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_兼论文化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影响_韩晓莉
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
———兼论文化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影响
韩晓莉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太原,030006)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史研究日渐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不同于西方又被称为“新文化史”的社会文化史的是,国内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并没有表现出与传统文化史的彻底决裂,而是强调文化史研究中的视角转换。可以说,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是在借鉴西方社会文化史研究理念的基础上,对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和丰富。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同样关注文化的文化人类学与社会文化史有着更多共通之处,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
关键词:文化史;社会文化史;文化人类学
20世纪80年代,“文化转向”思潮席卷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随之兴起的社会文化史,也称新文化史,被认为已取代社会史,占据西方史学的主流地位。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史”一词开始悄然出现在国内学者的论著中,关于社会文化史的讨论之声日渐增多。相较于西方学界与文化史壁垒分明,又似乎涵盖一切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国内的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之间似乎有着某种递进关系。本文试图对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的关系进行梳理,并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现状和方法论方面展开讨论,以期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有所裨益。
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启蒙运动,文化史研究开始兴起于中国学界,在经历了50年代至70年代的停滞期后,于80年代初异军突起,并演成如火如荼之势。一时之间,诸如文学、艺术、伦理、宗教等在内的专史性论著和包含哲学、宗教、风俗、教育、文学艺术等在内,冠以文化史的通史性论著在在多有。毫无疑问,文化史的复兴代表了时代发展下史学研究的新气象,但它同时也是一门发展未臻成熟的学科,复兴之后,研究的缺陷与不足也暴露出来。
首先,文化史的学科定位相对模糊,研究对象具有不确定性。文化史学科定位的形成源于学者对“文化”的理解。“文化”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歧义繁杂的词汇,从国内对文化的研究来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也被称为“大文化”与“小文化”。广义文化多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多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如思想、道德、风尚、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制度和组织,主要强调物质文化之外的精神部分,复兴之后的文化史研究多是在这种狭义文化的范畴内展开。尽管狭义文化的界定相对明确,但研究者在实际研究中还是存在着很大困惑,“与人的精神生活相关的历史研究并不局限于艺术、思想等精神的历史,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精神的东西实际上是无所界限的,它一经产生,便处处在人们的历史活动中间显示自己的存在。我们无法想象,研究政治史、法律史、社会经济史能够脱离对政治意识、法律观
念、经济伦理的研究”。①
其次,由于缺乏独立性,文化史研究表现出重视精英文化,轻视大众文化的倾向。20世纪80年代前,政治史和经济史占据史学研究的主流地位,文化被先入为主地划为意识形态的部分,成为受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并不具有独立性。于是,这一时期即使有文化方面的研究,也大多是被条块分割的,作为政治、经济发展的衍生物和附属物。20世纪80年代后,虽然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以“社会分层”取代“阶级分析”,以“结构-功能论”取代“社会发展阶段论”的研究转向,但学者们所关注的“中国社会”仍是一个“政治”与“制度”的实体,探讨的也主要是这个实体如何运作。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必然导致研究中形而上的倾向,文化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关注精英文化成为文化史复兴后大多数研究者不约而同的选择。
在学者眼中,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基本上是一种外在的研究,描述多于分析,介绍强于论证。“这样的文化史就好像一个硕大无朋的大网,虽然打捞出了所有海底之鱼,却偏偏漏掉了鱼赖以生存的水,于是鱼全变成死鱼,而这样的文化史也仿佛是一个无人引导又没有讲解说明的博物馆,在罗列堆垛中`精神'仿佛找不到它的依附处,只好悄然退出所谓的文化史。”②而对精英文化的过分强调一方面使文化史缺少了普通人文化和生活的展现,另一方面也将文化史置于高处不胜寒的境地。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观念的开放,文化史研究中的问题开始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省思,而几与文化史同时复兴的国内社会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西方“文化转向”思潮下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也给国内的文化史研究者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在复兴的社会史研究中,“自下而上”的整体史观是其最显著的特征,通过这样的研究视角,社会史学者重新找回了那些在传统历史叙述中被忽略或遗忘的人们,历史以更加生动、鲜活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对于“由学术、教育、习俗、道德、文学等固定板块所构成的带有上层精英倾向、分割拼盘倾向、干巴枯燥倾向、片面简单倾向的`旧文化史'”③而言,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普通人社会行为背后的精神因素,无疑为文化史研究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社会史研究所强调的视角转换得到了文化史研究者的认同。