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蒙元史研究概述
蒙元墓葬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蒙元墓葬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摘要】蒙元墓葬是古代蒙古族与元朝官员的重要文化遗产，其研究在考古学领域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首先介绍了蒙元墓葬研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方法。
接着详细探讨了蒙元墓葬的形制特点、文物遗存，以及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同时分析了蒙元墓葬研究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结论部分强调了蒙元墓葬研究的意义，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总结。
通过回顾与前瞻，希望能够促进对蒙元墓葬的深入了解，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不断发展。
【关键词】蒙元墓葬、研究、发展历程、形制特点、文物、遗存、社会文化、现状、挑战、意义、未来研究方向、总结1. 引言1.1 历史背景蒙元墓葬研究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当时中国考古学逐渐兴起，人们开始对蒙古和元代的墓葬展开系统性的研究。
蒙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外文化交流频繁的时期，因此蒙元墓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随着考古学研究方法的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蒙元墓葬被发现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蒙元时期的社会、文化和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蒙元墓葬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不仅揭示了蒙元时期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和经济活动，还为我们认识和理解蒙元时期的文化传承和变迁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随着考古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相信蒙元墓葬研究将会迎来更加繁荣的发展，为我们揭示蒙元时期的更多秘密，为中外文化交流和蒙古族历史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1.2 研究意义蒙元墓葬作为蒙古和元代时期重要的历史遗存，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蒙元墓葬可以为我们提供历史文献所未能提供的信息，通过挖掘墓葬中的文物和遗物，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情况。
蒙元墓葬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蒙古和元代的统治者及其家族成员的生平、爵位、地位等信息，为我们深入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重要参考。
蒙元墓葬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现状，对于研究社会结构、阶层分化、文化传承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
蒙古国古代文学研究概述
蒙古国古代文学研究概述（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1]引言蒙古文学作为一个丰富多样的文学传统，承载着蒙古人民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记忆。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蒙古文学一直在不断发展和演变，与周边各族文学密切联系，形成了独特而精彩的文学景观。
然而，对蒙古文学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挑战，尤其是在20世纪以前的蒙古文学研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通过蒙古国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对蒙古文学的发展历史、独特性以及与其他民族文学的关系有所了解。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将从20世纪以前的蒙古文学研究开始，分为三个阶段，展示该领域的重要里程碑和学者们的贡献。
首先、回顾20世纪之前的蒙古文学研究，包括藏蒙词典《智慧之鉴》的创作、印度著名文学理论家檀丁的著名文学理论《诗镜》对蒙古文学的影响、蒙古宗教传播史著作《蒙古佛教史》、松巴堪布·益西班觉和鲁布桑阿旺盖德布的著作，以及尹湛纳希在美学原则与蒙古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
其次、20世纪前半叶的蒙古文学研究。
这一时期，蒙古文学的收集、出版和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我们将探讨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独立发展、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以及在革命初期对蒙古文学的努力。
