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文化艺术赏析

中国书法文化艺术赏析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和苏东坡的《寒食帖》并称行书三大经典。

千百年来，这三大经典一直深深地打动着、影响着历代书家们，它是后辈学习、品赏、研究的范本，对中国书法发扬光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行书三大经典的生成环境离我们越来越远，那种以实用为基础的毛笔文化也远我们而去，我们还能不能创造出堪与古人比肩的书法经典，已成为当今书坛十分关切的问题。

对此，我们每一位书法从艺者只有足踏实地，深入传统，寻找规律，科学分析，融化新机，创造条件，不懈努力，才有可能交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答卷。

创造新的经典需要从历史经典中汲取营养，认真分析行书三大经典的生成因素，无疑对我们创造新的书法经典会有所帮助。

那么，行书三大经典的生成因素究竟都有哪些？这些因素对我们今天的书法创作会有哪些启示呢？我以为有四个方面。

其一是天赋因素，大凡艺术经典的创造者必具有天赋（禀受于天，生来具有），这不是唯心，因为现代科学证明人的灵智是他体质的高层次的表现，并不神秘。

如音乐家一定有音乐天赋，舞蹈家有舞蹈天赋，画家有绘画的天赋，创作书法经典同样要有天赋，要具有一种天生的灵感和悟性，一种天生的热爱。

有了天赋，对古奥深邃的技法就会有超常的理解力和掌控力，功力的提高就比常人快。

相反，如果对书法没有天赋、没有天生的热爱，即使下再大的功夫，也出不了经典。

史载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书论》。

其对书法的热爱和用功可见一斑。

董逌在《广川书跋》中曾说：“羲之书法，正自然工胜，岂待积学而至哉，议者不知书有天机，自是性中一事，而学习特求法度规矩尔，至离方遁圆，不守绳墨，自作胜概，谓非天德不可也。

”颜真卿更是书香世代，幼承庭训，勤奋向学。

其曾祖、祖父、父亲都工篆隶，母亲殷氏亦长于书法。

据史书载鲁公幼时家贫缺纸笔，常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

可见其对书法的酷爱与勤奋。

苏东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书法才气世所公认。

他的很多书学思想如：“把笔无定法”、“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黄庭坚曾评其曰:“东坡善书乃其天性。

”行书三大经典的作者，在治学治艺中所表现出来的非凡艺术天才，均无一不是秉承家风，所来有自。

当然，天赋对很多人来说，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打开天赋之门的钥匙——发现和培育以及勤奋和努力。

所谓“一份天赋九分努力”。

其二是技法功力因素，所谓技法功力，是指对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等书法艺术综合技巧的熟练程度和掌控能力。

技法是书法艺术的核心要素，是衡量一件书法作品艺术水准高下的重要尺度。

没有技法内涵的书法是不能称其为书法的。

而技法的娴熟程度则取决于书法家功力的深厚与否。

要知道没有墨仰池水难有兴酣兰亭。

其三是文化素养因素，书法艺术自诞生之日就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

但凡创造书法经典的书法家首先必定是有学识、有修养的文化人，还应具有文史哲美的知识，这是一个书法家应有的基本条件。

只知写字、临帖和抄写他人诗文的书法家，很难创作出书法经典。

朱以撒先生说：“倘若把技巧放大到最大值，莫视了其他的重要成分，书法家就仅是技巧型了，而这是难以成为大家的。

”堪为的论。

其四是非理性因素（或创造性思维因素），非理性因素是一个现代哲学概念，是相对于理性因素而言的。

从认识形式上来说，凡在内容的知觉综合上具有自觉性、有序性、可推理性，遵循一定的逻辑思维形式，则属理性因素，表现在书法艺术上则如临帖、技法训练等。

而非理性因素则是在内容的知觉上以不自觉性、无序性、不可推理性、不遵循一定的逻辑思维形式为其特征。

如灵感、知觉、潜意识、情感、习惯、信念、本能的反应和欲望等，如书家的随手简扎信函之类，也即形象思维和直感思维以及灵感思维和动感思维。

这些都属于非理性思维，即非理性因素。

科学家钱学森曾经说过：“文学艺术更是以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为其全部活动的本质，文学艺术的创作是如此，文学艺术的欣赏也是如此，中国的文学艺术讲究意境，如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如韦应物的‘野渡无人舟自横’。

