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与《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与《君主论》 摘要：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是现代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其代表作《君主论》更是一部毁誉参半的传奇佳作，短小精悍的文笔，超出常理的观点使其在历史上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有关马基雅维利不少的争议。 关键词：政治与道德；性恶论；爱国主义 1513年前后，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1469-1527）在佛罗伦萨附近一个叫克西亚诺的乡村，在父亲遗留给他的小农场里像任何一个农民那样在田间劳作，伐木砍柴，然后背到街市上去卖，艰难地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计。马基雅维里出身并非农民，也绝非无所作为的庸庸碌碌之辈，他是经历过剧烈的政治沉浮才隐居到这里的，附近的乡亲们大概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正在做一件大事：“黄昏时分我就回家，回到我的书房„„在长达四个小时时间里，我忘记疲倦，忘记一切烦恼，进入到古人的宫廷。我不怕穷，也不怕死，我完全被宫廷深处的景物迷住了。”结果他写出了惊世骇俗的名著《君主论》，“在这本书中，我竭力深入探索这个课题：君主国是什么？它有哪些种类？它是怎样创建、怎样维持以及是在什么情况下丧失的？” 不可否认， 马基雅维利在历史上曾是以为备受争议的思想家，莎士比亚称其是“凶残的马基雅维利”，马克思认为其是“现代罪恶的导师、政治权术的化身”；恩格斯对其评价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培根则认为他是“人文主义的先驱”······而希特勒、墨索里尼等则是其信仰的忠诚者和拥护者。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君主论》和马基雅维利。 一、政治与道德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政治与道德似乎是可以分离且没有必然联系的，政治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成功。此之所谓“国家与道德毫不相关，政治和伦理应该彼此分离”。也许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政治远离道德会是怎样，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无道德论”呢？我个人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第一，复杂的时代背景。马基雅维利生活在意大利内忧外患的时代，国内，意大利政治上四分五裂，当时的意大利半岛上同时存在着五大割据势力：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教皇辖地和那不勒斯，此外还有许多小的城邦和诸侯国。各国之间战火绵延；国外，意大利面临着法国、西班牙等国的侵略和威胁。如此一个混乱动荡的时局，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集权政治来统一和稳定半岛，因此“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其次，马基雅维利说的政治与道德分离并不是说道德不存在，而是说对于政治而言，应当有其独立的判断依据，按照马基雅维利的逻辑，政治家所需要考虑的，恰恰是在政治上如何获得成功而不是在道德上如何正确。在这里马基雅维利实际上更关注的是人类应该怎样去生活。“古典政治学家认为最佳政治秩序的建立依赖于机运，马基雅维利则认为人类可以控制机运，政治问题变成了技术问题”。 次之，马基雅维利所谓的道德实际上是有公共德性与私人德性之分。公共德性强调的是一种公共善，出于国家目的与国家理性，马基雅维利认为统治者可以用各种手段来实现国家目的。由此马基雅维利为恶在公共德性中留出了空间。如果一个人为了国家利益，公共目的而做出恶行，这个人仍具有公共美德。对于统治者或政治家而言尤其如此。“君主为了让他的臣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就不必在乎背负残酷的骂名”，“为了维护国家，他必须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离人道、违反神道”。可见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公共善可以由恶得以实现。两种德性的划分并不是意味着马基雅维利强调公共德性而简单的否认私人德性。他同样认为私人德性在其应该存在的范围内有重要作用，比如改造人的心灵、养成良好品性等。公共德性与私人德性的划分也凸显了马基雅维利德性观的内涵和实质，为其政治思想提供了理论根基。 再次，“政治无道德”论是为了加强君主权利、迎合君主的需要，是权宜之计，其目的是为了完成政治上的统一，最终过渡到共和制，“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统一而自由的共和国，是马基雅维利呕心沥血所追求的理想”。在《君主论》中，作者以大量的文笔来讨论君主的权谋之术，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服务于意大利统一的需要。马基雅维利实际上是一个共和主义崇尚者，在《论李维》一书中，他称颂的罗慕路斯、摩西、居鲁士正是《君主论》中所呼唤的君主的榜样。他认为，共和国的创建必须借助于新君主的独裁来完成，他写道：“共和国的精明的缔造者，意欲增进共同福祉而非一己私利，不计个人存废而为大家的祖国着想，就应当尽量大权独揽。有人以非常手段治理王国或建构共和国，智者是不会给予责难的。行为使他蒙羞，结果将给予宽宥，此为当然之理。”在他看来，共和制的实现必然要以君主制作为其过渡阶段，那么在君主制阶段，统治者的为国家、民族的谋略，似乎是可以不去计较那些所谓的道德的。 此外，李华芳在其文章《学术与政治之间》也谈到过马基雅维利写《君主论》的目的，其原因之一就是认为马基雅维利是为了想要获得洛伦佐的青睐，希望找到一份工作，“若有一份政府的公差，无疑能使他的生活体面起来。而在马基雅维利时代，体面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一个人不体面，他甚至不能参与公共事务”。同时，我们必须明确的是马基雅维利不是提倡道德败坏的人，相反，他认为道德和宗教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个道德败坏的民族不会有良好的统治，因此我们对马基雅维利“政治无道德”论的理解，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否则会产生许多误解，“说马基雅维利是一个非道德主义者，也只有在极其有限的语境中才有意义，即脱离了马基雅维利的整个思想体系，避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并且在道德至善主义是社会运行唯一标准的思想背景下才有意义。” 