再次，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蒙古文学研究。
这一时期，一批重要的学者如Sh·嘎当巴、Ts ·策仁苏达那木、阿拉腾格日勒和D·查干等涌现出来，对蒙古文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的工作不仅推动了蒙古族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还拓宽了研究视野，探索了蒙古文学与其他文学传统的联系。
最后，总结前面讲的总体内容，并对蒙古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和未来的挑战进行展望。
我们相信，通过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我们将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蒙古文学的独特之处，促进文学传统的交流和跨文化理解。
在整个论文中，我们将采用批判性的方法论，探索蒙古文学的独特性，并将其置于更广泛的文学研究框架中进行分析。
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希望为蒙古文学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也为跨文化研究和多元文化的丰富性提供有益的借鉴和经验。
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出版之要义
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出版之
要义
宾长初
【期刊名称】《出版广角》
【年(卷),期】2006(000)007
【摘要】《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以其丰富而翔实的资料展现了有明一代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备个方面交往的情况，不少资料既印证了明代臣民所写有关文献，同时也扩大了各个方面记载的史实，既有补充的作用，又有考证的价值，是研究明代的历史、文学、中朝交往史不可或缺的文献史料。
【总页数】1页(P48)
【作者】宾长初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19.712
【相关文献】
1.明前期朝鲜的慕华思想与事大主义——以《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为中心 [J], 张月莹
2.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r——基于东盟国家大众媒体涉华报道的舆情分析 [J], 罗奕
3.成俔眼中的明代中国形象——以《辛丑朝天诗》为中心 [J], 常莹; 徐加新
4.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出版 [J], 宾长初
5.《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出版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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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朝鲜历史中文
研究朝鲜历史中文
朝鲜历史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话题，涵盖了数千年的时间跨度。
以下是对朝鲜历史的简要介绍：
1. 古代三国时期（公元前57年-公元7世纪初）：这一时期朝鲜半岛上存在着三个独立的国家，即高句丽、百济和新罗。
这三个国家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政治斗争和战争。
2. 统一新罗时期（公元7世纪中叶-公元10世纪中叶）：新罗王朝在公元676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成为统一的国家。
这一时期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3. 高丽时期（公元918年-1392年）：高丽王朝在统一新罗灭亡后建立，延续了几个世纪。
高丽时期是朝鲜半岛上佛教文化繁荣的时期，同时也面临着与邻国辽和蒙古的战争。
4. 朝鲜时期（1392年-1897年）：李成桂将军于1392年建立了朝鲜王朝，结束了高丽王朝的统治。
这一时期朝鲜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社会制度，实行了儒家思想和封建社会秩序。
5. 朝鲜王朝末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王朝在19世纪末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干涉，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内外战争。
6.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910年-1945年）：日本在1910年吞并朝鲜半岛，实施殖民统治。
这一时期朝鲜人民进行了抵抗和独立运动。
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朝鲜战争（1945年至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半岛被分为南北两个半岛。
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持续了三年，最终以停战结束，形成了现在的南北对峙局面。
7蒙古语言文化研究概述
