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论“爱无差等”及其与儒家“爱有差等”的辨析
论墨家“兼爱”与儒家“仁爱”思想的异同
论墨家“兼爱”与儒家“仁爱”思想的异同作者：王晶来源：《新教育时代·学生版》2016年第13期摘要：儒墨两家原是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的显学，两家都提倡爱人。
儒墨两家思想基本价值取向一致，理想社会的目标一致，对治国之道的看法一致。
两家思想相异之处体现在墨家主张无差别的爱、追求功利并注重外在事功，而儒家恰恰相反，主张爱有差等、超越事功并强调内在因素。
关键词：墨家儒家“兼爱” “仁爱” 异同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处于大变动的时期。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革新，促使了生产关系内部的大幅度调整，以天子为中心的分封制国家政治秩序逐渐被打破，群雄蜂起，王权衰败，礼制崩塌，诸侯国间频繁的战争陷人民于水火之中。
就是在这样一个变革和动乱的社会状态下，思想学术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形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社会现象。
作为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的显学，儒墨两家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失范而提出救世宗旨和治世方略，即墨家“兼爱”与儒家“仁爱”思想，其宗旨是实现社会和谐。
[1]仁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是最高的道德范畴，也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爱人”是仁的第一要义。
为具体实施“仁爱”，孔子要求人们从日常生活起，由家庭而社会，由亲爱父母、兄弟而亲爱朋友及其他人，最后做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此后，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爱人”命题做了进一步发挥。
[2]“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
墨子反对战争，试图通过兼爱泯灭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反对亏人以自利，认为一切灾害皆产生于“别”（偏爱、自私），拯救的办法是“兼以易别”，即每个人都毫无分别的爱每一个人。
墨子宣扬“兼爱”的爱人学说的目的之一，在于非攻止战。
由于当时战争兼并日益激烈，战争规模日益变大，战略战术日益发展，从而使得争城夺地愈演愈烈，儒家所宣扬的“仁义”观念被抛却一边，因战争获利的现实日益明显。
如此情况下再以“义、利”游说止战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墨子提出“天欲人兼相爱而不欲人交相攻”的“天志”、“兼爱”学说以制止战争。
比较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的区别论文
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百家争鸣。
而儒家和墨家却能一跃而起，成为百家中的两大显学，其成功的原因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一种自然思维强调以血缘为纽带具有现实性。
墨家的兼爱思想则是彻底地社会化的，要求人与人之间不分亲疏地彼此相爱相利,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不过儒家的仁爱思想和墨家的兼爱思想并非决然对立而是互相通达的。
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都肯定人与人之间应当相爱，但儒墨两家学说也有区别。
孔子的仁爱是推己及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有等差的爱。
墨子则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说，强调爱无差别等级，主张不分远近亲疏厚薄的平等的爱。
二者的爱的来源、其顺序都是有区别的。
本文旨对儒墨两家的思想的核心即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其区别，分析其成因。
希望能够吸取其精髓，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从实质上讲，他们所爱的对象及最终的理想境界，是没有分别的，他们都把道德作了无限的夸大，从这点上他们都属于道德理想主义者。
“仁”的人生哲学思想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
“仁”作为孔子哲学的核心范畴，最基本的涵义是爱人。
墨子的“兼爱”与孔子的“仁爱”的合理价值内核并无根本分歧。
墨子将天下祸乱的根本原因归于因人我之别而产生“交相恶”，为此墨子主张“兼以异别”，“使天下兼相爱……则天下治”，“兼爱”即对天下之人不分远近亲疏兼而爱之，“为彼犹为己也”，“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如“兼爱”学说真正实施，则“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最终达到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理想境界，而这也恰恰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孜孜以求的理想之治，孔墨对理想社会的设计这一点上是不谋而合的。