意境的创造，不论在作者还是在读者，都不是靠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

”相对于书法艺术的经典之作更是如此，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苏东坡的《寒食帖》，此三部经典在创作时竟无一例外的表现为非理性思维方式，三人均没有对笔墨、字法、章法进行刻意安排，完全注思为文，无意于工。

尽管他们书写时的心情各不相同，如王羲之的思逸神超、颜真卿的悲愤交集、苏东坡遭逢贬谪后的凄楚郁愤，但对书法而言又都处于一种非理性的思维状态之中，这时的书法对于他们来说是潜意识的，是一种娴熟的书法技艺经过长期磨练和雄厚积累后的喷发和宣泄，是典型的“无意于佳乃佳”和“手必至于忘笔而后能书”，正如怀素“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和启功所谓“纸上神行手不知”，这时的书法运笔，犹如“人开步走后就直走下去，腿脚的动作是自发的。

”是靠植物神经支配的。

更如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总能撼动听众的心一样，超纯熟的音符已融入到阿炳的指尖，他只是一任心声如月下清泉般自然流淌而已，他不曾也不会想到要创作流传后世的经典名曲，这也是“无意于佳乃佳”的范例。

还有书法家在长期的技法研习中，由于受某一事物的启发，使得所欲解决的问题得到明确的解决结果，这种豁然开朗的情形如，“千里阵云”、“高山坠石”、“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公主与担夫争道”、“公孙大娘舞剑器”等，都是非理性因素状态下的联想、灵感和顿悟。

综上所述，我以为非理性因素（创造性思维因素）是成就书法经典的重要因素，而非理性因素又要求书法经典的创作者必须具有超凡的艺术天赋、深厚的技法功力以及丰富的文化素养作支撑。

这四大要素构成了书法经典生成的沃土。

降低或削减其内容，则很有可能难以接受历史的考量。

因为历史的标杆不会因为我们不能逾越而降低，况且历史从来都严格实行“宁缺毋滥”的原则，以至于王权也对其无可奈何，孰不知梁武帝之贬大王，李后主之贬鲁公。

因此，若能得到全社会的关注，让“书法进万校”，从娃娃抓起，从小培养创造性思维和扎实的基本功，着眼于百年大计，培养大成智慧的人才，夯实书法发展的人才基础，并在书坛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注重书法家的技法功力和文化素养的提高，或许不失为“培土生金（经）”之道。

书法是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艺术，是中国文化最堪选择的代表。

它与中国文化相表里，与中华民族精神成一体，是我国几千年文化的结晶，博大精深，凝聚着炎黄子孙无穷的智慧。

自甲骨，金文，石鼓，秦篆，隶书，草书，行书，以至于楷书，千姿百态，构成了一个上下三千多年的历史长廊，这是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开始书法就不是以一种孤立的文化形态出现的，而是同各种文化紧密相连。

书法同历史、哲学、文学、绘画等，从其产生的历史渊源看，都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

书法是进入中国文化的一扇门，它反映了中国文字的演变。

书法艺术从来也没完全独立于社会，书家情感力度的表现则更具时代感，历史感。

书法那几根简单的线条究竟传达了什么？它传达了一切，这种线的艺术千变万化，它凝结着的是一个民族的审美追求与精神依托。

甲骨文的契刻依附于占卜的力量，传达着来自神灵的微妙信息，因此甲骨文显示着一种虔诚而诡秘的神奇色彩。

金文大都是神圣祭祀典礼的产物，书者对着主宰自己与亲族，国家命运的超自然，超现实的神灵，自然怀着一种敬畏，期待的复杂感情，所以金文所表现的震慑的气概，炫耀的力量，张扬的神威，强悍的尊严充分显示着当时那些强悍无敌的胜利者统治天下与征服时空的欲念与渴求。