同一时期,西方史学研究在“文化转向”思潮的影响下,将“在文化里包含了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主题”④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受此鼓舞,肇兴于西方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也被众多国内学者寄予厚望,希望藉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兴,将文化从一种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位置解放到更加基础的层次,以打破传统文化史、思想史只研究精英人物、知识阶层的局限,将文化史研究引向深入。
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史”一词开始出现在国内学者的论著中。从刘志琴“社会史和文化史从不同的方位出发,实际上是沿着同一目标双轨运行的认知活动”的论断,⑤到李长莉对“社会文化史”概念的阐释,⑥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探讨在文化史研究领域率先兴起。虽然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学科定位,学者们众说纷纭,不一而是,但就其在国内的发展来看,它与文化史的联系要更为紧密,文化史研究者也表现出了较其他学科研究者更积极的回应态度。换句话说,国内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是在文化史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带来了文化研究的丰富和拓展。
首先,社会文化史以一种更广义的文化概念对普通人文化和生活的还原,大大拓展了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在西方史学研究中,社会文化史是一个与传统文化史全然不同的新兴学科,它涵盖广泛,包罗万象,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研究理念的基础上,也形成了关于社会
韩晓莉: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
①②③④⑤⑥周积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第32页。
葛兆光:《文化史:在体验与实证之间》,《读书》,1993年第9期。
黄兴涛:《文化史研究的省思》,《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2页。
蒋竹山:《“文化转向”的转向或超越?———介绍四本论欧美新文化史的著作》,见陈恒、耿相新编:《新史学》第四辑,郑州:大
象出版社,2005年,第242页。
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第13页。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见赵清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384—385页。
文化史学科的认识。“广义来说,可以视为是一个学科领域的划分,即凡属社会文化交织领域如风俗习尚、教育、宗教、文化传播、生活方式、大众文化、民众观念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属此范围。狭义来说,强调其社会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即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观念的联系,及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互动关系”。①“作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更加关注民众社会生活与民众观念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注重显性的社会生活,又注重隐性的精神生活,最终是要通过社会生活的表层去揭示社会精神面貌的潜层结构的。”②从表述中不难看出,中西方对于社会文化史的理解既有共识也有不同,国内学者在把“文化”由高处拉入民间的同时也传达了对传统文化史的关照,甚或可以说,学者们是在深化文化史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文化史的概念。在社会文化史之下,传统的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的界限被打破了,对“关系”的探讨成为文化史研究新的切入点。
其次,社会文化史对文化能动性的强调使文化不再只是一种被描述的现象,而成为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也将文化史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在西方社会文化史那里,文化不仅不再依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而且具有了绝对的能动性,甚至政治、经济和社会都要由文化来塑造和生产。尽管西方学界对文化能动性的推崇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但这也启发了国内学者对文化能动性的重视。“一个社会的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是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决定的;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变化引起了哪些思想观念的变化;由于新思想观念的影响,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一切都是社会文化史要研究的问题。”③这种文化的能动性在文化史的研究中被进一步深化为要加强对文化与社会双向互动关系的考察,“一则是文化内部各门类和各因素之间互动的关系形态,如语言、宗教、文艺、道德、学术等之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二则是文化与外部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互动关系形态,也即是文化的`受动'与`能动'关系,……这两种`关系史'的有机组合形态,就构成了一般文化史的主体与核心”。④在对文化能动性的强调中,学者们关于文化的研究开始由静态转向动态,从被动变成互动。
