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末外交中的李鸿章
李鸿章的过错总结
李鸿章的过错总结引言李鸿章（1823年-1901年），字绍齐，冀州人。
他是晚清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家和军事家，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尽管李鸿章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他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却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后果。
本文将对李鸿章的过错进行总结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看法。
一、不当的外交政策李鸿章在晚清时期担任重要的外交和谈判使节，但他的外交政策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他过于妥协和让步，对外国势力和列强的侵略行为屈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例如，他在《马关条约》中被迫接受一系列不平等的条款，割让中国领土，使中国处于更加被动和边缘化的地位。
其次，李鸿章与俄国的外交策略也存在问题。
在东北三省的割让问题上，他过于迁就俄国的利益，没有坚决捍卫中国的领土完整。
这导致中国一部分领土被割让给俄国，后来成为了重要的战略威胁。
二、鼓励沉溺于享乐和享受的生活方式李鸿章在晚清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推动了一种沉溺于享乐和享受的生活方式。
他自己就是个极端奢侈的享乐主义者，生活奢华，以住洋房、穿西装为标志，过着与中国传统价值观背道而驰的生活。
这种生活方式的推崇，使得有限的资源被滥用，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不稳定。
三、经济落后的管理思维李鸿章在经济管理方面也存在一些过错。
他推行的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管理思维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封建时代。
他对洋务运动的推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贪污腐败现象多发，导致资金浪费和资源不合理配置。
此外，他过度依赖外国技术和工程师，没有加强本土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导致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长期依赖外国技术和资本，经济发展受到限制。
四、政治改革的局限性尽管李鸿章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政治改革主张，但他的政治改革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他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晚清政治体制的弊端，也没有推动普及民主与法治的理念。
此外，李鸿章推动的政治改革主要服务于自身利益和权力维护，在缺乏真正的民意和公平竞争的情况下，政治改革无法真正实现民主和社会进步。
浅谈李鸿章
浅谈李鸿章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
过去，由于受他人的影响，我也这样认为。
但是，当我看完有关李鸿章的视频后，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我懂得应该以辩证的思想去看待李鸿章，相对来说我比较认同李鸿章了。
如果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李鸿章是大清国的一名忠臣。
他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他文采飞扬，才华横溢；他有卓越的军事才干和政治作为。
这些应该多论，这是他的作为，是他的贡献。
他还毕生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对经济的研究有独特的心得和认识。
但是他与一般的研究经济宏观战略的经济学专家不同，因为他不仅仅局限于研究，他还以一个企业家的身份去把他的理论运用和实践到企业管理之中。
可以说，他是一名企业家，一名经济学专家，但是加上他领导者和政治家的角度和身份，所以他的远见和卓识，他的才干和能力就远远超出和高于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或者学者。
可以说，李鸿章是集众多才能于一身。
在晚清外交上，李鸿章担当了重要一职，而真是晚清外交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李鸿章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卖国贼”的称号也就出来了。
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
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
浅评李鸿章
浅评李鸿章摘要：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近代外交上更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他也是个备受争议的人，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
后是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本文通过介绍李鸿章的一生，来对其进行辩证的评价。
关键词：李鸿章，中国近代，人物评价正文：一、李鸿章简介在中国封建制度中，自秦始皇立郡县制到雍正帝设军机处，中央政权最大限度的集中到了皇帝手中。
专制制度在神州大地上历经二千余年的发展达到顶峰后，终于走向了衰败。
而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终于摆脱了中世纪的枷锁，释出虎狼本性，以肆志于东方。
李鸿章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成长。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生于1823年，卒于1901年，享年78岁。
青年李鸿章天资过人，志向高远，这可以从李鸿章20岁时所写的一首诗中看出：“丈夫事业最当时，一误流光后悔迟。
壮志不消三尺剑，七彩欲试万言诗。
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
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为？”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学府被选为优贡，赴京准备来年的顺天府乡试。
后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成为曾国藩的弟子。
