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时期的俄侨

伪满洲国时期的俄侨作者：阚晨霞董强
来源：《百科知识》2013年第23期
俄侨逾境东北肇始于清初，尤其在1897年中东铁路修筑后，大批俄侨接踵而至。

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贯通，仅在黑龙江定居的俄侨已逾3万人。

中东铁路的修筑不仅为纵贯俄国东西部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换取便捷通道，也为俄国攫据东北创造了便利条件，俄侨史遂刊列入近代东北史。

伪满操纵下的俄奸特务机关
缘于清末中俄政府签订的密约，俄国商人在中东铁路附属地开办企业享有减税三分之一的优惠，俄国商人在中东铁路沿线兴办企业甚为踊跃。

日俄战争后，按照停战双方《朴茨茅斯条约》的规定，日俄双方大体以宽城子（今吉林省长春市境内）为界，以南属日本势力范围，以北属俄国势力范围。

历经多年经略，处于松花江沿岸的小渔村已然发展为远东国际大都市，即誉有“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

民国初年，在哈尔滨一带居住的俄侨攀升至4.3万余人，占当时哈尔滨总人数的63.7%，大幅超过中国居民人数。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建立，沙皇俄国贵族及负隅顽抗的白军残部在中苏边境与围剿的红军展开游击战。

为逃避兵燹，大批旧俄遗民流寓东北。

1922年，在奉系控制下的东省特别区内，俄侨已逾20余万人。

1932年，日本扶持傀儡皇帝溥仪在新京（今吉林省长春市）成立满洲国。

日本关东军为防控苏联间谍，严密监视满洲国境内的俄侨。

为了冀望国际社会尽早承认满洲国，伪满当局炮制所谓《国籍法》，颁布《人权保证法》，妄图利用“合法”手段离间俄侨与中国民众关系，严防联俄抗日。

基于巩固伪满政权考虑，日本极力渲染“五族协和、万国俱迎”氛围，大肆笼络满洲国境内的亲日俄侨。

日本采取“以俄制俄”策略，在俄侨聚居的哈尔滨设立“满洲国俄国侨民事务局”，骨干成员多为意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旧官僚与旧军阀。

“满洲国俄国侨民事务局”下设一个办公室与5个庶务处，其主要职责是：“办公室”负责统理全局事务且发挥与伪满当局沟通联络作用；“二处”专司跟踪、研究满洲国境内及国际媒体对在满俄国侨民的新闻报道，凡伪满境内刊登有关在满俄侨的消息或文章，亦需经“二处”批准刊印，该处悉数事项均遵照日满当局意嘱；“三处”又名“间谍和反间谍处”，与驻扎在哈尔滨的日本军事使团存有秘密合作，该局还附设有“文化教育处”，专司对俄侨子弟进行忠诚伪满及皇民化教育。

严密监控下的俄侨
满洲国建立后，除俄侨投机分子惟伪政权马首是瞻外，普通俄侨大都生活在政治恐怖的阴霾中。

当时日本关东军刚刚控制东北，各地反满抗日武装此起彼伏，日本人对“归降”的中国人尚存戒心，认为他们不是暗中勾结义军，就是与土匪为伍。

为了靖肃市面、维持统治秩序，关东军竭力招募俄侨充任各地军警，以期达到“以俄制华”的目的。

缘于生计所困，穷途末路的俄侨只得参加伪政权警察机关，甘愿沦为俄奸。

1936年1月，伪满哈尔滨警察厅遵照日本特务机关饬令成立征兵处，强行征召俄侨加入以满洲国治安部名义成立的白俄部队。

这支部队的总部设在哈尔滨市南岗区邮政街，部队长为日本人浅野，唤名“浅野部队”。

后因军事需要，浅野部队移至吉林德惠第二松花江，改名“第二松花江部队”。

这支白俄部队受日本宪兵队调遣，针
对苏联从事各种颠覆破坏活动，有时直接被调用参加边境对苏蒙的战斗。

不久，伪满政权宣布俄侨义务兵役制，要求符合条件的俄侨皆需入伍效力。

为了严防苏联间谍，加强在满境内俄侨监视，伪满当局强逼俄侨加入俄侨防共委员会，参与一系列支持“圣战”的活动。

日本特务通过俄侨防共委员会监视中国籍东正教神职人员和中国教徒，一旦发现有反满抗日情绪的神职人员及教徒，便立刻交付日本宪兵或特务机关严惩。

俄籍神职人员中倘有拒绝参会者，则被勒令在24小时内离境。

俄侨防共委员会还组织护路队和警察队，为日军广泛收集情报。

俄奸还大肆鼓噪亲日，1937年在哈尔滨出版的俄文版《远东白色运动简史》载明：“我们面向东方，与伟大的东方帝国日本的团结是永远不变的，不管我们的敌人说些什么，也不管他们在这一点上对我们怎样横加指责。

”
部分俄国东正教神职人员为使教会蒙受荫庇，转而投靠伪满当局。

每当教会做弥撒时，神职人员均要为“日本天皇的健康幸福与大日本帝国的繁荣”齐呼。

1934年，俄侨所属的哈尔滨东正教会创办了圣弗拉基米尔学院，担任学院顾问的是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特高课特务中村幸一，关东军特务、俄奸分子卡尔申担任学院秘书。

