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外交

一、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活动

（一）“以夷制夷”思想

鉴于远交近攻的合纵连横之术，李鸿章为了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以致力于对内自强的洋务运动，他采用了林则徐、魏源早已提出的“以夷制夷”思想。这一外交策略日后则成为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

“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处理对外关系的策略，起源于春秋时代。鸦片战争期间，这一策略又被重新提了出来。李鸿章在同光年间根据列强虽有联合但也有竞争这一复杂的国际形势，也积极采取“以夷制夷”思想。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中站稳脚跟，就必须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因此他鉴于此种情况，就竭力想利用各国矛盾，来达到“以夷制夷”进而以求自存的目的。

李鸿章运用这个方法最得意的一招就是处理与英国有关云南马嘉理案的交涉。由于英国侵略缅甸，法国侵略越南，中国西南边疆出现严重危机，云南直接受到威胁。英法两国力图分别从缅甸、越南开辟一条经云南至我国内地的捷径。1874年，英国派军官柏郎率领近200人的武装“远征队”从缅甸出发，到我国云南探测路线，英国驻北京使馆派翻译官玛嘉理从北京经云南入缅接应。1875年2月，马嘉理带领探路队擅自入境。因于当地曼允山寨景颇族群众发生冲突，马嘉理被打死，此即“嘉理案”。英国政府利用此案向清政府提出了广泛的侵略要求。在谈判中，英国公使威妥玛以绝交、战争相恐吓。李鸿章故意将谈判与修改《天津条约》中的通商条款问题结合起来，用来吸引各国政府对中英谈判的注意。当时俄、德、美、法、日、奥六国公使都在烟台观看海军操练。李鸿章通过赫德的调停，把威妥玛接到烟台会晤，并对此次会谈“故示整暇，往来谈宴”，[1]315表示不急于商谈此事。在清皇帝万寿节那天，请各国公使及提督等赴宴庆贺。各国公使议论纷纷，觉得马嘉理一案中，滇抚岑毓英下令杀人一事并没有确凿证据，不应该提岑来京问罪。次日，李鸿章与威妥玛会谈时，威妥玛取消了这一要求。李鸿章通过此次谈判的胜利，被外国人视为外交能手，他本人亦对此次谈判之结果甚为满意，也对“以夷制夷”的效果感到很高兴。

李鸿章还积极向朝鲜输出他“以夷制夷”的高见。1876年初，日本以武力迫使朝鲜签订《日韩江华条约》，为其吞并朝鲜奠定了基础。1879年8月26日，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在致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书中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然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1]301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把遏制日本侵略野心的希望寄托在列强身上。尤其是后来发生的还辽事件使他对俄国政府的“诚意”深信不疑。就连西太后也主张“一意联络俄人”，以牵制其他列强。于是，李鸿章前期“以夷制夷”的联英策略转变为一意联俄。1896年6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将举行加冕典礼，于是事前通知清政府派专使参加。最终李鸿章被任命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在清政府的授意下，5月3日李鸿章与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开始秘密谈判。并于6月3日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以使其牵制日本。至此，他以为找到了一个真心帮助中国，又足以牵制日本侵略野心的盟友。在他回国途中，对自己“联俄制日”的成果沾沾自喜，并在上海时对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2]

（二）“外须和戎”思想

在四面环敌，且国力无以对抗的情况下，运用外交手段，努力争取和平局面，并利用中外相安的局面加紧变法自强，以图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这种“外须和戎”的思想成为李鸿章外交思想中又一个重要的策略方针。在李鸿章看来，弱国与列强打交道应尽力避免战争，即使暂时承认他们的既得利益，或者扩大部分利益，只要能够保全和局，也应该忍痛为之，并相信中国总会有强盛的一天。因此，李鸿章在遇到中外冲突时，总是尽量避免战争，主张“衅非自我开”，力求“息事宁人”。

但是，李鸿章为达到“外须和戎”的目的，可以不问是非曲直，甚至可以置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于不顾。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人被杀而侵犯台湾。当时日军在台湾受到台湾人民的顽强抵抗，损兵折将，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依照两国的实际情况，中国不但处于有理的一方，而且有力量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台湾。当时清政府已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福建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等筹划设防事宜。而李鸿章却惧怕开衅，他认为在福建设防并不是要用武力，而是“统筹大局，不能不姑示羁縻。”[3]就连总理衙门也惧怕日本铤而走险。日本方面摸透了李鸿章和总理衙门的心思，就此要挟中国。李鸿章的目的只是日本撤军，保全和局，为此甚至不问是非曲直，竟然承认日本所为是“保民义举”，并接受日本提出的赔偿50万两军费这一荒唐要求。

中法战争中，李鸿章“息事宁人”、“外须和戎”的思想暴露得更为彻底。他在1883年奉命督办越南事宜，统率两广云南军队时，既不去前线布置防务，又不赞成抵抗法军的挑衅。他说：“若与法人开衅，彼必分遣兵船扰我海口，顾彼失此，尤与根本大局有防”。[4]21在中国军队在北越战场上溃败后，法国提出让中国放弃越南，并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等四项条款，并委托前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带至天津交于李鸿章。李鸿章接信后认为机会难得，遂于1884年4月20日将信报送总理衙门，“似将来此事收束，亦只能办到如此地步……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动摇，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5]97

李鸿章还在增派援兵问题上从中作梗，以致清军遗失战机。法国舰队侵犯基隆失败后，清政府命南北洋大臣拨调兵舰增援福建水师，而北洋大臣李鸿章却拒绝派援，并且自弃信心道：“开衅即不可收拾，与之战，法始必负，继必胜，终必款。”[5]89就连其亲信刘铭传在台湾被法舰封锁而向李鸿章电请派援时，李鸿章仍然按兵不动，回电：“毁闽船不过数刻，难与之敌。”[4]24最终在李鸿章“力保和局”这一大局的目标之下，中国不败而败，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

二、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及其活动的评析

（一）二重性

过去史学界认为李鸿章办外交是一贯地妥协投降，其实他在对外交涉中也进行过努力的抗争，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和迅雷论文发表最好的最值得信赖的论文发表网请联系客服民族的利益。这种既妥协投降又积极抗争的特点就是其外交思想的二重性。妥协投降的一面，前文已有叙述，积极抗争的一面在他几次主要的对外交涉中也都有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