧喝一杯。
而在邻近的广州，外来人口只占1/4，人口年龄偏高，主要说广东话，习惯于与家人一起去餐馆喝茶。
很少有跨国公司会在法国和德国市场运用同样的策略，但似乎很多公司在中国却正是这么做的。
它们专注于培植最大的市场（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以及类似南京的较大的二线城市），而忽略了中国数以百计的城市之间的差别。
中国的市场如此之大、各地增长的速度如此千差万别，对它们进行优先排序是不二的选择。
中国的800多个城市中有200多个人口超过100万（在整个欧洲，人口超100万的城市只有35个）。
另外，中国还有数百个人口在10万级的城市。
现在，很多在华公司对中国城市仍采用逐个管理的方法。
然而，通过总结它们的工作经验，以及我们对中国消费者的研究，我们发现了一种更有效且更合算的管理方法，即麦肯锡城市群（ClusterMap）方法：它不再按照简单的城市层级和地理区域来划分中国城市，而将800多个中国城市划分为若干个城市群。
这些城市群少则包括2个城市，多则包括约70个邻近的城市。
决定城市群的不只是其收入水平和地理位置，还包括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以及城市中消费者共同的消费态度和偏好。
用麦肯锡城市群（ClusterMap）方法能帮助企业定义战略愿景、优化资源配置，跟踪业绩。
与逐个管理城市的方法相比，用城市分群的方式更能在广阔地域范围内实现销售队伍、分销渠道、供应链以及营销的协同效应，更有实效性和成本效益。
同时，比起将中国城市简单分成几个地区的做法，用城市分群的方式能将工作做得更细。
麦肯锡ClusterMap：从城市层级到城市群麦肯锡城市群（ClusterMap）方法将中国城市分为22个城市群，每个城市群围绕1到2个中心城市发展。
为了确保这种方法是可行并适用的，所有的卫星城距离1个中心城市不超过300公里，并且每个城市群的GDP都超过中国城市总GDP的1%（图表1）。
在这22个城市群中，我们将其中的7个定义为“超大型”。
在2008年，其人口总数在1900万到5500万之间，且每个城市分别占中国城市GDP的5%～12%。
另有10个城市群被定义为“大型”，其人口总数在1300万到3900万之间。
麦肯锡城市群（ClusterMap）涵盖了中国815个城市中的606个，占中国城市人口的82%，预计到2015年将占据城市GDP的92%。
各家企业最终确定的城市群数量可以有所不同。
有些公司或为了扩大分销中的规模经济，或因为某些城市群中的类似的媒体观看习惯和对媒体渠道的偏好，而将一些城市群合并。
另一些公司则可能因为某些城市群内差异（比如竞争状况或消费习惯），需要运用不同的战略，而将一些城市群分拆为两个或更多的小城市群。
城市群划分的4个考量因素在绘制城市群地图之前，我们从以下4个维度分析了中国的815个城市：产业构成、政府政策、人口特征以及消费者偏好。
产业构成在绘制中国的城市群时，我们研究了产业结构（即经济的导向是服务业、制造业还是农业），以及一个城市群内的城市之间在经济活动和贸易往来方面的一体化程度。
产业结构和经济联系决定了人口构成、收入水平，并最终决定了城市群内的消费者偏好和行为。
端对端的产业价值链的形成是促进城市群内经济活动一体化的一个因素。
例如，中国最大的国内汽车生产商上汽集团的成立及其与美国通用汽车成功合资，带动了在上海郊区和周边城市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网络,为上海赢得了“中国底特律”的称谓。
另一个促进城市群内的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因素是某些商业活动在各城市之间的分布。
例如，许多高科技企业在上海设立行政管理部门，而将制造部门放在张江高科等开发区或昆山等周边城市。
政府政策中国城市的发展体现着强大的政府力量。
最近几十年中，中央和各省市制定的产业、经济和人口政策加速了城市群的形成。
1989年，中国政府宣布了鼓励大城市之间以及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经济合作的多项政策。
例如，在2005年开始实行的十一五规划中，中国国务院确定了11个城市群，旨在推动经济增长、加强交通运输联系，并影响人口流动。
跨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项目也加强了城市之间的经济和交通联系。
其它还有一些政策针对具体的地区，有着非常具体的目标。
例如，旨在将内蒙古打造成“亚洲乳业之都”的政策：随着该地区的产业结构逐步转向以乳制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主要的经济推动力，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到该行业就业，从而获得类似的工资，因而很可能形成最终类似的消费偏好。
人口特征当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比例、年龄层构成、收入水平以及家庭储蓄率都是我们用来定义城市群的关键人口因素。
大批外来人口涌入到城市中生活，中国的城市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表明，在1990年至2005年之间，有1亿外来人口涌入了城市。
到2030年，预计将有10亿人口生活在中国的城市中。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对各个城市群的影响千差万别，因而形成了各城市群的个性差异。
深圳有86%的人口来自外省，他们说普通话（也说自己的方言）；而73%的广州居民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主要讲广东话。
由于外来人口占据主导地位，深圳比广州年轻很多：55%的深圳居民年龄在20～34岁之间，而这个年龄层的人口只占广州居民总数的35%。