但是二者出身代表不同阶层的人民本质区别是代表的利益即社会基础的不同。
墨家代表的是城市小手工业者，小商人自耕农以及下层官吏的利益。
墨家“兼爱”观与儒家“仁爱”观之比较
墨家“兼爱”观与儒家“仁爱”观之比较内容摘要：先秦时代，思想极为活跃，各种学派著书立说，展开争鸣，较为著名的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
而在众多学派中又以“儒家”“墨家”在当时并称为两大显学，时人有“非儒即墨”之说。
然而有趣的是儒、墨两大思想流派思想核心都是关于爱护人，提倡人文关怀，但是却产生了尖锐的思想对立。
本文着力探讨两种关于爱的观念的异同，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兼爱仁爱墨子孔子一、墨子“兼爱”观与儒家的“仁爱”观的时代背景在春秋战国的历史舞台上，不管是出身尊贵还是落魄士者，不管是出身名门还是贩夫走卒，不管是白发苍苍还是稚龄童子，只要有才干，有想法，都能封候拜相得到重用一展才华。
重士的风气，使得一时间风云人物层出不穷。
受到赏识的如苏秦、张仪之辈，合纵连横，于乱世之中施展雄图大志，位极人臣，青史留名。
也有的受主客观因素影响，转而著书立说，广招门徒，潜心研究，将想法转化为思想理论的高度深度。
将思想传于后世，造福百世万世。
培养门徒，携弟子周游列国，宣传思想主张，以图有朝一日施展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
在思想的交流争锋中逐渐形成了众多思想流派，较为著名的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
而在众多学派中又以“儒家”“墨家”在当时并称为两大显学，时人有“非儒即墨”之说。
然而有趣的是儒、墨两大思想流派思想核心都是关于爱护人，提倡人文关怀，但是却产生了尖锐的思想对立。
以至于儒家亚圣孟子在其《孟子·滕文公下》写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样的尖锐批评来痛骂讽刺墨家“兼爱”思想。
为了弄清孰是孰非，我们必须先弄清儒、墨两家在思想上有何本质区别，导致它们核心虽同属关爱人，却产生了尖锐对立。
然后再透过两家的争论交锋，看清它们思想上又有何殊途同归之处。
二、墨子“兼爱”观与儒家的“仁爱”观的的主要内容墨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的思想精髓，和儒墨两家的思想差异
墨子的思想精髓，和儒墨两家的思想差异大家好，这里是小播读书，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
01在我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有七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们被誉为“先秦七子”，包括：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墨子。
前面我们分别介绍了其他六位先秦思想家，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翻看“小播读书”之前发布的“100位思想家系列”文章。
说到中国古代思想，儒家和道家是两个主要思想流派。
孔子、孟子和荀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儒家思想以“仁义”为核心，到了孟子的时代，发展出了“仁义礼智”这四端，也就是四种高尚的品德。
到了荀子时代，在孟子的性善论基础上，提出了性恶论。
而且荀子在孔孟的“礼”基础上增加了“法”的思想，在儒家理想主义思想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现实主义色彩。
而道家思想的三个阶段，分别是杨朱、老子和庄子。
杨朱的代表思想是“贵己，轻物”，也就是认为自己的生命是最重要，这可以认为是一种“利己主义”的思想。
到了老子开创的道家思想，以“道”为核心，提出“道法自然”，在治国思想上主张“无为而治”。
而到了庄子时代，他发展了老子的“道法自然”。
庄子的“道”是天道，是效法自然的“道”，而不是人为的。
他提出了顺应天道，摒弃人为的思想理念。
儒家和道家思想虽然影响了中华文明数千年，但在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墨家和儒家其实一样享有盛名，当时就有“非儒即墨”是说法，当时墨家的影响并不亚于儒家。
而且墨家的开创者墨子也是第一个公开反对儒家思想的人。
那他们的争论焦点是什么呢？02“仁义”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兼爱”则是墨家思想的精髓。
虽然仁义和兼爱都是一种利他主义的思想。
但墨家的“兼爱”层次甚至比儒家更高。
因为，墨家主张的“兼爱”是无差异，无等级的爱；而儒家主张的是有差异，有等级的爱，这是他们的根本分歧。
历史上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孟子经常和墨子辩论。
孟子说：“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意思是对于兄第之子的爱，要大于对邻居之子的爱。
对墨子兼爱的理解
对墨子兼爱的理解一、墨子兼爱的基本内涵1. 无差别之爱- 墨子主张兼爱，即对所有人都要一视同仁地去爱。
与儒家的“仁爱”有所不同，儒家的“仁爱”是有等差的爱，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然后推己及人。
而墨子的兼爱则强调对他人的爱不应有亲疏远近、高低贵贱之分。
例如，对待自己的父母和对待陌生人的爱，在墨子的兼爱观念里应该是同等程度的。
2. 爱与互利的结合- 墨子的兼爱并非单纯的情感上的爱，还与实际的利益相关联。
他认为兼相爱必然会带来交相利的结果。
当人们都能做到兼爱时，就会互相帮助，从而实现共同的利益。
