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民人力资源能力_主体诉求结_省略_力资本理论双重能力框架的实证研究_张立新

一、引言“三农”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我国政府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培育新型农民作为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性目标和任务，并将城乡发展一体化视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将“强农惠农富农”作为“三农”政策的最终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代价表明，我国农村社会转型不能照搬照抄城市发展道路，必须走以人为本、农民和农村社会发展和谐双赢的道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体是新型农民，农业发展现代化应以农民现代化为基础和前提，无论是城乡发展一体化还是“强农惠农富农”目标，均应以高素质农民为主体实现、保持和推进。

因此，农村社会发展依赖高素质农民，农民发展和转型既是农村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农村社会发展与转型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

农村社会转型过程是农民自身转型与农村社会转型间有机互动的双重转型过程。

这意味着我国当前“三农”战略实施必须以新型农民培育为基础，从人本角度加强农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迫在眉睫。

基于此，本文拟深入分析当前农村人力资源能新型农民人力资源能力：主体诉求结构及现实短板约束*——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双重能力框架的实证研究张立新1，苗薇薇2，郭丽娜1（1.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日照276826；2.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山东日照276826）*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JL03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6YJC880059）；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4CGLJ60）；曲阜师范大学校青年基金资助项目（XSK201601）。

作者简介：张立新（1977-），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与管理。

摘要：基于山东省七地市530份农民个案数据，通过因子分析和有序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当前农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主体诉求表现为由生产性能力、生活性能力及生产与生活互构性能力构成的三维结构，三个维度分别解释主体能力诉求总方差的33.153%、31.032%和16.656%；当前新型农民人力资源能力短板因素涵盖三个能力维度，分别表现为以收入水平、计划能力、接受新事物能力、实用技术及其获取能力等为基础性弱势因素，以健康与休闲能力、非生产性知识与兴趣发展能力、人际能力、信息与维权能力等为关键性弱势因素。

当前农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应关注农民生产与生活的双重诉求，均衡提升其生产与生活能力。

关键词：农村人力资源能力；主体诉求；生产性能力；生活性能力；生产与生活互构性能力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189（2016）05-0050-14——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双重能力框架的实证研究力主体诉求结构及现实短板因素，以期为新型农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提供主体发展层面的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人力资本理论创立之初，舒尔茨等对“人力资本”概念的界定实质上是预设一个双重能力的完整基准性框架：“人们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Schultz,1962），体现于人的智力、知识、技能、德行、时间、健康、寿命等（Schultz,1962;Becker,1964）。

为此，舒尔茨等进一步论述教育（自我投资）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加生产性能力与消费性能力”（舒尔茨，1982），这种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在舒尔茨等人建立的包含教育生产性价值和消费性价值的教育双重价值框架，其作用机理是个体通过获取教育双重价值增加其人力资本双重能力。

由其相关论述可知，教育的生产性价值即教育能“增加生产技能”与“培养将来的生产能力和谋生能力”（舒尔茨，1982）、“影响货币收入”（贝克尔，1989）、“提高未来生产率水平”（金德尔伯格，1986），教育的消费性价值即教育能改善“消费口味和消费质量”并带来“道德的培养、情趣的满足或其他方面的满足”（舒尔茨，1990），“影响心理收入即消费”（贝克尔，1989）。

由此可知，舒尔茨等所说的“作为生产者的能力”或“生产性能力”即获取货币性收益的能力，而“作为消费者的能力”或“消费性能力”即获取非货币性收益的能力，实际上是指生活性能力而非通常意义上的花费或支付能力，是满足本体发展而非客体发展的能力。

显然舒尔茨等设立的双重能力初始框架体现了以人为本和全面发展的特点。

但遗憾的是，教育消费性价值自人力资本理论发展之初就因计量困难而被忽视和“严重疏漏”（Schultz,1967;Becker,1976），致使学术界过度重视生产能力而导致双重能力框架的难产和畸形发展。

而理论和实践对生产能力的过度重视必然会诱致社会极端功利化倾向及GDP至上、金钱至上、技术至上的发展观，导致经济领域乃至“人”域非可持续发展。

学术界对人力资源能力的研究正式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1992年联合国通过的《21世纪议程》首次提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Human Resource Capacity Building）。

学术界对人力资源能力的认识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人力资源能力是体能、技能和智能的统一（UNDP,1995；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2；赵秋成等，2009）。

二是人力资源能力包括人力资源开发能力、转换能力和适应能力（牛文元等，2003；谷丽等，2009），其中，开发能力是指素质形成和潜力发挥，转换能力是指素质和潜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适应能力是指素质和潜力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

三是人力资源能力包括潜在和外在能力或核心能力和通用能力（Spencer等,1993；Clardy, 2008；张董敏等，2012），属于胜任力（Competence）研究范畴，以获得卓越绩效或超额利润为目的（Levenson等，2006；冯明等，2007）。

