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扩大内需政策的几点质疑

对我国扩大内需政策的几点质疑―――由两则新闻想到的2008年11月28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明年全社会总投资达20万亿，千亿投资下达计划已超40%。

无独有偶,《新财经》杂志，2008年12月03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方政府为扩大内需将配套资金近20万亿。

读罢两则新闻，内心颇不平静，感慨多多，于是有下文：1、政府真有“钱”，动辄4万、10万、20万；失地农民怎么办？不管统计是真是假，这些年来，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确实有钱了，除了得益于经济增长、税基扩大外，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卖地收入”，这就是很多学者都呼吁和批判的“地皮财政”。

卖地成了地方政府聚财的不二法宝。

这些钱进入地方财政的钱袋子，就失去了应有的监管（是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啊），他们（地方政府）有很大的支配权和自由裁量权，用在什么地方完全由地方政府说了算！实际上，这些钱最应该成为社会保障基金而专款专用，否则，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若干年后或现在的生活保障由谁来负？请问各级地方政府，土地卖完了，你们还能卖什么？有人说政府并没有钱，而是借钱搞建设。

但无论是国债资金或是银行贷款，都是需要政府还的，没有钱，哪敢如此开大口地借?2、政府真是“牛”，政府不是“裁判员”，而是比姚明还姚明的“超级运动员”。

改革开放30年了，我们的政府职能依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依然扮演着超级运动员的角色。

我们不反对在经济萧条时，政府首先出面进行公共投资，引导和启动内需。

但这样大规模地政府投资，在我国几乎成为常态，政府有“与民争利”的重大嫌疑。

在市场经济国家，连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都可以由私人投资，政府只需要出政策、颁法规、定标准，从而达到政府不出资也能高效地提供基础设施或其他公共产品的目的。

反观，我国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他们更热衷于投资、搞建设，谋发展（俨然是一个超级运动员），而在公共产品的提供和服务上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完善上严重地缺位了。

我国政府的经济功能太强大了，而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职能太弱小了！3、政府真能“干”，20万亿如若都见效，中国经济增长坐火箭。

面对危机，中央政府有“出手要狠、出手要准、出手要快”的思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在今后5年拿出4万亿投资的设想，并且有扩大内需的“十条措施”，应当说这都是英明和及时的。

但这种措施与设想被地方政府不适当地理解和运用了！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影响下，纷纷出台扩大内需政策，动辄上万亿，据不完全统计各个地方政府计划的总投资在20万亿左右。

先不说这些钱从哪里来，单说这些投资如果都能兑现，那中国的经济不是增长，而是在“飞”！急于求成啊，俨然是一场投资的“急行军，大跃进”。

历史上我国的“大跃进”的例子还少吗？教训还不够深刻吗？实践证明，这种做法百害而无一利。

再者，政府动用这么多的资源，总是会产生“挤出效应”的，影响企业和私人的投资。

要知道我国GDP 到2007年也不过246619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到2007年底也不过176213亿元左右。

政府用5年的时间都要集结20万亿的财富，挤出效应可想而知！另外，如果地方政府的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向再偏离中央政府的目标，通过各种途径或各种变通方法再流向不该投资的领域（比如房地产），那情况可能会更糟糕！结果会更严重！4、政府真会“想”，只靠投资拉增长，消费十几年不带响。

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在这十多年中一直处于“疲软”状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其他国家比较处于很低的水平。

一说到扩大内需，政府首先想到的是扩大投资需求，而对于扩大消费需求要么轻描淡写要么束手无策，这多少反映了政府在扩大内需问题上的“一厢情愿”，认为只要扩大了投资需求就可以扩大消费需求。

其实这绝对是两码事，非常地不关联。

因为扩大投资需求，主要是扩大了中间需求，对生产部门和中间产品的生产是有利的，而对于消费需求则是间接的。

扩大投资固然可以扩大水泥、钢材等需求，但不等于扩大了住房、汽车、面包等最终产品的需求，这完全是两码事。

虽然扩大的投资中要有一部分转化为消费或消费者收入的，但这是个比较小的比例问题。

另外，住房、汽车、面包的最终需求起根本作用的还是看居们收入的多少。

居民的收入没有随着经济增长同步增长，至少是慢于房价的增长。

同时，压在居民头上的教育、医疗、住房等“三座大山”还远没有根除。

因此，在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三座大山没有根除的情况下，消费需求无论如何是起不来的，只能一直“疲软”下去！所以扩大内需的关键不再投资需求，而在消费需求，而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在于增加人们的“钱袋子”和减少人们的“预期支付”，加大社会保障支出扩大社会保障支出的覆盖面，让人们有钱敢花敢消费。

消费需求上去了，生产自然也就上去了，生产上去了就会带动投资，形成良性循环。

日本在９０年代面临和我们一样的情况：币值升值出口萎缩房子过剩消费需求不足，当时的日本政府也采取了类似扩大投资的政策特别是政府的投资，结果怎么样了？有目共睹，日本至今未能走出低谷！为什么，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不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是消费需求特别是房子需求不足，日本把错了脉、走错了路，难道我们还要再犯类似错误吗？因此，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怎样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把潜在消费需求激发出来，而不是一味地扩大投资需求。

