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说源流考论报告

四唐说源流考论报告摘要：唐诗的分期研究，是唐诗宏观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因此只满足于对严羽和高棅的认识是不够的。

本文从唐末入手，迄于清末，对“四唐”说的渊源、定型、发展和流变过程作了历时性的勾勒和考察，并对“四唐”说流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正反两方面的认识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关键词：“四唐”说；严羽；方回；杨士弘；高棅所谓“四唐”，指的是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是对唐诗发展进程的阶段性划分，也是普遍流行的一种关于唐代诗歌发展分期的学说。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阶段性，对阶段性的准确把握，是为了更好地描述过程，而不是要肢解、割散这个过程。

反之，放弃对这个过程的描述，就是缘木求鱼的研究。

因此，从一定的模式与原则出发将复杂多变的唐诗流程纳入到一定的时段结构中，是在借助于切割与斩断，使诗歌流程中的系统化特征得以阶段性彰显，其目的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诗歌发展史。

唐诗分期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此。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唐诗的分期肇始于宋之严羽，成形于明之高棅。

这基本上是属实的，但并不全面。

因为，“四唐”说的产生并不是有某一两位学者在某个时刻突然玄想出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雏形，再到定型的演进过程的。

对这个过程的把握，是我们认识唐诗及其分期问题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

因此，本文拟对唐诗的分期问题作一个历时性的源流追寻。

一早在严羽之前，已经有人在运用总体把握的方法评析唐诗，而这种总体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分期研究的渊源。

严羽之前的人论诗，似乎有一种习惯，那就是论诗者在有意无意之间，总要先对前代以至于“今”的诗歌状况作一个粗略的历时性回顾。

而这却正暗合了文学批评的宏观把握原则。

我们知道，“诗品”或“诗话”是一种随笔似的品评诗歌的形式，其长处并不在于勾勒史的线索，但人们总还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显示出对诗史回顾的兴趣。

较早用这种总体把握的方法评析唐诗的是唐末的司空图。

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说：“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盛。

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

左丞苏州，趣味澄琼，若清风之出岫。

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焉，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

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

阆仙东野、刘得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

厥后所闻，逾褊浅矣。

”[1]这已经将唐诗的发展历程粗略的勾勒了出来，而且对各个阶段的诗风和诗人还进行了宏观上的评价。

北宋的宋祁在《新唐书》中评论唐诗说：“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

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

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

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

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诚可信云。

”[2]又说“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

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

”[3]诗史的分期从根本上讲，应该是以诗人及其所创作的诗歌为最可靠的依据的，所以，尽管宋祁并没有明确提出初、盛、中、晚的具体分期名称，但综合考察这两段话，它实际上已经借助于对诗人创作的线性描述，大致勾勒出了唐诗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即：“唐兴”之时，“诗人承陈、隋风流”，以宋、沈为代表，此为其一；“逮开元间”，诗风“雅正”，此为其二；到杜甫，则“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此为其三；“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此为其四。

稍后，宋胡仔在《渔隐丛话》前集巻二中引佚名的《雪浪斋日记》云：“予尝与能诗者论书止于晋，而诗止于唐。

盖唐自大历以来，诗人无不可观者，特晚唐气象衰尒。

”[4]这里对“大历”之后、“晚唐”之前的诗给予了肯定，“晚唐”之名已肇端；并且指出了“晚唐气象”与“大历以来”诗歌之间的区别和变化。

但“大历以来”止于何时，即“晚唐气象”起于何时则是模糊的。

元代王构在《修辞鉴衡》巻一的“诗体之变”条下引宋代理学家杨时在《龟山先生语录》中的话：“诗之变，至唐而止。

元和之诗极盛。

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

”[5]从名称上讲，杨时之说已具备了“四唐”说中的盛、中、晚三期之名，但盛、中、晚之间的起始分界也是不明确的。

另外他说“元和之诗极盛”，是出于何种考虑，也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里收录了南宋朱熹论诗之流变的一段话：“古今之诗凡三变。

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汉魏，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之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之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

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

至律诗出，而后诗之古法始为大变矣。

”[6]这里，如果我们将沈、宋前后，“定着律诗”的时段理解为“唐初”，那么，流行后世以至于今的“四唐”之名已大体完备。

当然，这些划分还只是粗略的梗概描述，因为以上诸人的表述，都是以对诗歌发展流变的宏观理解为基础的，所以各个时段之间具体的时限是模糊、含混的。

这仅是“四唐”说的萌芽和雏形期。

不过，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是，这种总体把握的文化批评心态对后世的引导作用。

如欧阳修说：“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

”[7]这是由晚唐向盛唐的回溯；陈师道《后山诗话》评今古文之优劣时的历时性回顾更是明显：“余以古文为三等，周为上，七国次之，汉为下；东汉而下，无取焉。

”[8]严羽深受这种文学批评模式的影响。

在《沧浪诗话·诗辩》中，严羽以禅喻诗，对不同时期的唐诗给予了初步但又相当明确的划分：“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

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

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

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

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

”[9]这里，严羽把“盛唐”诗的下限定了在“大历”初年，这是明确的。

接下来，严羽又由禅喻而入诗道，说习诗应取名家之好诗而习之，并且按照时间的先后秩序依次列出了“汉魏之诗”、“晋宋之诗”、“南北朝之诗”、“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开元、天宝诸家之诗”、“李、杜二公之诗”、“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之诗”、“晚唐诸家之诗”等十个名目，[10]这种历时性的罗列，实际上已经粗略地勾勒出了唐诗发展流程的五个阶段，即以“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为代表的“唐初”；“开之天宝”时期以“李杜”为代表的“盛唐”；以及“大历”、“元和”和“晚唐”。

