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朱晓薇、林纬琳、庄翠兰、孙澄玉、李懿指导教师：黄美华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主要人物。

他毕生致力于洋务事业，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居于不可争辩的显赫的首脑地位。

剖析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是研究洋务运动所不容回避、不能或缺的重要方面。

一、“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门户洞开，资本主义列强纷至沓来，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在和世界接触的过程中，中国暴露了自己的愚昧和落后，挨打受辱，几乎无以自存。

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悲岂能强分界画”，中国不可能再与世隔绝；而“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必须正视现实，善于自处。

他概括当时中外形势的特点为两句话：“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扼要中肯，发人深思。

在浑浑噩噩的清代统治者中，能有这种认识的可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承袭者“神明华”的荣光，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一般封建士大夫都闭目塞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世界形势的变化。

他们回顾历史，感到“圣圣相承，文德武功，震耀区夏”，“法度纪纲，灿烂大备”，认为清朝统治“岂特远过元与明，直将驾汉唐而上之”，茫然问道：“中国何弱之有？”他们环顾当世，两次鸦片战争已成陈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已被镇压，天下太平，共庆“中兴”，振振有词地问：“尚得谓之弱乎？”于是昏昏沉沉，不思振作，梦想着退回到闭关自守、一统天下的旧时代去。

为了喊醒昏睡中、蒙昧无知而又侈然自大的官僚士大夫们，李鸿章一再大声疾呼：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局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

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

中土士大夫不深悉彼己强弱之故，一旦有变，曰“吾能御侮而破敌”，其谁信之？于目前小胜，谓“内贼不足平，外患亦不足虑”，其又能自信耶？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

并强调指出：“我朝处数前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

”翻然变计，师敌所长以自强自立。

因此，必须讲求洋务。

李鸿章所说的“大变局”、“奇局”，实际上就是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征服”世界的不可抗拒的潮流。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世界时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

李鸿章自然不可能洞悉原委，他也始终没有变成“资产者”，但却代表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不想灭亡”的人，不自觉地朝向“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蹒跚前进。

正是基于“处奇局应建奇业”的认识，李鸿章颇为自负、毫不掩饰地回答那些讥刺他“喜谈洋务”的顽固分子说：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不误国。

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能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

“喜谈洋务”是时代的需要，“圣人”处于“今日”就得如此。

何等坚定，何等爽朗！正视现实，不甘灭亡，勉支大局，变计图存，这就是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出发点。

二、“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认识出发，李鸿章把“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作为洋务的总纲。

为什么“外须和戎”？根本原因在于中外实力相距悬殊。

“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有贝之财，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祗有隐忍徐图”。

“和”的条件是“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只要遵守“和约”，便可共处；而“和”的基础则在于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以相抗衡。

“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必先存不惮用兵之心，而后兵不至于竟用”，“彼见我战守之具既多，外侮自可不作，此不战而屈人之上计；即一旦龃龉，彼亦阴怀疑惧而不敢遽尔发难”，所以“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

否则，“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界事只有拱手听命”。

总之，“和”的关键在于“变法”“自强”。

“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李鸿章对列强的侵略性是认识不足的，因此对林则徐等人的抗英斗争曾嗤之以鼻，斥为“逞一时之愤”。

把“外须和戎”作为一条最高准则。

因此，在对外交涉中就不免怯战乞和、妥协投降。

但“外须和戎”的本意并不是予取予求，拱手听命。

他所希冀的是“保境庇民”，“相安无事”，即避免完全任人宰割。

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刻刻自强”。

因此，对于当时的因循守旧风气，李鸿章疾首蹙额，反复抨击又深长叹息：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

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

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

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

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

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

……若事事必拘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

今日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

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拘何症概投其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

由此可见，李鸿章不但斥责守旧、不变通的人，而且为实现自强而极力倡导变法，深思焦虑，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三、“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李鸿章开始认为：“中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剑手。

