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与江南文人交游考

2009 年第
7期
安徽文学
199
பைடு நூலகம்
历 史 回 廊
友的名单： 陈维崧、 秦松龄、 严绳孙、 姜宸英、 朱彝尊， 再加上顾 贞观、 梁佩兰以及之后被明珠父子救出并坐馆于其家的吴兆 骞。当然与性德交往的还有翁叔元、 张纯修、 韩菼、 叶方蔼等 等， 但由于他们和性德的交往不如上面几位密切， 因此不在本 论文中讨论。 这些江南文人都在文坛有一定的地位， 朱彝尊、 陈维崧乃 一派宗师， 而顾贞观、 吴兆骞更是早年就在江南成名的才子， 朱彝尊与姜宸英、 严绳孙并称 “三大布衣” 梁佩兰与屈大均、 ， 陈恭尹并称为 “岭南三大家” 只有秦松龄稍稍逊色， ， 但他却在 经学上较有建树， 《毛诗日笺》 著有 。他们在学术和文坛上都 有一定的影响力， 而他们又都是性德的好友， 几乎都接受了性 德慷慨的帮助， 在这几个共同点之下， 笔者把他们和性德结识 的时间和交游的经历作为本论文考查的重点。 朱彝尊在为纳兰性德所写的祭文中说： “曩岁癸丑， 我客 潞河， 君年最少， 登进士科， 伐木求友， 心期切磋， 投我素书， 懿 好实多。 可见这时二人之间已有书信来往， ” 且从朱彝尊的叙 述中可以看出是纳兰性德主动结识朱彝尊的。 其后的祭文又 说： “改岁月正， 积雪初霁， 训履布衣， 访君于第。 在第二年 ” 的年初两人第一次见面， 这是康熙十三年 （1674） 的事。 康熙十二年 （1673） 姜宸英结识了性德， ， 其祭文曰：我始 “ 见兄， 岁在癸丑， 时才弱冠， 扣无不有， 马赋董策， 弹丸脱手， 拔 帜南宫， 掩芒北斗。 从这翻话看来姜宸英对性德是佩服得五 ” 体投地， 之后， 姜宸英又说：兄一见我， “ 怪我落落， 转亦以此赏 我。标格人事多乖， 分袂南还， 旋复合并。于午未间， 我蹶而 穷， 百忧萃止， 是时归兄， 馆我萧寺。 看来在康熙十七、 ” 十八 年 （1678、 间， 1679） 姜宸英还在性德的资助下在千佛寺住了一 段时间， 而这正是姜宸英人生最困难的时刻， 求仕无门， 又逢 母丧， 其心情可谓是悲痛万分， 性德适时的帮助给了他莫大的 安慰， 也使他看到了一点希望。 性德、 严绳孙、 秦松龄都有[金 缕曲 ]词记载此事。 严绳孙识性德于康熙十二年， 其与秦松龄合撰的祭文写 道： 绳孙客燕， “ 辱兄相招， 下榻高斋， 情同漆胶， 迨今十年， 不 忘久要。 又云： 始余以文字交于容若时， ” “ 容若方举礼部为应 时之文。丙辰以后， 旁观百家。 而严绳孙同时也把好友秦松 ” 龄介绍给了纳兰性德，当时秦松龄正从军湘楚。秦松龄说： “嗟余两人先后缔交， ……松龄客楚， 惠间良厚， 谓严君言子才 可取， 虽未识面， 与子为友无何相见， 遂同故旧。 由此观之， ” 性德与秦松龄定交应该是在康熙十四年 （1675） 且二人在定 ， 交之前就有了书信来往。 康熙十五年 （1676） 纳兰性德在徐乾学、 ， 严绳孙的介绍下 认识了其一生知己——顾贞观。顾贞观在和性德 [金缕曲]之 后的附注云： 岁丙辰， “ 容若二十有二， 乃一见即恨识余之晚， 阅数日， 填此曲为余题照。 其祭文云： ” “屈指丙辰， 以迄今， 聚而散， 散而复聚。 在二人相识的岁月里， ” 时聚时散， 但两 人的友谊却是日久弥新的， 为了顾贞观在京师有一个安身之 所， 纳兰性德还专门为他建了茅屋。而自从见了顾贞观写给 吴兆骞的两首 [金缕曲 ] 后， 性德就以 “绝塞生还吴季子” 为己 任了， 这件壮举为性德短暂的一生加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 促进民族和解作出了贡献， 而且使他们之间的友谊成为千古 佳话。 陈维崧于康熙十七年 （1678） 末入京， 并曾一度居于性德 宅中。康熙十六年 （1677） 陈维崧过昆山曾在徐乾学家小住， 他也应该是徐乾学介绍给性德的， 但已经找不到更早的关于 二人交往的记录了。 性德的另一位朋友梁佩兰在他写给性德 的祭文中说： “呜呼！我离京师距今四年， 此未见公， 欢倍于 前， 留我朱邸， 以风以雅， 更筑闲馆， 渌水之下。……” 梁佩 兰于康熙二十年 （1681） 离京返粤， 性德有词寄之， 可见二人之 前就已经相识了。梁佩兰 《赠成容若侍中》 中有： “讵期故人 书， 托雁相衔将。上言报亲友， 下言抒衷肠。劝我如帝京， 结 束衣与裳。 这首诗的具体创作时间已不可考， ” 但它应该作 于梁佩兰入京之前， 那么它至少不会晚于康熙二十年 （1681） ， 也就是说梁佩兰与性德定交的时间不应晚于康熙二十年。 而 从诗中不难看出是性德主动结识梁佩兰的， 且言辞颇令人玩 味。对于当时仅是一介布衣的梁佩兰来说， 受到相国公子的 青睐， 其心中必定将他引为知己了。 综上所述， 性德和他德几位朋友相交的时间大约是在康 熙十二年 （1673） 至康熙十五年 （1676） 之间， 且都是经人介绍 后， 由性德主动去结交他们的， 并且在经济上对他们多有资 助。