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我意识与苏联解体问题
苏联解体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苏联解体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包括：
1. 共产主义理念的破产：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被认为无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逐渐瓦解。
2. 经济问题：苏联的经济体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计划经济的效率低下、生产力发展不足，导致经济衰退和物质供应不足，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丧失了信心。
3. 政治腐败和权力集中：苏联的政治体制出现了严重的腐败问题，官僚主义和权力集中导致了社会不公和不满情绪的增长。
4. 民族问题：苏联的多民族国家面临了民族关系紧张和冲突，特别是在中亚地区，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导致了国家分裂的风险。
5. 文化问题：苏联的文化政策长期以来对多样性和创新的抑制，许多人对苏联文化的单一性和威权主义的压制感到不满。
综上所述，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共产主义理念的破产、经济问题、政治腐败和权力集中、民族问题以及文化问题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苏联解体主义的终结
苏联解体主义的终结苏联解体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思潮和政治现象，其主要表现为各苏联加盟共和国内的民族主义激进化，以及对中央集权制度的怀疑和反对。
然而，随着苏联解体的完成，这种思潮逐渐减弱，最终走向终结。
本文将对苏联解体主义的终结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民族主义的相对衰弱苏联解体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各苏联加盟共和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激增。
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一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者抱怨自己的民族利益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受到忽视，并且渴望独立或建立独立国家。
然而，随着苏联解体后的实际情况的发展，一些民族主义者逐渐认识到独立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例如，一些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状况恶化，失去了原先强大的苏联市场，导致经济困境。
同时，一些冲突和战争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因此，在面对这些实际问题的同时，对多民族国家合作的需求也逐渐增强，民族主义情绪相对衰弱。
二、后苏联国家建立新秩序随着苏联解体的进行，原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新的国家开始建立。
然而，这些国家在建立起来之后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它们需要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重新确立秩序。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这些国家开始寻求一种新的平衡机制，以维持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例如，一些国家加入了独联体（CIS）等地区组织，以促进合作和共同利益。
这种合作和秩序提供了一种替代苏联中央集权制度的方式，使解体主义的声音逐渐减弱。
三、经济发展带来团结经济问题是苏联解体主义终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共和国面临着独立后的经济困境。
许多国家的经济都陷入了衰退，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不满情绪增加。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这些国家开始进行改革，尝试开放市场经济，吸引外资和技术。
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的生活逐渐改善，社会稳定增强。
这种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反映到政治层面，使国家更加团结，并减少了解体主义的声音。
四、集体安全保障的重要性在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共和国面临着很多安全威胁和挑战，包括领土争端、民族冲突等。
从民族角度看苏联的解体
从民族角度看苏联的解体作者：李瑞凤肖云光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1年第04期摘要：苏联解体是政治、经济、民族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民族问题是重要原因之一，本文试从民族角度出发，剖析苏联解体的原因，主要從苏联民族政策的成就和失误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并总结出苏联解体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苏联；民族；政策中图分类号：D5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2-0280-01一、苏联的民族概况苏联是一个以民族为特征、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
据 1989年苏联人口普查资料，苏联由129个以上的民族组成，人口总数为2.8574亿人。
至1991 年解体前，苏联由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专区组成。
各加盟共和国基本上是以一个较大民族为主体、加上其它民族而形成。
俄罗斯民族是苏联人口最多的民族，约为1.4516人，占全苏人口总数的50.8%，其余49.2 %为少数民族。
人口最少的是奥罗克人和恩齐人，仅有200人。
苏联各民族使用的语言有100多种，信奉十余种宗教。
各民族在历史、文化、经济发达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二、苏联民族政策的成就鉴于苏联的民族构成，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民族问题是一个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
苏联近70年的历程表明，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之下，苏联政府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取得过不错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十月革命使各族人民获得了解放，民族关系也由对立转变为联合，出现民族团结的繁荣景象。
