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0314胡适：《容忍与自由》
《容忍与自由》
二、课文
• 1、课文背景： • 见注一、注二。 • 2、主要思想：容忍比自由更 重要，在整个社会和文化思想 领域，没有容忍，绝没有自由。
我的世界观
• 一、作者：爱因斯坦
• 二、爱因斯坦的世界观： • [1]因为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不愿意过多地占用别人 的劳动；也为了身心的健康，主张俭朴的生活。 • [2]因为人们的行动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也因为人们 能做他想做的，却不能要他想要的，所以，对人对己 都要宽容。 • [3]为了人生不空虚，要珍惜志同道合者之间的友谊。 • [4] 人生要有方向，要坚持对真善美的追求，要全神 贯注于对科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探求。 • [5]为了不受别人观点、习惯的左右，要保持精神独立。
《容忍），原名胡洪（马辛）、嗣 糜、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 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五四”文 学革命著闻于世。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 •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史学、文学和哲学 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 学史大纲》（上） 、 《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 （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 假设 、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
《容忍与自由》读后感
《容忍与自由》读后感《容忍与自由》是胡适先生的一篇经典演讲稿，主要探讨了容忍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容忍对于自由的重要性。
这篇文章以其深刻的思想和富有启发性的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我认为《容忍与自由》的优点在于其深入浅出的论述方式。
胡适先生用平实、简洁的语言，阐述了容忍与自由的关系，让读者能够轻松理解其思想内涵。
同时，他通过举例、比喻等方式，使文章更加生动有趣，易于接受。
其次，我认为这篇文章的思想非常深刻。
胡适先生指出，容忍是自由的前提和保障，只有当我们学会容忍不同的观点和思想，才能真正实现自由。
这个思想对于当今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当今社会，多元化、开放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需要学会容忍不同的声音和思想，才能构建一个和谐、自由的社会。
此外，胡适先生的思想也提醒我们，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和思想，不要轻易地去压制或攻击不同的观点。
在社交媒体和网络发达的今天，我们很容易因为一些不同的观点而产生攻击和谩骂的行为，这不仅不利于自由的实现，也会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
因此，我们需要学会容忍和尊重不同的声音，让思想和观点在自由的环境中交流碰撞。
最后，我认为这篇文章的思想对于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当今社会，我们需要一个开放、多元的环境来促进创新和发展。
只有当我们学会容忍和尊重不同的思想和观点时，才能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容忍并不是无条件的纵容和妥协，而是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总之，《容忍与自由》是一篇富有启发性和思想的文章。
它提醒我们要学会容忍和尊重不同的思想和观点，以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同时，它也适用于当今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为我们的未来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指导。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探真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探真2013-03-11 第09版：文化教育作者：邵纯来源：学习时报字数：19621958年12月16日，胡适先生和他的秘书胡颂平聊天，说起了多年前美国历史学家伯尔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紧接着，胡适说他自己也有同感。
1959年3月12日胡适写了《自由与容忍》一文，主题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发表在《自由中国》杂志上。
这个命题，这个箴言，并非胡适晚年才有的思想，早在1925年12月，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就说：“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容忍”和“自由”绝非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问题。
容忍，是一种态度；自由，是一种价值。
这种态度和价值对每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对全社会和全人类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大事情。
而“容忍”和“自由”的关系，如果处理得不好，则个人、家庭、单位和全社会的生活就会乱套，甚至出现种种错误、乱象或罪恶。
因此，认识清、把握好“容忍”和“自由”的关系，时时事事都是十分重要的，也是任何人都摆脱不了的。
“容忍”和“自由”的重要性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个命题正确吗？对此大有研究的必要。
笔者最初见这个命题时，认为一生不信仰宗教的胡适，却鼓吹了一个具有宗教性质的命题。
我的想法是：任何宗教都不会给信徒们“自由”的许诺，教义教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宗教的教义大多宣扬“容忍”二字。
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我们只能从世俗生活的角度来看待“容忍”这个对人对事的态度。
笔者是俗人，对“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个命题或箴言，曾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个世界上忍无可忍的事情太多了，而我们对自由的向往却总是处在饥渴状态。