-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都秉持兼爱思想，工匠就会用心制造坚固耐用的工具，农民就会辛勤耕种提供充足的粮食，商人就会公平交易提供所需的商品。
这样，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每个人都能从他人的关爱和努力中获益。
二、墨子兼爱思想提出的背景1. 社会动荡不安- 墨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之中。
诸侯争霸，战争频繁，百姓生活困苦不堪。
各国之间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财富，不断发动战争，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 例如，秦、楚等大国经常互相征伐，弱小的国家则在夹缝中求生存，百姓被迫服兵役、缴纳繁重的赋税，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墨子看到这种社会乱象，认为根源在于人与人之间缺乏爱，所以提出兼爱思想，希望通过倡导兼爱来平息战乱，改善社会状况。
2. 阶层矛盾尖锐- 当时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阶层分化，贵族阶层享有大量的财富和特权，而普通百姓尤其是底层的劳动者则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
贵族们奢侈浪费，不顾百姓死活，而百姓则挣扎在温饱线上。
- 这种阶层矛盾的尖锐化使得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墨子站在平民阶层的立场上，提出兼爱思想，试图打破阶层之间的隔阂，让贵族和百姓能够平等相待，互相爱护，从而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
三、墨子兼爱思想的现代意义1. 构建和谐人际关系- 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
儒家仁爱思想与墨家兼爱思想的异同
儒家xx思想与墨家兼爱思想的异同先秦诸子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文人人格相对独立，思想最为活跃的时代，也是一个异彩纷呈、硕果累累、学术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在当时涌现出的许多思想主张互不相同的学派中影响最大的两个，一个为孔子开创的儒家、一个为墨子开创的墨家。
《韩非子·显学》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
儒之所至，孔丘也。
墨之所至，墨翟也。
”从孔子和墨子的思想内容上来看，二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爱”，墨子的核心思想是“兼爱”，虽然两者都强调“爱”，但这个爱却也有着许多不同之处。
要分析这两个爱的异同，我们就先来看看仁爱和兼爱的具体内容。
孔子关于仁的论述很多，其中比较全面的论述是与颜渊的一段对话，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人由己，而由仁呼哉？”颜渊进一步追问具体条目，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在这里首先说明仁的基本性质和内容，这就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礼的规范，一旦能做到这点，天下的人都会认为他做到仁了。
孔子所说的仁的基本性质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礼的规范，其特点是突出强调了从政治的角度理解仁，即只有恢复礼制、巩固礼所制定的政治秩序的行为才能做到仁。
对于统治者，孔子鼓吹所谓的“使民”、“利民”、“安民”、“教民”等等，其实质是强调统治者只有这样全面驾驭人民，才可以稳定地长期地巩固贵族的统治秩序，也只有这样，才算是达到了仁的标准。
孔子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这就是说贵族才有仁这个品德，而被统治的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根本谈不上这个品德。
孔子将恢复和巩固礼的统治秩序叫做仁。
周礼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亲亲”的基础上的，所以他非常注重孝悌，强调培养人们具有孝悌的品德是最基本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
”孔子推崇仁爱的首要心理动因是“报恩心”和“同情心”，报恩心主要是指孝道，孝就是爱父母，这是人最真实、最基本的情感，也是其他一切感情的基础。
墨子观后感儒家与墨家的辩证
墨子观后感儒家与墨家的辩证墨子观后感：儒家与墨家的辩证墨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兼工程师，也是墨家学派的创立者。
最近我有幸观看了一部关于墨子的纪录片，深深地感受到了墨子思想的独特性和对儒家学说的辩证。
在这篇观后感中，我将探讨儒家与墨家的不同观点，并从中发现了一些新的启示。
墨子学派强调的是兼爱和非攻的思想，与儒家的仁义道德不谋而合，但也存在一些差异。
墨子认为，人们不应该只关心和帮助自己的亲人和近邻，而是应该扩大爱的范围，将关爱和关心甚至扩展到陌生人和敌人身上。
这种兼爱的理念在墨子学派中十分重要，因为墨子认为只有当人们互相关爱和互相帮助，社会才能和谐稳定。
这与孟子的“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观念形成鲜明对比，墨子的主张更加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墨子对非攻的主张。