7蒙古语言文化研究概述蒙古语言文化研究概述曹道巴特尔（摘编自拙著《蒙汉历史接触与蒙古语言文化变迁》一书第32-42页）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引入系统科学浑沌学理论运用到文化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思维框架的转换和范式演变的效应，营造了更广阔的前景。
对于我们的研究，系统科学和浑沌学理论著作《系统科学》（邹珊刚等，1987）1、《浑沌学纵横论》（苗东升、刘华杰，1994）2以及文化语言学理论著作《文化语言学发凡》（张公瑾，1998）3、《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洪堡特，2002）4、《语言论》（萨丕尔，1997）5、《语言与文化》（罗常培，2004）6、《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史》（张公瑾，2002）7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
还有陈原、游汝杰、邢福义、史有为、陈建民、戴昭铭、申小龙、陈保亚等语言学家的有关社会与语言、文化与语言的论著都是中国文化语言学取得的重要成果。
一蒙古语言文化研究总体情况蒙古语言文化研究，出现不少有关个别词汇的文化语义分析；有关牲畜毛色、牲畜名称分类；有关亲属称谓、身体部位名称等方面的文化语言学分析成果。
社会语言学研究也围绕着维护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等问题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探讨。
这些都在表明蒙古语言学进入语言、社会、文化的综合性研究阶段。
由于语言在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功能，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也开展了相关研究，不断发表从文学审美心理、艺术形象的塑造、人生观、世界观等角度谈论蒙古族词语的论著。
除了各出版社出版的一些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专著，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学术刊物上的相关论文。
中国有几十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主办的蒙古学学术刊物，有好几百个从事蒙古语言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语言学爱好者，每年出版和发表大量的著作和论文。
这些丰富的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蒙古族语言文化传统及其演变的足够的信息。
我们也可以读到地方志、有关文书档案、相关的文学作品、史书等文献。
韩国这部史书中规中矩，没抹黑中国，极力称赞中华
韩国这部史书中规中矩，没抹黑中国，极力称赞中华在我们印象中，韩国的史书有点“闹着玩”，韩国的史学家也像是写科幻小说出身，但有一本韩国史书却严谨、客观受到国内史学家的称赞。
这本书就是百年前，李氏朝鲜末期吴庆元父子耗费近半个世纪所著的《小华外史》。
吴庆元父子也成为朝鲜最早引用《明实录》著史的学者何为《小华外史》？《小华外史》即小中华的杂史，小中华专指朝鲜。
在清朝以前，中国建立的华夷政治圈影响颇大，边缘——核心万邦来朝的朝贡体系日趋成熟。
大中华成为个汉文化圈的主导，由此朝鲜、日本和越南三个最典型的汉文化圈国家出于对中华文明的仰慕，纷纷追随中国并自封“中国第二”。
如日本和越南曾一度自称“中国”或“中华”，而朝鲜则不敢僭越，自称“小中华”。
明朝末年，满清入关建立了大清王朝。
昔日的汉文化圈里最为尊崇中华正统的朝鲜和日本，均认为中国已沦为夷狄，而本国才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
其中至18世纪末，小中华思想在朝鲜发生演变。
朝鲜越来越多的权贵阶层只认同中国文化，却不大认同中国地域上的满清政权，认为其就是夷狄。
至19世纪初开始朝鲜渐渐出现公开对抗满清王朝的一大趋势。
李氏朝鲜时的旧照《小华外史》成书于19世纪，由朝鲜吴庆元父子耗费近50年编撰而成，1868年初刊。
该书在思想上，尊崇中国的周礼思想，宣扬尊王攘夷、尊明贬清的观念。
主要记载了朝鲜君臣上下在明朝灭亡之后，追载明朝的功绩，以及明朝与朝鲜的一系列大事件。
书中，用较大篇幅讲述了朝鲜王公贵族祭奠明朝的史实。
作为一本值得称颂的史书，《小华外史》旁征博引，参考了明、清、日本和朝鲜的大量史料共180余种，每条史料都标明了出处，作者作史之严谨，堪比中国的司马迁。
《小华外史》也堪比韩国的“小史记”。
《小华外史》的价值？由于参考的文献史料数量大、范围广，设计中、日、朝三国，尤其是引用了大量官方正史，如《尊周汇编》、《武备志》、《南疆逸史》、《明实录》、《国朝宝鉴》、《皇明通纪》等，还有就是作者将史料之外的一些碑文、家乘类等资料也引入书中可谓难得，至今这些都成为了史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可见一斑。
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蒙语版
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蒙语版一. 引言蒙古帝国的建立对元朝的发展和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这个任务中，我们将探讨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的情况。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蒙古帝国的兴起与元朝的建立、元史中的蒙古视角、元史中的东西文化交流等。
二. 蒙古帝国的兴起与元朝的建立2.1 蒙古帝国的兴起蒙古帝国由成吉思汗于13世纪初建立。
成吉思汗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和外交手段巩固了蒙古帝国的统治，并通过征服和统一周边地区扩大了帝国的领土。