因此，不讲任何前提条件，不讲时间、地点，不分具体的人和事，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不正确的。
容忍，是有条件的。
这个简单的道理一般人都懂，这是常识，胡适作为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为什么一再不加前提条件地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是我们要探究的症结所在。
胡适先生的容忍与自由
胡适先生的容忍与自由阅读胡适先生的《容忍与自由》，不由得想到胡适的理念也许受到了庄子《逍遥游》里尧让位于许由思想的影响。
他曾经说过的那段话的意味深长：“日月出矣，而爝火不熄，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若是普通人只有这样的识见，犹有可说，但对研究者来说，应该有深长的眼光与历史的厚度。
胡适的思想，特别是他参与的20世纪中国历史的诸般面向自有其长久的研究价值。
我们阅读胡适的一些文字背后的体会，有待于更深的发掘。
曾经有人讲到陈独秀、胡适、周作人三个人的区别时，以馒头为喻，虚拟了他们三个人说话的内容，对他们三人做了个简略的分别。
虽然其中难免犯有简括之病，但是自信能引发人们的一些思考：——陈独秀说：这里有个馒头，很好吃，你必须吃。
——胡适说：这里有个馒头，很好吃，你可以尝一尝。
——周作人说：这里有个馒头，好不好吃我不知道，爱不爱吃随你。
在事实判断上，他们三人没有区别，都尊重事实；在价值判断上，陈胡二人相同，公开其价值判断，而周作人不做价值判断；而最后在行动上则陈偏于强迫，胡适主张尝试，周作人主张你自决。
我自然喜欢胡适的方式，但我认为周作人作为20世纪中国对消极自由，他喜欢抄书的方式理解很深湛的人，这才是胡适真正在骨子里与周作人有深契的原因，也是他们晚年互相有好感且念及的深层理由。
胡适晚年的生存境遇，就像张爱玲那样深情忆胡适的文字，写到胡适转身离开时的那种心境，没有家国飘零之感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但胡适晚年心里之苦，我认为唐德刚没有理解到位。
尽管唐德刚的文字有自身的魔力，不过这种文字的魔力，一旦掌握不好，就容易变成油滑，于长者的调侃，难免变成自身的显拙。
有些人认为没有美国大学让其去教书，是胡适比较落寞、生活较拮据、不快活的原因。
抽象地看，胡适的教育理念至今依然不过时，但他的家庭教育实践并非没有可议之处。
他自己也很清楚，1939年他在美国当大使时，看到赵元任夫妇如何陪伴孩子四处旅行，与孩子同嬉戏，近乎沉痛地写信给江冬秀说：“我们都不配做父母，我们都不曾把儿子当作小朋友看待。
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一）阅读篇名：《容忍与自由》作者：胡适简要背景：国民党政府退居台湾多年，在对内对外的高压下，胡适与雷震等人发起以“言论自由”为旗臶，名为《自由中国》的半月刊。
在1959年《自由中国》十年纪念会上做了题为《容忍与自由》的演讲，这是他作为自由知识分子对专制政府的一次规劝，以期获得政府的“容忍”。
主要内容（原文摘抄）：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
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
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
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
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
讨论既熟，是非自明。
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
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
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典型观点：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评论体会：容忍固然比自由更重要，然容忍一定是有条件的。
首先，容忍必须是相互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社会必须已经消除了独裁、专政、霸道并且消除了其再产生的条件之后才会有真正的容忍，真正的社会民主才会出现。
而如何消除独裁、专政、霸道呢？这则需要正确的权威，接下来就是完善的法制，而这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
容忍与自由
《容忍与自由》一文写作的时代背景是：国民党政府退至台湾已经数年，当局所鼓吹的“反攻大陆”的迷梦在大多数人心中已经破灭。而台湾当局对外试图给各国一个岛内是“安定中求进步”的自由乐土的印象；对内则采取高压政
我细读此文，发觉胡适先生只把容忍归结为个人的修养或心态。这个意义上的容忍，大体上有两个特点。第一，“容”的对象，应当是容忍者不喜欢，不赞同，甚至从道德上感觉厌恶的人和事。比如少年胡适恶之欲其死的鬼神之论，加尔文务求斩草除根的异端邪说等等。至于包容对自己喜欢、或至少不厌恶不痛恨的东西，容易之极，算不得容忍。第二，“忍”的主体，应当是有能力压制甚至摧毁对立面的人或集团。无权无势者的忍受，逆来顺受而已。能力不足时的隐忍，等待时机而已。两者恐怕都算不得宽容。
想清楚这两点，不觉大失所望，因为胡适先生讲的容忍，岂止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直是可望而不可及。普天之人，在面临自己不喜欢，不赞同，特别道德上反感、厌恶乃至痛恨的人和事，又有能力打压时，试问谁会容得下来忍得住，不去打压“邪恶”以伸张“正义”呢？孔圣人谦谦君子，一朝权力在手，不是立马就杀了少正卯吗？那至高无上的上帝，还动不动就对那些只拜偶像不拜他的人们，降下天火大加挞伐呢！容忍或宽容，作为个人的修养，要求实在太高了，不仅咱们普通人难得有那道行，不仅人世间的至圣先师做不到，就连无所不能的上帝也做不到！
《容忍与自由》1000字读后感
《容忍与自由》1000字读后感本书选取的是胡适先生所写的《杜威先生与中国》。
胡适在这篇文章里面写道：“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
”“特别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
”受人之鱼不如受人之渔。
特别主张适用于特定情况下的特定历史阶段，而方法往往能帮助跟好的找到特定时期应有的特别主张，本书的3卷分别文明，自由，社会，者各层次来表达作者在特定历史情况下的思想主张。
这位在特定时期被抹黑的作家，如今又被放到另外的一个高度。
很多人重新认定其文学大家巨匠的地位。
我们要什么样的文明是胡适对思想文明和学术教育诸领域之思考，将西方文明传入后的新思潮做了一定的个人的独到见解，主要是以再造文明为核心。
卷二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自由？强调“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期待容忍“异己”，更不要“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始能向和平改革的道路前进，培养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有人味。
人性温暖。
人性正能量，对于欲望的放肆也是人性的一种表达形式。