秦朝出于政治需要，统一六国文字，形成了以小篆为代表的典范，给书法艺术开创了新的天地。

石刻简牍依附材料而展现自身特性，稚拙多变，粗犷简朴，给人们自由创造的启迪。

东汉大量树碑立传，形成了以汉隶为代表的隶书典范，其博大，沉雄，浑厚的气度蕴含着汉文化无穷无尽的生命力。

晋人讲究清逸之气，书法追求“不激不厉”的中和美，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含蓄蕴藉，在阴柔美的基础上力求达到阴阳的和谐统一。

北魏碑刻崛起民间意识，打破了书法长期被文人士大夫阶层所垄断的局面，其天真古朴的书风，给后世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隋代是我国历史上手写成书的极盛时期，科举取士标榜字如其人，楷书成就极高。

强盛的大唐给人带来豪放雄健的气度，颜真卿的雄强茂密的书风成为当时时代的主旋律。

宋代文人尚意，追求个人意趣的痛快淋漓，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的个性突显成为时代精神的代表。

元代处于异族统治，以赵孟钗淼囊慌娜吮黄任斐甲樱艘恢至稻傻奶颖苄睦恚谑撬前颜庵智榻峒脑⒃诔逊绯镜慕耸榉缱非笾小Ｃ鞔寺主义兴起，以祝允明为代表的“狂草派”便应运而生了，他们多用露锋，方笔，飞白表现出一种惊骇人心的狂放之力，标新立异的八尺巨幅便随之出现。

清朝处于满人统治，大批文人的民族自尊心倍受压抑，他们在远古的金石碑帖中发现了先民强悍的生命力，在古代文字形式的再创造中释放苦闷情怀，因而出现个体斗妍的复古局面。

书法正是在社会，宗教，哲学等外衣的包裹中，才逐渐的丰实起来，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宣泄方式。

从宗教思想角度而言，儒家倾心庙堂，佛家沉溺涅槃，道家钟情山林。

儒家思想倡导的“入世”，“治世”都是以人为本的，它要求人们必须具备精湛的自我修养功夫，中国书法崇尚人品学养都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在书法艺术上把“美”和“善”的观念统一起来，认为学习书法是身心修养的出发点，所以在书法上追求“雄浑”，“苍郁”,“刚强”等。

颜真卿的楷书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的楷书结体宽博稳重，雍容大度，舒展开张，雄健恣肆，凝重坚实，朴厚古茂，豪气逼人，蕴涵着的是中国儒家学说倡导的凛然正气，表现了震慑的气概，体现着儒家入世的学而致用的积极精神。

佛教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在思想上激发了封建文人对禅境的追求。

书法史上最著名的书僧当推怀素，他的创作方式是一种追求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追求精神上那种脱略形骸，超举尘外的自由心迹。

他的草书是排除情感的，抽象的玄意挥扫，其笔触甚细，在纸上少有顿压，不论疾徐盘环，斩截跳荡，都力求一以贯之，大量曲线圆劲委婉，流走条贯，其字的大小，斜正，长短，高低等一切外在形态的变化，莫不以动态的显示为转移，这种对艺术形式的动态把握与不加思索的自如调控，既显示了其高超的技巧，又鲜明地表现了他在精神上已摆脱了束缚，体现了其以心手两忘，悠然物外的自由自在为归，反映出他情感上没有悲欢，对生活现实维持一个距离，只在这距离上冷观世界。

道家则是一种修道性质的文化。

它认为一个人要想使自己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必须通过主体自身的修身养性为阶梯，认为无论对于什么事物，都要顺应而不违背它们的那天生固有的至真性情，强调自然率真之美。

道家在书法艺术上把“美”和“自然”统一起来，所以在书法上追求“空灵”，“飘逸”，“自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