蒙古帝国的兴起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2 元朝的建立元朝是蒙古帝国在中国建立的政权，于13世纪中叶由蒙古族的忽必烈建立。
忽必烈在位期间，采用一系列措施巩固了元朝的统治，如制定法律、建设都城、设立官僚制度等。
元朝的建立标志着蒙古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三. 元史中的蒙古视角3.1 元史的编写元史是元朝的正史，记录了元朝的历史与文化。
元史中的蒙古视角主要表现在对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赞扬和美化上。
在元史中，成吉思汗被描述为伟大的征服者和统一者，他的功绩被极力夸大；而忽必烈被描绘为明智而英明的帝王，他的才能被赞美得天花乱坠。
这些描述反映了元史编纂者对蒙古帝国的崇拜和推崇。
3.2 元史中的蒙古文化元史中也反映了蒙古帝国的文化和社会制度。
蒙古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元史中有所体现。
例如，在元史中，蒙古的征服战争被描述为正义的战争，蒙古人的勇敢与智慧被赞美；蒙古的政治制度和军事组织也被详细介绍，如蒙古的部落制度、军队编制和治理政策等。
四. 元史中的东西文化交流4.1 蒙古帝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蒙古帝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在语言、宗教和艺术方面。
蒙古人的语言和中亚地区的语言有很多共同之处，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和官员在与中亚地区的人交流时使用这些共同语言，促进了交流和合作。
此外，蒙古帝国还容纳了各种不同宗教的信仰，如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等。
《2024年蒙元东道诸王及其后裔所属部众历史研究》范文
《蒙元东道诸王及其后裔所属部众历史研究》篇一一、引言在辽阔的中国北方草原，历史长河中涌动着蒙元东道诸王及其后裔所属部众的传奇故事。
这些部众不仅在蒙古族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旨在通过对蒙元东道诸王及其后裔所属部众的历史研究，揭示其发展脉络、文化特色及对后世的影响。
二、蒙元东道诸王概述蒙元东道诸王是指元朝时期，统治东部蒙古地区的诸位王公。
他们来自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掌握着重要的军事、政治权力。
这些诸王及其部众在元朝时期曾积极参与国家的治理，为蒙古帝国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部众的形成与发展1. 部众的形成随着蒙古部落的不断发展壮大，蒙元东道诸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部众。
这些部众以蒙古族为主体，融合了其他民族成分，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和民族结构。
2. 部众的发展在元朝时期，蒙元东道诸王及其部众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他们不仅在军事、政治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部众的壮大为蒙古帝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四、后裔所属部众的历史变迁随着时代的变迁，蒙元东道诸王的后裔逐渐分散到各地，形成了不同的部落和族群。
这些后裔所属部众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多次战争、迁徙、融合等过程，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五、文化特色与影响1. 文化特色蒙元东道诸王及其后裔所属部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色。
他们在音乐、舞蹈、绘画、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为中国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2. 影响蒙元东道诸王及其后裔所属部众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们不仅参与了元朝的治理，而且在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都为中国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他们的传奇故事和英雄事迹也成为了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结论通过对蒙元东道诸王及其后裔所属部众的历史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蒙古族及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他们不仅为蒙古帝国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中国的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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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蒙元史研究概述作者：〔韩〕崔允精蒙元时代可以说是最具世界性及种族文化多元性的时代。
由于蒙元时代历史和世界历史有关,蒙元史研究早已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
所以,目前许多国家学者都从事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历史研究。
