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外交思想
浅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浅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作者：刘倩来源：《群文天地》2012年第21期摘要：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西差距进一步扩大。
中国传统的对外政策和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开始向近代外交发展。
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是当时经历中国对外交涉次数最多的人。
“以夷制夷”和“外须和戎”是他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李鸿章；外交；以夷制夷；和戎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从维护统治阶级和自身的利益出发，其所思所为都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
长期的外交实践使李鸿章形成了独特的外交思想：“和戎、自强”是李鸿章处理外交事务的出发点，“保全和局”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重要环节。
第一，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和戎是李鸿章办理外交的出发点。
他认为“开衅即不可收拾，与之战，法始必负，继必胜，终必款”。
又“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力保和局，遵守已订立的外交和约，减少因战争带来的损失，争取自强的时间与空间，这是李鸿章“和戎”的含义。
但“外须和戎”决不是拱手听命。
李鸿章办外交虽带有一定的妥协性，但并不妨碍他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进行有限的御侮斗争。
他希望通过“和”来积蓄力量，抵御外侮，实现“守土保和局”的目标。
他希望通过变法自强来取得平等的外交地位。
但李鸿章为达到“和戎”的目的，可以不问是非曲直，甚至可以不顾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变法方面，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
因此，李鸿章的“变法”先着手军事工业，他在上海开办了我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还派遣军官、工匠出国学习制造、驾驶。
第二，遵守条约，力保和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保全和局”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重要环节，是对“和戎”思想的补充完善。
李鸿章自己对和局的理解是，“明是和局，必阴为备战，庶和可速成而经久”。
其和局思想本身是无可指责的，但不免有丧失主权的时候，这在中法、中日战争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外交是国家实力的体现，弱国无外交，所以在外交谈判中，李鸿章在据理力争的同时，妥协的一面也表现得很明显。
李鸿章晚清外交思想综论
兰台世界2012·10月下旬外，唐代诗人蔡孚的诗文当中对马球运动就有所描述，他的《打毬篇》中写道：“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合月作楼。
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佩文七宝毬。
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揪。
”全诗的内容当中就提到了“德阳宫”中进行马球比赛的情形，而“德阳宫”是东汉末年的洛阳皇宫，后来这座宫殿被董卓烧毁。
从这个诗文当中可以看出，作者那时候认为东汉时期马球运动是宫廷运动的重要形式，可见在唐朝人眼中马球运动并非新生事物，而是东汉时期已经流行的运动，而且东汉时期在宫中还修建了专用的马球场[4]。
所以笔者认为，马球运动传入中国中原地区的时间远远早于唐朝，而且不是直接传入到中央，是从外部逐渐渗入到中原地区的。
从马球运动的用语角度来分析，马球现代的英文名称为polo ，在波斯语里发音为giu或guy ，发音同现代汉语的qiu ，应是汉语“毬”字的音译。
同时又根据波罗一词是出于英语polo ，亦即马球之意，而其发音又来源于藏语的“氆氇”（Pulu ），据此就有人认为马球运动应当是先在西藏地区产生，后传到波斯再由波斯传到欧洲，同时在唐朝时期波斯又作为文化交流的内容传回到唐朝[4]。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首先，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丝绸之路是分不开的。
在秦汉以前，中国与西亚以及北亚和欧洲的交流非常少，而在西汉之后，文化交流变得非常频繁，在唐代时期达到顶峰，而这一变化就缘于丝绸之路的开发。
丝绸之路贯穿了中国的中原地区到中国西北部以及西亚、北亚和东欧地区，如果马球文化是外来的或者是传出去的，一定经过这条途径，因此变化也与此有关。