而具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需要社会每个组成部分及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拥有“容忍”这是根本也是文明社会的奠基。
卷三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胡适向来以“易卜生主义”论式出发，倡导健全的个人主义，强调“把你自己这块料铸造成器”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呼吁养成独立思想的能力，并应为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承负完全的责任。
个人成则家国成，这是如今提出的提高全民素质的先驱，正是因为素质低才会提高，当时当把其提高到口号的高度，可想其低的程度是不是已经相当棘手了？健全个人主义，社会机构都必须健全个人主义机制。
而这一对天生的冤家，是相依相生的。
“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饿。
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
重温胡适：容忍与自由
重温胡适：容忍与自由胡适记错了有一句名言，经胡适先生之口而发扬光大，于是其知识产权常常被归于胡适名下。
其实此言的合法主人乃是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家George Lincoln Burr，胡适尊称其布尔先生。
原话是：“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辨明。
第一，胡适写作《容忍与自由》一文，当在1959年3月10日，12日改定，发表于《自由中国》第20卷第6期。
单是标题，就三易其稿，初题为《政治家的风度》，后改作《自由与容忍》，最后确定为《容忍与自由》。
此文开头，胡适回忆他与布尔谈话，说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他未说明具体年月，只模糊记得是“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推衍起来，应在1940年后。
考胡适年谱，应可成立，因胡适于1937年下半年就去了美国。
然而，考Burr先生生平，问题就来了。
Burr生于1857年，死于1938年，胡适写《容忍与自由》的“十七、八年前”，恐怕只能与Burr的鬼魂谈天说地。
所以，这二人的对话——假如确有其事的话——应在“二十一、二年前”，胡适记错了。
其二，即tolerance的词义，胡适译为容忍；查词典，可知还能译为“宽容”。
这二词的差异，从语言政治学上讲，更多在于一种权力关系。
就我的理解，宽容发生在两个平等主体之间，容忍则折射出了两造的权力强弱。
胡适采纳“容忍”一义，更契合彼时台湾的政治生态。
只是这么一来，很可能与Burr的初衷擦肩而过。
因为Burr说这话的语境，乃是宪政主义：总统并不必然高于平民，富翁并不必然高于乞丐，谁也没有权力欺凌谁，谁也没有必要容忍谁，所有的权力主体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尤其平等，正基于此，宽容与自由才有一较高下的可能。
相比“容忍”对“宽容”的词义扭曲，这背后，还有一种更致命的权力扭曲。
胡适把一句宪政主义的格言移植到威权政治的语境之下（1950年代的台湾可定义为威权政体），会不会导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悲剧？就像近年来越喊越响亮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只有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政国度，才能令你的房屋的所有权长出锋锐的牙齿，阻止国王人马的入侵；若你脚下的土地并不属于你，而为国家所有，若你对土地之上的建筑物的占有，还有年限的制约——这和租赁有何差别呢——那么你的房屋，哪怕富丽堂皇，风雨不入，国王的推土机却随时可能开进来，这一格言，还是不是一句响彻云表的空谈？同理，在风雨如晦的威权主义政治天空，所谓自由，虚幻、脆弱如肥皂泡，漫天飞舞，难以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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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胡适
背景：胡适的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台湾出版的《自由中国》1959年3月14日第26卷第6期。
《自由中国》鼓吹自由、民主和宪政，批评时政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在当时思想文化界有重要影响，并成为销量最大的政论刊物。
由此引发了执政当局的不满，1960年《自由中国》被查封停刊，主编雷震则被拘捕判刑。
胡适认为《自由中国》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雷震办《自由中国》已成为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是很不公平的！”为表示气愤，胡适说此话时还用力拍了一下桌子。
胡适此文的发表与查封相隔了一年半的时间。
虽然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胡适文章的立意显然是针对查封行为的时代背景的。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
我们谈到英国文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完成他就死了。
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
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还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
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竞更重要”的感想。
有时我竞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十七岁的时候(一九Ｏ八)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排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
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让》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我在那时候当然没有梦想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一九二三)会很热心的给《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我在那时候当然更没有想到那个小孩子在二、二十年后还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想《王制》那句话的历史意义。
