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新文化史？
新文化史流派全
寸有所长而尺有所短：新文化史述评2013-07-30 10:34来源：《史学理论研究》查看评论一在西方，新文化史研究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80、90年代。
“新文化史”研究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在西方史学界出现了。
新文化史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P.汤普森著)在1963年问世，《夜间的战斗》(卡洛?金兹堡著)也在1966年出版。
70年代较有名的作品，包括拉杜里的《蒙塔尤》(1975年)、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蠕虫》(1976年)、彼得?伯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间的文化和社会》(1972年)和《现代早期欧洲的大众文化》(1978年)，等等。
如果把那些本身不属于新文化史研究，但对后来新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影响很大的作品也算上，那么，在60和70年代，重要的著作还应包括米歇尔?福柯的一系列著作和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73年)。
之所以出现新文化史研究，从史学内部来说，是对以前研究历史的方法的反动，尤其是针对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的不满；而从更广泛的学术背景来说，历史学家对文化的兴趣，也可以被看成是对60、7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的一种反应。
那时，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记忆研究、影视和广告研究、同性恋研究、多元文化研究等研究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下兴盛，在某种程度上，一切都被看成是文化，而文化也影响了一切[1]。
文化研究在史学中的表现就是文化史研究的兴起。
可见，在西方的新社会史研究如日中天的年代，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新文化史的史学活动已经开始涌动。
70年代末，感觉敏锐的一些史家，如劳伦斯?斯通，已察觉到了史学中正形成一股叙事史复兴的潜流[2]。
到80、90年代，新文化史研究流行的趋势已不可避免，相关的成果大量问世。
由于这方面的作品数量很多，这里无法一一列举。
不过，我引用一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文化史的发展势头。
本世纪初，加州大学教授约翰?R.霍尔在加州数字图书馆上检索了包含“文化史”这一术语的书名，他发现，这类著作的数量在1970-1979年为62部，1980-1989年增至99部，1990-1999年则达到181部，2000-2001年的18个月内，以文化史为标题的著作有25部。
周立红 新文化史研究综述
新文化史研究综述新文化史是20世纪70-8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史学新思潮，目前已经发展成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之一，正如新文化史的主将、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所说：“新文化史是今天文化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
”按照彼得·伯克的说法，新文化史分作七类：1、物质文化史，亦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它消费品的历史；2、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3、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也就是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
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4、记忆社会史或“社会记忆史”；5、政治文化史；6、语言社会史；7、旅行史。
新文化史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国际学界的一场集体运动，不同国家的学者都参与其中，如美国的克利夫特•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英国的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法国的乔治•杜比（Georges Duby）、意大利的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俄国的阿伦•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
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它更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借助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的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用文化的观念解释历史。
1989年美国新文化史家林•亨特在《新文化史》一书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中首次将这种史学研究新类型称为“新文化史”，以区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和约翰•哈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
我们通过与古典文化史的比较，可以看出新文化史的三个特色：首先，古典文化史的一个主要基础就是假定认为文化是具有一致性的，在他们那里，文化只是一个单数名词。
在许多传统文化史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黑格尔的一个著名的词“时代精神”。
他们将文化看成是具有时代性的，特定时空下的文化是统一的，表现出共同的特征。
西方新文化史兴起与发展方向
西方新文化史兴起与发展方向[摘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
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CulturalHistory)的旗号。
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
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
卡尔(Edw ard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
”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
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
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
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
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
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
中国新文化史研究进展及特点
中国新文化史研究进展及特点杨峰《光明日报》（2013年04月03日11 版）大陆学界的新文化史研究有着多种称谓，或曰社会文化史，或曰新史学，或笼统地称为新文化史。
称谓不同，其学术旨趣亦大有区别。
总体而言，大致可分为两支。
一是以中国社科院刘志琴、李长莉、首都师大梁景和等为代表的学术团体，他们并未将社会文化史作为社会史的对立面，而是将其视为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社会史，有时候甚至是将其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和分支领域来对待的。
刘志琴在该领域的理论贡献比较突出。
早在1993年，她就撰文呼吁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中国文化的历史个性，主张开展中国礼俗文化的研究，近来又积极主张研究中国人的休闲生活，注重考察中国人的生活意识。
她的代表作《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以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渗透等问题。