随着研究视角的下移,诸如社会生活、大众文化、民众观念等方面都进入到社会文化史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对社会文化史的推崇之声也日益高涨。然而,社会文化史的开展并不意味着对文化史研究中的精英文化和分门类的专史性研究的取代。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精英文化的研究是把握中国文化发展脉络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专门史的研究对于从各个不同侧面探求传统文化特质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也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就文化史和社会文化史的关系而言,社会文化史是学者们在对传统文化史检省基础上,为突破研究壁垒,借鉴西方研究理念的“本土化”尝试,是文化史研究的深化和丰富,而不是取代或对立。正如刘志琴曾谈到的,尽管海外早已有文化社会学、社会文化史的成就,但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将以自己的特色和传统有别于其他国别的社会文化史,开出新的天地。⑤
二
20世纪90年代,当大陆学者开始对社会文化史进行理论探讨的时候,“文化转向”思潮以及社会文化史研究已在西方汉学界和宝岛台湾的中国研究方面产生广泛影响,一大批从文化视角研究中国问题的论著相继诞生。
在西方汉学界运用文化取向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以民族问题和政治事件的反思最为突出。美国著名汉学家柯文和周锡瑞都从文化的角度对义和团运动做出了新的解释。柯文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中侧重于对作为普通人的经历和政治话语下被神话的义和团的描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
①②③④⑤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33页。
梁景和:《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见李长莉、左玉河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13页。
同上书,第4页。
黄兴涛:《文化史研究的省思》,《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2页。
刘志琴:《青史有待垦天荒———试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述,突出了精神层面的文化因素在其中发挥的能动作用。周锡瑞在《义和团的起源》中,不同于以往中国学者着眼于对义和团“组织源流”的研究,强调了“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所起的作用。曾在学界引起广泛争议的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实际上也是作者重新确认文化中心地位的尝试。至于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更是将这种文化的解释发挥到了极致。民族问题、政治事件之外,西方汉学界在其他方面的研究中也都表现出明显的文化取向,如施坚雅等人对清代城市的研究,杜赞奇从大众文化角度对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王笛关于成都街头文化的研究,高彦颐、贺萧等人关于中国妇女生活史的研究,王斯福对中国东南地区民间宗教和信仰的研究等等。
面对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文化转向”和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中国的台湾学界表现出了积极的回应态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在翻译出版西方新文化史经典译著的同时,也在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和探索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卢建荣关于国族认同和历史记忆方面的研究、蒲慕洲关于民间信仰和通俗文化的研究、熊秉真关于童年史和情欲方面的研究、李孝悌等人关于大众文化和城市生活的研究等等。其他诸如生命医疗史、妇女史、儿童史、消费史、出版史、民族主义研究等新文化史各领域,台湾学者也都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果。这一时期,台湾岛内出版了大量社会文化史方面的相关论著和论文集。①实证研究之外,台湾学界在从文化角度对史料的挖掘和运用方面也颇有建树。2003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由黄克武主编的论文集《书中有画: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学者们以图像、物件等视觉史料为中心,探讨中国自1600年以来,不同时代、地域与人群的文化表达。以往学者较少注意的包括画报、插画、照片、地图、旅游手册、博览会与博物馆的展示品,以及土地景观等材料都成为研究中国社会生活细节、空间感受、族国意识以及殖民活动的重要史料。②
比之西方与台湾学界,大陆学者关于社会文化史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这表现在:狭义文化范畴内的,分门类的专史性研究仍是这一时期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具有社会文化史自觉或明确社会文化史取向的论著还相对较少。于是,也有学者感慨,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依旧笼罩在社会史特别是现代化史观的阴影之下,难有出头之日。从研究现状与前景来看,虽然大陆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开辟未久,却并不缺乏代表性论著和深入的理论思考,因此,也完全不必妄自菲薄。