（二）各民族的文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到20世纪70年代末，南高加索地区几个文盲率很高的民族基本扫除文盲，其他民族人民的受教育水平也不断提高。
（三）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一些在沙俄时代一度落后的民族地区到苏维埃时期经济建设速度远远超过了全苏的平均水平。
三、苏联民族政策的失误苏联在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上取得不少成就，同时也有不少失误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联邦制剥夺和削弱了各民族的自主权政治上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剥夺了加盟共和国应有的政治自主权；经济上经济管理的部门原则使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严重失衡,大权全部集中在中央各部门机关,加盟共和国失去了最基本的经济自主权；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在全苏享有凌驾于其他民族共和国之上的特权地位，违背了加盟共和国平等的原则。
分析民族因素对苏联解体的影响
分析民族因素对苏联解体的影响摘要本文主要从民族的角度深入分析苏联解体，探究苏联长期存在的复杂民族环境和民族问题，并通过结合苏联的国家体制，认为苏联一直坚持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是致使其解体的重要因素。
此外，以苏联解体为戒，提出促进我国民族道路建设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民族问题苏联解体国家体制作者简介：麦伟杰，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一、引言1991年底，世界上第一个、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没有遭遇外敌入侵、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形下自行解体。
关于其解体的原因一直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诚然，苏联的解体必定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导致的，经济是众多因素中不可或缺的根本点。
法国史学家唐科斯在《分崩离析的帝国》中提出：苏联会像它所继承的沙俄帝国一样，似乎永远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在它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而又最急需解决是民族问题；日本学者谷烟良三更是表示：民族问题成为左右苏联对外行动的危险因素，是一个从内部动摇苏联体制的政治问题，若处理不当则导致苏联崩溃。
可见，在经济因素之后，民族因素对解体起着关键的深层次影响，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二、苏联政治背景按照列宁的主张，苏联被建成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国家，也就是各个独立的国家以平等、民主、自愿为原则共同结成联盟。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建立民主集中的单一制国家才能真正顺应社会主义的发展，用联邦制的这种国家体制在理论上有违社会主义的本质精髓。
当时列宁主张使用联邦制，主要基于两点的考虑。
一方面是独立自主、独立成国的愿望普遍存在于各个民族中，促使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时建立了不少政治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它们各自的内部都以某个规模较大的民族作为整合力量，并不愿意接受另一中央政府的集权化统治；另一方面是各成员国百废待兴，还不得不接受西方强大势力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挑战，遭受它们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打击扼杀，内外压力迫使各自为政的成员国需要联合起来。
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让各成员国通过民族自决的方式自愿加入或退出联盟，这既保持各成员国最大限度的自由，满足各民族自身的独立愿望，又能团结一致以维护主权、对抗外敌，相互扶持以推动经济建设。
苏联解体原因分析
在我国，认真研究和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历史教训，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苏联的解体是“诸多因素的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
有理论滞后说，有经济发展落后说，有政治体制僵化说，有苏共蜕变说，有民族冲突说，还有西方和平演变说，戈氏改革失败说等等。
其中，多数学者倾向于从历史根源上去寻找答案，认为“苏联传统体制由于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进入了死胡同”。
“苏共的瓦解、苏联的解体，总体来说是几十年不断积累下来,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恶化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
”这些传统体制和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思想理论滞后。
这主要是指苏共在思想理论战线上长期的教条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理论的严重滞后与匮乏，导致其决策的频频失误，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就不会有正确的实践。
苏联的历史证明，苏联经济的发展或停滞，政局的稳定或动荡，人民情绪的高涨或低落，党的兴旺或失败，凡此等等，皆依赖于苏共的指导思想是否正确。
而长期以来，苏联政界、理论界对马列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不是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经验修正和发展马列主义，而是把科学的生气勃勃的马列主义变成封闭的僵死的脱离实践的同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的教条。
这是导致最终丧失社会主义阵地、马列主义阵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人甚至认为“苏联剧变有多方面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是苏联领导思想僵化，长期陷于严重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
