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城市发展演进历程及重构探索

我国大城市发展演进历程及重构探索作者：张春芳来源：《农村经济与科技》2017年第10期[摘要]我国大城市的发展经历古代、近代、现代三个历史阶段，每个历史阶段大城市发展各具特色，古代大城市是权力制造的产物，权力决定城市发展的性质和方向；近代大城市在屈辱历史中负重前行，很多城市在这个时期与西方文明接轨，融合，冲突，发展；新中国城市发展几近停滞；改革开放时期，现代城市化步伐日益加快，但是政府对大城市的高层设计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无力于城市病的泛滥；所以顺势而为是大城市发展的不二选择，顺势而为意即：顺市场之势、顺全球之势、顺人文之势；能顺势而为，我国大城市发展将有更好的明天。

[关键词]权力制造；城市化；顺势而为；聚集经济；全球化[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一提到大城市的概念，人们脑海里马上浮现的关键词是北上广、广深珠等这些现代性大都市，联想到是快捷的通信，发达的资源、优越的公共服务，令人向往；但目前，学术界提到大城市，进入他们理性视野的最多的高频关键词是城市化，一般都认为大城市是城市化的杰作，是城市化红利的受益者，但现在大城市也是公众苛责城市化问题的焦点，备受争议，究其原因，这其中有着历史演进的渊源，又有着现实的实践。

毋庸提及诸多细节，梳理大城市的发展历程，提炼出大城市发展的核心关键词就能理解大城市的现实状况，抓住实质性关键词的内容建设，可能会破解现在我国大城市的发展的现实困境。

1 古代城市——权力制造，古代帝王的统治堡垒用权力制造来浓缩我国古代大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最贴切不过了。

我国大城市发展已有千年历史，自春秋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的都城作为政治文化的中心，已具有相当的规模。

古代的城市虽表面上是繁华商业的中心，实质上却是古代帝王统治天下的堡垒。

历史上的古代帝王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建造都城以及都城之外的其他的中心区域各级城市，来显示帝王的统治合法性和权威，凸显凌驾于臣民之上的国家权力。

比如城市的位置选址，建筑设计就体现这一意味，北京城的空间设计有著名的中轴线，体现皇权作为宇宙中枢至高无上，据历史考证，从北魏洛阳就有中轴线的设计了，这个中轴线不是交通线而是权力集中地带。

在古代不仅大城市作为国家中心代表着统治的权威，集政治经济文化的功能于一体，而且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也作为不同层级的中心地，共同组合成一个庞大的控制城市网络，古代的帝王通过这一网络控制整片疆土；所以古代都市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权力运作的场所和工具”，权力制造了城市，中国古代的城市实质，城市是集聚了大部分权力和权力关系，权力制造了城市，权力制造的城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

2 近代城市——负重前行，畸形繁荣忍辱、负重前行是赋予中国近代的关键词，这一时期许多大城市负载了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

如唐山、秦皇岛、汉口、天津、上海、北京等，这些城市不同于古代城市，它们依据自身的因素，地理位置及内外条件，受近代洋务运动，民族工商业经济政治时局影响稳步发展。

但在鸦片战争之后，许多城市瞬时变成为帝国主义的租界，时局改变了城市发展的性质与方向。

在国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我国近代的大城市开始正式接触西方文明，不断地与之冲突、融合，特别表现在对城市的具体建设上，近代的城市深受西方的影响，特别是租界使馆区的影响，从街道、马路、自来水、电灯、电车等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到市政体制、管理方式、以及近代的生活方式，价值趣味，都是有租界传入到其他城市区域，比如上海从市政建设与管理到上海人的行为方式、婚丧嫁娶礼仪的变化，多有西方的影响；编制门牌号码、人车分道、文明婚礼、实行夏时制、选举市花、选举上海小姐……不是仿照租界就是学自泰西。

许多早期城市的公共工程大多为西方商人所创办与控制，使得这些城市具有浓厚的西方印迹和色彩。

许多人往往把他们看成是西方城市的缩影。

当时的人们从心里上抵制这些奇技淫巧，受压迫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他们对西方殖民势力不满和谴责，这种态度被转嫁于城市，无疑会制约、抵制大城市的正常孕育与成长，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许多大城市寄人篱下，负重前行，畸形繁荣，而全国范围内其他小城市停滞发展，农村一片凋敝景象。

3 现代城市——政策设计，被束缚的行者近代的殖民记忆，现在看来，使我们能够包容那个时代的大城市发展，帝国主义的入侵，军阀割据的政治分裂的特殊事实，国家权力无法专注于城市的建设，许多大城市的数量及规模伴随着各方政治势力寻求自身经济利益，又夹杂着政治挟持的境况下成长，已经实属不易。

这个历程从开启到结束，近百年的时间，结束了百年的政治格局，我国的大城市有了国家权力归属，但却遭遇不被重视，后因城市化出问题被列入替罪之列，被控制发展，这个时期大城市成为一个被束缚的行者。