”于是把“自强”寄托在仿造外洋船炮、创办军事工业上。

他最早，成效最大，排除“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的反对派的干扰，建立了江南制炮总局等，接办和扩建了天津机器局，开始改变了清朝军队专恃刀弓矛箭、帆篷舟楫的落后状况。

清朝武装力量的加强，意味着反清人民的灾难。

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决不可能是为了给人民提供精利的武器以颠覆自己的统治。

这些军事工业其实是为了镇压人民起义、维护清政府统治、延长清朝寿命。

而问题在于，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创办军事工业，是否还具有加强国防力量借以抵御外国侵略的意图和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

还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震惊于洋枪洋炮的神奇，李鸿章在力图“学得西人一二秘法”以利攻剿的同时，有感于来自国外的长远威胁，便表示深深的不安和忧虑。

他曾一再指出：洋务最难著手，终无办法。

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

盖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

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

抚髀太息而已。

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厝火积薪，可危实甚。

对于“借洋助剿”的长远后果，他忧心忡忡：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

英、法于江浙各口力助防剿，目前小有裨益。

但望速平此贼，讲求戎政。

……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

先“平贼”再图“自强”，便勾结英、法在各口防剿，反映了李鸿章在内战期间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

但对中国积弱的深沉叹息，对外来隐患的由衷焦思，表明了李鸿章创办军事工业的主要出发点是国家安危的考虑。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还有保护社会同利益、防止内部和外部侵犯的职能。

不能把清朝武装力量的加强看成绝对的坏事。

随着国内战争的逐浙平息，各项军事工业却越办越多，越办越大。

江南制造总局是攻克天京、打败太平天国后兴建的。

当时，由于中国的落后，各造船厂、兵工厂在原料、机件、技术乃至管理上都不得不依赖外国。

例如，江南制造总局“各船虽系自造，而大宗料物无非购自外洋，制造工作亦系洋匠主持，与购买外洋船只略同”。

但从长远的国防意义上考虑，李鸿章坚持自造的方针是正确的。

因为购买不足以自立，而自造则有可能真正达到“师其所能，夺其所恃”的目的。

他希望“士大夫留心经世者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庶几学者众而有一二杰出，足以强国而赡军”。

更重要的是自主权。

“如雇用洋匠，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官经手，以免把持；定购外国机器货料，自择洋商评订”。

还批评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专任税司法人日意格”。

在他接办天津机器局之后，便选用华工，不用洋人。

在自造、自主问题上，应该说李鸿章的认识还是胜人一筹的，是较有远见的认识。

那么创办军事工业的实际效果怎样呢？李鸿章自己说“制中土则有余，御外侮则不足”，“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信”以及对外战争的失败求和，证明对外毫无价值，“自强”无非标榜而已。

其实这是片面的论断。

第一，李鸿章说的是中外军事力量对比的客观真实状况。

但是李鸿章也曾以为只要能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就可以声威及远，这是不切实际的。

如果说实话便是无御侮之心，那么说大话怎会是有远略之志吗？第二，指出“不足御侮”，无非表示不能满足现有的成就，是为了折虚骄之风，鼓奋发之气，讲求足以御侮的办法。

第三，“不足御侮”让他遇事有了点凭借。

事实上，不办军事工业，就没有左宗棠进军新疆、冯子材镇南关大捷、甲午中日战争等历史场面了？第四，目前虽“不足御侮”，但为百年后“开拓始基”，仍有重要意义，不容抹煞。

这正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端。

正如李鸿章谈到造船时所说：现造兵船，虽未能即云御侮，而规模已具，门径已开，数十百年后中国御侮必兼赖之。

况彼之有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造于百数十年间，而浸被于中国已如是之速。

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学愈广，安见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至于军事、外交上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落后，如果只看到他的不足，而忽视他所做的正确的一面，显然不是客观、公允和实事求是。

其实，李鸿章主观上只是想引进某些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增强国家实力来应付变化了的国际形势，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只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及是只是为了封建统治而宣告破裂，但是，不得不承认，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在当时还是比较开明，具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是应该辩证地看待的。

参考书目：《近代史新论》《李文忠公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