二、“性恶论”与“性善论” 马基雅维利将人际关系视为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关系，他的《君主论》所体现出的政治思想以“性恶论”为逻辑起点，在书中，他告诫君主：“对于新领域地的居民要么善待，要不然就干脆消灭他们”、“恶行应该一次干完，恩惠应该一点点赐予”，同时他还认为“君主必须是一只能认识陷阱的狐狸，同时又必须是一头能使豺狼惊骇的狮子。”相比较于《君主论》，卢梭则在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提出了“人性善、社会恶”的观点，他说道“当人们仅从事于一个人能单独操作的工作和不需要许多人协助的手艺的时候，他们都还过着本性所许可的自由，健康，善良而幸福的生活，并且在他们之间继续享受着无拘无束自由交往的快乐。但是自从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的时候起，自从人们察觉到一个人据有两个人的食粮的好处的时候起；平等就消失了，私有制就出现了”[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第121页]，诚如德国的彼得·哥尔达美尔所总结到的“当人变成社会性的，人就变得邪恶了”[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第194页]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这两种人性论的观点呢？ 必须看到，马基雅维利同很多思想家们一样，相信人性是有善恶两面的，但其本性是趋于善还是恶？他又同很多思想家和哲学家们的观点不一样，他是为数不多的持人“性本恶”观点的政治思想家之一。马基雅维利说道：“一般说来，人都是变化多端的、弄虚作假的、奸诈懦弱的、生性贪婪的。只要你能成功，他们就完全是你的人。当远离危险的时候，他们愿意为你流血，愿意为你献出他们的财富，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孩子。但是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M】 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第80页]在马基雅维利的心中，人是诈伪狡猾的，人们服从君主，是出于万不得已，遇到可能，他们就会掉头反抗。假如人民可以自择，他们必然随其本性，惟恶是从。因此，马基雅维利主张君主治国，与其用爱，不如用威，由爱而生的服从通常是靠不住的，而由畏惧而生的服从，则可永久不变。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人类既然是自私自利的，当然就有欲望，但欲望本无穷尽之日，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想填满这个贪欲之壑。“人们心目中的贪欲如此得顽强，无论他的地位升到多么高也摆脱不了；自然把人造成想到一切而又无法做到，这样，欲望总是大于获得的能力，于是他们对自己获得总觉得不够多，结果对自己不满·····因为有些人想要更多的东西，而另一些人则害怕失去他们现有的东西，随之便是敌对和战争。”因此，马基雅维利认为，欲望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动机。他反对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类天生就有过社会生活的倾向，而认为社会起源于个人对私立的追求。同时，他认定人类的欲望只是低级的物质欲望，而物质欲望中最大的就是私有财产的欲望。他刻薄的指出，君主们只要不霸占人们的财产与女人，那可怕而不可恨的地步，便也永远都能维持了：“君主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因为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M】 商务印书1997年版，第81页]因此，他告诫君主，不得已时可以杀人，而没收财产则是绝对不可以的。从这个角度讲，从古到今，所有人都无一例外的受到权欲的驱使，那么是否就意味着所有人都无道德可言。所以，人性是恶的，这也是马基雅维利对人性的总体评价。当代哲学家罗素曾将马基雅维利人性论思想称为“人性利己观”，指出马基雅维利笔下的人“几乎一定是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者。”基于此，我觉得马基雅维利对人性论的定义，还充满着阶级色彩，尤其是谈到君主在实行权术时要重点对他人私有财产的保护，这种人性观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政治诉求，是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作为出发点的。 而在卢梭看来，人类不平的的起源或人变得邪恶的原因来自于私有制的产生，来自于私有财产的诱惑，按照他的思路，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是处于没有任何社会联系的“自然状态”之中，人们除了由年龄、健康等所构成的自然的或物理的不平等外，绝没有“某一些人享有损害他人的各种特权”的不平等。而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自然状态”过渡到“文明社会”，人类也就开始失去了天赋的自由和平等，而处于奴役和统治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在卢梭的心理，在最原始的“自然状态”中，人类是平等且自由的，人性也是最善良的，而在步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文明社会”中，人就开始变得邪恶了，因此要想实现“文明社会”中的平等与自由，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依靠暴力推翻以私有制为根基的封建君主专制。 通过以上分析，是否我们可以这样看，“性善论”也好，“性恶论”也罢，其实他们的倡导者都是有其政治目的性在里面，都或多或少的代表着某一特定阶级的利益。当然，我们也不可否定，两种人性论的划分，也为我们在对民众进行公众教育方面提供了相应的方法论。 三、爱国主义与国家理想 毫无疑问，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充满着其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而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理想也是基于他那强烈地渴望意大利结束四分五裂，建立统一、强大的现代国家的愿望之上的。他之所以被称作“一个及其玩世不恭的人，一个满怀激情的人，一个强烈的爱国者，一个政治阴谋家，一个地道的民族主义者和一个吹捧暴君的无耻之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他对国家理想的执着追求。无论是《君主论》还是《论李维》，我们都可发现他的著作的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