已有对于人力资源能力评价和建设的相关研究大都未超越上述三种观点。

农民人力资源能力研究可追溯至舒尔茨对农业剩余问题的研究，其论述了农民教育与培训对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性，并实证考查农民能力和技术对美国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而“新型农民”是中国现实语境下的概念，学术界对农民人力资源能力结构的认识主要围绕官方文件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这一提法展开和阐释（鲁可荣等，2007；彭希林，2008）。

在具体能力主观诉求方面，已有相关研究较少且主要关注农民科技培训与科技服务需求（刘芳等，2010；徐金海等，2014）等生产性需求。

在能力结构方面，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新型农民技术吸收能力（宋燕平等，2011）、创业能力（叶春霞，2010；周菁华等，2012）、信息能力（岳奎等，2015）、学习能力（张银等，2010；耿献辉等，2013）、就业能力（宋保胜，2014）等某单一方面能力。

仅个别学者从综合性视角研究农村人力资源能力，如史经洋等（2014）从体能、技能、心能和意能四个维度认识新型农民人力资源能力，张立新等（2016）从科技能力、精神素质、文化能力和体力四个维度评价农村人力资源能力。

在能力形成影响因素方面，相关研究较少且大多停留在零散的评述阶段，近几年代表性研究主要包括：胡平波（2009）基于中部省份实地调查研究结果指出，影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影响因素包括国家政策、农村教育制度、农村经济发展条件和农村文化建设四方面；张金顺（2009）根据桂林市抽样分析结果指出，教育和科技文化建设及农村经营模式完善两个因素对培养新型农民影响作用最明显；沈鸿等（2011）根据西南四省少数民族农村地区调查分析结果指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影响因素包括教育与医疗、经济、民族文化、自然地理、人口、法律法规六个因素。

总体看，学术界对人力资源能力及新型农民人力资源能力的研究主要基于工具理性视角，仍将“人”视为物质生产和客体发展的工具和手段，将人力资源能力视为以学历、职业资格、经验技能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技能，并从经济和社会发展角度探讨人力资源开发制约因素和对策，对人力资源能力范畴的认识缺少正确的本体论基础，偏离人力资本理论创立之初预设的双重能力基准性框架，还有待于将农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问题置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中系统分析和解决。

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其核心与基础是以人为本和促进人自身和谐，要求新型农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须基于以人为本、主客体发展相统一、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张立新等，2015）。

从关注农民工具性价值发掘向关注农民本体性价值发掘转变，实现农民生产性和生活性能力内在统一，进而实现从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转变。

因此，本研究参照舒尔茨等人预设的双重能力基准性框架，从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民对自身能力的主观诉求出发，基于上述分析，结合农民访谈和调查的初步分析，提出如下三个研究假设：H1：当前农民对生产性能力和生活性能力发展的诉求基本相当，且两者存在交叉互构作用；H2：农民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基本特征变量对农民能力主体诉求结构具有显著影响；H3：当前农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受农民生产和生活两方面能力短板约束。

实证分析农民能力发展意愿系统中生产性能力和生活性能力的结构比例、内在联系及其制约因素，由此证明双重能力框架在我国当前现实语境中的适用性，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三、变量设计与数据来源在借鉴已有相关研究和多次预调研基础上，本文以双重能力框架为指导，设计关于农村生产与生活情况的调查问卷，包含农村劳动力基本特征、新农村建设意愿和农民人力资源能力三个分量表。

其中，农村劳动力基本特征量表包含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家庭人口数、家庭居住地7个变量（X1~X7）；新农村建设意愿量表包含农业生产意愿、农民生活意愿、本村发展意愿3个子量表；农民人力资源能力量表包含1项农村生产和生活主观感受指标以及谋生技能、休闲能力、接受新事物能力、计划能力、自学能力、信息能力、人际能力、法律维权能力等11项表征农民能力的指标。

本研究数据来自课题组2014年寒假期间组织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以农村劳动力为调查对象，本校经济学院统计学专业6名研究生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3位教师为调查员，在山东省青岛、日照、烟台、济宁、潍坊、临沂和济南七地市农村开展抽样调查，发放问卷569份，收回有效问卷530份，回收率达93.15%。

由SPSS19.0中信度分析工具计算可知，新农村建设意愿量表与农民人力资源能力量表的克朗巴赫信度α系数分别为0.837与0.771，表明问卷中两个主要子量表内在信度可接受。

使用因子分析法可得该两个量表KMO值分别为0.905和0.826，表明两个量表均具有良好结构效度。

此外，调查问卷是在多次预调查基础上修改形成，设置的指标可代表测量目标，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样本基本特征见表1，被调查者在性别构成上，男女比例基本相当；在年龄构成上，90%以上被调查者为60岁以下劳动人口；文化程度上，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占65%以上；婚姻状况以已婚和未婚为主；政治面貌上，中共党员占12.1%，非党员占87.9%；所在农村区位上，偏远农村和城郊农村分别占41.3%和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