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德福一致_政治合法性的道德基础

政党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价值理念。

在现代民主社会，只有执政党的政治价值理念与社会普遍价值理念相统一，执政党才能获得合法性支持，其政治价值理念才能得以贯彻执行，从而也才能维持其执政地位。

因此，构建合法性价值基础，既是每一个政党必须认真对待的理论问题，也是执政党必须面对的重大社会实践问题。

一合法性，通俗地讲，就是指被统治者对统治权力的认肯。

但是，从合法性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合法性”的内涵存在着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的不同解释，合法性的标准也存在着学科性质上的差异。

从古希腊至中世纪，评价合法性的标准都奠基于一种类似信仰的先验的永恒不变的价值信念之上，如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和中世纪的“自然法”，随着中世纪信仰体系的崩溃，这种合法性的基础受到了质疑和破坏。

近代政治学试图以逻辑推演和归纳的方法，从自然状态及其自然法的理论支点出发，通过社会契约重建政治合法性标准———公民的同意，并且以宪法作为规制权力的主要依据，于是，合法性(legitima -cy)就转变为合法律性(legality)问题，可以说，这种转变实际上是合法性从传统伦理学向政治学、社会学的转变。

这一转变虽然克服了传统伦理学标准上的抽象性的或先验性弊端，但也从此走向了形式主义，因为它不再关注合法性标准“应该是什么”的价值问题，也即是搁置对合法性价值本身的追问，而是在承认任何统治形式都是建立在合法性秩序的基础上，只关注公民对政权统治秩序的认可程度，于是，在抛弃了对合法性价值追问之后，政治的合法性问题与社会的道德价值原则之间产生了分离，从而也就不收稿日期：2010-03-25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2008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SJB7100013)作者简介：张威（1967—），男，江苏徐州人，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东南大学伦理学专业博士生，从事中国伦理研究。

“德福一致”：政治合法性的道德基础第27卷第4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Vol．27No．42010年7月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Jul.2010张威（东南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1170）摘要：政治与道德是人类实践哲学的两个方面，从发生学来看，政治是在人类活动的自律性机制———道德规范无法约束社会生活之后的产物，这也就表明了政治的合法性与人类道德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原则应当从道德原则推导而来，而任何道德价值原则又都是奠定在一定的人学本体论之上的，因此，从根本上说，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在于人学本体论。

从现代人学本体论出发，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原则既应坚持对个体权利的道德辩护，实现“德福一致”，又应坚持对整体的伦理关怀，实现“普遍的道德合理性”，其中“德福一致”是政治合法性的道德价值基础。

制度是现代政治的最集中表现，因此，政治合法性的最根本的价值基础在于制度的“德福一致”即制度道德。

制度道德既在于制度制定又在于制度执行，而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都离不开制度中的人。

因此，探讨新时期关于制度和制度中人的建设问题具有深刻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意义。

关键词：合法性；德福一致；道德人格；制度道德中图分类号：B 82-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 （2010）04-0038-05可避免地产生了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危机。

因此，在经过了从古典到近代的合法性内涵的历史辨证后，现代政党政治不得不重新考量合法性价值问题，即不得不对近代合法性的法律和社会学解释进行否定之否定，重建合法性基础。

那么，现代政治合法性的价值来源来自于哪里？从发生学上看，政治是在人类活动的自律性机制———道德规范无法约束社会生活之后的产物，政治的目的和任务是以强制方式将某种道德原则扩展为公共生活的共同规范、实现某种道德规范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这也就表明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人类道德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原则应当从道德原则推导而来，即政治合法性的逻辑支点应当从道德哲学的逻辑起点去寻找。

那么，道德哲学的逻辑起点又是什么？从学理上说，道德哲学的逻辑起点在于人学本体论。

因为道德哲学是关于道德善恶的价值判断，而“道德”正如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一样：“道”表示事物运动和变化的规则，对于人而言，它指的是为人之道，也就是做人的原则和规范，“德”表示对“道”的恪守的目的和对道的认识、践履而后所达到的境界，将“道”与“德”联系在一起，“道德”就是以某种善恶价值原则引导个体去成就自己的“德性”，而这种善恶价值判断只有首先回答了人是什么，才可能厘清道德价值层面的善恶与人学本体论判断之间的逻辑关系。

可见，人类的善恶观念和道德原则，都是某种人学本体论的产物，即先有人学本体论上的人性判断，然后才有道德价值上的善恶之辨[1]。

因此，现代的政治合法性实际上是奠定在现代人学本体论之上的，其价值原则须符合现代人学本体论的价值诉求。

那么，现代性语境所坚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学本体论？事实上，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在东西方文明视阈中一直存在着论争。

在传统的德性伦理话语中，关于人的存在内容上，在肯定人的理性精神的基础上或部分地承认了人的感性或完全否定人的感性需要的合理性，因此，人的本质被界定为理性；在人的存在形式之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上，它强调整体是个体存在的前提条件，人是一种整体性存在。

在这样的人学本体论上，即人是理性的整体性存在的人学本体论上推导出来的道德价值原则就是整体是个体的目的，个体放弃自身的感性服从整体性需要被视为一种道德善，政治的目的和任务就是为了维护这样一种道德善。

