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最早的电台和通信鼻祖王诤都出自国民党
红军的第一部电台
红军的第一部电台红军成立之初，作战以游击战为主，对于部队之间的无线电通信需求并不十分迫切。
1930年后，运动战成为红军的主要作战形式，需要各部队间的协调配合，产生了无线电通信需求。
1930年7月，彭德怀部队占领长沙后与黄攻略部队仅隔一条铁路，却不能通信，这些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开始认识到无线电通信已经是行军打仗不可缺少的利器。
与此同时，红军往往地处偏僻深山，了解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信息，掌握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动态，也需要靠电台。
尽管要求迫切，但直到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才获得了一部来之不易的电台。
中国论文网/4/view-12784901.htm一部半电台1930年10月，蒋介石先后调集11个师、3个旅加3个航空队共10万人的兵力，向中央根据地的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
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12月底歼灭了孤军冒进的国民党第18师，包括师长张辉瓒在内的9000余人被歼或被俘虏。
正是在这一仗中，缴获了18师的电台。
由于当时红军战士大多不认识电台为何物，所以把发报机、蓄电池等全部打坏了，只剩下一架收报机送到红军总部。
在这次战斗中，跟随18师一起行动的原隶属于国民党交通兵团无线电第1大队第5分队的王诤、刘寅等十余名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也被俘。
红军总部获悉电台被部分损毁后，非常恼火，电令全军：“各部队于沿途所遇之交通工具（如铁道……电线、无线电台等），非有高级长官命令不得擅自破坏，违者严究。
”这次缴获的电台只有15瓦的功率，是个小电台，尽管只能接收不能发报，但经修复使用后在对敌侦察上还是发挥了不小作用。
据王诤回忆，当时国民党部队每到一处，电台开始联络时，都先打个“QRC？”问对方在何处，以便确定位置。
同时，由于当时参与围剿的部队比较杂乱，统一密语行不通，故而他们之间联络都用明语，这就等于不断地向红军报告了部队的行动和部署。
1931年1月4日，毛泽东、朱德在红军总部驻地江西小布镇一个祠堂里，接见了王诤、刘寅等人，动员和欢迎他们加入红军。
王诤：从国军中尉到开国中将
王诤：从国军中尉到开国中将他曾是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中尉，被俘后参加红军；他用半部电台起家，是“我国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毛泽东语），时至今日，国家信息产业部、广播电视总局以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铁通等产业集团，都尊他为行业的奠基人；他是唯一入选中国100年科学家辞典的高级将领。
他就是曾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邮电部党组书记、通信兵部主任、第四机械部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开国中将王诤。
“自从他参加红军，一下子使我们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啊！”1930年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在江西龙冈全歼国民党军十八师，活捉师长张辉瓒，同时还缴获了1部电台，俘虏了9名电台人员，其中有中尉报务员吴人鉴。
当时红军没有电台，指挥联络不通畅，这一直是毛泽东、朱德的一块心病。
现在缴获了电台，可红军没有会用电台的人，毛泽东、朱德命参谋处长郭化若在被俘电台人员中想想办法。
郭化若与被俘电台人员逐一谈话，宣传红军的优待政策，耐心做开导工作，然后召集大家开会，真诚希望他们留下来参加红军，要回家的也发给路条和路费。
当他说完“愿意留下当红军的请举手”，吴人鉴第一个举手要求参加红军。
吴人鉴，1909年出生，江苏武进人，黄埔六期无线电科高材生。
吴人鉴参加红军后，担心亲友遭受国民党迫害，同时表达投身革命重获新生的心迹，从此改名王诤。
有了电台，又有了会使用电台的人，毛泽东、朱德大喜过望。
当时追歼敌谭道源部的战斗还在继续，在紧张的战斗间隙，毛泽东、朱德在宁都小布一个祠堂里召见王诤和跟他一起被俘并参加红军的刘寅。
毛泽东热情地同他们握手：“欢迎你们当红军！无线电还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门技术很有用，也很难得。
希望你们好好地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
”朱德殷切地说：“你们先把电台用起来。
白军有的我们也会有；没有的，白军也会陆续送来。
”毛泽东接着说：“等到将来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让你们来管。
”作为红军新战士，王诤还不能理解这些话的全部意义，但他表示要尽力做好工作。
红军长征中的真假“中央电台”
红军长征中的真假“中央电台”作者：沈国凡来源：《读书文摘》2018年第03期红军长征途中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有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有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还有红军内部的斗争。
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任弼时、贺龙率领二、六军团分头出发，途中张国焘不同意中央军委北上的主张，要求按他的意见南下，甚至想单独行动，分裂党和红军。