那么纳兰性德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 不遗余力地帮助 这些江南文人呢？文学上的声气相通、 引为同道， 对彼此卓越 才华的惺惺相惜， 成为至交、 知己， 境遇上的相似， 心境的相同 似乎都无法合理、 完整地解决这个问题， 更何况这些江南士子 几乎人人都受惠于纳兰性德。如果没有明相雄厚的财力支 持， 单凭性德一个人， 恐怕无法养活这么许多人。 而从性德与 诸人的书信中， 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从史料记载来 看， 性德对这些江南文人是有心提拔， 在仕途上帮他们一把 的， 如姜宸英馆明珠家， 纳兰性德 “从公学， 颇欲援之登期” ， 性德在秦松龄落职后写给严绳孙的信中有劝其不必为留仙事 担心， 事已办好之语。 顾贞观在祭文中有：自谗口之见攻， “ 虽 毛里之戚， 未免至于投杼， 而吾哥必阴为调护。 从中我们可 ” 以知道纳兰性德为了这群江南文人可谓是费尽心机， 用心良 苦， 也多少证实了我们的猜测——性德和江南文人之间的关 系并非单纯的以文会友那么简单。 三、 结识性德后江南文人的命运 作为一个封建文人， 要实现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的愿望， 要达到光宗耀祖、 衣锦还乡的目的， 其唯一的途径就是科举， 所以早在清兵入关之初， 洪承畴就为清廷定下了开科取士的 政策。 《海滨外史》 卷一记载： 大清入中国， “ 经略洪承畴教以 收拾人心之策， 以为中国所以俯首归诚， 实缘贪图富贵。 若辈 作八股文者， 苟得富贵， 旧君固所不惜。于是甲申即位， 乙酉 即行乡试。 而顺治一朝却屡屡以科举打击汉族地主阶级， ” 使汉族知识分子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进求仕而无 门， 退守身却已背上背叛的大罪， 以至于这一时期的士人都表 现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 康熙十四年， 明珠由兵部尚书转任吏部尚书， 从而把中下 级官吏的任免、 考核之权掌握手中。 于是， 当明珠之子纳兰性 德以文人形象出现在江南士子面前的时候， 他们也就意识到 翻身的时机到了。 而性德虽为满人， 但汉文化造诣极高， 有了 “文人” 头衔的掩护， 双方的交流不会被外人非议， 认为江南文 人为求功名拜于明珠门下， 可就算如此， 朱彝尊结交成容若还 是被人讥为 “以为梯荣之地” 而徐乾学更被看作与明珠为 。 一丘之貉，清史稿》 《 记其与明珠相结， 《清朝野史大观》 而 卷三 《清人逸事》 “爱公知人” 条亦有 “后明珠招引高江村徐健庵为 党” 的记载。可见徐乾学在明珠权势如日中天时乃与明珠 为同一阵线。 而与徐乾学一起被时人讥为 “九天共赋归东海， 万国金珠献淡人” 的高士奇也是在做了性德老师之后被明 珠推荐给康熙皇帝， 从而进入内廷的。 康熙十七年 (1678)， 下徵博学鸿儒诏， (下转第 211 页) 夏
因人而变。 然而， ” 顺治末年对士人， 特别是江南士人的打击 为从文化上根本解决民族问题制造了人为的阻碍。 冲龄即位 的康熙皇帝， 对汉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着无比的热情， 康 熙八年 （1669） 除鳌拜集团， （1670） 九年 七月下令进呈经筵日 讲仪注。十年 （1671） 二月， 在太和殿举行经筵典礼。于是从 朝廷开始 “流泻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对汉文化的热忱” 。康熙 年间， 满族贵族子弟拜汉儒为师形成风气， 如饶余亲王阿巴泰 的曾孙文昭拜王世禛为师， 纳兰性德为徐乾学的门生等等。 这种满族统治者自上而下地学习汉民族文化的现象， 体现了 他们对于汉民族文明的一种认同与接受， 而对被统治者的文 化的认同与接受对于消除民族之间尖锐对立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而满族贵族子弟与汉儒之间所结成的这种或师或友 的关系更是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社会的进步。 谢正光在其 《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 《顾炎武、 中 曹溶论 交始末》 一文里说： “在康熙中叶以前， 清廷大吏和明遗民之 间， 或于论学上通声气， 或于诗歌辞赋创作上引为同道， 甚或 在幕府中建立起府主和宾客的关系， 情谊的深浅， 各有不同。 