现在的政府手里有钱，是大力建立社会保障的最佳时机，机不可失。

当前，扩大内需的重点应在农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

增加对农业的基础设施投资、切实增加农民的收入，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高于城市居民，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消费需求，能够带动电子、建材等相关的产业再发展。

增加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可以消化前期累积的房地产过剩问题，使房地产业真正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5、政府真会“讲”，增长增长再增长，就是没有科学地发展。

出台4万亿乃至20万亿扩大内需政策的出发点就是“保增长”，中央明确提出明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要保八。

经济增长速度真的那么重要吗？科学发展观已经提出好几年了，为什么只有“增长”而没有“科学发展”呢？现在全国各地不是正在掀起学习科学发展观的高潮吗？为什么在决策中却把她弃之一边呢？为什么说和做两个样呢?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很正确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她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中要处理好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做到五个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关系，协调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使经济发展的效益更为明确和突出，而不是只要那点可怜的经济增长。

困扰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不是增长问题，而是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比如环境污染问题、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问题、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官僚腐败问题、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问题；这些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最终必将影响经济增长，拖经济增长的后腿，而且这种只求速度的数量型增长，并无多少的实际意义。

笔者认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甚至可以牺牲一些经济增长，集中精力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一些结构优化的工作，把各方面的关系理顺，是为了将来一个更为长期的更好更快地增长。

自2002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业的突飞猛进、长驱直入，固然带动了我国近五六年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以牺牲结构优化、资源耗竭、居民收入增长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不能持久，现在不得不面对他带来的衰退并加以调整。

历史上，我们吃这种“重中之重”最后孤立发展一个产业的亏还少吗？君不见“以粮为纲，全民闹荒”；“以钢为纲，全民炼钢”；“以房为主，全民买不起房”的现实吗？谁能保证这次全国上下大搞铁路建设的“铁路大跃进”不出问题呢？我们的政府什么时候能够切实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呢？什么时候能够放弃只追求速度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呢？什么时候能够追求以“结构优化、提高民生、环境改善、速度适度”的“质量型”经济增长模式呢？6、政府的心真叫“齐”，20万亿泰山移。

中央政府出台4万亿的启动内需政策，应当说是一种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措施，是一种正确的决策。

改革开放30年来，地方政府已经演化成一个宏观调控对象而不再是一个宏观调控主体，对于中央政府以往的宏观调控措施，地方政府并不都是积极配合的和买账的，而是有选择地响应或者干脆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对抗之。

唯有这次宏观调控措施，得到了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中央政府的一声号令，地方政府就计划投资20万亿，真可谓“人心齐、泰山移”，经济想滑坡都难！仔细想想，地方政府为什么会积极响应呢?原来是利益驱动：一方面是为了地方的经济增长和政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中捞取好处。

不管是如何安排的投资，无论是财政直接支付或是国债资金或是银行贷款，在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等于是无人看管的公共财物，不捞白不捞，不拿白不拿，这就是当前许多学者所担心的。

1998年后的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以高速公路建设为主，绊倒了一大批交通厅厅长，谁敢说这次以高速铁路建设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会绊倒一大批铁路局局长呢?在此，中央政府忘记了一条不成文的经验：那就是在投资问题上“我们的地方政府是绝对不能随便号召的”，他们本身就有“投资饥渴症”，一旦号召就会走偏！7、政府出手真叫“快”，4万亿、20万亿冒出来！一种政策的出台，需要经过各方充分的辩论、不断矫正和调整才能符合各方利益，然后才能颁布实施。

但我们的经济政策大多数是经过中央全会的形式形成并颁布的，并没有经过人大的充分辩论和投票，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缺乏法理基础的。

有些人可能会说，交给人大讨论又能怎么样啊，还不是照样通过吗？与其这样，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哩！确实如此，在我国的人大中，缺乏这种辩论和协调机制，致使我们许多临时性的不合理政策轻易出台，危害挺大。

但这不能说明政府政策出台的必要程序有错误，只能说明我们人大的功能和内部结构有问题。

首先是我们人大代表的构成就不能为各种政策提供辩论和修正的机会。

若我们的人大代表都是“懂政策懂法律、非政府官员非劳动模范非知名人士非兼职的、经过人民切实选举出来并能代表各阶层人民利益的专业人士”，且宪法真正赋予人大监督权力时，我们的监督机制就进步了，我们的政府就不会那么随意了！在此，我无意批评中央政府的做法，毕竟中央政府享有较高的权威，能够代表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其政策就总体来讲不会有大问题（但也不是没有失误）。

温家宝总理最近也指出，越是在最困难最急需的时候，我们的政策越要协调越要谨慎，这说明中央高层也意识到政策的出台要有法理基础和思辨过程。

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政策的慎重性，地方政府是否也意识到了呢?对此，笔者很怀疑。

因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历来有较大的随意性，其法理基础更薄弱，而且越往下，政策的随意性越强。

谁能保证在这次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中，市县乡政府不蠢蠢欲动、做傻事呢？8、政府的政策真叫“狠”，杀鸡常常取卵，矫枉常常过正。

面对07年至今年上半年的通货膨胀，央行连续十几次使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加以调控，高举猛打，都未能制止物价上涨的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