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和李鸿章在中国发展史上的作用

洋务运动和李鸿章在中国发展史上的作用19世纪60年代初，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在清廷遭受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创之后，为了挽救统治危机，扭转内外交困的窘迫境地，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些颇有远见卓识的成员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这些主张并兴办洋务运动的开明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是恭亲王奕 。

他在1860年的辛酉政变中协助慈禧太后夺取政权，是慈禧太后的心腹，是最得太后信任的皇族王爷。

他认为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是朝廷的“心腹之害”，而吞并东北大片领土的沙俄是“肘腋之忧”，霸占香港的英帝国是“肢体之患”，所以“灭发、捻为先，制英次之，制俄又次之”，为了达到“灭发、捻，制英，制俄”的目的，他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

自强之术，必先练兵”。

这也是洋务运动的宗旨。

“洋务派”在地方的代表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

洋务运动的主将李鸿章对洋务运动的目的和途径曾作如下解释：“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而“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就这样，在中央权威人物和地方封疆大吏的共同主张和推动下，洋务运动冲破了清廷保守派的重重阻挠，最终在地方推行开来，并且持续了三十余年之久。

“洋务派”首先兴办了军用工业，1865年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李鸿章在上海筹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这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附设有船政学堂，这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1867年崇厚在天津建立天津机器局……到1890年以前，全国各地共创办了20多个军工局厂。

但是在军工厂运作的过程中，洋务派遇到了很多棘手的问题（1）军工企业中资金只入不出，朝廷的拨款有限，常常发生资金短缺；（2）原料和燃料的供应不足；（3）交通运输落后，原料和燃料的运入和成品的输出都很困难。

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开辟财源，“洋务派”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开始创办民用工业，重点建设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和航运、铁路、电讯等事业，从十九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共创办了民用企业20多个。

另一个重头戏是建立新式海陆军。

19世纪60年代，京师以及沿海港口城市的军队纷纷装备洋枪洋炮，聘用外国教练进行军队操练。

19世纪70年代，由于日本对台湾的搅扰，海军的建设也提上议程，到90年代时，已建成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四支海军部队，共有舰船90多支。

其中北洋水师是请政府的主力海军，驻扎在渤海湾，担当着保卫京师的重任，这支舰队一直由李鸿章管辖和经营。

为了配合兴办近代工业和训练新军的技术要求，打破洋人的技术垄断和技术欺诈，培养本国的技术专门人才，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主要有翻译学堂、工艺学堂和军事学堂三种。

翻译学堂用来培养专门的翻译人才；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方面的人才；军事学堂用来培养海军人才。

此外，李鸿章还先后派遣了留美幼童和官费赴欧学生200多人。

那批将洋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先进士大夫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场历时几十载，耗资百千万的兴国运动竟结束的得那样萋萋惨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甲午海战中，李鸿章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之后洋务派兴办的工厂相继倒闭。

从此，洋务运动的时代结束了。

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即使没有甲午战争，没有列强的侵略，它也
是决然不会成功的。

这种失败的宿命首先是由它的封建性所决定的。

西方的先进的技术与仪器是建立在西方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而先进的生产关系是以先进的社会制度为支撑的，洋务运动只在物质和技术层面上学习西方，殊不知自己根本没有与西方相类似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环境，腐朽的封建制度处处阻挠先进军用、民用工业的发展，加之顽固派时时刻刻的处心积虑的阻挠，都为洋务运动的破产埋下了伏笔；其次，洋务派们所敬仰的老师----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是不可能从真正的意义上帮助中国发展的，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保住在华的既得利益，如何攫取更多、更大的新利益，而达到这一野心的最好办法，就是限制中国，因为从一个愚昧、落后的国家获利要比在一个精明、富强的国家获利容易的多。

我从很多很多的历史记载中看到，洋务派们从英法等列强国请来的专家或是傲慢无理、怠慢工作，或是在机器出问题时拖延时间，在已经高额的薪金之外索取更大的油水——这也是洋务派积极兴办学堂，努力培养本国人才的主要原因。