从马球运动的读音上来说，polo 一词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说明polo 一词的词源一定与马球运动的起源有关。
那么，再反观马球运动的古语发音，藏语当中的“氆氇”（Pulu ）就是指马球运动，而且，从字形的发音上来看，这个词组是从字形上构成的，而非从音节上构成，肯定不是对外来词的音译，只能是先有的事物再有的发音，所以说，马球运动的polo 读音，一定是从西藏地区传出去的。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评析
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2020年第11期（总第203期）边疆经济与文化THE BORDER ECONOMY AND CULTURENo.11.2020General.No.203收稿日期：2020-10-22作者简介：刘帅（1994—），女，黑龙江牡丹江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李鸿章是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专题研究中的重要人物，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重臣，他的外交思想大多被清政府采纳，作为当时的外交策略。
因此，我们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形成的背景、失败原因、内容、实践和评价等方面进行简要评析。
一、李鸿章外交思想形成的背景及失败原因（一）李鸿章外交思想形成的背景1.内部因素的影响李鸿章成长在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家庭中，他的父亲李文安考中进士，因此对李鸿章也寄予厚望。
他从小便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学习封建制度的伦理纲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传统思想，致使李鸿章一生都在“愚孝”，即使统治者昏庸无能，他也一样效忠，并且侍奉终身。
这就导致李鸿章在成为外交重臣后，在与列强的交涉中，一直采用“以和为贵”的方式，避免清政府的统治被列强取代。
曾国藩是对李鸿章影响较大的老师，曾国藩认为，“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深信儒家文化思想。
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继承了他的主要思想，坚信只要守信重诺，列强就无法对清政府“下手”，同时，利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展变法，只要提升武器装备的力量就可以抵御列强的火枪炮弹。
在列强提出不平等条约及不合理的特权时，曾国藩也主张运用儒家思想的文化，对西方列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试图通过传统思想的说教让列强作出让步，保持时局的和平，甚至将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当作对西方国家的束缚，认为条约是对他们的限制，只要清政府遵守条约的各项内容，那么列强就“无计可施”。
曾国藩的儒家思想外交主张对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外交思想有较大的影响。
试论李鸿章_以夷制夷_的外交思想
制日”的想法。 李鸿章觉得：中俄领地虽接壤，但俄国政治经济中心远在
欧洲部分，对中国威胁不大。 他为了防范日本，甚至不惜饮鸩止渴，试图
联络沙俄抵制日本。 李鸿章认为：与其联络小国防大国，不如联络大国
防小国。 古时叫做“ 远交近攻”，现在不妨叫做“ 两害相形取其轻”或“ 以
夷制夷”。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朝的惨败而结束，1895 年 4 月 17 日清政府
一、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及“ 以夷制夷”外交理论的形成 从李鸿章 1847 年中举人开始的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英国 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 而到 1901 年李鸿 章去世，工业革命从欧洲向北美扩散，世界市场初步形成。 相应的资本 主义政治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 ，并且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 19 世纪末 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性和扩张性，他 们利用坚船利炮，在世界范围内疯狂的强占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 将广大亚、非、拉国家沦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国家，并在经济上成为其 附庸。 