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调查

摘要:从农民工进城务工到逐步融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这是我国必经的历史过程。

这不仅是农民工所要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整个社会所要面对的问题。

农民工要完全融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有一个相当艰难漫长的过程。

本文就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农民工问题”的表现、原因及对策进行分析。

期许农民工不仅仅是城市的过客,而是能更好地融入城市,逐步转变为城市居民。

关键词:农民工;农民工问题;融入城市农民进城务工是我国国情的特殊产物,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趋势。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都必然是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的历史过程。

那么,从农民进城务工到逐步成为城市居民,这个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的过程,也是我国必经的历史过程。

所谓“融入”,就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合为一体,不再有身份与地位的不同。

而从中国的实际来看,这个过程必然是十分漫长的。

据保守估计,我国农民工人数约1 5亿人左右。

2004年我国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达到10260万。

面对如此众多的农民工及由此产生的“农民工问题”,有学者指出我国现在面临的是“四农”问题。

对此,中央也给予了“农民工问题”极大关注。

本文就农民工如何面对融入城市过程所遭遇的种种尴尬,维护好自身合法利益,如何化解“农民工问题”,使农民工更好的融入城市,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农民工问题”之突出表现(一)收入低与工资被恶意拖欠问题,使农民工缺乏融入城市的物质性保障城市的生活水平无疑高于农村,农民工要想在城市安身立命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物质性保障。

而收入低与工资被恶意拖欠使农民工缺乏这样的物质保障,这是农民工来到城市求生存遇到的首要问题。

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农民工问题”,就始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帮农民工追讨工资,工资问题是关系农民工切身利益最迫切的问题。

据有关部门调查,“2004年我国农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远低于城镇正式工人15000元左右的年收入。

如果考虑到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一般不低于10个小时,那么收入差距就更大了”〔1〕。

农民工在城市艰辛劳动,却没有获得与城镇工人同工同酬的待遇。

除此之外,农民工工资被恶意拖欠的情况也相当严重。

2003年12月份的统计数字表明,仅四川省建筑业拖欠农民工工资就高达23.1亿元。

农民工追讨拖欠工资似乎成为在城市打工之后的另一个艰巨任务。

而雇主往往也并非无力支付,而是由于农民工是一个极其弱势的群体,雇主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

打工赚钱是农民工来到城市并融入城市的第一步,而这融入城市的第一步走得却如此之艰难。

(二)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问题,使农民工缺乏融入城市的“安全感”200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论断明确了农民工在工人阶级中的重要地位,也明确了农民工在城市应享有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农民工与产业工人在社会中应享有同等地位。

那么这也意味着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应该同等对待,然而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遭遇却并非如此。

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与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法律、犯规的缺失,致使农民工融入城市却不能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权益保障。

其表现之一是农民工的合同签定率低。

据统计,2004年农民工全国劳动合同平均签定率为57.1%,私营企业签定率仅为30.5%。

劳动关系的不明确直接导致农民工在工伤事故以及职业病发生时,不能依照合同以及专门的法律法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表现之二是农民工的社会参保率低。

调查显示,中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 3%、21.6%、31.8%和5.5%。

如此低的参保率,使农民工要想真正的融入城市,在城市安心生活是相当困难的。

因为在城市生活的风险远远大于农村,而城市居民普遍形成了保险意识。

养老与医疗保险已成为城市居民最基本的两大保险。

而农民工缺乏保险带来的“安全感”,农民工要融入城市在城市生活就要解决这一系列后顾之忧。

当前,为农民工提供参与各种保险的方便渠道是各级政府所要考虑的。

(三)维权途径单一问题,使农民工维权缺乏正常渠道在城市农民工权益遭受侵害后,维权途径是很单一的。

如工资被拖欠,农民工往往只能采取追、讨、堵的方式,或者以不合法对付不合法,以对抗方式讨回公道,或者采用大规模的集体过激行为。

而通过这些途径达到的效果却微乎其微,并且为社会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由于关于专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有关法律的缺失以及农民工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的积极性不高,致使农民工在劳资关系中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

农民工不能像城镇职工一样通过工会以及相关法律等正规渠道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

维权途径的单一,给农民工融入城市又带来了一大风险因素。

(四)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困扰,使农民工缺乏立足城市的稳定性农民工在城市里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他们的子女却不能在城市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据四川省有关部门统计,成都市农民工子弟近10万人,其中学龄儿童6.34万,在‘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的约农民工子弟9300余人,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有5.41万人,而且收费普遍很高”。