就这样当中国虔诚的跟在列强身后，企图亦步亦趋地发展自己的时候，列强突然转身，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待我们眼冒金星地爬起来时，只看见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再次，封建衙门式的落后管理制度葬送了洋务运动的成果，当北洋水师的官兵满怀爱国之情与倭寇交战时，却发现半数的炮弹都是哑炮——只发不炸，有些炮弹里只装了些沙子…可见军用工厂的贪污挥霍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大大小小的官吏不懂经营管理却胡乱发号施令，真正懂得经营的商人却没有丝毫说话的权利，这样的经营管理不失败才怪。

洋务运动的失败具有历史必然性，但三十年的“运动”却给中国带来了意外的惊喜：首先，洋务运动促进了我国工业和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为以后民族工业的壮大起到了无意中的推动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还抑制了外国资本对我国市场的侵略的扩张；其次，洋务运动改变了旧的社会风气，传统的重农抑商倾向淡化了，商人、商业的地位提升了，一个新兴的、即将为改变中国面貌起到推动作用的阶级——资产阶级正在酝酿之中，大量的翻译外国图书使得许多国民的眼界为之一开，观念为之一变；最后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培养了一批潜在的能够转移国运的人才，李鸿章曾先后派出过四批留美幼童，这批孩子学成回国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晚清和民国初年时极力捍卫国家利益的外交官唐邵仪都曾是昔日的留美幼童。

因此，可以说洋务运动也有他极其成功的一面，成功在他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埋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就凭这一点就可以说他成功一面的价值远远大于失败一面的损失。

作为洋务运动的主持人和主干将，李鸿章是不可以不提的。

他是个背负了太多骂名的人，他主持了三十数载的“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没有让中国强大富饶起来，他苦心经营了二十载的北洋水师不堪一击全军覆没，最终大清国的烂摊子还得他来收拾——《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把中国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极至的条约都出自他手，人们骂他卖国求荣、丧权辱国。

可多少人知道他的无奈与心酸？他本为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进士及第，做了翰林院编修。

当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家乡沦陷时，从地主阶级保家卫国的感情出发，他毅然申请回乡抗敌。

军功卓著，屡屡升迁的他逐渐走到了统治阶级的高层，越往高走，他就会看到越多的黑暗与腐败，这一切又是他无能为力的，可是李鸿章并未消沉其中，他发起并积极参与洋务运动完全是出于富国强民的爱国初衷的，无奈的是国家落后，制度腐朽，他一生的强国梦化为泡影。

他曾和幕僚这样说起自己：“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放手办理？不过勉
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由纸片裱糊，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

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能何术负其责？”这是李鸿章内心的真实写照，表现了他推行洋务事业的几多尴尬与无奈。

试想面对以慈禧太后为靠山的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他又能如何抗拒？贪污腐败之风在官场横行，他如何能事事明察秋毫？面对残破的江山，列强的欺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最高决策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无耻的卖国指示，换给哪个官员能真正捍卫国家主权？《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一病不起，吐血而亡。

我对他感到同情和惋惜。

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要看他的所作所为这一既成事实，还要看他是怎么做，因何做以及做的过程。

如果从后者来评价，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他虽然不能摆脱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却富有远见卓识，走了地主阶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最为先进的富国强民道路——洋务运动；他事事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怀着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热爱，我想这种爱国情怀在任何时代，在任何阶级立场上都是伟大的；留美幼童的培养是他的又一重大贡献，他知道从眼前来说中国的落后面貌是无法改变的，但是青年一代则是国运的转移者，因此他寄希望于青年，这种从未来寻找希望，从困境中寻找出路的眼光与魄力是令人佩服的。

要问洋务运动和李鸿章在中国发展史上的作用，我认为可以这样评价：正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爱国封建士大夫把中国那停滞的历史车轮向前推进了一步，正是洋务运动昭示着今后中国许许多多不平凡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