即便如此，日本当局对亲日俄侨依旧不放心。

1938年，日本关东军指使伪满警察署查封了俄侨报刊《我们的道路》。

1940年，日本关东军强令关闭俄侨在满组织，只允许俄侨在有限的范围内开展活动，且受严格监督。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大本营确立了南进作战方略。

伪满当局应“圣战”亟需，胁迫各地协和会，纠集汉奸，强征强派，协和会俄侨分会亦不例外。

协和会要求俄侨会员无偿捐纳粮谷、国防献金；强制俄侨企业转为军工生产或后勤补给；更有甚者以“勤劳奉仕”为名，强征俄侨出荷劳役。

驻扎在各地的关东军宪兵队机关每月还会刊登一期“思想对策月报”，刊布管辖境内的匪情与谍情。

倘有俄侨从事反满抗日活动，一经发现即遭宪兵队逮捕审讯。

对“冥顽不化、抗拒从严”者，宪兵队私设法庭潦草宣判，或秘密羁押、私刑枪决。

近年在黑龙江、吉林等地所发现的日伪档案文件披露，关东军宪兵队与日军731部队狼狈为奸，由关东军宪兵队负责抓捕用于实验的“材料”，专供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

1938年1月26日，关东军宪兵队制定了“特别移送”通牒，规定了移送材料的标准。

1943年3月12日，关东军宪兵队又以“关宪高120号”文件重新刊定标准，扩大移送人员范围。

为了保证实验“材料”的丰富性，移送人员覆盖中、蒙、朝、俄等多国人。

朝不保夕的俄侨
伪满当局为钳制俄侨财赀，在俄侨开设的商行与店铺中，不论店主是否愿意，均被强行安插日本“顾问”，这些顾问的薪俸均由俄国店主支付。

俄侨间时常因经济纠纷互相倾轧，在日本人面前相互揭发，使得日本人乘机敲诈勒索，坐收渔人之利。

在日本当局的纵容下，日本浪人勾结俄奸，以谋杀、绑架等手段勒索中俄商民钱财。

最轰动一时的案件当属1932年的考夫曼绑架案和1933年的西蒙卡斯帕绑架案。

考夫曼本是哈尔滨一家大药房店主，1932年3月遭俄奸绑架。

一时间，哈尔滨各大俄文报纸均刊登这一消息。

一名绑匪写信给名为《鲁波尔晚报》的俄文报刊，声称要赎金3万元。

舆论一出，外界哗然，为避免事态扩大，日本宪兵指使匪徒将赎金降至1.5万元，并准备再次给报社撰写信函。

谁知，当绑匪动用私刑威逼考夫曼时，考夫曼已被屈打毙命，这一事件的原委很快被媒体披露出来。

波及面最大的当属西蒙卡斯帕绑架案。

约瑟卡斯帕本是哈尔滨中央大街上闻名遐迩的马迭尔饭店老板，乃是俄裔犹太人。

约瑟在日俄战争后，由俄国来到中国，最初在哈尔滨开设一家钟表店，后经营珠宝行业，成为远近驰名的珠宝大亨。

约瑟卡斯帕有一子名唤西蒙卡斯帕，常年在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攻读声乐，并已取得法国国籍。

1933年，年仅24岁学成归国的西蒙抵达哈尔滨，准备在其父亲的赞助下举行独奏音乐会。

在日本特务的策划下，伪满哈尔滨警察厅督察长纠集俄奸马丁诺夫等15名匪徒与日本浪人中村密谋绑架西蒙。

1933年4月，绑匪将西蒙绑架至僻野郊外。

绑匪向约瑟卡斯帕寄去匿名信，索要30万元赎金，当即遭到拒绝。

西蒙卡斯帕本是法国公民，法国驻哈尔滨副领事晓邦雇佣私人侦探暗中侦查，遂将参与绑架案的俄奸康密萨兰科逮捕至法国领事馆，康密萨兰科供述了实情。

翌日，晓邦亲自前往伪满哈尔滨警察厅，递上控告绑架的呈文和康密萨兰科的供词副本。

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哈尔滨的日本特务指使俄奸吉立正科谋害西蒙，并藏尸郊外。

1933年12月30日，检方宣告已寻得西蒙尸首，随后，6名绑匪被羁押入狱听候法庭审判。

伪满哈尔滨司法部门组成审判庭，宣判6名嫌疑人犯有抢劫、绑架、谋杀等罪名，两人被判无期徒刑，4人被判死刑。

两天后，日本人为掩盖罪证，公然叫嚣审判无效，并将中国籍首席法官秘密拘捕。

半年后，由日本人私设的法庭宣判这些绑匪实为“反共志士”，绑架西蒙乃为筹集经费，实系“爱国行动”，旋即当庭开释。

日伪当局不仅绑架勒索，还对俄侨肆意侮辱。

1936年初，伪满警察厅以“甄别”中东路俄侨为由，要求撤离东北返抵苏联的俄侨必须接受伪满军警细密搜查，方能押解出境。

为配合盘查，伪满警方制作了大批圆形胸针，大小如铜币状，分为白色与黄色两种，强令暂居满洲的俄侨佩戴白牌，离境返苏的俄侨佩戴黄牌，而且出门时必须佩于胸前。

这种辱没人格的行为招致侨民强烈反对，1936年底，伪满警察厅被迫取消这一荒谬做法。

【责任编辑】王凯
更正：
2013年6月下期《隋炀帝的生前身后事》一文中“南唐后主”应为“南朝后主”，特此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