与传统的整体主义和理性原则不同，运用唯物主义来解释“人”的存在，是近代社会时代精神展开的逻辑起点。

个体性与唯物主义原则是近代社会人学本体论的立论基础。

首先，在人的存在内容方面，它在肯定人的自然物质性前提下强调了人的理性，这就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关于人在根本性质上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从而在人学本体层面肯定了源于人的自然性的感性欲望的目的合理性，人性中高于动物性的理性的地位和作用只是服务于人的感性需要的工具。

其次，在人的存在形式方面，它以直观的方式解释了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社会整体无非是无数个体的简单相加”，因而个体优先于社会，个人是目的，社会只在工具手段上是有意义的，即社会制度规范与个体的理性只不过都是满足人的个体感性需要的工具理性。

建立在这样的人学本体论之上，现代性因此提倡个体感性合理性的道德价值原则。

显然，在上述人学本体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原则必然割裂人的个体与整体、感性与理性的内在统一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存在于人类不断改造自然并从而不断改造自身的实践活动中，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承认外部物质世界对于人的生存意义，人类的感性需要无疑是客观和合理的，因为它是实现道德和精神发展的物质前提，但是，人类社会在这个意义上的善，又不过是实现更高的精神自由的一个前提条件，因此，人类终极意义的善是一种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自由的善。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条件的存在对于人的价值只是作为发展手段而言有意义的，人的发展的最后境界则是人道德生活的实现，但是，这种满足不能是一部分人的满足而必须是所有人的满足，因为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坚持人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改造自己，所以，人类在这个层面的善以社会整体在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为价值基准，反映在理念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更强调社会平等的意义[2]。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本体论上的道德价值原则只能是社会平等的物质和精神自由原则。

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本体论，现代的道德价值原则应当是既满足人的感性需要又要在满足人的感性需要的基础上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并关注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平衡，政治的价值原则与合法性必须奠定在这种价值原则之上。

第4期张威：“德福一致”：政治合法性的道德基础·39·众所周知，制度是社会政治的集中表现，一定的道德价值原则只有体现为制度理念才能为合法性提供坚实的道德基础，因为现代政治生活已经从传统的世袭型和领袖魅力型发展为法理型，法理性政治的典型特征就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所以，制度道德是政治合法性的制度基础。

那么，现代制度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本体论及其道德价值原则，即如何为政治合法性提供制度上的道德基础？现代制度的道德价值原则必须是体现现代人学本体论要求的“德福一致”。

“德福一致”是康德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其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统一。

“德福一致”的意思首先就是让有“德性”的人即有真实能力和贡献的人获得“福”的回报，也就是说，“德福一致”就是建立一种付出与回报之间的正比关系，改变传统等级社会按身份地位高低、按比例的分配方式，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分配原则。

显然“德福一致”承认人的感性需要即理论理性的合理性，而不再只肯定人的实践理性的价值合理性。

也就是说，现代性的道德价值观不再是纯粹地利他主义，现代性的“道德”不是“不让人得”，而是关于“如何得”。

从这一方面说，“德福一致”体现的是个体内在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即物质和精神的统一[3]。

另一个方面值得强调的是，“德福一致”强调了付出和应得之间的必然联系，倡导的是个体通过“道”的方式，成就自己的“德”性而获“得”。

尽管在这个方面，康德的“德福一致”主要体现了道德自由思想，也因此康德主要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而不像罗尔斯那样因强调“差别原则”而更多地表现了伦理精神，但是，从康德对于“得”的方式来看，他强调人不能因为自己的欲望而放弃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即永远使自己的行动成为一个普遍的立法原则，也就是他始终强调了“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因而坚定地守护了人的精神性一面，因此，我们从康德的这种坚持中看到了人之为人的精神性。

所以，“德福一致”作为制度的道德价值原则满足了现代人的“需要的体系”，具有道德价值合理性。

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只有体现“德福一致”才能有利于促进社会道德信仰的形成。

道德信仰与宗教信仰不同，宗教信仰是把信仰的本体寄托于上帝，上帝扮演公正的裁判者，以上帝的存在教导个体要按照正义去行动，否则一定会受到上帝的惩罚，从而确立一种上帝来决定的“善恶因果报应”。

康德在他的道德哲学中实际上是批判上述宗教信仰的，他把信仰奠定在人的“纯粹实践理性”基础上，即人不要依赖上帝，而只要靠自己的“善良意志”即可为自己的行为划定界限，这样，“人不但可以为自然立法，而且人可以为自我立法”，从而进入了主体性时代。

表面上看来，康德是证明了信仰的确立依赖于主体自身，但实际上，康德的道德信仰最终是确立在制度的“德福一致”基础上的，他虽然把上帝从前门赶了出去，但实际上又从后门请了进来，也就是说，虽然他论证了人的“善良意志”可以主导自己的行动，但实际上他预设了“善良意志”之先验综合判断的条件是“上帝不死”与“灵魂永存”，而后者在现实中就是正义的制度，这个正义的制度就是“德福一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