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历史地位及特点剖析.

元朝的历史地位及特点 元朝（1271年—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由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传五世十一帝，历时九十八年。 一、元朝的历史地位

（一）政治方面 1.元朝结束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南、北分裂状态，建立了强大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1206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号成吉思汗。1227年消灭西夏，1234年灭金。1271年，忽必烈称帝，建立元朝。1279年，灭南宋。 这结束了唐末以来（五代十国宋辽金夏）国内分裂割据和几个政权并立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元、明、清六百多年国家长期统一的政治局面；它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它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元朝的统一，还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西交通的发展；从蒙古族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统一的过程就是蒙古族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程。 2.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 原因：(1)当时许多汉族人民来到边疆，为那里的开发做出贡献。 (2)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大批迁入中原和江南，同汉族等杂居相处。 (3)原先进入黄河流域的契丹、女真等族，经过共同生活， 已同汉族没有什么差别。 (4)唐朝以来，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等迁入中国，同汉族、蒙、 畏兀儿等长期杂居通婚，开始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 (5)全国各族人民处在一个中央政权管辖之下，加强了彼此间的交往和联系，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形成了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局面。 意义：元朝的民族融合，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从三国、两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开始，中经隋、唐、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到元朝时，民族融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元朝的民族大融合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出现的一种在更广的范围内，更高的程度上的融合，这种融合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更高的程度。元朝的统一促进了民族融合，元朝境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3.仿照汉法建立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分裂。 中央行政机构：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遵用汉法，立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其下设左三部司吏、户、礼，右三部司兵、刑、工。中书省最高长官为中书令，由皇太子兼任，下设知院、同知、副使、佥书枢密事、同佥枢院判等。罢世侯，军民分职。至元五年设“御史台”，司监察，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二员，直属机构有殿中司、察院、内八道肃政廉访司。至元元年设“总制院”，二十五年改名“宣政院”，置院使二人，主管全国释教及吐蕃、畏兀儿地区军民之政，为元代新创。宣政院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并为元朝四个独立的任官系统。 地方行政机构：立中书省之后，相继于各大地区建立行中书省。初期，仍沿用前代制度，以中书省宰执官出领各行省，称行某处中书省事。以后此类行省实际上已成为常设的地方行政机构，与前代所置临时性的分遣机构不同，行省官若仍以中书省宰相行省事系衔，就与中书省的权限没有区别，嫌于外重，遂更定官制，只称某处行省某官，不再带中书省宰相职衔。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铨定省、台、院、部官，罢各行省所设丞相，只置平章政事为最高长官，以与都省相区别。后来，部分地大事繁的行省许设丞相。延祐七年（1320年），复罢各行省丞相，已置者皆降为平章政事。叶顺铁木耳（1324～1328）以后，某些行省又设丞相，视需要及任职者的地位而定。各行省一般置平章政事两员（从一品），右丞、左丞各一员（正二品），参知政事两员（从二品），其品秩与都省官同；左司、右司合为一，置郎中、员外郎、都事，品秩皆低于都省。元末，有些行省还增置“添设”平章、右丞、左丞、参政等官。行省掌管辖境内的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及其他军国重事，统领路、府、州、县；距离省治远的地方，另设宣慰司统之，作为行省的派出机构。 4.建立宿卫系统和镇戍系统两大军事系统，增强元对内和对外的军事实力。 元朝的军事组织有两大系统： 一是宿卫系统，宿卫军是怯薛军和侍卫亲军组成。主要保卫皇帝和两个京城。（士兵中一半为色目人与蒙古人，一半是汉人卫兵）忽必烈将怯薛扩编为宿卫，从管理系统上说，宿卫的各卫由独立的最高军事管理机构枢密院管辖，但枢密院不直接管理驻防在大都路以外的各省军队。驻防军从万户府中抽出，万户府对行省负责，而行省是文职官僚系统的地区行政机关。这种在地区一级的军、政权力交叉，其目的显然在于促进文武双方的合作。不过，紧急情况下，还需设行枢密院以镇压反抗等。 在管理屯田时，军、政管辖权也是交叉的。其中一些屯田和军户直属枢密院，有一些归大司农司或宣徽院或中书省。 