李鸿章25岁时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不久，金田起义爆发绿营军腐朽日甚，不堪一战。
而曾国藩奉命组建的湘军却屡建奇功，清廷于是又派了一些京官回乡“练勇”。
李鸿章表现的相当积极，认为这是一个报销军国，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当李鸿章背着行李千里迢迢赶回庐州时，庐州已失守。
太平军分据近地，形成犄角之势，安徽巡抚福济数次欲收复庐州而不得，李鸿章建议他先取含山，巢县，以绝敌援。
福济命他领兵前往，果将二县收复。
不久，庐州也被收复。
李鸿章善领兵作战的名声从此传开。
然而，李鸿章的战功却受到上级福济的猜忌。
受到排挤的李鸿章几乎不能自立于乡里，这是当年一心想要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他所没料到的。
因而情绪十分低落，闲赋在家是，他写了《明光村镇旅店题壁》一诗抒发胸中怨气：“巢湖看尽又洪湖，乐土东南此一隅。
李鸿章与晚清外交的野史
李鸿章与晚清外交的野史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而李鸿章作为清朝政治家和外交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在外交事务上处于主导地位，并借助自己的才智和智慧，试图为中国争取更好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然而，李鸿章在外交活动中的某些事件却成为了中国外交史上的野史。
一、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在晚清时期，中国处境艰难，面对列强的压力和侵略，李鸿章被派往与列强进行谈判。
然而，他追求的主要目标并不是争取平等地位，而是力图维持清朝政权的统治。
因此，他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李鸿章在与俄国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时，将外东北的大片土地割让给了俄国，对中国的领土完整造成了重大威胁。
而在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他同意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使得中国失去了重要的领土。
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了中国的领土减少和国家发展受到了严重挫折。
二、帮助清朝政权维持统治与签订不平等条约一样，李鸿章在其外交活动中，更多地考虑的是维护清朝政权的统治，而不是为国家争取最大利益。
他经常通过纵容贪官污吏，向外国国家贿赂，以谋取个人利益和权力。
李鸿章与英国签订《中英新约》时，不仅未能争取到对中国有利的条款，反而接受了英国的要求，使得中国的主权权益受到压缩。
而在与法国签订《天津条约》时，他不仅同意法国在中国的殖民扩张，还默许法国对中国进行不公平的经济掠夺。
这些行为使得中国的利益受到进一步损害。
三、排斥改革派和知识分子晚清时期，中国出现了一批积极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和洋务派。
然而，李鸿章对这些改革派持有排斥的态度，对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采取了拒绝接受的态度。
李鸿章在与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曾国藩合作期间，曾对他的改革主张持怀疑和抵触的态度。
他以维护清朝政权的统治为重，忽视了当时国家所面临的深刻问题和危机。
总结李鸿章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的一些外交行为确实成为了中国外交史上的野史。
他在与列强谈判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他追求的是维护清朝政权的统治，而不是为国家争取最大利益；他对进步思想和改革派的排斥，使得中国错失了发展的机遇。
李鸿章的外交战略与思想贡献
李鸿章的外交战略与思想贡献李鸿章，清朝末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被誉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
他创造性的提出“外交互通，内政自强”的口号，强调外交必须和内政相辅相成，才能带来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长达40年的外交生涯中，他秉持“和平共处，以德服人”的外交准则，成功地推动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秉持开放和包容的对外交往李鸿章自幼就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对外交交往尤为重视。
他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和外界交流互动，才能走向现代文明的大门。
因此，他提出了“外交互通，内政自强”的口号，旨在倡导开放和包容的对外态度。
由此可见，李鸿章的外交战略是以国家利益和现代化进程为导向的。
二、推崇以和为贵的外交准则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与西方普遍采用的霸权主义相反，他主张以和为贵，以德服人。
他认为，外交成功的关键是要建立互信、求共赢的关系，并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争端。
正是这种秉持“以和为贵”的外交准则，让他在中国近代外交中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
三、以修复国家权力为中心作为一位外交家，李鸿章非常清楚，国家要在国际关系中站稳脚跟，首先得有足够的国家权利。
因此，他主张通过积极修复国家权力，以提升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他努力倡导中西方合作，推动着各国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诸多机遇。
四、为中国与西方文明交流架起桥梁李鸿章非常重视中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力求为两个文化体系架起桥梁。
他在外交事务中始终坚持以中标准、西备选的原则，将中西文化差异化纳入考虑范围。
同时，他也不断引导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为中国的文化走进国际舞台铺平道路。
五、拓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李鸿章作为一位优秀的外交家，非常看重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
他积极推动中国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国际事务，努力提升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通过自己的外交工作，他成功地将中国推上了国际政治的舞台。
六、提高国家国力李鸿章认为，强国兴邦的道路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国力之上。
浅析李鸿章“外须和戎”的外交思想
.