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此四诛者，不以听。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
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
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我当时完全没有梦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
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里用了公输般作“奇技异器”的例子；更没有注意到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
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
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
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我到今天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信有一个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
但我的无神论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有一点根本的不同。
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一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
共产党自己信仰无神论，就要消灭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绝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态度了。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
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
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
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诚心的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且敬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
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冶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
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
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
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
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
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已是不会错的心理。
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高尔文(John Calvin，也译“加尔文”)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
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
高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居然会把一个敢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Servetus)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镇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的活烧死。
这是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事。
这个殉道者塞维图斯的惨史，最值得人们的追念和反省。
宗教革新运动原来的目标是要争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
何以高尔文和他的信徒们居然会把一位独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烧死呢？何以高尔文的门徒(后来继任高尔文为日内瓦的宗教独裁者)柏时(deBeze)竞会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条”呢?
基本的原因还是那一点深信我自己是“不会错的”的心理。
像高尔文那样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确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笔确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见还会错吗？他还有错误的可能吗？在塞维图斯被烧死之后，高尔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评。
一五五四年，高尔文发表一篇文字为他自己辩护，他毫不迟疑的说：“严厉惩治邪说者的权威是无可疑的，因为这就是上帝自己说话。
......这工作是为上帝的光荣战斗”。
上帝自己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
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infallible)，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
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
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
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
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
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
讨论既熟，是非自明。
各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
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
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
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
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