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及时阻止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使红军转危为安。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军委的电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35年6月18日，担任电台联络任务的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跟随中央纵队走过草地，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6月26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了会师大会，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出席了大会。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十万余人，士气高昂。
川西北高原的雪山下，是一片平坦的草原。
仲夏时节，草茂花艳，云雀欢唱，一排排黑色的帳篷在绿草中矗立，与不远处小镇上一座座深黄色的土屋相映衬，在牦牛的撒欢和哞叫声中，人们感受到高原复苏的欢乐。
王诤负责整个红军电台的通信情报工作，与四方面军会合后首先要找到四方面军的电台，进行沟通。
王诤对三局政委伍云甫说，我们到四方面军电台去看看。
伍云甫觉得是不是先派人去“侦察”一下，看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设在什么地方。
王诤哈哈地笑了起来，对伍云甫说，这还用“侦察”吗，如此平坦之地，一眼就可以看到底，哪里有天线哪里就有电台，在这里只要架起天线就是一家人啊！大家在小街上转了一会儿，发现一座天主教堂，王诤用手指着说，“到了，就在这里面。
”大家一看，只见教堂的上面架着天线，外面还有一名哨兵站岗。
哨兵不认识王诤他们这些一方面军的同志，拦住不让进去。
随行人员说，这是中央军委三局的王诤局长。
哨兵说，电台是机要重地，任何人没有参谋部的批条是不准进入的。
王诤觉得这个哨兵做得对，准备转身回去拿个“批条”来。
这时，里面的门开了，一个中年人走了出来，问哨兵发生了什么事。
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
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作者：张洋来源：《百年潮》2012年第02期在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不仅活捉张辉瓒，还收获一个克敌制胜“神秘武器”的领军人物——被毛泽东称为通信工作“开山鼻祖”的人。
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他成为敌人的噩梦，屡屡将敌人重要情报破译无余、我军指挥信息不间断传递。
在“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第二次反“围剿”中，在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中，在势如破竹的解放战争中，在“竹竿敲下飞机”的神秘空战中……他都屡建奇功。
他就是曾先后任我军通信兵部主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参四部部长、中央军委委员等职的开国中将——王诤。
投身革命王诤，原名吴人鉴，1909年7月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
1924年考入苏州工业专科学校，1928年2月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后该校并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讯学科，1929年先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九、五十一、十八师担任师部无线电台少尉、中尉报务员。
1930年12月30日，中央红军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并活捉师长张辉瓒，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这次作战中，红军还俘虏了王诤、刘寅等10名无线电人员。
当时王诤完全可以要个路条走人，但他毅然决然地自愿选择参加了红军。
就在王诤等人参加红军的第四天，毛泽东和朱德亲切地接见了他们。
毛泽东说：“欢迎你们当红军。
无线电是个新技术，希望你们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
”王诤通过与红军指战员几天的接触，并与国民党军作比较，认为红军才是真正的工农武装。
从此，他把毛泽东勉励的“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要求作为人生价值观和毕生的坚定追求，为表达自己投身革命的决心，他改名王诤，以“诤”字自勉，“诤言笃信，刚直不阿”。
这年他21岁。
当时，选择红军就是选择艰苦卓绝、选择随时面临伤病和牺牲。
1934年在长征途中的湘江之战中，王诤率无线电分队随军委纵队强渡湘江，为了掩护别的同志，他身负重伤，昏迷过去。
战士们轮流背他。
渡江时，为了保护他，至少有7名年轻骁勇的战士牺牲。
红军电台创始人之一 王逸群
红军电台创始人之一王逸群1930年4月底，红七军缴获敌人的一部电台，那么沉的铁疙瘩，也不知怎么用，在转移途中把它埋掉了。
那时，红军是游击作战，用号音、旗语、徒步、骑马进行联络就足够了。
以后，红军转向运动战，将领们才感到电台在长距离通信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总部就命令所有部队必须把缴获的电台和电台人员送到总部。