1998年刘志琴主编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出版,从1840年到1921年的较长时段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不同方面作了系统梳理,描绘了这一时期整体社会文化面貌的变迁轨迹,开创了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先河。此后,李长莉在《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一书中明确提出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以社会史的方法来解读文化观念的变迁。其他专题性研究如:江沛对20世纪初社会变迁之下民众观念变动的考察,居阅时就社会心态对北洋历史进程的影响的研究,左玉河从民初历法角度对“二元社会”的探讨,李细珠对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等等都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文化史取向。③2005年,陈平原、王德威主编的《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2007年,李长莉、左玉河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等论文集相继出版,更是汇集了国内学者在社会文化史理论和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此外,社会史学者也在研究中体现出强烈的文化关照,如杨念群对防疫行为与空间政治的探讨,赵世瑜从传说信仰对民间社会的考察,余新忠对近代瘟疫流行中文化因素的挖掘,陈春声对民间信仰和族群问题的研究等等。
在理论建设方面,大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虽然
韩晓莉: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
①②③卢建荣:《新文化史的学术性格及其在台湾的发展》,见陈恒、耿相新:《新史学》第四辑,第149—155页。
黄克武:《导论:映现抑或再现?———视觉史料与历史书写》,见黄克武编:《书中有画: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台
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
相关文章见江沛:《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沿海城市社会文化观念变动评析》,《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居阅时:《论社会心态对北洋历史进程的影响》,《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李细珠:《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起步较晚,但学者们在学习和借鉴海外社会文化史
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对其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
当社会文化史取代社会史成为西方史学研究的主流时,文化的内涵被无限扩大了,几乎任何东西都是文化,文化可以影响任何东西。于是,社会文化史甚至可以解释为: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任何事物都有其文化。当文化的重要性被强调到极致时,文化就面临着因“无限”而走向虚无的危险。对于西方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出现的“文化决定论”,大陆学界一直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作为一种治学范式,历史学家自然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诠释历史、诠释世界,不过由于太注重文化分析、太青睐文化的作用,新文化史家也陷入物极必反的窠臼,导致了`过度诠释'与`文化决定论'或化约主义流弊的产生。”①“那种认为文化无所不包的论调无疑是荒唐的,同样,无论何种形式的`文化决定论'……可能终究是贫困的”。②“研究文化与文化史,应该摆脱把人的一切创造物都视为文化的的大文化史观”。③
与“文化决定论”相对,西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中也存在因研究细化而导致历史“碎化”的问题。作为区别于以往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从诞生之初就表现出对微观研究的重视,将人尤其是下层民众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把包括仪式、身体、语言、精神气质、观念、心态、宗教、艺术等等方面都作为研究对象。社会文化史研究视角的改变是对以往以国家和政治精英建构历史的宏大叙事反动的结果,但是,如果过分关注微观史就容易割裂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使之成为碎化的、零散的历史。在这方面,大陆学者多表现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的自觉。“文化史研究的任务是以文化为切入点,考察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变迁中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是怎样互渗互动的,以阐释错综复杂的历史联系,解释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症结和规律,在精密中蕴宏阔,于细微处见深远”。④
三
无论是西方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文化决定论”,还是“碎化”问题,究其原因,都是研究者对“文化”的不同理解造成的,而这种对文化理解的模糊在国内的文化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对于这个问题,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尤其值得研究者借鉴。
文化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人类学自形成以来,先后创立过多种不同的文化理论,其中,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象征理论在当代人类学研究中影响最为广泛。在象征理论中,文化被分成两个层次来看待:一个是可观察的部分,包括物质文化和可用标本表达的社群文化与精神文化。可观察的文化虽然是人类学家研究的重点,但却不是其目标所在,人类学家所追求的是文化的第二个层次:不可观察的文化。在这里文化是一套共有的意义象征系统,它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指引着人们的行为,同时勾连着各个相异的文化领域,形成一套和谐的整体。学者正是通过对可观察文化的解释从而实现对潜在意义系统的掌握。文化人类学的代表人物,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茨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文化作出了进一步解释:“它表示的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他强调,“最好不要把文化看成是一个具体行为模式———习俗、惯例、传统、习惯———的复合体,直到现在大体上都是这样看待文化的,而要看成是一个总管行为的控制机制———计划、处方、规则、指令(计算机工程师将其称为`程序')”。⑤根据文化象征理论,人类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文化功能或结构的分析,而是解决各种文化现象和行为所表达的信息和意义,并把信息和意义作为文化的核心进行研究,寻求文化的多层次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