向用 之帆 篷
舟 揖 不敌 彼 轮 机 飞 驶 之 军 船 巨 舰
以 制捻 发 百 倍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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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以 不 得 不受 制 于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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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他 分析 当 时 中 国 的 绿 营 兵 不 足
靠这 样 的 军 队 去 和 洋人 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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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得 不 为 外人所 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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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国 利器 强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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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则 押 处 辈 毅 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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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保住 清 政府 这 座 破船
能 继 续按 照 封建 统 治的 秩序 航行 下 去
18 6 1年 掌管 全 国 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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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事大权 的首 席 军 机 大 臣 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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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订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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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敦 和 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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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 次 决策得 到咸 丰 皇 帝 的 批 准 并 在慈 禧太 后 夺得 最 高统 治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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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鸿章如果 真 的 不 想 求 和 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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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完 全 可 以跳 出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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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上 并 不 如 此 简 单 我 们知道 中 国 封 建 社会 至高无 上 的 权 威 是 皇 个 基 本国 策 的 圈 子 事 只 有皇帝才 能决定 国 家 的 一 切 重 大事 情 这 是 一 种 绝对 的 君 主 专 制制度 当李 鸿章 上 台 帝 时 最大 的 权 力 操 纵者 是 慈 禧太 后 她 是太 上 皇 皇 帝 也 得 听她 的 军 事 外交 大权都 掌握 在
清 政府 这座 破船 已 是千疮 百 孔
而驾 驶 这 条 破
无事 则 嗤 外 国 之 利 器 为 奇
面对 西方 资 本 主 义 的
评李鸿章
评李鸿章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如梁启超所说, 19 世纪末“四十年来, 中国大事几无一事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1]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在官场上吒咤风云，纵横捭阖。
他从事洋务运动30 余年，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批军事、民用工业，并革新教育，培养人才，堪称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
但与此同时，他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其所坚持的中庸的求和外交思想，使他背上了千古骂名。