在她看来，社会文化史是从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边缘而萌生的新的研究领域。
在此基础上，李长莉进一步对社会文化史作出界定，认为它是一门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是要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相互关系变迁历史的史学分支学科。
社会文化史与社会史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二者各有侧重，又互相补充，成为新时期历史学复兴的两翼。
她强调，关注社会与观念的互动、民众生活与观念的互动是社会文化史的重要取向。
梁景和提出社会文化史的三个关注，关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互动，关注社会生活与观念形态的互动，关注日常生活与国家意识的互动。
应该说，这一学术旨趣和定位，与社会史比较而言，并无太大的区别，甚至可将其视为是中国文化史研究者的一种社会史转向，与西方学界的“文化转向”则有着较大差异。
此外，在刘永华主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一书后记中，也提出了他个人对“社会文化史”的一种理解，即“社会文化史不同于社会史、文化史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方法强调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应结合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摘要】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始于文艺复兴运动，此后又经历了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现代主义运动和后现代主义的发展。
这些运动推动了西方文化的不断创新和进步，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方新文化的发展趋势是多样化和国际化，其对全球文化的影响日益显著。
未来，西方新文化有望进一步融合多元文化元素，拓展其影响力和包容性，为全球文化交流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西方新文化史，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现代主义运动，后现代主义，发展趋势，全球文化影响，未来展望.1. 引言1.1 西方新文化史的背景介绍西方新文化史的背景介绍：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始于中世纪晚期，当时欧洲经历着诸多变革和发展。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古代文化，并将其融入现代社会。
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艺术、音乐、文学等领域的繁荣和创新，开启了西方世界的新时代。
随后，启蒙运动的推动进一步强调理性和理性主义，对传统的权威和信仰提出挑战，为现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工业革命的爆发则引领西方社会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新技术、新思想的不断涌现使得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活力。
20世纪的现代主义运动和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则进一步挑战传统文化模式，探索人类存在和社会现实的本质。
西方新文化史的背景介绍为我们理解西方文化发展的脉络和趋势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也为我们展望西方文化的未来提供了一些线索。
2. 正文2.1 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新文化史中的重要里程碑，其影响深远且持久。
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古罗马和希腊文化的重新发现和赞美。
人们开始重新研究古代文明的艺术、哲学和科学，并试图将这些传统重新注入现代社会。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学者和思想家们致力于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思想观念，从而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艺术领域，它还对社会、政治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开始重视个体的力量和创造力，这导致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谈新中国与新文化
谈新中国与新文化何谓新中国?任继愈曾经说过，中国五千年有两件大事，一是建立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二是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
淤照此说来，前者是古代中国，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业;后者是现代中国，也就是一百七十多年来千百万仁人志士为之赴汤蹈火，前赴后继，流血、流汗、流泪的新中国。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新中国的历程又有三部曲：一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形式上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以三民主义构成迥异于古代中国的立国原则;二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人民主体的新中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开启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伟大实践;三是邓小平全面推行的改革开放，使新中国的建国大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前景。
三部曲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任继愈所说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新中国。
何谓新文化?毛泽东在新中国的奠基性文献《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有一段经典论述：“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
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于不言而喻，他以唯物史观看新文化，指出新文化是新政治与新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对新政治与新经济“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讨论新中国与新文化?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应该如何看待新中国与新文化?新文化在新中国建国历程上如何展开，又如何与新政治、新经济相互关联?什么是新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当下落英缤纷、乱花迷眼的多元化时代，如何进一步发展新文化?这些问题不仅关乎文化建设，更关乎立国之本。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
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
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
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重文化，文化研究越注重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
”①(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
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p10)。
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
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
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
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