墨子强调，应该摒弃战争和暴力，追求和平与安宁。
他提出了“非攻”的理念，认为战争只会带来苦难和破坏，应该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冲突。
这种观点与儒家的中庸思想有些不同。
儒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可以成为维护社会治安和实现和平的手段。
然而，墨子却坚持认为，战争只会导致更多的破坏和流血，只有通过和平的手段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观看这部纪录片让我深思。
尽管墨子的观点与儒家存在一些差异，但也能够看出他们对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关注和思考。
墨子的兼爱与非攻理念都是为了追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了人们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
不同的方法或许反映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境遇，但最终的目标都是相同的。
通过这部纪录片，我也深刻地体会到了墨子思想的智慧和先进性。
在现代社会，我们仍然可以从墨子的观点中汲取灵感。
兼爱的理念提醒着我们不仅要关心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也要关心弱势群体和陌生人。
非攻的理念则提醒着我们，战争只会带来破坏和伤害，我们应该通过对话和谈判寻求解决冲突的途径。
总的来说，墨子的观点与儒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却是对儒家的一种辩证。
墨子的兼爱和非攻思想都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为了人类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儒家与墨家的区别
儒家与墨家的区别：爱有差等与爱无差等承认天命与反对命定论赞成合乎“礼”的战争与反对一切战争回避鬼神的存在与张扬鬼神的价值主张厚葬、音乐教化与主张薄葬，反对音乐本质区别是代表的利益即社会基础的不同。
墨家代表的是城市小手工业者，小商人，自耕农以及下层官吏的利益。
儒家代表的是传统贵族，高级官僚以及文人的利益。
因为这些本质上的区别，使得两者对礼教，道德和如何治理国家有截然相反的主张儒家认为万物尊卑不同，应该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就像天上的星星，都围绕着北斗有序运转一样。
同时人们应互相爱护，只是这个爱因为亲疏远近不同而不同，对自己亲人的爱多一些，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少一些而墨家的兼爱非攻的意思是不是指爱天下所有苍生！凡事要为天下苍生百姓着想！以民为本，以民为重！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支持锄强扶弱守护弱小的正义战争墨两家，当时并不能完全融洽相处的，其实两派也会时有矛盾。
儒家的核心在“仁”，重孝道，讲究“礼”；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
两者其实在层次上讲，是互补的，并没有说那个更高或更低。
就理想而言，两者的理想，也是不谋而合的。
后世的“儒家”的宋明理学，已经不是当初的“儒家”了，初期儒家讲究全面发展，君子不单单要有道德，而且也要熟悉“六艺”（当时所需要的六种技艺），才是合格的君子，而且大儒孟子讲过“仁者爱人”、“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说明早期儒家是有着平等思想的。
相比起儒家，墨家则是实用派的一类，墨家很讲究实用性，例如墨子就研究过防御器械、物理光学等等，不像儒家那样注重学理和框架构建，所以看出两者其实是一个互补来的，一个用于“文能安邦”，一个用于“武能定国”。
相同点：两者都是入世的思想，都打算治国平天下，二者都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均重视人与人之情感，表现为“以人为本”，关爱社会，只不过儒家是知识分子为统治者着想，希望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盛世，最终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而墨家则是手工业者为下层劳动人民着想，建立一个“尚同”“尚贤”的小生产者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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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论“爱无差等”及其与儒家“爱有差等”的辨析三、墨家论“爱无差等”及其与儒家“爱有差等”的辨析（一）墨子与巫马子的辩论《墨子·耕柱》记载了墨子与孔门巫马子的辩论。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我与子异。
我不能兼爱。
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以为近我也。
击我则疾，击彼则不疾于我。
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
故我有杀彼以利我，无杀我以利彼。
’子墨子曰：‘子之义将匿邪，意将以告人乎？’巫马子曰：‘我何故匿我义？吾将以告人。
’子墨子曰：‘然则一人说子，一人欲杀子以利己；十人说子，十人欲杀子以利己；天下说子，天下欲杀子以利己。
