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_爸爸爸_之主体精神

论《爸爸爸》之主体精神徐敏君（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1）*摘要：《爸爸爸》被文学界誉为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它以其独特的魅力而成为一种文学思潮的开山之作。

除其叙述客体所表现的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外，更吸引我们的是作者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审视传统文化的愚昧、落后，但并非“一棍子”打死式的愤世嫉俗的疏离，而是以一种宽容的精神去观照传统文化和生活在古老原始部落的人们。

《爸爸爸》不仅以其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强烈的寻根意识而著称，而且其创作主体表现出的精神蕴涵为其创作更增添艺术魅力。

关键词：韩少功；《爸爸爸》；主体精神doi：10．3969/j．issn．1000－5757．2012．01．061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5757（2012）01-0061-03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寻根”的文学浪潮，作为倡导者之一的韩少功，直接把创作的目光投向了远古蛮荒的原始部落。

他以饱含热情的笔调写下了小说《爸爸爸》。

一、寻文学之“根”，追求人世的无限感和永恒感“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不茂。

”［1］寻文学之“根”，不如说是寻一种精神，超越时间和空间，在历史和现实中更感无限和永恒的传统民族文化之精神。

《爸爸爸》这部作品中，作者通过对鸡头寨这一原始部落生存迁徙的脉络来探寻湘楚传统文化之“根”，作品充满楚辞中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

鸡头寨“落在大山里，白云上，常常出门就一脚踏进云里。

你一走，前面的云就退，后面的云就跟，白茫茫的云海总是不远不近地团团围着你，留给你脚下一块永远也走不完的小小孤岛，托你浮游。

小岛上并不寂寞，有时可见树上一些铁甲子乌，黑如焦炭，小如拇指，叫得特别干脆洪亮，有金属的共鸣。

它们好像从远古一直活到现在，从未变什么样。

有时还可能见白云上飘来一片硕大的黑影，像打开了的两页书，粗看是鹰，细看是碟，粗看是黑灰色的，细看才发现黑翅上有绿色、黄色、橘红色的纹路斑点，隐隐约约，似有非有，如同不能理解的文字。

……”［1］在这样神秘莫测的环境中，生活着鸡头寨这一古老的原始部落，这里的人们依然像他们的祖先那样生存，他们无法摆脱自然的无形压力和对神秘的不可捉摸的神灵意志的召唤，纯朴而又愚昧、可怜可悲而又高尚壮烈的生存状态。

在纯朴又愚昧、可怜可悲又高尚悲壮的表层下，我们更应该领悟到埋藏在文化深层之中的，长久以来仍深植于传统文化之中的民族精神。

“比这些观念和习俗更难被时间铲除的，是民族的某些本能和才具，如他们身上的某些哲学与社会倾向，某些对道德的看法，对自然的了解，表达思想的某种方式。

要改变这个层次的特征，有时得靠异族的入侵：彻底的征服，种族的杂交，至少也得改变地理环境，迁移他乡，受新的水土慢慢地感染，总之要使精神气质与肉体结构一齐改变才行。

”［1］《爸爸爸》中的鸡头寨世代生活在与外界隔离的封闭的山落里，很少与外面的世界联系，一直以来以祖先的遗训作为生存的法则和精神支撑，把不违逆自然、神第28卷第1期Vol．28四川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SICHUAN COLLEGE OF EDUCATION2012年1月Jan．2012*收稿日期：2011-10-20作者简介：徐敏君（1986—），女，江西上饶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灵及祖先的意志视为道德。

他们的生存哲学即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生生死死皆人所不能掌控，面对灾难与不幸而更添从容、淡然，抑或悲壮之精神。

鸡头寨人们生活中的诸如“如果寨里有红白喜事，或是逢年过节，那么照规矩，大家就得唱‘简’”、灾年丰年“祭谷神”“吃年成”“打冤”等等这些浮游在历史文化表层的仪式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但当我们掀开现代文明的外衣发现的依然是那已融进民族精神骨血的对于神灵、神秘力量的顶礼膜拜和对生死命定的超脱等传统道德及哲学思想的继承。