对韩国学者来说,蒙元史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韩国先人留下来的有形或无形的遗产中保存了不少有关这一代的史籍,例如,《高丽史》、《高丽史节要》、《朝鲜王朝实录》等官撰史书。
另外还有,《益斋乱藁》、《拙藁千百》、《圆鉴录》等高丽末年一些官僚文人僧侣的文集,以及《朴通事谚解》、《老乞大谚解》、《龙飞御天歌》、《东文选》、《东国兵鉴》等典籍和族谱、碑文、文书等。
在这些史料中保存了不少不见于其他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些史籍的价值,至今尚未有人作出全面检讨。
韩国史学界对有关蒙元史方面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以蒙古入侵和在蒙元支配下的高丽以及丽元关系为中心进行的从韩国史视角出发的研究。
长期以来,在研究蒙古入侵时期高丽社会以及朝鲜社会方面,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
但是,在研究韩国历史过程中所出现的蒙元史研究的成果,由于基本上继承了传统时代的记述,相对集中在出于民族主义观点的对蒙抗争史、朱子学接受问题为中心的非蒙古的汉族文化课题上,只是附属于韩国史研究中的一部分。
因此,对于研究大蒙古国以及研究元朝历史贡献不是很大。
第二,真正的蒙元史视角的研究。
在第一代韩国蒙元史研究者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高柄翊先生。
他在二次大战以前留学于日本东京大学,受到日本蒙古史研究的影响。
他的《伊斯兰教徒与元代社会》一文,可以说是韩国这个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
该文和其后发表的《元代的法制》、《丽代征东行省的研究》等,迄今为止,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外,奠定韩国东洋史学基础的金庠基,以及在研究北方民族史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的李龙范先生也都是20世纪60年代有代表性的学者。
丽元交流史成为20世纪60年代研究的一个主流,这与当时的民族主义觉醒有关。
1965年11月拥有约30名会员的东洋史学会正式成立,对韩国蒙元史研究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70年代,最大的变化可以说是出现了第二代学者。
如金贵达、金种圆,还有专门研究丽蒙交流史的周采赫、研究蒙元时期军事制度的南相亘。
另外还有吴贞爱、郑仁在等。
80年代的研究者同前辈相比,比较容易吸收海外的研究成果及材料。
这个时期重要的学者,有从研究蒙古幼子继承制度而获得硕士学位的孙贤淑,研究元代汉人士大夫追求新问题新意识的李玠奭,专门研究蒙元制度史的柳在成,另外,有金九镇、高昌锡等。
这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周采赫以研究洪福源一家而开始,80年代以后在蒙元史的领域发表了较多的研究成果。
特别是《元朝官人层研究》(1986)一书,可以说是韩国史学界研究蒙元史以来的最大成果之一。
90年代以前,韩国从事蒙元史研究者除了汉文材料以外,大多不能直接阅读域外史料的原文,因此在史料利用及翻译方面都有种种问题,导致其研究颇有局限。
这种情况在90年代前后大有改善。
一些留学欧美并掌握了研究蒙元史所必需的语言知识的学者,从事教学活动并培养了一些学生。
比如,专门研究中亚史的学者金浩东除了培养学生以外,还翻译有关古代蒙古史的重要史籍,为韩国蒙元史研究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另外,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学习乌拉尔—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柳元秀以翻译《蒙古秘史》等著作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条件。
朴元吉掌握了古代蒙古语,这使他因对成吉思汗帝国的研究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
最近,宋京根在埃及以《蒙古对东部伊斯兰世界的侵略(1206-1258)》一文而获得博士学位。
从此有了利用阿拉伯文史料进行研究的人才。
这说明韩国蒙元史学界对于蒙元时代的各种文献史料已具备了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
1990年12月,周采赫、南相亘、朴元吉等首倡成立蒙古秘史学会,他们定期举行研讨会或者到蒙古进行实地考察。
后来,这个学会发展成了韩国蒙古学会。
他们创办《蒙古学》、《韩国蒙古学术研究》等杂志。
与此同时,韩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也使韩国蒙元史研究的环境大大改善。
韩国檀国大学开设了专门的蒙古学科也有特别的意义。
另外,蒙元史相关的研究者,或者研究高丽时代的学者的相关研究也有增加的趋势。
下面,分政治制度史、社会经济史、思想文化人物、对外交流史等几个专题对韩国蒙元史研究作一简述。
一、政治史和制度史高柄翊《元代的法制——蒙古习惯法与中国法的相关性》(《历史学报》3,1953)一文,阐述了元代法制的性质。
他的《高丽忠宣王的元武宗拥立》(《历史学报》17、18,1962)一文,分析了元成宗去世以后发生的帝位争夺战,探讨了高丽忠宣王在拥立武宗即位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高丽王朝对这一事件的对应姿态。
李龙范《奇皇后的册立和元代的资政院》(《历史学报》17、18,1962)一文,详细探讨了奇皇后势力日盛的经过、原因,以及在此过程中资政院的活动。