这一次红军只缴获张辉瓒师部的一台收报机(发报机被搞坏了)。
王诤是张辉瓒的十八师电台报务员，被俘后，总部首长要他们留下来办无线电训练队。
那时，朱德总司令每天晚上都要与王诤他们谈话。
1931年2月初，红军在江西宁都县小布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队，王诤任队长，学员是从红军挑选的优秀连级干部。
就在训练班期间，红军在打谭道源部队时，又缴获了一套完整的灯泡式电台和电池。
这时，有了一部半电台的红军还不能通报，当时主要用于抄收新闻和对敌侦察。
毛泽东对这个训练队十分关心，经常来讲形势或上党课。
在第二次反“围剿”前，上海已经派伍云甫、涂作潮、曾三等到中央苏区，又办了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
同时，红三军团也开办了无线电训练班。
1931年7月，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开始，为了集中优势兵力，红军主力要从敌空隙中穿过。
在转移途中，毛泽东问伍云甫，电台缺了什么就不能工作。
伍云甫说真空管，毛泽东就把真空管装在自己口袋里，让警卫员拿着电键。
1930年春天，上海党组织想让王逸群去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征求他的意见。
那时王逸群正在大夏大学读一年级。
这是个很危险的工作，稍有不慎就会被捕牺牲。
特别是收发报机上用的蜂鸣器，王逸群一般人是听不到的，但狗耳朵很灵，一开蜂鸣器，狗就在外面叫，这在特务如林的上海是很难掩护的。
但王逸群接受了组织的派遣。
中央特科发给他一台练习机和字母的号码，并按月给他生活费。
他就每天练习，直到滚瓜烂熟。
当时中央特科派伍云甫来教他，每星期来一次，一年后伍云甫调走，上级又派王子纲来教他。
直到1931年4月，领导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叛变，5月，来到了江西瑞金苏区的中央局无线电队。
党史人物王诤甘当“小字辈”的副手
党史人物——王诤甘当“小字辈”的副手青年王诤开国中将王诤“半部电台起家”，开创了解放军无线电通信事业，毛泽东称赞他是“我国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
新中国成立之初，王诤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
1951年，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张履谦被分配到通信部，王诤亲自接待他，满怀期望地对他说：“小伙子，你专心搞出好东西来，你有什么困难我解决。
”听了这暖心的话，张履谦浑身都是劲，埋头钻研当时最急需的雷达技术。
“全军的雷达就交给你管了”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处于决战阶段，美军B－29轰炸机对志愿军补给线进行空袭，使用电磁波干扰，志愿军的警戒雷达因此致盲，发现不了敌机目标，不能引导空军升空作战，形势十分严峻。
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从朝鲜前线给军委发报，要求国内派人“火速去前线解决难题”。
接到军委的命令，王诤亲自带着张履谦等连夜乘坐火车赶往朝鲜前线。
在隆隆的炮火声中，王诤他们直接赶到一个雷达站，张履谦和雷达技师一起观察雷达被干扰现象，分析研究对策。
张履谦从找出干扰频率着手，不断改变频率，扩展频段，加装抗干扰电路，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与美军展开了一场电子对抗战，很快使敌机的电磁波干扰失灵，志愿军战鹰又可以不受干扰地升空截击美军轰炸机了。
王诤从中意识到，干扰与抗干扰在未来战争中将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必须搞起来。
张履谦在解决雷达抗干扰问题中表现出来的潜质引起了王诤的关注。
回国后，王诤高兴地对张履谦说：“小伙子，从现在起，全军的雷达就交给你管了。
”张履谦以为部长开玩笑的，并没往心里去。
孰知王诤正式向军委写报告，成立全军雷达干扰与抗干扰领导小组，由张履谦任组长，王诤任副组长。
一位执掌解放军一个兵种的将军，给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字辈”当副手，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
张履谦也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和鞭策，浑身充满了力量，潜心研读了美国麻省理工《雷达丛书》28本，成为顶尖的雷达专家。
他牵头制定全军雷达干扰与抗干扰发展规划，组织同事利用缴获器材研制装配了P、L、S、C、X等波段的雷达侦察接收机、信号分析器、记录器及微波、超短波干扰机等设备30余套，为部队训练和开展电子对抗事业奠定了技术和物质基础，为我国电子对抗事业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红军的第一部电台
揭秘 史海 History红军的第一部电台红军成立之初，作战以游击战为主，对于部队之间的无线电通信需求并不十分迫切。
1930年后，运动战成为红军的主要作战形式，需要各部队间的协调配合，产生了无线电通信需求。
1930年7月，彭德怀部队占领长沙后与黄公略部队仅隔一条铁路，却不能通信，这些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开始认识到无线电通信已经是行军打仗不可缺少的利器。
与此同时，红军往往地处偏僻深山，了解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信息，掌握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动态，也需要靠电台。
尽管要求迫切，但直到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才获得了一部来之不易的电台。
