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经理人的五个思维支柱

职业经理人的五个思维支柱思维支柱一：管理的核心是人性而不是事务人心是万物的核心，管理人心等于把握人性。

只要将这个核心要素管理到位，其他外在的要素也就不难控制了。

因此，人性的管理就成为历代帝王研究的课题。

自古以来，在儒家学说的引导下，历代帝王认定了人性中善的因素较多，因此将教化民众、以德治国视为最基本的原则。

朱元璋的教化‚发明‛明太祖朱元璋在这方面很有特点。

在大肆杀戮贪官污吏，为人们树立典型的同时，他还祭出了一些自己的‚发明‛。

比如，为了兴起孝廉之风，朱元璋要求各地的官员选派村里的老人，在黄昏时派人在路上呼喊：‚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乡邻和睦，教导子孙，各安生理，莫做坏事。

‛短短六句话，语意明了，提醒百姓应该遵守的基本要求。

为了落实教化之功，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以培养尊老的时尚，如‚凡耆民八十以上，乡党称善，贫无产也者，月给米三斗，肉五斤‛当然，对于陈规陋习，他照样痛恨革除。

明洪武年间，山东日照县有一个叫做江伯儿的百姓，母亲生病期间，他仿效古人割股肉熬汤给母亲治病，结果母亲仍未痊愈，于是向神许愿：如果母亲病愈，我将杀子祭祀您。

过了些日子，母亲渐渐痊愈了，江伯儿就把三岁的儿子杀了祭祀神灵。

乡里觉得这可是孝比古人，于是将他的事迹报到了上边。

朱元璋看了推荐信后，大怒：‚这哪里还有天伦?简直是灭绝天理!‛于是，当即下令逮捕江伯儿，杖刑一百后流放海南，并诏令百姓：如有割股疗亲、卧冰求鱼之人，不得表彰。

同时，朱元璋还‚创造‛了很多教化的招数。

其一，在各地建立各种各样的学校，用以发挥教化人心的作用。

其二，在每个乡村设立‚旌善亭‛和‚申明亭‛各一座，前者专门用来表彰好人好事;后者将那些坏人坏事书写在亭上，有点像官方的‚大字报‛。

其三，每年正月和十月，在全国各地的乡村举行全体村民大会餐，这其中有强烈的政治意义。

在聚会中既要颁布国家法规，又要对那些行为不轨者当面进行批评，严重者要送交官府。

其四，要求在每个村庄都臵鼓一面，凡到农忙季节，指定专人于清晨五更时分擂鼓，令人们黎明即起，下田耕作，借此让所有的人养成早起干活的习惯。

可见，朱元璋推出的教化之策细致之极。

实际上，从刘邦到汉光武帝刘秀，从唐太宗李世民到宋太祖赵匡胤都比较重视教化的作用。

思维支柱二：管理的原则是治理而不是无为领导者要理解规律、顺其自然，并不是要求人们无所作为，而是要求领导者具有更高超的领导艺术。

王朝开创者信奉的道家理论的典型人物，如刘邦、李世民等实际上都是‚治‛的行家，‚治理‛才是真正的帝王管理原则，‚无为‛则成为‚治‛的策略和目标。

刘邦的原则：治理还是无为?刘邦在国家治理上花的功夫非常之大，如对于军功臣子的治理、管理机构与制度的设立、相关法律的完善、家族统治机制的建设等都是费尽了心机。

他不仅采用了叔孙通制定的礼仪，还要陆贾著书论述秦朝失掉天下的教训及治国之道。

可见，刘邦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并在‚无为‛的信念下运用了儒家、法家等派的大量治理原则。

他明白：不管是什么‚家‛，只要能够治理国家就是有用的‚家‛。

纵观其行为，治民基本上奉行的是无为，治臣用的是儒家思想，治将则采取法家方式。

他所谓的‚无为‛仅仅是不再折腾老百姓，对于文臣武将的管理可是半点都没落下，所以，‚治理‛才是他真正的原则。

唐太宗的心态：无为是追求，治理才是道路轻徭薄赋、安定人心成为最基本的要求，黄老‚无为而治‛的理念也似乎成为李世民的治国方针。

实际上，这种方针只是其治国的底色，他心里清楚，如果不能很好地‚有为‛治理，脆弱的唐王朝可能重蹈隋王朝的覆辙。

李世民根据自己的经验与群臣的意见，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治国原则。

他认为，身处尊位，要有恭敬之心，不可以傲慢态度待人。

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勤劳国事，推行德义，这就是为君最根本的事情。

要治理好天下，不可一人独断，必须与他人一道负责;保守君位，不可一人努力，必须与他人一道守成。

因此，分封亲戚子弟为侯王，作为王室的藩卫，是非常必要的措施。

天子与诸侯同心同德，安危与共，风雨同舟，齐心协力，才能巩固江山。

分封诸侯实力过强，就有以下叛上，危害心腹之患;分封诸侯实力太弱，又没有巩固朝廷的根基。

由此看来，最好的办法是采取多分封诸侯而减少其实力的政策，使他们既能拱卫王室，又没有过强的实力与朝廷对抗，与朝廷忧乐与共，利害一致。

帝王之基业深厚，必须依靠贤才的匡辅。

虽然帝王访求贤才很艰难，但贤才一旦为我所用，必抱知遇之恩，成就大业。

纵有满载光彩照人珠宝的马车和成千上万的黄金，又怎比得上人才济济，贤能为用的朝廷?李世民的‚安民之道‛、‚为君之道‛实际上都是同一条道，就是维护王朝的持续!而其主要的思维就是‚治理‛，在尽量不骚扰老百姓的基础上，强化有效的治理。