一、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李鸿章是晚清洋务派的重要领袖，在19世纪持续将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之中，他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当时中国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瓜分和掠夺的对象，同时国内的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李鸿章将当时局势概括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两句话简明扼要，引人深思，深刻地凸显了当时清政府面临的岌岌可危的局面。
而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强，李鸿章用敏锐的时代眼光，看到在国家面临危局之时，洋务运动可以让饱受侵略和欺凌的古老中国走向富强走向文明，他所说的“我朝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体现了李鸿章兴办洋务运动的决心与信心。
李鸿章提出办洋务的总纲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这思想贯穿于整个洋务运动时期。
李鸿章认为当时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实力过于悬殊，应当避免与西方列强发生军事冲突，同时遵守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按照条约办事就可以与列强和平共处。
这种思想显然是存在问题的，但是在当时清政府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又必须承认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当时敌强我弱，清政府妄图改变不平等条约，与西方列强展开斗争显然是不可能的。
而对外保持“和局”的真正目的是为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通过创办军事工业、近代海军以自强，创办民用企业以求富，增强与洋人抗争的能力。
李鸿章作为洋务派的代表，开始的时候他认为中国只需要学习外国的“利器”和“制器之器”，至于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则没有必要学习。
李鸿章的外交策略探析
李鸿章的外交策略探析李鸿章是清末政治家和外交家，他的外交策略以实用主义为基础，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他主张与西方列强保持和平发展的关系，同时也力图通过外交手段保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李鸿章的外交策略。
首先，李鸿章注重与列强保持友好关系和平发展。
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积极开展与列强的外交交往，并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他通过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来迫使列强承认中国的独立地位，同时也努力恢复和保护中国的领土主权。
例如，他于1885年签订了《湄公河条约》，保护了中国沿边地区的利益，并成功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此外，他还致力于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制度，以加强国家实力，从而更好地与列强竞争。
其次，李鸿章注重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领土争端。
在他任内，中国与俄罗斯、英国和日本等列强之间发生了许多领土争端。
他坚决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并通过谈判和外交手段解决了一些争端。
例如，在与俄罗斯的边界争端中，他通过以俄罗斯换取中国东北地区的主权，达成了《中俄密约》，保护了中国的领土利益。
在与英国和日本的争端中，他则更倾向于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平发展。
此外，李鸿章也采取了一些灵活和机智的外交策略。
他善于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和竞争，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和利益。
例如，在与英国和法国签订《马关条约》后，李鸿章积极争取日本的支持，并通过谈判在条约中获得了部分利益，如割让台湾和澎湖群岛给日本。
这样的策略使中国在遭受一方列强压力时能够借助其他列强的支持来平衡力量，并保护国家利益。
然而，尽管李鸿章的外交策略立足于维护国家利益，但在一些人眼中，他的外交手段被认为是屈服于列强的强权政策。
例如，在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中国割让了许多领土和特权，使中国遭受了重大损失。
这种以让步和妥协为基础的外交策略被一些人视为中国的屈辱。
此外，李鸿章也有一些政敌，他们批评他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够坚决，以致于使中国成为列强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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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清末外交中的李鸿章遵义县第二中学娄方仁[关键词]清末外交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洋务派首领，全面推行中国近代化事实上的第一人，李鸿章从外交理论到外交实践都具有一定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
他主持清末外交，从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一直到逝世，前后将近三十年。
在这数十年里，李鸿章时刻以国家利益（不只是清朝最高当局的利益）为重，立足于中国国情，以自强为奋斗目标，抓住中国的当务之急——实现近代化，奋力在战败的困境中与列强周旋，以便中国少受损害，争得一个发展自强所必需的环境。
在这个目标下，他站在了战略的高度来主持清末外交，总揽全局。
从其外交思想到外交实践，他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所以，依笔者愚见，历史应该重新审视李鸿章在清末外交中的地位，还其一个真实的面目。