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引言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跨文化交流的加深，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的日益凸显。
新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的史学分支，强调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研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对话与交融关系。
本文将探讨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之间的，并分析这种对当今社会的重要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主体部分1、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与成果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社会文化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等。
这些方法注重从文化的角度解读历史，把历史事件和现象放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
例如，对社会习俗、民间信仰、文化观念等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时期的特定行为和社会现象。
在研究成果方面，新文化史强调对历史上的文化现象进行微观分析和跨文化比较。
这使得我们对历史文化的理解更加深入和全面。
同时，新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也为中国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2、新文化史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近年来，新文化史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对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研究。
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试图寻找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确立文化自信的基础。
此外，新文化史还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式。
例如，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观念、华夷之辨、天人合一等重要思想，新文化史学者运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历史文化研究，也为国际学术界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
3、新文化史在西方的研究进展在西方学术界，新文化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特别是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等议题上，新文化史的研究为解释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具体来说，新文化史对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文化认同、跨文化交流和价值观冲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同时，在全球治理领域，新文化史也从文化因素的角度分析了全球秩序的重建和国际合作的历史演进。
这些研究不仅拓宽了我们对西方现代社会的认识，也为国际学术界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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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新文化史？作者：曾嘉玲来源：《艺术科技》2016年第02期摘要：受到史学危机的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了新文化史的研究。
新文化史在其发展过程中既继承了传统史学，又以叙事的研究方法探讨新领域，发展新的特征，形成了丰富的主题分类，为新史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方向。
关键词：新史学；主题分类；特征《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周兵著，于2012年11月由复旦大学出版。
此书的整体框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第1～5章，通过学术背景的分析来探讨新文化史的具体理论和方法。
这五章分别是“三个维度的转向”“转向：1980年代”“新文化史的三个理论来源”“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精彩纷呈的文化史”。
下编为“新文化史家与新文化史”，第6～10章，则将研究的一些问题聚焦到若干有代表性的新文化史家和他们的新文化史研究理论与实践上。
分别是“彼得·伯克与新文化史”“林·亨特与新文化史”“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与新文化史”“罗伯特·达恩顿与新文化史”“罗杰·夏蒂埃与新文化史”。
何谓“新文化史”？彼得·伯克写了整整一本书来回答这个问题，可见其复杂性。
[1]旧文化史强调大文化的分门别类，强调文化的拼盘或多学科组合，大致都在因袭老一代历史学家诸如柳诒徵、吕思勉等在1949年之前的作品，在时间上贯通古今，在门类上触及典章制度、思想学说、宗教习俗、风土人情、文学艺术。
由于“史学危机”的影响，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以新文化史兴起为标志的史学风向转折。
新文化史得名于1987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次法国史学术研讨会，之后的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学等名目都在其名下。
一些史学家认为“新文化史”就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被看作是对既成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一种突然爆发的批判。
以新文化史学为标志的历史学领域的文化转向，并不是简单地在众多的历史研究取向中增加了一个“文化”的概念，而是一种全方位的史学风气的转变。
作者在书中也提到现今对“新文化史”的广义界定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领域上，它是传统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由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它强调文化因素的能动作用，注重从表象、符号、仪式、话语、价值观念等文化形式入手，探讨和解读文化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一个注重过程的研究。
新文化史有一些基本的特点还是很清楚的：它研究大众的文化；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叙事的方法，如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创造出微观史这样的历史研究新形式；新文化史研究也是西方学术文化和语言学转向大背景下的产物，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新文化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我们思考。
其实，关于“新文化史”研究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在西方史学界出现。
新文化史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P.汤普森著）在1963年问世，《夜间的战斗》（卡洛·金兹堡著）也在1966年出版。
70年代较有名的作品，包括拉杜里的《蒙塔尤》，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蠕虫》，彼得·伯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间的文化和社会》和《现代早期欧洲的大众文化》等等。
此外，还有米歇尔·福柯的一系列著作和海登·怀特的《元史学》。