①②③④⑤张仲民:《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04页。
黄兴涛:《文化史研究的省思》,《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1页。
武云:《文化史研究的两种理路》,《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第43页。
同上书,第45页。
[美]克里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第57页。
理解。
对文化的共同关注使文化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史有着更多的相通之处,文化人类学家经过几代学者积累凝炼所形成的关于文化的理解无疑对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事实上,也确有很多学者进行着这方面的尝试。台湾学者黄克武在谈到台湾社会文化史研究时提到,“近年来研究转向一个比较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文化观,认为文化是`族群或社会共享的价值'”。①大陆学者在具体研究中也流露出了相似的理路。程美宝通过对广东地方包括学术、风俗、方言、粤剧等文化诸方面的描摹,企图寻找清末民初广东地方文化观的形成轨迹,进而解释这些现象或事物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即一百多年来广东文人如何在地方关怀和国家意识的二重奏中调校出适合的调子,加入自己的声音,界定自己所认同的地域文化。②陈春声、陈树良以广东潮州地区东凤村流传的民间故事作为研究对象,将这些乡村故事视为乡民的“历史记忆”,透过传说故事的创作、流播、再创作过程,理解乡村历史的“事实”与内在脉络。③
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成果表明,虽然,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诸方面,甚至包括身体、语言、心态、气质等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但这并不是研究的全部,对文化现象、社会生活背后精神、意义的挖掘才应是研究关注的重点,是社会文化史的追求所在。至于如何从文化现象和社会生活的考察中找到其中隐含的意义或关系,文化人类学的“深描”理论也许是一个不错的答案。
克里福德·格尔茨认为,对文化所代表的意义的分析,典型的人类学方法是“深描”,“是从以极其扩展的方式摸透极端细小的事情这样一种角度出发,最后达到那种更为广泛的解释和更为抽象的分析”。④其目的是要从细小的,但却非常紧凑编排的事实中得出大结论。当然,在文化的深描中不单要求学者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和丰富的资料收集,更需要有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整个社会背景的把握和分析,只有这样的“深描”才可能是意义的深描而不是现象的细化。
人类学家所提出的对文化的“深描”在国内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中也有体现,其中,黄兴涛对“她”字的解读就可谓典范。黄兴涛从“她”字在中国的出现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入手,将一个简单的人称代词从文化史研究的边缘变成了主题,通过深入分析,“她”不仅仅局限在纯粹的语言范围之内,更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词汇问题,同时也涉及微妙的中西文化互动关系和深刻的现代性实质。“她”字的故事也可以说是对陈寅恪先生“凡解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追求的实践。⑤其他研究如行龙透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人生轨迹对变革时代下绅士阶层变迁特征的考察,赵世瑜对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建构过程里隐含的族群认同观念的梳理,杨念群对清初“文字狱”成狱经过中江南士绅与帝王心态的解读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实践着对文化的“深描”。⑥尽管上述这些研究不见得全然借鉴了人类学的文化理论,但至少说明这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开展。
对主要关注异域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来说,文化“深描”的实现有赖于田野调查的深入。在人类学家看来,要想获知一个民族无形的文化文法,必不能用一般社会学家常用的问卷式的大型社会调查,“唯一的方法,就是人类学家亲自下海,住进研究的社会里,学习作一个当地人,从日常生活往来交往的经验里逐渐累积对该文化的了解。这就是`田野调查工作'———人类学最具特色也最重要的
韩晓莉: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
①②③④⑤⑥黄克武:《导论:映现抑或再现?———视觉史料与历史书写》,见黄克武编:《书中有画: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第ⅲ
页。
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陈春声、陈树良:《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15—126页。
[美]克里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第36页。
黄兴涛:《“她”的故事:女性新代词符号的发明、论争与早期流播》,见杨念群、黄兴涛、毛丹编:《新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4页。
相关文章见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327—354页;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96—124页;杨念群:《新史学:感觉·图象·叙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57页。
研究方法”。①人类学家正是通过田野调查中所谓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使研究者摆脱自己文化先入为主的偏见,用当地人的观点来看待事物,从而侦知文化现象背后的意义和逻辑系统。