然而同一时期的中国， 正处在腐朽的封建专制时期， 国内政治腐 败，民不聊生，农民起义不断，经济凋敝，资本主义虽有缓慢发展，但自 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对外关系上仍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对 新 兴 的 资 本 主 义 一 无 所 知 ，直 到 1840 年 ，英 国 用 大 炮 轰 开 了 中 国 的 大门，给中国近代带来了无尽的屈辱。 这 就 是 李 鸿 章 所 生 活 的 时 代— ——晚 清 中 国 经 受 着 内 忧 外 患 的 困 境， 抱着病入膏肓的躯体身不由己地被西方列强推入其瓜分殖民地的 狂潮中。 穷途末路的清王朝，既不能重振强汉盛唐时的雄风，又不能将 中国引向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现代社会。 面对清王朝的积贫积弱，其在 对外交往中的回旋余地，自然就可想而知了，李鸿章正是在此时粉墨登 场，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并提出了“ 外须和戎，以夷制夷”的外交理论。 “ 以夷制夷”是李鸿章主持外交事务的指导性策略。 二、“ 以夷制夷”外交理论形成的原因 李 鸿 章 的“ 以 夷 制 夷 ”的 理 论 的 产 生 和 形 成 ，有 其 复 杂 而 又 深 刻 的 主客观原因，择要来说，是李鸿章本人对中西文化的中外势力比较权衡 之后做出的抉择。 第一：当时的社会形势。 李鸿章的“ 以夷制夷”是从中国现状和中外 实力相差悬殊这个现实的基础上产生和形成起来的。 由于在实践上与 洋人打交道最早，也最多，他在《 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中明确指出 中国面临“：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我们必须委曲求 全先“ 外须和戎”，再趁机“ 以夷制夷”。 他在《 筹议海防折》 中反复指出： “ 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 若开战） 即暂胜终败”。 因而他极力主张 与洋人友好相处，搞好关系再徐图自强，也就是要在中国的军事实力得 到切实 加 强 之 前 ，“ 必 以 力 保 和 局 为 紧 要 关 键 ”而 要 达 到“ 和 局 ”就 必 须 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为我所用 ，采用“ 以夷制夷”的手段，在列强的夹缝 中生存。 第二：李鸿章个人的因素。 李鸿章出生在传统的封建地主家庭。 从 小接受封建王朝儒家传统教育 。 儒家所倡导的“ 忠信笃敬”是李鸿章在 对外交往中一贯所遵循的。 李鸿章幻想着凭借儒家“ 忠信笃敬”四字方 针进行外交活动中，外国人能被其打动，也能被中国的儒家处世原则所 感化。 因此在面对列强的欺凌时他常常以不惜在国家的权益上做出某 种限度的让步的方法来妄想换取列强的同情。 第三：清政府的外交态度。 在列强侵略中国以前，清政府一直奉行 的是传统外交。 因此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决策高层面对与西方列强 的“ 新外交”时不知所措。 一方面心有不甘；另一方面又一味的妥协投降 卖国。 李鸿章虽可算清政府的“ 外交部长”但他却没有真正的外交决策 权。 我们都知道整个清政府就是“ 慈禧太后”一个人说了算，李鸿章只能 唯命是从。 而清政府对与西方各国的外交一直没有明确的方针和态度， 这 使 得 清 政 府 的 外 交 官 们 在 处 理 外 交 事 件 时“ 底 气 不 足 ”，这 也 是 李 鸿 章的外交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不够大胆的原因。 因此，李鸿章在处理外交 事 件 时 既 要 揣 测 慈 禧 的 态 度 ，又 要 考 虑 个 人 的 前 途 问 题 ，他 倡 导“ 大 事 化小，小事化无”，力求维持一个和平环境。 三、“ 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实践 （ 一） 李鸿章在利用各国矛盾相互牵制以保存自己的策略大致经过 了“ 联日制西”到“ 联俄制日”的演变过程。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1871 年 中 日 立 约 ， 揭 开 了 近 代 两 国 关 系 的 序 幕，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并且也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因此李鸿 章在初与日本打交道时，曾产生过“ 联日制西”的念头。 李鸿章曾说“： 日 本巨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 外援； 勿使吸西人倚为外府”（《 李鸿章全集》 — ——286 页 时代文艺出版 社 1998 年版） 。 他主张在不失国体和权益的条件下可以答应日本建交 签约的要求，这样既可以联络中日邦交，又可以使两国共同御敌。 1871 年 9 月 13 日 ，李 鸿 章 与 日 本 代 表 达 宗 诚 签 订 了《 中 日 修 好 条 规》 和《 中 日通商章程》 。 可以说《 中日修好条规》 是近代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平等条
浅析李鸿章“外须和戎”的外交思想
.
向用 之帆 篷
舟 揖 不敌 彼 轮 机 飞 驶 之 军 船 巨 舰
以 制捻 发 百 倍 中国
,
是 以 不 得 不受 制 于 人
“
,
② 他 分析 当 时 中 国 的 绿 营 兵 不 足
靠这 样 的 军 队 去 和 洋人 作战
, ,
安 得 不 为 外人所 轻
,
⑧而
.
“
外 国 利器 强 兵
.