”有学者进而指出，苏共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三大问题上。
第一，苏联一直存在着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定位不准的问题,。
这导致了政治上的唯意志论。
第二，苏联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世界形势作出恰当的估计，结果造成自我封闭、自我禁锢的局面。
第三，苏联长期把斯大林体制法律化、凝固化、模式化，违背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理，造成物质需求大大落后于时代。
也有学者认为，苏共在社会的矛盾和斗争理论方面，夸大了社会矛盾，扩大了阶级斗争的范畴，特别是“革命愈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的政治口号和实践留下了灾难性的后果，化解了国家统一的聚合力。
从苏联解体中我们应吸取哪些教训
（一）国家统一是最高原则苏联是各苏维埃共和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伟大理想而自愿组成的，数十年里发展迅速，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的问题，包括苏联模式的历史局限性、苏共和联盟中央的各种严重政策错误，苏联人民深知国家分裂和政治动荡的严重后果，因此在民族分离、主权要求和共和国独立活动愈演愈烈，所以坚持国家统一是最为重要的。
（二）维护国家统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为保持社会安定、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本身所决定的，也是由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三）遵循民族自身发展的规律，不能人为地否认民族矛盾和问题（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制度，调动地方积极性（五）建立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国家体制，是一场失败的试验（六）区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界限，坚持用政治和法律方式解决民族关系问题（七）淡化民族意识，树立公民权利高于民族权利的观念（八）赋予民族自决权新含义，以淡化民族自我意识和有助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九）进行经济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缩小经济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关系（十一）坚持和平外交方针，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十二）政策是党的生命，既要防“左”，又要防右，坚决维护国家统一体制僵化、经济衰退是根本性的原因领导人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外部原因与苏联演变腐败导致党衰国亡特权导致贪污腐败盛行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的社会精英同流合污集体背叛完全是为了私利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由于体制僵化、经济衰退；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西方国家采取“和平演变”策略；国内贪污腐败盛行；各个加盟国各个民族之间矛盾愈演愈烈等原因导致苏联解体。
从上面苏联解体的原因里，我们可以吸取以下教训：（1）、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应该始终抓住这个中心不放。
关于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关系的再思考
关于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关系的◆再◆思◆考○ 吴楚克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苏联民族分离和苏联解体是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两种表现,不能说是民族分离导致苏联解体。
苏联出现民族分离并不是各族人民的意愿,而是少数民族分离主义者和“民主派”搞分裂的结果。
苏联在国家体制和法律上实行联邦制和民族自决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出现两种相反的发展趋势,但究竟会出现哪种趋势,则取决于它所处的社会制度。
【作者简介】 吴楚克,1960年生。
法学博士。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邮政编码:100872。
苏联解体以后,一些人把各个以不同民族为主体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看作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而对真正导致这些共和国分离出去的原因却有意无意地忽略或避而不谈。
那么,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一探析。
一的确,苏联出现民族分离、国家解体的事实,使人们很容易把各加盟共和国从联盟中独立出去和一些民族聚居区要求独立,看作是联盟解体和民族分离的根本原因。
一些人以为,如果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各加盟共和国始终保持对联盟的“向心力”,就不会发生分离。
这种只看到掩盖在国家解体之后的民族分离的外在形式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首先,从苏联国内民族矛盾的发展来看,十月革命前存在的严重的对立和分离的趋势,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开始化解,各民族人民对列宁领导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逐步认同,各民族的发展开始朝着民族团结和融合的趋势迈进,这种团结与融合的趋势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迄今为止,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够实现各民族间的真正平等。
反之,苏联发生了民族分离必然是在实践中背弃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才引起了民族矛盾的激化和民族利己主义的爆发。
但选择哪种社会制度却不是多民族国家中任何一个民族本身的意愿所能决定的,更不是在民族问题范围内能够解决的,只有民族赖以存在的国家制度才—44—教学与研究 1997年第7期是决定因素,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民族主义与苏联解体的关系
民族主义与苏联解体的关系
民族主义与苏联解体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苏联解体的主要原
因之一是内部紊乱，这是一种可以通过民族主义的手段来解决的问题。
历史上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社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并面临前所未有