看来，任何优秀的帝王在思考‚无为‛的时候，都不会为这个词汇所误导，他们都很清楚，老百姓的安定乐业是统治的基础，尽量不加重这一统治基础的负担是长治久安的前提，而为了巩固这一前提、让王朝持续，有效的治理措施是显示帝王领导力的重要指标。

思维支柱三：管理的依据是利弊而不是是非沉重的帝王决策在涉及到帝王的争夺中，兄弟反目甚至父子相残都是历史中常见的情景。

难道他们在杀死自己亲骨肉的时候没有歉疚感吗?难道他们在踩着亲人的尸骨，走上权力顶峰时就没有一点道德恐惧吗?从历史的痕迹中我们发现，他们同样有着不同程度的歉疚感，他们毕竟也是人。

《哈姆雷特》中，王子的叔父不是常常做恶梦吗?但是没有办法，他们都站在了权力的顶端，面临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险境。

由此可见，这些王朝开创者们的思维方式是与众不同的，他们做出决策，特别是关键决策的依据不是社会道德中的是非曲直，而是整个王朝延续的利弊得失。

俗话说：选择即命运。

这句话对于帝王建设王朝中的选择决策同样适用。

优秀的帝王往往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超越一般人想象的选择，也能够做出一般人不敢或不愿意尝试的选择。

是非与利弊：有限理性的帝王决策恩格斯说过一句话：当真理触犯利益的时候，也是谬误。

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很多人面对利益的时候是如何决策的。

纵观历史上一幕幕决策的瞬间，成功的帝王们似乎都有类似的思维。

对此，韩非曾有过明确的论述:‚世主美仁义之名，可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

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也就是说，君主的决策行动不能拘泥于所谓‚仁义‛而失去机会，丢掉前途。

那么，是不是说，这些帝王们就没有所谓的是非观念呢?实际上，他们的是非观念不同于一般的世俗是非观。

在关键时刻，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符合长远利益的是非。

这种抉择来源于人们所处的位臵与要完成的使命，以及其对于是非观的理解。

他们对这种利弊得失的衡量并不是不择手段，否则那就变成了暴君。

中国古代的优秀帝王都充分地认识到，通过取得民众的支持获取自己的统治利益，这是其判断利弊得失的重大是非观。

为此，开明帝王都很注意制定适合民心民意的决策。

《尚书〃盘庚》篇说‚罔不惟民之承‛，就是要顺承人民的心理和意见去办事;‚视民利用迁‛，也是要求统治者在实际行动上注意顺应民心。

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这是帝王作为理性人决策的必然结果。

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看来，理性人的决策方式就是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其决策思维的原则是‚边际主义‛(衡量决策形成的行为是否是在代价最小的情况下的利益最大化)。

尽管，西蒙认为纯粹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有限理性‛才是决策的基本原则，但帝王的‚有限理性‛决策(在信息非常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理性决策)仍然是依靠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再强大的君主也要从民众共同关心的角度出发，推行符合民众心愿的政策。

这符合帝王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如果政顺民心，就可以使民心与君心保持一致，使得王朝持续下去;如果政逆民心，民众必然与君主离心离德。

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即使拥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民也不得安宁，最终会导致王朝的更替。

《管子》举例说:‚《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

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

‛《吕氏春秋》认为，能否顺应民心，是能否建立功名的决定因素。

周文王拒绝纣赐予的千里之地而为民请求免去炮烙之刑，就是为了得民心，而得民心远远胜过得千里之地。

所以，要完成统一大业，建立新王朝，必须顺民心;顺民心则功成名立，失民心则国破身亡。

这就要求君主在施政时要考虑到民众的意愿，推行爱民利民的政策。

陆贽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

当德宗问他‚当今急务‛的时候，陆贽回答说:‚当今急务，在于审查群情。

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

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

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直，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察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归趣，以靖邦家乎!此诚当今之所急也。

‛这其中的‚审查群情‛、‚同其欲恶‛等，强调了即使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也要重视人民的意愿，顺应民心。

北宋的李觏也认为：‚民心可畏哉!是故古先哲王皆孳孳焉以安民为务也。

‛他举例说，如果得到民心，少康有五百人也称得上得到了民众;如果失去民心，商王有亿兆人也可以说是没有民众。

因为民心可畏，所以统治者要采取各种措施以获得民心，争取民众的拥护和支持。

李觏认为，君主的重要职责是选择称职的官吏。

有称职的官吏才能取得民众的信任，将国家治理好。

他说：‚吏之于民必相知心，然后治也。

吏知民心则明，明则政平矣;民知吏心则信，信则令行矣。

‛历史证明，如果君主过分相信自己的才能，相信君权神授，他可能逞能一时，随意决策，但王朝的寿命也就危险了!职业经理人的五个思维支柱：一是管理的核心是管人，而不是管事；二是管理的原则是公司治理，而不是无为而治；三是管理的依据是追求效益，而不是玩弄政治；四是管理的前提是策略统一，而不是随心所欲；五是管理的关键是综合平衡，而不是惟我独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