一部半电台1930年10月，蒋介石先后调集11个师、3个旅加3个航空队共10万人的兵力，向中央根据地的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
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12月底歼灭了孤军冒进的国民党第18师，包括师长张辉瓒在内的9000余人被歼或被俘虏。
正是在这一仗中，缴获了18师的电台。
由于当时红军战士大多不知电台为何物，所以把发报机、蓄电池等全部打坏了，只剩下一架收报机送到红军总部。
/潘前芝在这次战斗中，跟随18师一起行动的原隶属于国民党交通兵团无线电第1大队第5分队的王诤、刘寅等十余名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也被俘。
红军总部获悉电台被部分损毁后，非常恼火，电令全军：“各部队于沿途所遇之交通工具（铁道、电线、无线电台等），非有高级长官命令不得擅自破坏，违者严究。
”这次缴获的电台只有15瓦的功率，是个小电台，尽管只能接收不能发报，但经修复使用后在对敌侦察上还是发挥了不小作用。
据王诤回忆，当时国民党部队每到一处，电台开始联络时，都先问对方在何处，以便确定位置。
同时，由于当时参与“围剿”的部队比较杂乱，统一密语行不通，故而他们之间联络都用明语，这就等于不断地向红军报告了部队的行动和部署。
1931年1月4日，毛泽东、朱德在红军总部驻地江西小布镇一个祠堂里接见了王诤、刘寅等人，动员和欢迎他们加入红军。
从“半部电台起家”追寻通信人不变的初心
10中国电信业半部电台红色通信不忘初心的奋斗史遥想当年，一幢租用的民房，是红军无线电总队旧址所在地；半部缴获的电台，是中国红色通信的起点。
红军无线电总队旧址展示的文字和陈列的实物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段历史：1930年11月5日，红军全力抗击国民党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一次“围剿”，在龙冈地区的战斗中，红军俘获了包括吴人鉴在内的10名电台人员。
此后，毛泽东和朱德接见了主动要求加入红军的吴人鉴等人。
毛泽东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勉励他们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
共产党一心为民的宗旨，红军官兵同甘共苦的好作风，让吴人鉴深深折服，他毅然加入红军，并改名王诤，以“诤”字自勉，“诤言笃信，刚直不阿”。
王诤的那部电台在清理战利品时损坏了，只能收听，不能发报，被称为“半部电台”。
王诤决定用它来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收听敌军情报，帮助红军了解国民党军队的动向。
在随后追击国民党军队时，红军又缴获一部电台，王诤和他的战友就靠着这“一部半”电台，开创了人民军队的无线电通信事业。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和朱德决定组建红军无线电队，任命王诤为队长。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中，王诤、刘寅使用电台进行了20多天的日夜侦听，有一天，电台突然收到——“我现在福田，明晨出发。
”“去哪里？”“东固。
”敌方还不知道从“半部电台起家”追寻通信人不变的初心6月21日，记者怀着对革命先辈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革命老区江西瑞金，在共和国摇篮叶坪旧址群聆听新中国通信事业“半部电台起家”的故事，追寻红色通信的初心。
■ 记者 李白咏 ︱ 文11CHINA TELECOMMUNICATIONS TRADE我方已有电台，竟然使用明语通话。
王诤、刘寅利用电台，及时截获敌方动向。
这是无线电台首次配合红军作战，取得了歼敌公秉藩师大部和47师一部的重大战果。
在苏区军民欢庆胜利的大会上，毛泽东把年轻的王诤请上了主席台，高兴地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1931年6月，红军总部在江西于都平头寨成立通信材料处，1933年改为通信器材厂并移驻瑞金下陂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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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最早的电台和通信鼻祖王诤都出自国民党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这是毛泽东写的一首词的上半阕。
描述的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中的一次关键性战斗。
从1930年12月16日开始，蒋介石纠集10万人马“围剿”中央根据地。
毛泽东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指挥红一方面军约4万人，于12月30日在龙冈一战活捉了国民党军的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全歼所部9千兵力。
毛泽东的词句勾画了当时的胜利情景。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战役不但活捉了张辉瓒，还缴获了半部电台，以此为标志，我军开始了在前线创建无线电通信的时期。
早在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时就缴获了9部无线电台。
8月，红一军团在文家市全歼戴斗垣旅时又缴获了一部电台。
由于战士们不知道电台的用途，都给砸坏了。
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知道后下达命令：今后凡缴获电台，“不得擅自破坏，违者严究”。