,
内 则 押 处 辈 毅 之下
,
为 了 保住 清 政府 这 座 破船
能 继 续按 照 封建 统 治的 秩序 航行 下 去
18 6 1年 掌管 全 国 政 治
。
、 、
军 事大权 的首 席 军 机 大 臣 奕诉
,
尉订 了
“
外敦 和 睦
,
,
的 决策
.
这 一 次 决策得 到咸 丰 皇 帝 的 批 准 并 在慈 禧太 后 夺得 最 高统 治 权
,
李 鸿章如果 真 的 不 想 求 和 的 话
。 , 。
是 完 全 可 以跳 出 这
。
实 上 并 不 如 此 简 单 我 们知道 中 国 封 建 社会 至高无 上 的 权 威 是 皇 个 基 本国 策 的 圈 子 事 只 有皇帝才 能决定 国 家 的 一 切 重 大事 情 这 是 一 种 绝对 的 君 主 专 制制度 当李 鸿章 上 台 帝 时 最大 的 权 力 操 纵者 是 慈 禧太 后 她 是太 上 皇 皇 帝 也 得 听她 的 军 事 外交 大权都 掌握 在
清 政府 这座 破船 已 是千疮 百 孔
而驾 驶 这 条 破
无事 则 嗤 外 国 之 利 器 为 奇
面对 西方 资 本 主 义 的
李鸿章的外交战略与思想贡献
李鸿章的外交战略与思想贡献李鸿章，清朝末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被誉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
他创造性的提出“外交互通，内政自强”的口号，强调外交必须和内政相辅相成，才能带来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长达40年的外交生涯中，他秉持“和平共处，以德服人”的外交准则，成功地推动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秉持开放和包容的对外交往李鸿章自幼就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对外交交往尤为重视。
他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和外界交流互动，才能走向现代文明的大门。
因此，他提出了“外交互通，内政自强”的口号，旨在倡导开放和包容的对外态度。
由此可见，李鸿章的外交战略是以国家利益和现代化进程为导向的。
二、推崇以和为贵的外交准则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与西方普遍采用的霸权主义相反，他主张以和为贵，以德服人。
他认为，外交成功的关键是要建立互信、求共赢的关系，并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争端。
正是这种秉持“以和为贵”的外交准则，让他在中国近代外交中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
三、以修复国家权力为中心作为一位外交家，李鸿章非常清楚，国家要在国际关系中站稳脚跟，首先得有足够的国家权利。
因此，他主张通过积极修复国家权力，以提升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他努力倡导中西方合作，推动着各国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诸多机遇。
四、为中国与西方文明交流架起桥梁李鸿章非常重视中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力求为两个文化体系架起桥梁。
他在外交事务中始终坚持以中标准、西备选的原则，将中西文化差异化纳入考虑范围。
同时，他也不断引导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为中国的文化走进国际舞台铺平道路。
五、拓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李鸿章作为一位优秀的外交家，非常看重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
他积极推动中国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国际事务，努力提升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通过自己的外交工作，他成功地将中国推上了国际政治的舞台。
六、提高国家国力李鸿章认为，强国兴邦的道路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国力之上。
李鸿章的外交策略探析
李鸿章的外交策略探析李鸿章是清末政治家和外交家，他的外交策略以实用主义为基础，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他主张与西方列强保持和平发展的关系，同时也力图通过外交手段保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李鸿章的外交策略。
首先，李鸿章注重与列强保持友好关系和平发展。
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积极开展与列强的外交交往，并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他通过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来迫使列强承认中国的独立地位，同时也努力恢复和保护中国的领土主权。
例如，他于1885年签订了《湄公河条约》，保护了中国沿边地区的利益，并成功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此外，他还致力于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制度，以加强国家实力，从而更好地与列强竞争。
其次，李鸿章注重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领土争端。
在他任内，中国与俄罗斯、英国和日本等列强之间发生了许多领土争端。