〔1〕“民工子弟学校”是公办学校高价下的产物,这种做法虽能解决目前农民工子弟上学的燃眉之急,然而从某种程度来看这实际上是歧视性政策的产物。

它隔离了城市孩子与农村孩子的交往,也使他们不能享有同等的教育资源,这会让农民工子弟觉得与城市孩子的不平等。

如果这种不平等长久的存在下去,无疑将使农民工难以稳定的立足于城市。

除了这一部分随父母进城的孩子以外,还有很多留在农村的“留守孩子”。

他们长期得不到父爱母爱,难以形成健康的身心和人格。

农民工对他们的担忧,也会影响他们在城市安心工作。

(五)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长期的文化偏见,使农民工缺乏心理认同感农民工虽然来自农村,但融入城市的欲望非常强烈。

他们希望能够与城市居民平等地生活在一起,共同建设和创造城市的未来。

然而,由于历史、受教育、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原因,城市居民本能地与农民工隔绝,不愿意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有的甚至不愿意同他们交往。

这种文化偏见来自做为城市居民的优越感,这是由于长期隔离的二元文化所造成的。

在城里人心目中,农民工是外来户,是二等公民。

农民工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乃至方言常常成为他们嘲笑的对象。

城里人没有给农民工更多的理解,这给农民工的心理上造成了被歧视被排斥的阴影,使他们缺乏心理认同感,加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心理障碍。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困难之原因分析(一)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强化了城乡二元分割,从根本上束缚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户籍制度已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之间人口流动,这是与市场经济相违背的。

因为城市建设需要农民,农民也渴求来到城市过上更好的生活。

而户籍制度把公民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类,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

加之我国又把一些权利附加在户籍上,就算有的农民工在城市已居住数年,成为事实上的“常住人口”,也因为农业户口的束缚让他们不能享有国家有关就业、社会保障以及社会公共资源方面的权利。

正因为如此,造成他们与城市居民“同工不同酬”,甚至工资被恶意拖欠的情况,这种收入的不稳定性使农民工融入城市缺乏物质性保障。

传统的户籍制度成为农民工进城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根源所在,也成为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根本性制度鸿沟。

(二)农民工流动性大,现行社会保障机制不能满足农民工的需要现行的社会保障机制,主要是针对城镇职工制定的。

对于农民工来说门槛较高,而且其规定不方便农民工参保。

部分农民工参保后一旦流动,个人统筹部分可以带走,但企业统筹部分却不能带走。

这样的保障机制不能激发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

一旦风险发生,农民工的后顾之忧远远大于城市居民。

致使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却得不到风险保障,这无疑不利于农民工在城市生存。

(三)农民工进城务工途径的特殊性与法律的空白和疏漏导致农民工维权艰难农民工进城务工其途径通常是亲戚或朋友介绍。

农民工更看重的是关系情面而不是合同契约。

进城后,农民工往往在本群体内形成相互关照的关系网。

一旦权益受到损害,他们不愿轻易拿起法律武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愿打破这种关系网。

费孝通把具有这种特点的中国社会称之为亲情纽带,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

农民工的无奈也正是体现在这种熟人社会当中。

只要一旦拿起法律武器就意味着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破裂。

但事实往往又证明了当权益难以维护时,这种关系最终又不得不打破。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最后迫不得已地拿起了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然而此时农民工又不得不面临另外一个尴尬问题,那就是关于农民工维权方面法律的空白与疏漏。

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法规。

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也包括农民工。

但是《劳动法》由于过于笼统、原则,缺少适于农民工的具体规定,使农民工维权缺少具体的法律依据。

农民工在城市成为了一个缺少法律保护的群体,在城市制度保障的边缘游走。

(四)在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资格歧视以及农民工自身条件的限制,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困扰农民工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影响农民工在城市是否安身立命的一大因素。

长期以来教育政策与教育资源向城市倾斜。

农民工孩子随父母打工来到城市求学,而他们却不能享有与城市孩子到公办学校平等就学的权利。

进校高价让很多农民工父母无力承担,于是他们选择就读相对便宜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种学校往往又缺乏稳定性,其教育质量也有待于提高。

最重要的是这种歧视,人为地将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孩子分割开来。

这种城市教育的不平等在父辈中存在不算,又在后代中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城务工由于受许多自身条件限制,不能把孩子全都带在身边。

这样就有一部分孩子留在了农村,从而产生了“留守孩子”的问题。

这些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困扰着农民工,长此以往,不利于农民工在城市安定下来。

(五)长期的城乡二元格局,造成了强烈的二元文化心理。

城市居民不同程度的排斥农民工长期的城乡二元格局,使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之下,从而造成了他们不同的文化心理。

不同的文化心理又导致了他们对事物的不同态度。

城市居民首先歧视的是农民工的身份。

尽管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是非农业劳动,却仍然脱离不了“农民”身份。

城市居民看不起他们,曾对他们冠以“盲流”之称,尽管他们来到城市的目的并不盲目。

农民工在城市干的是最脏、最苦的工作,其工作条件决定了他们每天都不能以整洁示人。

城市居民就嫌他们脏,不爱卫生,素质低。

狭隘的市民文化使他们不了解农民工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