这许许多多复复杂杂的关系， 有的是出于清朝官吏的慕名访 求， 有的是出于明遗民的主动干谒， 也有的是通过师友、 同年、 同乡、 姻亲、 世好等已成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凡此种种， 都值 得作进一步的探讨。 ” 如同谢正光所言， 纳兰性德与他的朋友们， 有的是同年， 有的是世好， 但更多的是通过其老师徐乾学的引荐而认识的。 他们多是徐乾学的朋友， 或者是清初有名的徐乾学幕府中的 一员。 那么他们到底是如何认识彼此的呢？这是本文考查的 重点。 二、 性德的江南朋友 康熙十八年(1679) 暮春， 性德与众人同游张纯修山庄， 作 [浣溪沙]联句词： 出郭寻春春已阑，陈其年） （ 东风吹面不成寒，秦松龄） （ 青村几曲到西山。 （严绳孙） 并马未须愁路远，姜宸英） （ 看花且莫放杯闲，朱竹垞） （ 人生别易会常难。 （成容若） 虽然只是文字游戏， 却仍可见出作者之间的心意相通， 且 可以看出各人的不同， 容若的句子比之其他几人， 带有明显的 感伤情绪。 这里也为我们提供了比较明确的性德江南文人朋
纳兰性德 （1655-1685） 生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 卒于康熙二十四年， 字容若， 号楞伽山人， 满洲正黄旗人， 权相 明珠长子， 康熙之近侍。在其短短三十一年的人生旅程中为 后人留下了 《饮水词》 、 《侧帽词》 、 《通志堂经解》 、 《渌水亭杂 识》 等等著作， 并与顾贞观一起编选了 《今词初集》 纂录清初 ， 30 年间 184 人的作品。他以一位满族贵族文人的身分留名 词史， 是清初词人的代表。 作为一个满族贵族青年， 在康熙前 期这样一个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历史时代中， 他却放下身份 和那些备受打击的汉族文人， 特别是那些来自江南的文人交 游， 并且利用自己权相之子， 皇帝侍卫的特殊身份为他们争取 利益。 性德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期大肆和这些落魄的 江南文人建立友谊呢？ 一、 性德结识江南文人的深层原因 余秋雨在他的历史散文 《一个王朝的背影》 中写道：一切 “ 军事争逐都是浮面的， 而事情到了要摇撼某个文化生态系统 的时候才会真正变得严重起来。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一个人 种， 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 地域的、 政治的， 而是文化的。” 高翔的 《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 中也这样认为： “民族矛 盾， 就其实质或焦点， 则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对立。 ……导致 清初民族矛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 性因素是： 一些满洲贵族从本民族利益出发， 在祖宗 ‘淳朴旧 制’ 的驱使下， 力图将自己的文化模式强加于汉人， 力图按自 己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行使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从而 使以士人队伍为核心的汉民族产生了 ‘用夷变夏’ 、 ‘天崩地 解’ 的强烈文化危机感， 不得不起而抗争， 在根本的文化深层， 形成了两个民族的尖锐对立。 这也许才是那些柔弱的文人 ” 在武夫们纷纷投降之后依旧坚持抗清的最主要原因。 究其本 质来说， 他们在乎的是以一种怎样的文化方式来统治自己， 而 并非是谁来统治自己的问题。 ” 如何从深层次的文化方面解决士人队伍的心理顾虑， 是 清初满族政权面临的主要问题， 清初名臣范文程在顺治二年 （1645） 上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 “ 士为秀民。 士心得， 则民心 得矣。 看来清政府的有识之士早在入关之初就意识到了文 ” 人在广大汉族人心目中的不可替代的位置。对此， 梁启超也 认为：他们 “ （满族统治者——笔者） 觉得用武力征服那些降将 悍卒没有多大困难， 最难缠的是一班 ‘念书人’——尤其是少 ， 数有学问的学者。 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指导人， 统治前途暗礁， 都在他们身上。满洲政府全副精神对付这问题， 政策也因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