他坚决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并通过谈判和外交手段解决了一些争端。
例如，在与俄罗斯的边界争端中，他通过以俄罗斯换取中国东北地区的主权，达成了《中俄密约》，保护了中国的领土利益。
在与英国和日本的争端中，他则更倾向于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平发展。
此外，李鸿章也采取了一些灵活和机智的外交策略。
他善于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和竞争，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和利益。
例如，在与英国和法国签订《马关条约》后，李鸿章积极争取日本的支持，并通过谈判在条约中获得了部分利益，如割让台湾和澎湖群岛给日本。
这样的策略使中国在遭受一方列强压力时能够借助其他列强的支持来平衡力量，并保护国家利益。
然而，尽管李鸿章的外交策略立足于维护国家利益，但在一些人眼中，他的外交手段被认为是屈服于列强的强权政策。
例如，在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中国割让了许多领土和特权，使中国遭受了重大损失。
这种以让步和妥协为基础的外交策略被一些人视为中国的屈辱。
此外，李鸿章也有一些政敌，他们批评他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够坚决，以致于使中国成为列强的势力范围。
李鸿章的和戎观
李鸿章的“和戎观”评析摘要：“外须和戎,内须自强”是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在晚清时期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用这样的思想处理着与其他列强之间的关系，这确实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但是另一方面李鸿章理智地看待弱国外交,把“自强”作为外交根本至计,把“和戎”作为实现自强的一种手段,这是符合近代社会历史条件的,是近代外交的明智之举。
关键词：和戎；灾难；自强；明智之举；李鸿章为晚清重臣,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
因其位高权重,知晓洋务,清政府许多外交活动交与他去办理,李鸿章在办理对外事务中,形成了他的“外须和戎、内须自强”的外交思想。
在自强方面，李鸿章主要是通过“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来体现，在这里不做多过的解释。
而对于他的“和戎”主张，绝大数人认为他执行的是投降主义外交路线,是近代大卖国者，但是大家没有真正深入去了解他的思想。
深入的去了解他的“和戎观”，对全面了解李鸿章,界定他在近代史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李鸿章“和戎、自强”外交思想的形成背景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往来始终是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他们自诩为世界主体、中心,皇帝乃天下共伺之主,对四方来国,认为是受了“天朝”礼乐教化的感召而来称臣纳贡的。
这种“天朝独尊”的心理,导致了人们对外来一切的强烈排斥。
1840 年鸦片战争,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列强接踵而至,一次次武装侵略,一批批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天朝上国的神威消失了,至尊至贵的神话被打破了,虚弱不堪一击的面目暴露无遗。
面对国力比自己强盛的西方各国,能否继续向过去那样以“夷狄”视之;面对欲壑难填的列强,怎样周旋于各国之间,尽量避免战争的爆发;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增强自身国力,以抵抗外来侵略,身为朝廷重臣,李鸿章不得不去思考、处理这些事情。
李鸿章自强的手段是变法,即改变现有的统治方法。
他认为,由于古今时势不同,就不能死守祖宗之法,“自海禁开通,中外交涉渐繁,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1] 60 年代开始,李鸿章便投身到“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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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外交思想内容摘要：李鸿章几乎承办了清末所有重大对外事务，为清廷所倚重，名扬国际，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有重要影响，然而李鸿章从小接受的是系统的儒家教育，本身又是封建地主的一员，生活在封闭的晚清时代，没有全面的认识世界的机会,因此其外交思想难免有很大的局限性。
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多是封建地主阶级自身利益，丧权辱国。
很多人对他的评价是“卖国贼”。
其实不然，纵使他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纵使他的“遵循外交”、“利益均沾”极大的损害了中国权益，然而谁愿意背上卖国的骂名？当时清廷形势使其力不从心，加之统治者思想的左右，使之难施其政，国家步步陷入危难实是必然。
李鸿章出于当时形势、所处的位置的考虑及自身的局限性的桎梏等综合因素最终使其思想、行为使然。
关键词：内政、外交、和戎、自强、遵循外交、以夷制夷、李鸿章主持清末外交近30年，其主导思想是争取和局。
内政外交相结合，以“和戎”为途径，“自强”为目地。
主张变法自强。
就外交实践而言，他彻底失败了，但就思想本身来说，李鸿章的和局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不应随着外交实践的失败而完全否定。