的革命性变化，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充满危机，几乎所有民族都
怀有对独立和自主的渴望。
在这种氛围下，恰当的民族主义理论几乎
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苏联政府不采取有为维护联邦统一和各民族间和
谐共处需要放弃本民族优先的民族主义理念，则可能会激发多民族独
立主义的倾向，进而导致民族矛盾的激化，而最终的结果则是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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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我意识与苏联解体问题王丹2013-2-7 21:54:00 来源：《世界历史》2000年第4期研究戈尔巴乔夫时期意识形态的变化是探索苏联解体原因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
近年来俄国学者就此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如契什科的《解体的意识形态》、德罗比热娃主编的《社会变革条件下民族自我意识的价值和象征》(以下简称《价值和象征》)等等。
笔者觉得有必要将国外学术界在这方面的一些观点做一介绍，供大家参考。
大多数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们都认为，改革期间一些政治家利用鼓动民族意识来达到蛊惑民心、扩大自己政治影响的目的。
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一个先决条件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盛行一种“否定”思潮。
在它的冲击下，包括社会生活准则和价值体系在内的官方意识形态受到全面的批判[1]。
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民族意识的膨胀与民族主义思潮正是在苏联被否定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2]。
民主意识与集中意识、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矛盾与冲突是当时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
这使人们感到，在某种程度上，解体的意识形态就是否定集中意识的民主意识加上超越国家意识的民族意识。
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对这一时期的民族自我意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其中《价值和象征》的作者向我们提出了从历史学的、民族社会学的和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民族自我意识的思路。
根据苏联民族学界的传统观点，苏联时期各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是不断提高的[3]。
40年代末50年代初，苏联民族学家首次提出，应将民族自我意识做为民族识别的一个项目，也就是说，判定一个人的族籍时，不仅要看他的母语以及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表现出的民族特征，也要根据其本人对民族的认同。
十月革命前，俄国只有21%的人口识字，非俄罗斯民族地区，识字的人数更少。
由于文化水平低下，以至于有的人只知道自己是什么地方人，不知道属于哪个民族。
当时民众的民族自我意识普遍处于比较低的状态，所以民族自我意识从未被视为民族识别的一个方面。
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苏联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各加盟共和国的教育普及率达到98%以上。
教育的普及是促进民族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价值和象征》的作者指出，知识分子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载体。
苏联时期各民族建立了自己民族的知识分子队伍，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自我意识的提高。
各加盟共和国的报刊、书籍等出版物均使用俄语与本民族语两种语言发行，而且在一些加盟共和国是以本民族语言为主的。
例如，1975年，立陶宛出版图书1796种，发行量1630万册，其中立陶宛语的1318种，1320万册;拉脱维亚出版图书2367种，其中1228种为拉脱维亚语书;格鲁吉亚出版133种杂志，年发行量3000万册，其中格鲁吉亚语84种，年发行量2550万册。
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民族精英是民族自我意识的代言人和表达者[4]。
如果以民族干部来衡量民族自我意识，那么苏联时期较之沙皇俄国时代，是民族干部队伍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一个阶层的时期。
此外，以15个民族称谓冠名成立加盟共和国，起到了促使一些族群向冠名民族聚集的作用。
如，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中的拉特加人，虽然与拉脱维亚人同源，但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有了自己的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苏联时期，拉特加方言和文化逐渐与冠名民族拉脱维亚的语言和文化相融合。
在其他加盟共和国也有类似的民族聚集过程发生。
这种过程无疑会增强冠名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
应该看到，苏联时期推行的民族融合政策，特别是工业化、城市化等社会现代化过程淡化甚至消除了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方面的一些外在民族特征。
但仅仅是外在民族特征的淡化和消失并不意味着民族的消亡。
因为反映在民族成员心理上的内在民族特征——民族自我意识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加强了。
教育的普及、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加强了民族成员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和共同历史命运的认识;族际交流的频繁和扩大，与“非我族类”的接触，为民族自我意识的显现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所以民族特征更加深入民族成员的心里，民族在心理上的特征——民族自我意识更加强了。
苏联的这一民族过程也是当代世界民族过程的总体发展趋势。
在苏联时期，不管当权者的主观意愿如何，国家的体制和现代化进程都为民族自我意识(特别是各加盟共和国冠名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使其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民族社会学是研究民族社会过程，涉及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综合学科。