19%的广州居民年龄在49岁以上，而在深圳这一比例只有7%。
消费者偏好我们的研究表明，城市群与消费者行为之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
2005年，我们开展了第一次中国消费者调查，在14个最大的消费者特性差异中，有9个（如品牌忠诚度或支付溢价的意愿等）可以由该城市归属于的城市层级、而不是其归属某个地域上相邻的群体来解释。
然而，我们2009年第一季度进行的调查发现，在这14个特性差异中，有11个应当用城市群来解释（图表2）。
我们注意到，中国各城市群消费者的行为存在很大差异。
例如，52%的上海城市群消费者青睐名牌产品，而这一比例在厦门－福州城市群（包括潮州、汕头、石狮等城市）中只有36%。
消费者对产品特性的偏好也很不一样。
例如，深圳城市群的消费者青睐轻、薄的数码相机，而广州城市群的消费者偏爱有大显示屏的机型。
不同城市群中的消费者对媒体的偏好也大相径庭。
例如，“中原城市群”（包括郑州、洛阳、开封等城市）中95%的消费者喜欢看中央台。
而62%的上海城市群消费者喜欢看本市的电视节目。
对各地消费者看电视习惯的深入了解，有助于那些在电视广告中投入甚多的消费品公司更有效地分配他们在不同城市群之间的媒体投资支出（图表3）。
我们发现，在城市群的形成过程中，各因素之间互相影响，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政府政策塑造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影响人口构成，人口构成又被反映在消费者行为中。
时间一长，这些因素增强了城市间的联系，并促使特定城市群内的消费者行为逐渐趋同。
制定以城市群为基础的战略企业在绘制出城市群之后，需要确定应瞄准哪些城市群，以及在每个城市群运用什么样的策略。
在这一决策过程中，需要实施4个关键步骤：寻找增长最快的城市群、对目标城市群进行优先排序、设定城市群层面的发展愿景、以及定义战略性“原型”并量身定制市场策略。
寻找增长最快的城市群2008年～2015年之间，中国将有7500万城市家庭加入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在5万～12万元之间）的行列。
中国的人均消费将从2008年的1.34万元上升至2015年的1.7万元人民币。
届时，城市人口消费总额将达到13.3万亿元（1.94万亿美元）5。
中国将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消费市场。
但财富的增长在中国并不平均，因此，了解哪些城市将呈现最有吸引力的增长机遇对投资的优先排序至关重要。
例如，合肥2015年的中产阶级占比预计将迅速从2008年的35%增长至67%，而同一时期，杭州的中产阶级只会从73%略微上升至75%。
中产阶级增速的差异也会反映为消费增长速度的差异。
中国最大的100个城市中，有25个的消费总值有望在2008年～2015年之间翻一番。
这些城市包括北京、烟台、威海和松原。
同期，包括上海、武汉和湛江在内的25个城市的消费有望增长50%～100%。
即使一些城市的增长率为一位数，其增长速度还是会超过全球增长水平，从而带来可观的商业增长机遇。
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加入中产阶级行列，他们有能力负担除了食品、医疗保健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以外的越来越多的其它物品。
他们的支出目标转向汽车、家用电器、个人电脑和个人护理用品，以及娱乐或奢侈品等非必需品。
例如，杭州2008～2015年的汽车需求量预计将出现14%的年均增速，而合肥的汽车需求量更则将实现36%的高速增长。
对目标城市群进行优先排序随着低层级城市的发展，仅仅关注高层级城市的策略正变得日益缺乏成本效益。
不仅如此，这些策略还将投资风险集中在协同效应低、缺乏增长后劲的城市上。
麦肯锡的ClusterMap帮助企业专注于数量有限的优先城市群上。
例如，在厦门和福州或周边推动业务增长之前，先投资于广州周边城市扩大业务，业务发展速度可能更快、且成本更低，因而投资回报率也更高。
在那些企业已经拥有牢固地位的优先城市群中，它们可以扩建规模，在多个城市共享分销基础设施、供应链和销售队伍，充分利用和共享其对该地区长期以来积累的专业知识和资源，还可以更好地利用电视收看的协同效应。
例如，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城市群中，电视观众喜欢收看主要以广东话播音的省级电视台节目。
一家个人护理用品公司通过在城市群层面与零售商和物流提供商谈判中取得更优惠的贸易条款，并发现了在全国性电视台打广告具有更好的效果，因而削减了在本地电视台的广告投入，该公司的净利率因此翻了四番。
企业还可根据一系列因素在所选城市群中做出营销选择。
比如说，是走遍布城乡的百货公司和大卖场等现代化渠道，还是走传统的夫妻店零售渠道；是在乎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还是关注他们对价格的敏感度；以及消费者尝试新产品的意愿等等。
此外，企业在选择瞄准哪些城市群的同时，还需要在城市群内部的各城市、分销渠道和单一销售网点之间做出选择。
设定城市群层面的目标企业在考虑在多个城市群追求市场领导地位时，需要考虑当地竞争的特点和白热化程度。
中国许多地区性企业和跨国公司尽管在某些地区建立了据点，但是，其中一些地区对公司利润做出的贡献与其规模很不相称。
虽然全国性规模在某种程度确实重要(尤其是利用全国性电视台打广告的品牌)，但地区性规模却更有意义。
许多品牌即使在全国范围内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它们仍然能获得地区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