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利用坚船利炮叩开紧闭的大清国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中国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地、赔款、通商。
此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竞相叩关逼迫清廷就范签订不平等条约。
在列强的肆意侵略下，中国主权不断的沦丧，领土大片的被割占，疆界频繁的变更，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步步加深，社会矛盾被不断激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危机四伏。
外忧未除，内患又起，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突发。
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国力几乎消耗殆尽，积贫积弱，国势日下，清廷封建统治岌岌可危。
李鸿章正是在此时局下粉墨登场主持清末外交事务，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接手清朝外交。
在如此严酷的情势下，腐败的清朝统治者竟毫无警觉，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以为区区“夷狄”不足重视。
而李鸿章清醒的认识到形式的危急。
清醒地、深刻地认识到“欧洲各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北九万里之遥，胥集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1）在此时李鸿章就已不再不盲目的称列强为“夷人”，敏锐的察觉的此时与以往的不同，意识到中国要面对时局进行变革，学习西方：“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 变则通……日本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取法，然则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2）面对天下未有之变局，传统的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的观念，封建伦理道德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外交体系已经无法应对面临的巨大挑战，无论是出于自发还是被迫，这时候的晚清外交都面临着一个近代化的问题。
中国传统的以自身为中心的上国外交已无法适应国力衰弱，国势日下的晚清中国。
面对上国衰落，列强不断入侵，步步紧逼而清廷无力抵抗的现实，李鸿章认识到“洋人论势不论理，视我国势之强弱。
我自当自强，而使民物殷阜，洋人愈不敢肆要求，我不能自强，则虽民物萧条，洋人也必隐图其狂逞。
”（3）他认识到只有国家强大才能避免外地入侵，因此李鸿章提出“和戎”，学习列强先进技术，军事，教育等，进行改革“自海禁开通,中外交涉频繁,吾过墨守旧法,不适与今世”（4）。
面对“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5),最终是国家富强而达到“以夷制夷”。
然而李鸿章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加之长期受传统如家思想的熏陶，使之不敢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因此只把变革停留在学习洋务的基础上。
企图以“和戎”为表，“自强”为里，在求取和平的环境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变法，从而达到自强。
然而，李鸿章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深知清廷军备废弛，无力对抗，因此产生强烈的胆怯、怕战心理，常与人言中国战必败，“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呀处荤谷之下，外则布满江泽之内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旰衡于当时兵多，靖内患有余，御外辱则不足”（6）。
故而一味妥协退让，在中法战争中尤为明显。
以为列强得到满足便会适可而止，而中国也可以再和平的环境下学习技术，改进军备，增强对抗列强的实力。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鸿章实行了一种“遵循外交”。
在晚清时期士大夫中，最早提出“循理外交”的是郭嵩焘。
在他看来，“天下事，一理而言，理得而揆之以情，度之以势，乃可以平天下而无阻。
”(7) 换言之，处理外交事务，关键在于“理”和“势”，既然历史的本质是变，那么人们就应使自己适应形势的需要。
冯桂芬也是循理外交的倡导者之一，他分析道，“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其人之身。
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以理折之。
”（8）郭嵩焘和冯桂芬曾为李鸿章的得力幕僚，他们的思想对李鸿章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李鸿章本人在中外交涉事务中亦非常注重运用“势”、“理”、“情”三字。
他指出，“势不足以绌之，理尚可以折之，理不足以折之，情尚可以喻之。
”以理服人，据理不让，动之以情，辅之以利，就能妥善解决中外纠纷。