建国后，国家整体的力量向工业化倾斜，只建工业，不建城市也不建市场。

改革开放后，国家意识到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放开城市经济，放宽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这种粗放式统计，涵盖更多的是中小城市，城镇的建设，因为那时候的城市化指标是单一的农村人口比例下降，城市人口比例上升，至于人口流动至哪个规模的城市，国家不予过多考虑，更不精细到大城市的建设，大城市没有被单独重视。

有实际数据为证：90年代，城市化率开始由27.63%提高到30.42%。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

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万人。

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城市化三十多年的内容与成效，中小城市，城镇无论是规模与数量上，还是人口数量上，都取得了很大成效。

然而大城市的数据微乎其微，学术上一直探讨的城市化概念，不被重点解释的换成了城镇化建设，城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中大城市，一方面要让位于其他中小城市的发展，尤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城镇化转化，另一方面又因大城市人口数量大、城市病、视为祸患，被控制起来。

早在1980年，国家就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

1989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将城市化方针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近三十多年，大城市被绑缚在这严格的政令上，负重前行。

为了达到控制大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目的，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

上海通过“控制人口增长”和“限制土地的供应”而控制城市规模，国家实行政策控制大城市发展，进行城镇化建设。

国家政策设计者有着历史和现实的逻辑：最早国家对工业的投入，忽视了对城市的建设；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消灭城乡对立，城乡差别等一系列有关论述的影响，注重了城镇农村建设。

后来随着大城市带来的住宅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政府开始重视大城市，采取的措施却是控制大城市的发展，避免人口向城市集中，积极发展中小城市与城镇，走与乡村结合的捷径，从而可以达到既控制城市病，又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化的目的，并称之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现代中国大城市的现实境况呈现是政策设计的结果，这种政策设计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能看到古代城市的权力制造的很大痕迹。

4 城市发展的背后——抑制不住的成长，控制付出的代价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布局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

这一政策设计中对大城市的态度，持续了三十多年，城市的发展应该裹足不前，其实并不是这样。

从城市化的实际发展情况看，这一方针束缚不住大城市的成长，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大城市在全国700余个城市中发展最快，目前300万总人口以上的城市达到180个，500万以上的城市88个，800万以上的城市30个，1000万以上的城市13个。

我国城市化程度虽然提高了，但大城市的发展滞后给我国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弱化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质量。

我国的GDP的创收很大程度上依赖我国大城市，如前面数字表明，与世界先进大城市相比，我国大城市的GDP占全国的比重很小，直接影响着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的抬升。

其次，控制大城市发展，直接抬高了经济发展的成本。

大城市的经济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是规模经济效益，又称为聚集经济效应，计算表明，我国小于10万人口的小城市，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而是让这个人真正享有城市的公共服务、城市的就业能力、城市的社会保障、城市学习机会等），所需要的成本是200万人口特大城市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的3. 9至48倍。

控制大城市，并没有促进中小城市的发展。

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认为越是小城市其发展越是容易。

其实不然，三十多年的城市化建设，很多中小城市脏乱差的环境，人才、技术、资源匮乏，经济发展缓慢，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特别是中小城市形不成大的吸引力和集聚经济效益，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而大城市的经济效益高于中小城市，大城市的产业结构、产业分工和产业升级以及减排，治理环境污染均有中小城市不能比拟的优势。

控制大城市发展严重阻碍了我国形成大规模、高密度、开放性、流动性及多样化人口、多元化文化的异质性和包容性区域，阻碍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事实证明对大城市人口限制，使得市场作用扭曲，政府没有发挥更好作用，目前大中小城市都有问题，现在的城市化的效果实际上是多元尴尬的境地，大城市被视为拥堵被控制发展，中小城市没有经济动力吸引不了很多人力物力，而农村又面临着凋敝，城市化陷入“费孝通陷阱”，值得反思。

5 解放城市——顺势而为，尊重大城市发展的内驱力5.1 顺市场之势，尊重大城市内在特质大城市的发展，是人类创造的结晶，有其内质的特质和自身成长的规律。

不懂得城市的特质，人为地为城市设计，不仅对城市发展无益，而且阻碍城市发展。

大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

古代的城市虽然形式上是帝王的统治堡垒，但商业的内质仍是其之所以为大城市的根本原因，临淄、开封等城市都是当时的商业大都会；近代城市如天津、汉口、塘沽、上海伴随洋务运动，工商业的发展，才得以逐渐成熟发展的大都市；现代更是把经济的发展作为衡量大城市的指标，一个国家的大城市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旗舰，是占领国际市场的领头堡，同时也是引进外国人才，消化国外资本的阵地。

开放、自由、平等、自愿的市场特质是大城市的根本特质。

所以要促进大城市的发展，一定要把城市当作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遵循市场的规律去探求大城市的发展；而不是当作统治的工具，围着暂时的目的，牺牲大城市的发展带来的利益，去成就所谓的全局。

因此，不难理解城市发展与否，某种程度上是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关系。

从我们国家的发展历程，我们从不质疑权力的作用，权力制造是我们国家很多设计的底色，但要容纳事物的个性，遵从规律，定位自己的角色，设计自己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