我们对传统文化中的愚昧落后及悲剧感到可笑又同情，同时，当我们发现作为现代文明人，我们的生活、思想中的一些因子在传统文化中依然有迹可寻，此时，我们更切身的体会是民族之“根”深，人世“无限”与“永恒”之感，像这种把“目光开始投向更深的层次，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的文学作品，才是文学理想中追求的“凝聚历史和现实、扩展文化纵深感”的创作。

二、悲悯的人文关怀丙崽，作为作品中刻画的主人公，他有着奇丑无比的外貌，“眼目呆滞，畸形的脑袋倒很大，像个倒竖的青皮葫芦”，且脑子也不灵光，从小到大只会说两句话“爸爸”“ⅹ妈妈”，行为动作也跟常人不一样，他高兴的时候见人亲切地喊一声“爸爸”，不高兴时“翻上一个慢腾腾的白眼，咕噜一声‘ⅹ妈妈’，调头颠颠的跑开去”“跑起来更费力，深一脚浅一脚找不到重心，靠头和上身尽量前倾才能划开步子，目光扛着眉毛尽量往上顶，才能看清方向”。

他被人们视为怪胎，生下来就被父亲抛弃，因为脑子不好使只会说“爸爸”“ⅹ妈妈”而被鸡头寨的大人小孩任意的打骂和羞辱，是一个在人们看来还不如死了的好的人，可是他却有着超常的生命力，他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历史，对周围的事物没有多大的兴趣，只生活在自己简单的世界里，他被作为文化的符号，象征着地域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丑陋、愚昧、闭塞的特点，而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他只是为了其存在本身而存在，除此之外，并无什么意义，当丙崽最后失去妈妈的时候，他似乎有点人的意识“丙崽一直等妈妈回来。

太阳下山，石蛙呱呱地叫，门前小道上的脚步声也稀少了，还是没有见到那张熟悉的面孔。

……小老头使劲地搔着，搔出了血，愤怒起来。

他要报复那个人。

……他颠覆了一个世界。

”“他在月光下的山道上走着，……。

前面躺着一个人影，是女的，但丙崽从来没有见过。

他摇了摇她的手，打她的耳光，扯她的头发，见她总是不能醒来。

”“‘爸爸’他累了，靠着乳房，靠着这个很像妈妈的女人睡了。

”“那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1］，丙崽失去了唯一的亲人，最后成为无依无靠的落后文化的遗物流落在人间，作者给这一代表传统地域文化命运的人物以更多的同情和悲悯，抑或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

丙崽娘，一个外乡女人，嫁入鸡头寨这样一个封闭落后的寨子，生下丙崽这一怪异的孩子之后就被丈夫抛弃，成为寡妇。

作为接生婆，“她剪下了不少活脱脱的生命，自己身上落下的这团肉却长不成个人样”，没有丈夫，守着一个傻孩子丙崽，受尽人们的欺负，她的不幸令人同情。

作为一个女人，她也表现出女性的特征和欲望，“丙崽喜欢看人，尤其对陌生的人感兴趣，碰上匠人进寨了，他都会迎上去喊‘爸爸’。

要是对方不计较，丙崽娘就会眉开眼笑，半是害羞，半是得意，还有对儿子又原谅又责怪的呵斥：‘你乱喊什么？’”“呵斥完了，她也笑了”［1］，这段描述极为形象地表现了她作为一个女人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和男人的爱护的虚荣心，同时，她也有那种喜欢嚼舌根、窥探人隐私、危言耸听的被男性文化认为是女人所具有的阴暗心理，但她作为一个外乡人生活在鸡头寨，具有一定的外乡人的清醒意识，但最终还是被鸡头寨落后的传统文化所淹没，注定也是历史悲剧的一部分，到死发出控诉“你要告诉那个畜生，他害得吾娘崽好苦啊！你天天被人打，吾天天被人欺，大户人家的哪个愿意朝我们看一眼？要不是祠堂一份猫食，吾娘崽早就死了。

其实死了还是福，比死还不如啊！你要一五一十都告诉那个畜生啊！”［1］仁宝和仁宝的爹即仲满，一个是作为寨里唯一有点现代文明意识的后生，而另一个则是寨里有“话份”的传统文化的卫道士。