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初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李鸿章提出了开拓性的外交思想李鸿章从中国国情出发，站在战略的高度，把中国放置在整个世界的发展范围中，为清末的中国提出了具有开拓性的外交思想。
在19世纪后三十年，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和日本逐渐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时，早就被列强的侵略和内战弄得奄奄一息的腐朽清朝，还是没有被震耳欲聋的炮声惊醒，认识不到中国的积贫积弱，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白日梦，说什么半部《论语》即可退敌，反对一切新事物。
然而，李鸿章并没有把列强看成“夷人”，把他们的侵略视为“犯顺”。
他在同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欧洲各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北九万里之遥，胥集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1)”。
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2)”。
为此，李鸿章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紧迫感：列强在华的地位和作用，完全“视我兵将之强弱为向背(3)”，“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要摆脱其控制，决不能等闲视之。
中国要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得一席平等独立地位，实力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各列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事器机之精，功力百倍，弹炮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4)”。
中国与之相差大有十万八千里之遥。
“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5)”。
而采取任何无视现实的强硬作法，又无异于拿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
小不忍则乱大谋，“林、僧二公，逞一时之愤，几毁全局，谋国者可不深长思耶(6)？”所以，中国只有暂时忍辱负重，以割让空间来换取“变法”“自强”所必需的时间。
变数千年祖宗之成法，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使国强民富，才能向外国侵略者“渐收利权”，并与之“相为雄长(7)”。
为此，李鸿章立足于客观的时局，一针见血的指出：“战守无具，不能不以和，允为御侮长策(8)”。
中国希翼求得生存和发展唯一的选择就是求助于韧性的外交机制(9)”。
他提出了“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10)”、“外须和戎、内要变法(11)”的以和局为主导思想的结“和”、“战”为一体的外交理论。
实际上，早在1853年，美国人柏利打开日本国门时，日本就已经给中国作出了示范。
她与美国等列强签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目的是争取和局以求得发展，实现自强，最终摆脱列强的控制。
同样，李鸿章的“和戎”也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和内容：“和”的初级目的，是要列强遵守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履行条约规定的诺言，使中国避免卷人战争，求得一个自强发展的前提——和平环境，而不是作为维持“有事则急图补救，过则乃事嬉娱耳(12)”的懵懂状态之手段。
成王败寇，中国作为战败者，要想求得一个自强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采取暂时的“委屈”，才能“求全”。
和局是不平等的，取得和局必须付出代价。
然而，这个代价的付出并不是一味的“遇事屈从”，李鸿章认为，同外人交涉，亦应敢于抗争，“争得一分，即免得一分之害”。
相反，一味求和，“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时只能拱手听命(13)”。
他的原则是：若有碍国体者，虽绝交亦不可允(14)。
“和”的终极目的是谋取发展自强。
“忍小愤而图远略，抑当事诸公之用心欤！”“往不可谏，来犹可追，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15)。
”“明是和局，必阴为备战，庶和可速成而经久(16)”，“若不赶筹发奋图强，后患何可思议(17)。
”能自强，中国才会有明天，不能自强就永远没有雪耻之日。
李鸿章通过退一步的和局战术，来实现自强御侮的进两步战略。
他为中国内政提出了跟上时代大潮流的艰巨任务。
这个终极目的，已属于内政的主题。
毫无疑问，这一外交思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正确的、积极的、进步的。
首先，从国家的社会职能（公共职能）来看，国家的社会职能以维持社会稳定、协调、组织、管理、领导社会的经济活动以及通过民族自卫和国际合作来确保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特征(18)，所以，防止外部侵犯的职能是国家的社会职能。
要设法谋求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对于清末的中国来说，和戎与战争相比较，和局是有代价的，但战争的代价更大，李鸿章选择和局无疑是明智的。
弱国无外交，中国只有“委屈”妥协，这个妥协是迫不得已的。
但它不是缘于“过是若无事，然有事则仓皇失措(19)”的积习，而是一种权宜之计，拖宕之术，旨在尽可能地维护签约后的现状，避免列强的进一步索要，从而赢得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保证国内“变法”“自强”运动顺利进行。
其次，和平与发展是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
和平是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而一个国家的发展，又是其拥有和平的有力保障。