龙冈战斗之前，又签发命令，重申“无线电亦不准破坏”。
这些命令在龙冈战斗中收到了成效，在缴获张辉瓒的电台中，虽然发信机被砸坏了，但终于保住了半部电台———一部收信机。
电台的报务员王诤、刘寅等人参加了红军。
1931年元旦，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在发布进攻谭道源师的命令中进一步强调：“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
”第3天，在东韶战斗中果然缴获了一部完好的15瓦电台。
红一方面军从此有了一部半电台。
就在王诤、刘寅等人参加红军的第4天，即1931年1月3日下午，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亲切地接见了他们。
毛总政委和蔼地对他们说：“欢迎你们当红军。
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参加了红军，希望你们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而努力工作。
”并在生活上也对他们给予了优待。
当时红军战士一天只有3个铜板的伙食费，总部对电台人员规定了技术津贴制度，一个月发给30至50块银元。
这些关怀和信任使王诤、刘寅等人深受感动。
随着觉悟的提高，他们联名给总部写信请求免发技术津贴。
1月中旬，我军第一个无线电队正式成立，王诤被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亲自任命为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队长，并迅速组织开办了无线电培训班。
1931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反“围剿”作战开始后，因为只有一部半电台，不能沟通联络。
就由王诤、伍云甫、曹丹辉等人带一部电台随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在前方，由曾三、刘寅等带收信机在后方实行24小时守听。
前方有事随时架台发报，可使后方及时了解前方情况。
为了弄清敌人的行踪，王诤在前方坚持昼夜监听、捕捉敌台的信号。
5月15日黄昏，王诤突然听到敌公秉藩28师的电台正在与该师设在吉安的留守处电台用明语交谈。
吉安电台问：“你台在哪里？”师部电台答：“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电台又问：“到哪里去？”师部电台答：“东固。
”东固当时正是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率领的一方面军总部驻地。
王诤感到这一动向很重要，马上和政委冯文彬一道向总部首长作了报告。
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依据这一情报立即下达命令：“夜12时起床，1时吃饭完毕，2时半集合，3时出发，于拂晓前占领东固有利地形，坚决消灭来犯之28师。
”第二天早晨，敌人果然如期来犯，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早已设下了埋伏。
在红军的突然伏击下，敌军很快瓦解。
不但歼灭了28师全部人马，还消灭了同来的敌40师一个旅的大部兵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从这天开始，红军一鼓作气，5战5胜，初出茅庐的无线电通信为这一胜利建立了特殊的功劳。
为此，朱总司令专门到电台对王诤等同志进行了表扬。
尤其令无线电队高兴的是，东固一战，公秉藩师部的100瓦大功率电台也被红军完整地缴获了。
王诤立即调整电台人员：由伍云甫、曹丹辉等带15瓦电台跟随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到前方，王诤和曾三、刘寅等带100瓦电台随叶剑英留在后方办事处。
6月2日，两台沟通联络，实现了我军无线电通信史上的第一次通报。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乘胜进攻，挺进到赣东、闽西地区。
蒋介石乘我中央苏区兵力空虚，从7月1日开始调集30万人马，自任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方针，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这个动向很快被我无线电队侦察到了。
6月30日，毛泽东同志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名义在《致12军军委并转周以栗及边界工作委员会35军军委会信》中写道：“今日无线电消息，何应钦由南昌进到抚州，称其为前敌总司令。
蒋介石有密电对何应钦，电首机急，何总司令官速译转第三军团及追击第一、二两路所属各部队。
又据郝梦麟电台通报称，本军奉令仍随34师，由永丰向上行，由沙溪推进等话。
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敌军要很迅速地向我们进攻已毫无疑义。
”针对敌情，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决定调红一、三军团迅速回师赣南，以便集中力量战胜敌人。
这时，无线电通信第一次发挥了调兵遣将的作用。
红一、三军团接到电报后，于7月10日从闽西出发，绕道千里，昼夜兼程地赶回兴国地区，抢在敌军到达之前做好了应战准备。
7月23日下午4时，配属红三军行动的红军第一期培训班报务员曹丹辉侦收到一份何应钦发给各路部队的“万万火急”电报。
这是一份“限10天扑灭共匪”的命令，全文324个字，是蒋介石关于分进合击红军的兵力配置与战斗部署。
曹丹辉用第二次反“围剿”中缴获的敌军密码全部破译出来。
电报经红三军黄公略军长和蔡会文政委阅后迅速送到一方面军总部。