一人不说子，一人欲杀子，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说子，十人欲杀子，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说子，天下欲杀子，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
说子亦欲杀子，不说子亦欲杀子，是所谓经者口也，杀子之身者也。
’”[39]巫马子以他的爱从自身、亲属、族人、乡人、鲁人、邹人、越人，由近而远的个人感受来驳兼爱，墨子驳之。
巫马子的理由是“近我”，论证则围绕“利”来说。
巫马子其实是以墨家的方式来说的。
墨子不正面回答，只是抓住巫马子引申的话（为自利而杀人）予以驳斥，说这必然引起别人为自利而杀你，赞成你的人将杀你以利己，不赞成你的人也将杀你以除不祥。
谭家健先生在解释了上一段话后说：“爱之有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其原因就在于利之有厚薄。
可是墨子没有进一步论证这一点。
”[40]其实，爱的差别缘自人与人之间远近亲疏关系的不同，在实际日常生活中产生了不同的情感，并不只是利之有厚薄的问题。
谭先生又说：“墨家主张的‘爱无差等’不受礼的限制，其实质是对孔子‘仁’的纠正，也是对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礼的破坏。
”[41]任何时代，任何时空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爱都会受到一定的社会规范的限制。
（二）孟子与夷子的辩论孟子与墨者夷子（之）的讨论，很有意思。
墨家主张薄葬，夷子也想以薄葬来改易风俗，但却厚葬其亲，孟子批评其理论上有两个本原，自相矛盾，不一致，且言行上也不一致：“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
”[42]以薄葬为贵、厚葬为贱的夷子却葬其亲厚，是以己之所贱待其亲，则是以贵为贱，以贱为贵。
夷子自我辩白：“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
”孟子反驳：“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
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
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43]正如David S. Nivison（倪德卫）所说：“在其反驳中，孟子再一次显示了他对墨子辩术非常熟识。
”[44]也就是说，孟子熟识墨家“推”的论辩形式：“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
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
”[45]“如保赤子”与“孺子将入于井”是当时两家共有的语言和知识背景，“夷之的麻烦就在于：他因既接受来自他的‘心’的指导又接受来自与此‘心’不相关的一系列教义的指导而陷入混乱。
”[46]孟子对墨者夷之的“爱无差等，施由亲始”的批评，指出夷之在大原则上讲兼爱，在表现上又主张“自亲者始”，孟子批评为“是二本也”。
程伊川曾就此有所讨论，斥夷之的错误为“二本而无分”，刘述先重申了伊川之论，指出张横渠的“民胞吾与”体现了“理一分殊”的精神，当然不能理解为“兼爱”。
[47]牟宗三认为，“仁”是个普遍的道理，这个道理必须是可以表现的。
“人的表现跟上帝的表现不一样，因为上帝没有时间性、空间性，而人表现‘仁’这个普遍的道理有时间性。
上帝可以爱无差等，人怎么可以爱无差等呢？”[48]（三）关于“差等之爱”贺麟在讨论“差等之爱”时，特别指出这是普通的心理事实，是很自然的正常的情绪。
贺先生指出，儒家让我们爱他人，要爱得近人情。
又说，“爱有差等”的意义，“不在正面的提倡，而在反面的消极的反对的排斥那非差等之爱”，如兼爱、专爱、躐等之爱（包括以德报怨）等。
这三种爱，不近人情，且有漫无节制、流于狂诞的危险。
……儒家差等之爱不单有心理的基础，而且有恕道或絜矩之道作根据。
儒家也不是不普爱众人，不过他注重一个“推”字，要推己及人。
贺先生又说，普爱“是集义集德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大概先平实地从差等之爱着手，推广扩充，有了老安少怀，己饥己溺，泯除小己恩怨的胸襟，就是普爱或至少距普爱的理想不远了。
此处所谓普爱，比墨子所讲的兼爱深刻多了。
……此处所讲的普爱，与孟子的学说，并不冲突，乃是善推其差等之爱的结果。
”[49]这就是说，“仁爱”是普遍的，“爱有差等”是一种实践性的美德、智慧，恰好可以证成“仁爱”的普遍。
今天人们在讨论生态伦理时，有的专家认为动物与人享有同样权力，主张人对人的爱与人对生物之爱也应无有差等。
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50]万物的内在价值有很大的差异，人对它们的关爱的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
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51]如上所说，儒家的仁爱是有差等的，这里的“仁”特指人伦，可以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类；本句之中的“爱”则特指物伦，又是基于人与物的一体同源由人推开去的。
从亲人到他人再到万物，仁爱的表现是越来越远的，这种远并不是说越来越不重视，而是区分方式和层次的不同，儒家根据不同的伦常性质对仁爱给予不同的界定，对亲人的爱和对朋友的爱不同，对朋友的爱和对陌生人的爱不同，对人的爱和对物的爱更不同。
人伦、物伦根本不同，必须区别对待。
“爱之而弗仁”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对万物要有爱的态度，但并不是对它们讲人道。
人伦、物伦有区分对待的层次差异，人伦、物伦的当下对比下，人伦是重于物伦的，这是儒家的人道精神。