两人虽为父子，却分别代表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他们都有各自无法摆脱的命运。

仁宝，他喜欢“接近一些不凡的人物：窑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1月匠，界（锯）匠，商贩，读书人，阴阳先生等等。

他同这些人说话，总是用官话。

吹捧之后，巧妙地暗示自己也记得瓦岗寨的一条好汉乃至六条好汉。

……”［1］总爱摆弄一些寨里人看来奇怪的东西，他都成了大龄后生也没能娶上媳妇，梦想着能做山下人的上门女婿，他喜欢以新派人物的身份自居，能说出许多新鲜的名词，他认为鸡头寨太保守了，可是，对于鸡头寨的现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处于文明和保守的夹缝中，他最终也只能被保守的传统文化所淹没，随着它一起消亡。

仲满，他作为鸡头寨有“话份”的长者，是传统规范的忠诚的护卫者。

当打了败仗部落面临再次迁徙的局面，他平静而坚定地按照祖先的遗训，熬了半锅毒汁，一户户送上门，他想“自己生不逢时，愧对先人，今日却总算殉了古道，也算是稍稍有了点安慰”。

他最终选择遵照遗训，以身殉道，让人感到愚昧之余，却也充满悲壮。

作品中塑造的这四个个性较鲜明的人物即丙崽和丙崽的娘，仁宝和他爹仲满，他们作为不同的个体，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虽然最终都成为保守的、落后的传统文化的牺牲品，但他们各自所具有的个性特征为他们的悲剧性命运增添了异样的光彩，灌注了作者深切的悲悯之情。

三、一种哲学：宽容韩少功曾经说过：“真正伟大的人格就是既看透了这一切又充满着博爱，原谅一切，去爱、去同情一切”［2］，他把这种人格融入他的创作中，成为他创作主体精神的一部分，成为他的文学观念。

在《爸爸爸》中，作者以一种理解、宽容的眼光观照他笔下的一切。

在对地域传统文化精神的寻找中，它的愚昧、腐朽在作家平静的笔调下一览无余，不是“一棍子打死”式的批判和毫无温情的揭露，而是给以主观浪漫的审视，把古老、保守的地域传统文化当作一曲纯朴而沧桑的老歌来谱写。

鸡头寨古朴的民风和世代流传下来的风俗人情及充满神秘诱惑的民间传说，在作者平静的叙述笔调下悠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给人一种异域奇丽、神秘之感，那些流传民间的巫蛊之术和在我们现在听来都有点悚然的民间异事，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之余，却又似乎确有点神通和来历，它的想象力之丰富也着实令人佩服，如这样一段描述：“山中多蛇，粗如水桶，细如竹筷，常在路边草丛嗖地一闪，对某个牛皮商的满心喜悦抽上黑黑的一鞭。

据说蛇好淫，把它装在笼子里，遇见妇女，它就会在笼中上下顿跌，几乎气绝。

取蛇胆也不易，击蛇头则胆入尾，击蛇尾则胆入头，耽搁久了，蛇胆化水也就没有用了。

人们的办法是把草扎成妇人形，涂饰彩粉，引蛇抱缠游戏，再割其胸，取胆，蛇陶陶然竟毫无感觉”［1］等等。

这样的奇闻异事很多，或许这就是古人的智慧，东方民族是讲究智慧的，会用奇特的方法去解决常人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样的奇闻异事和富有想象的民间传说给山寨地域传统文化蒙上了神秘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面纱，这也正是楚文化“奇丽、神秘、狂放、幽默深广”等特点的写照。

作者就文学寻根的一个重要方面———地域传统文化的书写，曾做过自己独到的论述，认为，我们对于文化的东西不仅仅把其当作描写对象、创作客体，“写文化现象”，作为素材、材料、对象来处理。

更重要的，还有创作主体的改变，即创作主体“感知方式和审美方式方面要真正成为东方式的，使东方式的这种感知方式、思维方式变成优势变成长处，……”［10］基于这点，作者确实是积极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他用一种宽广、包容的心态写出了鸡头寨这一湘楚偏僻的小山寨愚昧、落后的生存状态，同时，又以一种东方式的感知方式和审美方式，用幽默深广的语调写出了这一楚地传统文化神秘、狂放、奇丽等充满浪漫主义特征的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