所谓“毒蛇螫手，壮夫断腕，不断腕则毒螫难消也(20)，”中国不暂忍辱则无和局，无和局则无法自强，无自强则不能雪耻。
李鸿章巧妙的把妥协、和平与发展辩证的统一了起来。
所以，这个妥协是积极的，因为对于中国来说最关键的是自强，更何况妥协是有限度的：“若有碍国体者，虽绝交亦不可允”。
第三，从战争的角度来分析，国家间的较量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决定一国强弱的标准不是一战一役的得失。
更何况战争无论是正义还是非正义，都一样干扰正常社会生活，消耗国家实力，更不要说中国根本就没有战争实力。
而且清末哪一次对外战争不是以弱抗强（除中法战争外）战败赔款让利的呢？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逐渐废除了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没有用战争这种方式，其决定因素是日本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真正摆脱列强的控制，也只有自强，李鸿章所谓“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尤为驭外良谟(21)”是矣。
即使有实力也不能轻易言战，这难道不是一个客观规律吗？“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2)”。
那些以主战著称，擅发“大言高论，不顾国家安危”的所谓“清流派”沙文主义士大夫，那些只要“恃民气”而无视敌我实力悬殊，企图把国家推向战争深渊的莽夫，分明就是以头抢地，饮鸠止渴。
他们意气用事的态度，除暴露出了他们的“书生腐官(23)、”庸碌无知外，还暴露出了他们在战争失败后对李鸿章采取“落井下石”的险恶用心。
在对待“邦土”上，李鸿章弃藩保本的主张也是积极的。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世界近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原构成中国屏障的朝贡国自然失去了作为中国防止外敌入侵的缓冲地带作用，不通过它们，列强照样能打进中国。
所以李鸿章在1871年与伊达宗城签署中日《修好条约》时，还坚持把“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结，不可稍有侵越(24)”载入条约。
但他认识到“朝贡关系在近代世界上的必然不可能性(25)”后，在日本吞并琉球，举国齐喊东征时，他却指出：“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唯不暇，亦且无谓(26)”。
他坚决反对动武：“目前兵船未备，饷源尤绌，刚尚难用，只有以柔制之，而力图自强，为日后强本。
(27)。
因为据近代国际惯例，宗主国对属国的内政外交，不但有干涉之权利，而且还有干涉之义务。
中国对其属国却只维持了宗属之名，素不过问其内政外交。
因此，据近代国家——政府制度，中国的属国既然有其独立的主权，那么，时代发展的进程就要求中国不再应该（当然也无能力）继续享有和承担维持朝贡制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打开了儒学一统帝国意识结构的缺口。
因此，在对待朝鲜问题上，李鸿章就力主其开放。
当有人以朝鲜开放后会不甘心于属国地位而表示反对时，他却认为“中国诚能练兵防海日图自强，不独朝鲜弱小，不敢藐视，即西欧大国，亦未尝不敬而畏之；若不图自强之策，然终恐不能自立，亦何在乎属邦之从违(28)？”李鸿章以务实的精神，认识到中国都是一具难保安全过河的泥菩萨，又凭什么去维持宗主国的虚名呢？缓冲地带的作用丧失，封贡制与近代国家——政府制度又不相容，中国还有什么必要去维护这一不合潮流的虚名呢？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走出了天朝上国的樊篱，进入了近代国家——政府制度的新时代。
李鸿章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战略性的目光，把中国外交带入了近代化，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然而，他的这一思想并没有得到清廷的认可和执行，结果在朝鲜问题上就演出了引火烧身的悲剧，真是枉费了李鸿章“丢卒保帅”的一蕃苦心。
二、李鸿章的外交成就李鸿章为清末的中国在外交方面开的药方，在实践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尽可能的减少了列强的索要，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国的洋务自强运动创造了必需的前提——安全和平的环境；在这个前提下，以他为首的洋务派大力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
李鸿章看到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国“以守法为兢兢”(29)，“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和“亦不可持久”，那必然“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30)”，他感到了“变法”的紧迫性。
他的“变法”“自强”从洋务运动开始。
他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31)”。
为此，李鸿章先后开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等一批军事企业。
随着他对西方接触的加深，他意识到国家只有“富”才能“强”。
“西洋万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32)”，而中国对之“罕有知其理者(33)”。
所以，他指出：“欲自强，必先裕饷源，欲睿饷源莫如振商务(34)”。
他因此大力倡导发展近代工商业，兴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等中国第一批近代民用企业。
由于中国社会的主体（反近代化势力，其中还包括下层民众）反对近代化，李鸿章倡导的中国近代化举步维艰。
“差不多李鸿章每办一事，顽固派都要信口雌黄，横加阻挠(35)”。
因此，他每办一个项目，“从提议上奏到付之行动，少则五年，多则十年，二十年(36)”，中国因此坐失良机，与近代化失之交臂。
而日本由于“上自大君主持而臣民一心(37)”，“倾国考求西法”，在这短短的二三十年，以迅猛的速度奏完了整个近代化的乐章。
“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38)”。
内政系一国发展自强的内因，是外交之基础；外交只是其外因，是内政之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