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依据电报提供的敌军部署，在敌我力量为10：1的悬殊对比和东南北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乘虚蹈隙，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击，一连打了3仗，3战皆胜，缴枪万余。
8月11日，红三军在黄陂附近与总部会合时，毛总政委亲切地接见了曹丹辉，并高兴地对他说：“你收的那份何应钦的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
”毛总政委还当场吩咐胡参谋告诉副官处，发给曹丹辉3块银元以资奖励。
鉴于王诤在反“围剿”中所建的功勋，在1933年中央苏区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时候，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二级红星奖章，同时授予此等奖章的还有陈毅、张云逸、萧克、何长工、罗炳辉、罗瑞卿、滕代远、彭绍辉、彭雪枫、朱良才、程子华等34人。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中央根据地五次反“围剿”失败。
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
1935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电台的联络突然中断了。
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央不知道红二、六军团的下落，无法实施战略指挥。
1935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开会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把“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络”列为一项战略性任务，交给了时任中革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的王诤。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王诤带领三局的同志们坚持不间断地守听，精心寻找和捕捉红二、六军团电台的信号。
与中央联络中断后红二、六军团也十分着急，他们仍用原波长和呼号不间断地守听和呼叫中央台。
9月29日，他们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红军总部电台取得了联络，便误以为和中央恢复了联系。
他们不了解，这时的张国焘正在公开分裂党，准备另立中央，并把到红四方面军工作的朱总司令及其所率领的红军总部用武力控制起来，还冒用中央与军委的名义对红二、六军团下达指示，后来又让红二、六军团北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增大了中央恢复同红二、六军团联络的难度。
1936年1月27日夜12时左右，红二、六军团电台与红四方面军电台收发一份长达800余字的电报时，军委台终于捕捉到了红二、六军团电台的信号。
王诤局长亲自上机，将收发信频率对正后，伺机插叫。
当这份长电报发到400字时，红四方面军电台要求暂等10分钟。
乘此间隙，王诤局长立即开机用明语呼叫红二、六军团电台。
因信号音调和发报手法特点不同于红四方面军电台，引起了红二、六军团电台值班员龙振彪的怀疑，当即问道:“你是何台？”王诤局长用明语回答说:“我是总队长王诤，奉命与你们联络。
请阎知非队长上机，有重要事要谈。
”阎队长上机后，双方终于沟通了联络，红二、六军团终于找到了。
但是，由于原来同红二、六军团联络的“豪”字密码本由朱总司令带到红四方面军后被张国焘控制，中央台不能对红二、六军团发指示性电报。
不得已，周恩来副主席以他曾用名“伍豪”的名义，让电台发了一份明码电报给任弼时“弼兄：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豪）留老四处。
……弟豪。
”这时，贺龙、任弼时才明白真相，知道党中央已经北上。
由于没有密码本，双方仍不能进行实质性联络。
7月2日，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
在朱总司令的指示和支持下，任弼时很快从张国焘处要来了密码本，立即同中央沟通联络，很快收到了中央发来的3份重要电报：第一份电报是授予红二、六军团为二方面军的番号，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总政委，除红二、六军团外还辖原红九军团；第二份电报是让任弼时亲译的，主要指示红二方面军党委如何开展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和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第三份电报是关于红二方面军的行动方针。
这3封电报像指路明灯一样使红二、六军团明确了前进方向。
由于红二方面军坚决执行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由于原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人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停止了反对党中央的分裂活动，同意与二方面军一道北上。
从此，军委电台和红二、四方面军电台之间保证了电波日夜不断，保持了密切的通信联络。
在王诤他们良好的通信联络保障下，党中央指挥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
10月中下旬，三路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结束了“铁流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开始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