80年代中期,周采赫采用计量学的方法,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元帝国支配阶层的身份构成方面的论文,如,《元帝国下的汉·南人(上)与支配层构造关联》(《东方学志》45,1984)、《元帝国下的汉·南人(下)与支配层构造关联》(《东方学志》49,1985)、《元帝国下的色目官人以支配层构造与关联》(《领土问题研究》,2,1985)、《元帝国下的色目官人与南人官人以支配层构造与关联》(《学林》7,1985)、《元朝色目官人的种族构成研究》(《东方学志——闵泳圭教授古稀记念论丛》,1987)、《游牧史上的蒙古以元朝色目官人的种族构成为中心》(《东洋史学研究》25,1987)等。
在这个领域上贡献很大。
金浩东《蒙古帝国的形成与展开》(《讲座中国史3》,知识产业社,1989)在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探讨了成吉思汗帝国的成立过程及帝国的构造和征服战争的进行方式,涉及到蒙古帝国的分裂原因等问题。
他的《贵由与他的时代》(《近世东亚洲的国家与社会》,知识产业社,1998)对于在东西方的大部分史料上受到否定评价的贵由,他提出了新的看法。
通过对拔都和贵由的不和、贵由的即位、他的统治内容、他的突然的死亡等一系列的事件的分析,认为窝阔台汗系的没落和拖雷系的掌权意味着蒙古帝国统一体制开始分裂的序幕。
朴元吉《蒙古古代史研究》(1994)一书,利用《蒙古秘史》、《史集》、《圣武亲征录》等史料,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蒙古族的起源、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的过程以及蒙古帝国成立经过及其特征等问题。
与蒙元时期的其他研究比较,元代中期政治史方面的研究远远不够。
其实,正确认识这个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理解元代历史的关键所在。
李玠奭近年来致力于元代中期政治史和元朝的江南统治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填补了这个方面的一些空白。
他在《元朝中期支配体制的再编与其构造》(《庆北史学》20,1997)一文中,认为14世纪初以武宗政权的成立为契机,发生了元朝支配势力的重组和色目军阀的抬头。
特别是非汉法的、实务的、有草原传统志向的官吏的抬头。
《漠北的统合与武宗的“创治改法”》(《近世东亚洲的国家与社会》,知识产业社,1998)一文,继续了上述研究。
作者指出,武宗政权成立以后,大批草原势力居于朝廷核心地位,而且,他们对汉法的统治体制进行了修正,即所谓的“创治改法”。
他认为,“创治改法”是14世纪初元朝进行的政治和制度上的一大改革。
最近,李玠奭着重研究元朝对南宋征服和对江南统治方面的问题。
特别是元朝统治江南的性质问题。
《元朝的南宋并合与江南支配的意义》(《庆北史学》21,1998)一文,通过对以往研究视角的批评,提出了新的看法。
他认为,忽必烈征服南宋和统治江南是元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拥有先进的江南使元朝得以完成在官僚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的皇帝支配体制。
1997年,在“国家权力与正统性”专题东洋史学会冬季学术讨论会上,他发表了《元代的国家权力与正统性》一文,检讨了蒙古帝国可汗的正统性及元朝权力的正统性的物质基础问题。
韩英根《关于耶律楚材的一考察以蒙古帝国的对汉人政策为中心》(《东义史学》5,1989)一文,以耶律楚材的活动为中心,检讨了蒙古帝国初期对汉人的政策。
元末政治史方面,全淳东《元末的农村社会与叛乱以华北地方为中心》(《人文学志》6,1991)一文,考察了华北地区的农村社会及矛盾等问题。
《元末动乱期的汉人地主与朱元璋》(《忠北史学》6,1993)一文,分别考察了元末动乱期汉人地主的存在形态、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等各方面。
南相亘发表了一系列军制方面的文章。
他的《元朝的千户制与宿卫镇戍军制度》(《史学志》11,1977)一文,探讨了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特有的千户制和世祖以后汉化的宿卫军制度。
《元代世祖时代的军制》(《安阳工专论文集》3,1980)和《在汉化过程中蒙古兵制及枢密院》(《中国学论丛》,1983)两文,通过对枢密院、行省、行院、宿卫军、军户、军万户府等的考察,分析了元代军事组织的基础。
还有《关于成吉思汗军队的军事技术发展小考》(《宋甲镐教授停年退任记念论文集》,1993)一文。
有关元代行政组织的研究仍少见。
金贵达《关于蒙古地方行政的弱点》(《史丛》1,1955)以达鲁花赤制度为中心,考察了蒙古地方行政方面的一些问题。
柳在城《关于元谏官察官制度的变迁》(《首善论集》8,1984)探讨了元代监察制度的变迁过程。
同氏还有《关于元代御史台职能的小考》(《首善论集》11,1986)一文。
韩英根《关于窝阔台汗时期户口调查的意义》(《釜山史学》29,1995)一文,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综合地考察了窝阔台汗时期的户口调查。
他的《关于元代盐专卖制度的性格》(《东义史学》9·10,1996)一文,探讨了元代盐政的问题。
包括食盐法和引法、盐引的销售方式、盐价的波动、私盐的盛行等。
作者还撰有《关于元代盐官之一考察》(《领南史学》14,1996)一文。
二、社会·经济史高柄翊《伊斯兰教徒与元代社会》(《历史学研究》1,1949)一文,全面考察了元代伊斯兰势力所起的历史作用等问题。
是一篇颇见功力的文章。
对于游牧封建制度的起源与发展问题,至今在学者中尚无一致的意见,孙贤淑《游牧社会封建制论》(《釜山女大论文集》15,1983)一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全面考察了游牧社会封建制成立问题。
同氏《关于蒙古的继承实行以蒙古帝国期为中心》(《东洋史学研究》16,1981)一文,探讨了蒙古帝国时期幼子继承与其他诸子的继承权等方面的问题。
此外还撰有《元代色目人小考》(《釜山女大史学》1,1983)一文。
李玠奭《元代儒户之考察以户籍为中心》(《东洋史学研究》17,1982)一文,利用元代文集、地方志、石刻资料,考察了元代儒人户计的设定背景、儒户分拣、儒籍编成的实际情况、儒户的管理等方面内容,着重研究了元代汉人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