它研究社会现象与民族现象的有机统一和互相作用的机制、社会结构和社会演化对民族过程的影响等。
《价值和象征》一书提出运用民族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民族自我意识，实际是以对社会基本结构的分析为基础，从社会各阶级、各集团的利益关系上来考察包括民族自我意识在内的社会意识[5]。
从这一观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前，苏联的民族学家提出，在苏联只存在局部的民族问题，没有整体上的民族问题。
因为根据苏联社会学传统的观点，苏联社会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这种职业差别并不导致利害冲突。
在各加盟共和国内部，当地的民族成员也是按照同样的社会、职业标准划分的，所以这种划分也不会引起带民族意识的冲突。
更重要的是，当时国家利益与阶级利益、民族利益是一致的。
而且国家意识高于民族意识。
所以尽管各族人民的民族自我意识提高了，但是没有超越国家意识，也不可能造成严重危及国家安全的民族问题。
二战期间，面对共同的敌人——德国法西斯的野蛮侵略，苏联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生死与共，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表现出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的国家意识。
在以后的二三十年里，在苏联各族人民的意识中，作为一个苏联人是值得自豪的事情。
苏联政府曾把取消一个人的国籍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妥当，仅从失去苏联国籍能够对人形成惩罚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苏联——祖国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因为所谓惩罚，就是要剥夺被惩罚者生活中有重大意义的东西，使其因此而痛苦，反之就谈不上惩罚了。
1958年，著名文学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一书在国外出版，作家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但他的做法违反了当时的出版规定，有被取消苏联国籍的危险。
此时，帕斯捷尔纳克为了留在祖国，放弃了诺贝尔奖。
这一事实反映出在作家的心目中，祖国价值要高于其他任何价值。
近年来，国外学者很注重对苏联社会结构和利益集团的研究。
不少学者对“两大阶级，一个阶层”划分提出了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苏联社会存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和阶层，而是由上层管理人员组成的部门集团和地区集团。
由于这些集团的利益是相互交织不可明确划分的，因此苏联社会的实际利益结构不是正式确定的。
可以按行政体制中所处的地位，从上到下排列为:领导集团——苏共中央政治局、外交部、外贸部;大型部门公司及地区集团的职员等等[6]。
关于这一点，《价值和象征》的作者明确指出，在苏联社会中没有明显的利益集团，或者说，虽然存在利益集团但是它们对本身的利益并没有明确认识。
只有民族，更准确地说，以15个民族称谓冠名的加盟共和国是对自身利益已经有所认识的利益集团[7]。
应该说，《价值和象征》的作者是在历史学和民族社会学方法综合运用的基础上作出这一论断的，它既反映了苏联社会各阶级有别于其他私有制国家中各阶级这一事实，又注意到了民族集团在社会结构中的存在。
民族自我意识从本质上说是对民族利益的意识。
如果说，改革以前民族自我意识隶属于国家意识，那么改革本身是对权利和利益的再分配，利益集团在这种时候总是要有所表现的。
更何况，在意识形态中原有的价值体系被破坏，祖国苏联丧失了以往的凝聚力之后，以加盟共和国为单位的利益集团提出民族价值是本身利益所使然。
而在这时，苏联社会存在的部门集团等其他所谓利益集团由于实际利益不确定，对利益没有明确认识，形成不了任何声势，也转而接受民族价值。
民族价值取代国家价值成为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主要价值取向，是由当时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文化人类学认为，人类生存的世界是人的文化，人在创造自己、创造文化的同时，又被文化所限制、所塑造。
人的行为是具体的象征性行为，文化是一个象征系统，一个文本。
人类通过象征符号来积累经验，进行沟通，并代代相传。
象征系统传递的是意义，这种意义形成的体系就是文化。
《价值和象征》的作者因此提出，民族自我意识是民族文化的主观反映，也是象征系统[8]。
价值是一种选择取向，反映了人类的需求、欲望，以及实现这种需求、欲望的方式、态度。
当一个事物、观念对人有相关意义(或是相关利益)时，它是有价值的。
作者把确定民族自我意识的价值体系作为自己的一项任务。
一般说来，作者是把每一个民族要求作为一种价值。
如，将民族语言作为加盟共和国的官方语言的要求，在书中被确定为语言价值等等。
作者特别指出，构成民族自我意识体系的这些价值都具有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这三种人类心理的基本成分。
同时指出，价值具有多义性，从不同的出发点，可以对同一价值作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释。
一些学者认为，结构主义注重的是任何一个体系中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重视从相互关系中找出实质内容和深层次的蕴涵。
按照这一原理分析《价值与象征》一书描述的民族价值体系可以看出，改革初期，首先被提出的民族价值是民族生存——生态安全价值。
俄罗斯民族运动的领导者、著名作家拉斯普京等人首先发出了拯救贝加尔湖，制止污染西伯利亚河流，以及停止滥用自然资源的呼吁。
事实上，这种价值早在70年代就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
分析当时的生态安全价值应从它与现代化价值的关系上来看，它代表了作家对现代化、工业化了的社会的一种失落感，以及对古老传统的民族思想和价值观的怀旧感[9]。
十多年后，这种价值被再次提出，立刻为各加盟共和国所接受并根据本地情况增加了地方色彩:如，亚美尼亚提出保护生态，要求关闭首都埃里温附近的核电站;拉脱维亚也提出同样的要求;哈萨克斯坦则反对在加盟共和国境内进行核武器试验;摩尔达维亚提出，由于该国执行了中央计划，所以造成土地使用不合理、化肥、农药对生态的污染、大面积的葡萄园被迫改为它用等等。
分析此时的生态安全价值，应该从它与国家价值的关系上来看。
实质上，与其说它反映了民族情绪，不如说是反映了整体与局部的矛盾，或是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的矛盾更确切。
这种由来已久的矛盾和斗争在加上民族色彩之后，被作为民族生存价值提出，掺进了强烈的民族情绪，更便于调动群众的情绪，赢得人民的支持。
另一种被提出的民族价值是语言价值。
对这种价值要从其与苏联文化价值的关系上来分析。
应该看到，在大力提倡发展民族语言的同时，兴起了恢复和发展民族文化的热潮:出版、再版革命前一些学者、作家的著作，侨居境外的作家的作品，恢复革命前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规范，恢复和发展宗教，等等。
与此同时，萧洛霍夫、法捷耶夫等革命作家的作品受到冲击，曾鼓舞几代人的革命歌曲等文艺作品均遭到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