军、政官僚系统合管的还有奥鲁，或称“军户”。军户最初归枢密院， 1268 年将这些军户的管理权较交给了地方文官。 军、政官僚系统的共同点是蒙古人强调世袭官职。高级官员可以荫补子，称为文官，武官的儿子在其父亲去世或退休，甚至升迁时可以继承他的职位。 二是镇戍系统，是镇守地方的军队系统。镇守地方的军队分为四种，其中蒙古军和探马赤军主要镇守“腹里”。南方则由蒙古军、汉军、新附军共同镇守。军事大权由皇帝和枢密院中的蒙古族官员控制。 这样就使元朝对内对外都有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来维护统治，保证了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 （二）经济方面 1.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金元之际，即蒙古国时期，由于战乱，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受到了巨大破坏。忽必烈即位后，为了改变百姓流亡，土地抛荒的状况，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些措施主要有： （1）设立专门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如成立司农司，后改称大司农司，派劝农官到各地考察农业情况。并以招诱逃户，安置流民的多少，增加农业生产的政绩好坏来赏罚地方官员。 （2）保护农田，招集流亡，鼓励开荒。 （3）大力开展军民屯田。屯田主要是招募无业农民开垦荒地。 （4）兴修水利。在中央设都水监，地方设河渠司，专门主持兴修水利的有关事宜。张文谦、郭守敬在西夏故地，修浚唐来、汉延等古渠，溉田九万余顷。同时，还修筑了其他许多工程。 此外，元政府还多次下令减免租税。以上措施的推行收到了很大成效。“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农桑辑要》卷首）。“凡先农之遗功，陂泽之伏利，崇山翳野；前人所未尽者，靡不兴举。”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间，北方基本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遂得到了恢复发展。 2.公私手工业均有很大进步，其中，官营手工业尤为兴盛。 元朝时期有官办手工业，官办手工业分属工部、武备寺、大都留守司、地方政府等部门；私营手工业经营纺织、陶瓷、酿酒等。官私手工业主要有丝织业、棉织业和毡纺业等，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一次送纳入库的白厚毡2772尺、青毡8112尺，品种主要有剪绒花毡、脱罗毡、雀白毡、半青红芽毡、红毡、染青毡、等等。丝织业主要产地在建康、平江、杭州、庆元、泉州等地，产量很高，比如镇江府一年造缎5901匹，建康4527匹，花色也很多，有 暗花、丝绸、胸背花等。棉织业在元朝中期已有搅车、弹弓、纺车、拔车、线架、织机等工具，黄道婆还传授错纱、配色、综钱等方法，产品很多，印染技术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余像麻织业、兵器业、制盐业、制瓷业都有很大发展。 3.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 元朝政府十分重视商业，实行重商政策。对许多重要商品，如盐、铁（包括铁器）、贵金属、茶、酒、醋等，采取专利垄断政策，或由国家直接经营，或将经营权转卖给商人，国家抽分其利。对一般民间贸易征收商税，大体三十取一。贵族、官吏、寺院也依靠其政治特权积极参与经商活动。其中斡脱商人最为活跃。政府与贵族官僚频繁卷入经商活动，促进了商品的繁荣，同时又使这种繁荣带有畸形色彩，正常的民间商业活动受到一定破坏。斡脱倚势横行，靠高利贷牟取暴利，导致很多负债人倾家荡产，还激化了社会矛盾。尽管如此，由于大一统局面的重建，交通运输发达等因素，元朝商业仍然取得了显著成就。其表现如货币方面：元朝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钞作为主币来发行。中统元年十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宝钞或中统钞。中央设诸路产钞都提举司，总管货币发行事宜。地方上各路设交钞库为兑换机关。纸币轻便，易于携带，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有不少商人靠经商致富。 元朝的对外贸易十分发达。自中唐以来逐渐衰落的中西陆路——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重新兴盛。不仅旧有的交通线再次畅通，而且还开辟了一些新商路。如由漠北经阿尔泰山西行，以及由南西伯利亚西行的道路等。元朝通过钦察汗国与欧洲建立贸易联系，通过伊利汗国则可沟通阿拉伯及小亚细亚心中西方陆路。交通线之复杂，商旅之频繁，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海路贸易的兴盛尤有过之。元沿宋制，在南方一些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忽必烈一朝先后设七市舶司，后来，到元中期合并为泉州、广州、庆元三处。其中泉州是当时东方第一大港，因生长刺桐树，在世界上以“刺桐城”著称。至元三十年，元廷颁布市舶法则 20 余条，规定外贸货物十分抽一，又另抽 1/30 为商税。 对外贸易不仅活跃了国内市场，也给元朝政府带来了巨额收入。 （三）文化方面 1.思想上兼收并蓄，几乎对各种思想都一视同仁，加以提倡。 元朝的思想上也是兼收并用的，他们对各种思想几乎一视同仁，都加以承认与提倡，”三教九流，莫不崇奉“。早在1234年赵复被俘到北方后，他就在燕京设立太极书院，讲授程朱理学，培养出一批理学家，使得理学得以北传元朝时，元帝尊重儒学，册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且推崇理学为官学。元仁宗初年恢复科举，史称延祐复科，在《明经》、《经疑》和《经义》的考试都规定用南宋儒者朱熹等人的注释，影响后来明朝的科举考试皆采用朱熹注释。 理学在元朝还有一些变化，南宋时期即有调和程朱理学的朱熹与心学的陆九龄等两家学派的思想。到了元代，理学家大多舍弃两派其短而综汇所长，最后“合会朱陆”成为元代理学的重要特点。当代有名的理学家有黄震、许衡与刘因与调和朱陆学的吴澄、郑玉与赵偕，其中许衡、刘因与吴澄被誉称为元代理学三大家。朱学的后继者为了配合元帝的需求，更注重在程朱理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其道德蒙昧主义的特征日趋明显。从而把注意力由学问思变的道问学转向对道德实践的尊德性的重视，这也促成朱、陆思想的合流。元代理学的发展，也为明朝朱学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