到八九十年代，新文化史研究势不可挡，正是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发展期。
相关的成果大量问世。
21世纪初，加州大学教授约翰·R·霍尔在加州数字图书馆上检索了包含“文化史”这一术语的书名。
他发现，这类著作的数量在1970～1979年为62部，1980～1989年增至99部，1990～1999年则达到181部，2000～2001年的18个月内，以文化史为标题的著作有25部。
而相关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
由于文化所涉及的面是如此的广泛，以致任何一个领域几乎都有新文化史研究的作品，正如彼得·伯克所说：“每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文化史，包括睡梦、食品、情感、旅行、记忆、姿态、幽默、考试等等”。
[1]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主编了一本名为《新文化史》的论文集，[2]该书问世以后，这类以大众文化为取向的历史研究就被汇聚在“新文化史”的旗帜之下。
[3]在90年代的后期，新文化史研究进入高潮期。
视觉敏锐的史学家们已经发觉出新文化史研究中的问题。
1999年，由林·亨特和维多利亚·E·鲍纳尔主编的论文集《超越文化转向》[4]问世。
这本书就是此年代中一些重要的新文化史学家在一次名为“在文化转向时研究文化：历史学和社会学”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汇集。
学者们反思了新文化史，对其的理论和方法甚至对“文化”概念本身，重新进行了检讨，并提出了在文化研究中要把社会的因素找回来，以及如何把文化的分析模式和社会的分析模式结合起来研究。
新文化史学的研究主题丰富多彩。
彼得·伯克将其分为七大类[1]：物质文化史，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他消费品如书的历史。
与费尔南·布罗代尔相比较，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更多是从文化的视角而非经济的观点来进行探讨。
他们想表明，人们是如何通过选择特定的衣服等诸物来达到对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的。
丹尼尔·罗齐的研究成果是该领域的一个良好范例。
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
米歇尔·福柯自然是其先行者之一。
福柯之后，身体史继续扩大其研究领域并呈多样化趋势，现在其研究包括姿态史、性史（目前更多是男性史）以及情感史特别是恐惧史和幽默史。
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或如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
表象史既注重视觉的和文学的形象，亦关注头脑中的意象。
无论在美国还是法国，对集体表象的研究都是新文化史的中心。
近年来特别受到关注的精神表象中的另一侧面是阅读史。
社会记忆史。
表象或表象物的社会史只是通向记忆社会史或“社会记忆史”的一小步。
在这个领域，后来引起意大利、英国、葡萄牙及其他地区纷纷仿作的研究成果是由皮埃尔·诺拉主编，由一群法国历史学家集体合撰的皇皇巨著《记忆之点》。
政治文化史。
想象的共同体和关于政治事件的记忆只是通向“政治文化史”的另一个步骤。
新社会文化史家已经重新发现了政治，但他们是从全新的视角来研究的，集中于政治态度和政治实践的社会史，包括普通人与精英人物，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
语言社会史。
话语模式一例，将我们带向了语言社会史（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
）语言史本是由语言学家从事的一门传统史学学科，而另一方面，受到社会语言学家的启发，社会语言史成为了一门由历史学家来从事的史学新学科，侮辱史、礼让史、行话史、谈话史以及语言与民族和地区意识之间的关系等都属于该领域，并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旅行史。
行为社会史的另一范例是旅行史。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旅行日益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但研究方法一直在变。
当前的研究重点已转向旅行文化史，所关注的是不同世纪的人们用之于旅行的“艺术”和“方法”，也关注人们对异邦人的看法，女性旅行者及其女性视角始终是特别受关注的内容。
正因为新文化史学的丰富多彩，以及能够将生活和个人自由、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都最大限度地展示出来，是因为它与传统史学相比，在史料的处理和解释模式以及写作方式上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也是新文化史的特征所在。
史料的文本化。
史料一直是西方传统史学研究工作的出发点。
从史料的基本用途和处理方式上看，新史学并没有做出太多的转变，仍是依据这些考证的新史料来复原某个时代的历史事实。
新文化史学不仅没有否定史料的价值，反而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
从因果的角度解释到文化的阐释。
在对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上，新史学没有带来重大转变，而是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中发现了新的解释因素。
新文化史学不满足于对表面的思想、行为和印象作出的解释，特别是现行的历史因果论解释，而是将文化纳入了他们的方法论，力图挖掘研究对象的深层次内涵，同时加强历史进程中偶然性因素，如情感和个性的作用。
从分析到“深度描述”。
以前的文本注重叙述，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新史学则更加注重分析在解释历史中的作用，它以理性为基本前提，借鉴了来自政治学、经济学的理论预设和逻辑框架采用了“深度描述”的行文方式。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析，而是意味着在全面观察和理解所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把人置于他所处的环境中，围绕一个问题和中心，对他与他所处文化机制之间的关系，作出详尽而准确的事实描述和分析。
这里的重点不在于事件和人物之间的相似性，而在于千丝万缕的差异性。
从客观主义到文化相对主义。
客观性和主观性的问题一直是困扰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一个问题。
实证史学要求历史学家在分析和写作过程中抛弃任何个人的情感，不带任何偏见。
新文化史学在文化相对主义中发现了主观与客观协调、平衡的可能性，新文化史学抛弃了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不再把研究对象仅仅看作是等待被分析的物质，而是采用主体研究法，把事件、文献作为一个由社会和文化建构的文本，历史学家也由此与研究对象展开互动对话。
纵观全文后，此书并不是简单的思想转变过程，而是把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三者融为一体，侧重于是思想观念、仪式象征以及话语表达，注重文本的分析，也考察仪式、象征和话语表达。
既有讨论精英的思想，也有讨论大众的观念、情感和心态；既有研究个人的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也关注某个群体以及社会思潮和社会挂念。
书中下编选择的五位历史学家，都是非常著名和重要的新文化史代表人物，介绍了他们在面对史学危机时的思想转变和在微观史学发展中的变化，史学家把研究视角转向大众、阶级底层的个体。
例如，法国史学家·科尔班的《大地的钟声》，勒华杜拉里的《蒙塔尤》，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孔飞力的《叫魂》等著作，既有在史学演进的层面来研究其思想观念和不同流派的演进，又将史学本身也看为文化和思想观念的一种表达。
[5]总的来说，此书从选材和布局方面来看是本值得阅读的著作。
参考文献：[1] 彼得·伯克（英）.什么是文化史[M].蔡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5.[2] Lynn Hunt，ed .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M]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1989.[3] Geoff Eley，Crooked Line . from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Society[M] . The Universityof Michigan Press，2005：156.[4] Victoria E . Bonnell 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5] 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