以此为基础，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以辨体的形式对唐诗的分期作了更细致的划分，并明确地对每一阶段的所包含的大致时限或诗歌特点作了界定：“唐初体。

唐初犹袭陈隋之体。

盛唐体。

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

大历体。

大历十才子之诗。

元和体。

元白诸公。

晚唐体。

”[11]至此，严羽在论诗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唐诗发展分期的大致划分。

这比此前司空图、宋祁、杨时、朱熹等人的笼统描述明显地显得更系统、更准确，也更具操作性。

所以，尽管严羽的初衷并不是在有意给唐诗分期，但其客观效果却出人意料。

他旨在“辨体”的“五体”说被后世的诗评家不由分说就代换成了“五唐”说，并流播后世。

如元代的赵著在为《双溪醉隐集》所作的序中，对唐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作了如下的勾勒：“武徳再造，徐、庾颓靡，尚且存焉，为陈子昻一变。

……为李太白杜子美再变；……及乎天宝乱息，大历、元和诗律再变，以至今日矣。

呜呼，风雅不可复得见，唐人之余烈，斯可矣。

”[12]这里的“武徳再造”、“子昻一变”、李杜之“再变”、“大历、元和诗律再变”几乎就是严羽“五唐”说的翻版。

需要强调指出是，第一，严羽“五唐”说的分期标准和司空图、宋祁、杨时、朱熹等人一样是纯诗学意义上的，因为他们的这些见解，纯粹是他们读诗、评诗、选诗时的诗学体悟，而与史学无关。

尽管他们也受到历史兴衰的影响，但反映在诗的历程描述方面则是隐性的。

第二，如果将严羽的“大历”、“元和”二期合而为一，并名之曰“中唐”的话，严羽的“五唐”说实质上就是今天通行的初、盛、中、晚的“四唐”说了，而且各期之间均有大致明确的起始时间。

二严羽之后，在诗论界，几乎人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着严羽的学说。

这个运用过程，也就是“五唐”说的流变过程。

值得庆幸的是，人们并不是机械的照搬严羽，而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着它。

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一个是宋、元之际的方回，一个是元代的杨士弘。

方回，字虚谷，歙县人。

他选、评唐宋两代的五七言律诗2992首，于1282年编成《瀛奎律髓》，其中的很多资料对我们认识“四唐”说的流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具体说来，《瀛奎律髓》中“唐初”出现1次，“盛唐”出现17次，“中唐”出现5次，“晚唐”出现93次。

这其中除了“唐初”与唐诗的分期无关之外，其它都关涉到唐诗的分期问题。

可以说，方回无论评论唐诗还是宋诗，都是在注重诗歌发展之阶段性的前提下展开的。

综合考察这些相关内容，我将方回对唐诗分期的贡献归纳为以下几点：1、他首次提出了“中唐”的概念，并且明确了中唐的起始时间。

如果把它和严羽的“唐初”、“盛唐”和“晚唐”结合起来，“四唐”说的名称从此得以完善和定型。

他在评论许浑的《春日题韦曲野老村舍》时说：“予选诗以老杜为主，老杜同时人，皆盛唐之作，亦皆取之。

中唐则大历以后、元和以前，亦多取之。

晚唐诸人，贾岛开一别派，姚合继之，沿而下亦非无作者，亦不容不取之。

”[13]2、由上面所引的话，我们约略可以推算出“四唐”说各个阶段的时限。

中唐：“中唐则大历以后元和以前”， 766—806，共计40年。

盛唐：与杜甫相始终，即712—770。

若据以上两期的时限向后、向前顺推的话，晚唐的时限应为：806—907；初唐的时限就是618—712。

这里除了盛唐之尾与中唐之首有四年的交叉之外，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唐诗发展流程。

3、在方回的评语里，多次把盛唐的时限延伸到了初唐，可见“唐初”的概念在他这里是不很清晰的。

因为，方回在全书中没有使用过“初唐”的概念，“唐初”一词也仅出现一次，而且与唐诗的分期无关。

另外，他说：“圣俞诗一扫昆体，与盛唐杜审言、王维、岑参诸人合。

”[14]他评陈子昂的《晚次乐乡县》时说：“盛唐律诗，体浑大，格高语壮。

”[15]他评陈子昂的《和陆明甫赠将军重出塞》用赞扬的口吻说：“盛唐诗浑成。

”[16]可见，方回是把杜审言、陈子昂和王维、岑参诸人都归入盛唐诗人之列的。

杨士弘，字伯谦，襄城人。

他编选的《唐音》成书于1344年。

这是一部以辨别“音”之“正”、“变”为宗旨的唐诗选本，是“元末至明中叶近两百年间，最有影响流行最广的唐诗选集”。

[17]纪昀等人在《四库全书提要》里说：“‘始音’惟录王、杨、卢、骆四家。

‘正音’，则诗以体分，而以初唐、盛唐为一类，中唐为一类，晚唐为一类。

‘遗响’则诸家之作咸在。

”[18]这个表述是十分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