但从这里遽然得出儒家不爱护动物的结论是不合适的，果如此，儒家所谓“爱物”便成空谈了。
其实，在此情境下说儒家的态度是“不能爱人焉能爱物”更合适，事有轻重缓急，不通权变非仁者所为。
同理，连亲人都不爱的人，能爱他人吗？这也是我们可以切身体会的。
孟子说：“智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
尧舜之智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
”[52]即便以尧舜之德当其情势所迫也难做到仁爱所至无不周遍。
作为人，爱人爱物总是从身边做起，推而广之。
但从这里又不能说儒家抛弃了张载所说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终极理想，只是说这种周遍爱的理想的实现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儒家君子善于推已及人。
假如盲目提倡“爱无差等”，恐怕不尽情理而更难在民间实行。
但儒家的道理，理一而分殊，道理有层次性，且更能实行。
可见孝亲、丧礼、爱有差等都是十分复杂的、具体的，儒家坚持其具体性、实践性，又更为重视其中内蕴的人文价值与道德理性的普遍性。
仁爱是普遍的，仁爱的实行与推广是具体的普遍。
儒墨两家都务实，都重功利、效果，相对而言，墨家更为务实，而儒家更重长久的人文价值，没有局限于功利论与效果论。
儒家坚持德性论，不因实务功利而偏离絜矩之道。
“爱有差等”不废仁爱之普遍性，反而更能证成之。
另一方面，墨家的批判并非毫无价值与意义，墨家警惕孝亲、丧礼的变味，儒家的“三年之丧”的主张及其制度化确实造成很多弊病，造成真情的旁落与社会财物的浪费；墨家批判社会不公及爱的不周遍是有道理的，也是有其理想的；墨家对于儒家及其流俗流弊的批判，对于完善儒家学说适成一种补充。
参考文献：古籍：《墨子》、《论语》、《孟子》、《荀子》、《淮南子》、《礼记》。
谭戒甫编著：《墨经分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姜宝昌：《墨经训释》，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
谭家健：《墨子研究》，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
薛柏成：《墨家思想新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林素英：《丧服制度的文化意义：以为讨论中心》，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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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倪德卫著；［美］万白安编；周炽成译：《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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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原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1期）[1] 《墨子·尚贤中第九》，孙诒让著《墨子间诂》，《诸子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P.32，下引《墨子》只注篇名与本书页码。
[2] 《墨子·非命下第三十七》，P.172。
[3] 《墨子·兼爱上第十四》，P.62。
[4] 《墨子·兼爱上第十四》，P.63。
[5] 《墨子·兼爱上第十四》，P.63。
[6] 《墨子·兼爱中第十五》，P.64-65。
[7] 《墨子·兼爱下第十六》，P.78。
[8] 《墨子·亲士第一》，P.3。
[9] 《墨子·兼爱下第十六》，P.78。
[10] 《墨子·经上第四十》，13条，P.192。
[11] 《墨子·经说上第四十二》，13条，P.204。
[12] 《墨子·经上第四十》，8条，P.191。
[13] 《墨子·经说上第四十二》，8条，P.203。
[14] 《墨子·大取第四十四》，P.245。
[15] 《墨子·大取第四十四》，P.246-247。
[16] 谭戒甫编著：《墨经分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4页。
[17] 姜宝昌：《墨经训释》，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第23页。
[18] 《论语·学而》1·6，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P.4-5，下引《论语》只注篇名与本书页码。
[19] 《论语·学而》1·2，P.2。
[20] 《论语·学而》1·9，P.6。
[21] 薛柏成：《墨家思想新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
[22] 《淮南子·要略》，《诸子集成》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P.375。
[23] 《墨子·节葬下第二十五》，P.107-110。
[24] 林素英：《丧服制度的文化意义：以为讨论中心》，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第82页。
[25]丁凌华先生认为：三年丧是儒家的创造，而先秦的习俗则多为既葬除服。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丧制度从礼教向法律过渡，两汉时期的约束对象主要是皇室贵族居父母丧，两晋时期三年丧与期亲丧已成为官吏的强制性行政规范，南北朝时官吏居三年丧入于刑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