随着与洋人接触的增多，李鸿章逐渐摸索出一条经验：对付洋人，莫过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既然他们口口声声强调万国公法和条约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且所言所行，皆“引万国公法”，我亦应严格遵守万国公法和条约行事，提倡循理外交。
在李鸿章看来，中西条约体系固然有许多不平等之外，特别是使外人在华攫取的某些特权合法化和制度化，损害着中国的主权和尊严。
但在另一方面，它们也同样约束着西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提出额外的索要。
“以夷制夷”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
将古代的“以夷制夷”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
采用远近交攻的合纵连衡之术，使强敌相互对立和相互牵制，以维持中外相安局面。
“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处理对外关系的策略，起源于春秋时代。
鸦片战争期间，这一策略又被重新提了出来。
林则徐主张：允许其他国家象英国一样与中国通商，以便牵制之。
阮元建议利用美国钳制英国。
（9）魏源则主张：在陆上与俄国结盟，以威胁英属印度，甚至越南、缅甸和尼泊尔；在海上与法国和美国结盟，从而构成对英国的联合攻势。
（10）李鸿章深知外交需要以实力为后盾，而中国缺乏这种实力。
在强敌如林的局势下，要想在国际大家庭中争得一平等地位，就得制定一种有效的方略。
为此，他“虑敌忧心常悄悄，盈廷聚讼自断断，东联孙策防寒齿，北拒曹瞒恐接畛”，竭力想借助传统的合纵连衡之术，并结合西方均势理论，利用各国矛盾，甚至通过结盟一强国的方法，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1870年，日本政府遣柳原前光来华求订商约。
李鸿章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实力增强，且与中国同文同种，可联为外援，因此，他建议，“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以备联络牵制”。
（11）1875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利用“马嘉理事件”，加紧勒索在华权益。
李鸿章有意将此次谈判与修改《天津条约》通商条款问题结合起来，以此来吸引各国政府对中英谈判的注意。
与此同时，他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有关国家的公使，了解到英国正参与土耳其战争，“英朝廷亦不敢开衅”，因而增强了与之抗争的信心。
李鸿章乘英、俄、德、法、美、日、奥等国公使齐集烟台避暑之机，以慈安皇太后万寿圣节的名义，邀请各位公使参加盛宴，既联络了“情谊”，也造成了“无确实凭据，擅请将大臣提京为非”的公论，从而使威妥玛不得不放弃某些索要，打开了谈判的僵局。
李鸿章还积极向朝鲜输出他“以夷制夷”的高见。
1876年初，日本以武力迫使朝鲜订立《日韩江华条约》，承认朝鲜为自治国。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改设冲绳县。
同年8月，李鸿章致函朝鲜当政者，运用均势原理，规劝其“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以免为琉球之续。
甲午战争以后，李鸿章把抑制日本侵略野心的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
俄国发起“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更使他对俄国政府的“诚意”深信不疑。
于是，由前期的联英策略转变为一意联俄，并最终根据清廷的旨意，与俄订立了中俄秘密盟约，即以日本为对象，承认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可以横贯中国东三省北路，直达海参威。
濮兰德说李鸿章：“作为辞令巧善的谈判者，作为守护着通往北京外交通道的忠实卫士，作为中国冤情的主要申诉者，作为试图尽可能减轻因战争失败而导致外国施予的阶段性惩罚和折磨的周旋者，他明显地成为清王朝唯一可藉以依托和不可缺少的人物。
”（12）李鸿章的和戎自强思想，以及他的“遵循外交”、“以夷制夷”的做法尽管存在着种种的缺陷，但对于推动晚清政府的外交现代化，对于尽可能消弭战争的灾祸，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保证自强运动的逐渐开展，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并起过一定的、乃至较为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他的外交策略最终还是归于失败，这固然有个人因素，但是最大的原因还是由于当时腐朽没落的清政府没有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这种衰败形势已不是任何外交政策可以挽回的了。
若说李鸿章某些外交做法加快了清廷的没落，也只是把李鸿章当做当时形势及主要统治者的替罪品。
参考文献：（1）《李文忠公全书。
奏稿》卷19、p44；（2）梁启超《李鸿章传》白花出版社 2007年。
p89；（3）、（4）、（5）刘彬《李鸿章外交思想评析》2000(3)；（6）、(7)《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卷5，p34；（8）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
p10；（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卷21。
p21～22；（10）魏源：《海国图志》，卷2，p1；（11）（《李文忠公全集》。
《译署函稿》。
卷4。
p30；卷2、p33；（12）濮兰德:《李鸿章传》J.O.P.Bland，Li Hung chang.伦敦1917年版，p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