田野调查对大多数历史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且不论清末民国年间留存下来的各种社会调查报告在今天史家论著中的广泛运用,单从社会史研究复兴以来,学者们通过田野工作对散落民间的大量非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利用,就已使这一方法具有了深入人心的力量。尽管学者们对明确田野调查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已有共识,但对于如何发挥其作用却并不明确。在包括社会文化史研究在内的大多数史家看来,史料的收集和丰富仍是开展田野工作的主要目的,“田野调查法实际上也是从事社会文化史收集资料的方法之一”。②
诚然,对有着“论从史出”传统的史学研究而言,史料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将田野调查仅仅看作是史料收集的方法,难免片面化。人类学田野调查所强调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尤其应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我们对文化现象、社会生活的描述可能因史料的详备而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对现象、生活背后意义的分析和理解,却不能仅从案头文字中得到,而是需要一种深入观察之后的“同情的了解”。“走向田野与社会能够使研究者获得历史的现场感。……走向田野,深入乡土,身临其境,在特定的环境中,文献知识中有关历史的场景被激活,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仿佛回到了过去,感受到具体研究的历史氛围,在叙述历史、解释历史时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③作为社会科学的两个相邻学科,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关系从来都很紧密,而对文化的共同关注使得文化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史之间具有着更多的共同话题。在人类学对文化的理解中,文化不是割裂的、片段的、静止的事物或行动,而是“总管行为的控制机制”,是一整套意义象征系统。这样一种关于文化的解释对于社会文化史研究打破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的界限,从更深层次上探求文化发展的脉络,进而形成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无疑具有启发意义。至于如何在研究中实现这种对现象背后意义的挖掘,文化人类学的“深描”理论和田野调查方法都不失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有益借鉴。
结 语
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兴起于国内学界,然而,不同于西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是,国内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并没有表现出与传统文化史的彻底决裂,而更像是文化史研究基础上的深化研究。虽然学界关于社会文化史学科定位的讨论之声不绝于耳,但社会文化史对文化史研究的拓展之功确是毋庸置疑的。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这种亲密关系的形成,既源于文化史研究在国内的复兴未久,研究中还有很多可待深入的空间;也因为国内文化史研究者对于兴自西方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成果的选择性借鉴和谨慎的批判态度。
对文化的认识和解释是文化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都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从文化史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的界定,到社会文化史强调文化能动性基础上对社会与文化关系的探寻,学者们总是在从对文化概念的把握中寻求研究的突破。就对文化的理解而言,同样关注文化的文化人类学所形成的文化解释、“深描”理论和田野调查方法都可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
(责任编辑 孔令琴)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
①②③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梁景和:《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见李长莉、左玉河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第9页。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第7页。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是前苏联的心理学派，也称维列每学派。代表人物有维果茨基、列昂节夫、鲁宾斯坦、艾里康宁等。该学派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创造了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心理学的游戏理论。这派成员从不同的角度证实社会文化历史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产生和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将此观点运用于儿童游戏的研究，确立了前苏联心理学界和教育界关于游戏的墓本观点和认识。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又被称为是“活动游戏理论”或“游戏的活动论”。 一、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理论甚础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是建立在他们关于心理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的。在苏联建国初期，心理学家维果茨基进行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尝试，提出了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莫定了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心理学理论基础。维果茨基认为，儿童的心理发展，是在环境与教育的影响下，在低级心理机能的基础上，逐渐向高级心理机能的转化过程。低级心理机能就是指感觉、知觉、机械记忆、不随愈注意、情绪、冲动性意志等心理过程。这些低级心理机能是最原始的，是在种族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是生物进化的果。高级心理机能是人特有的心理机能，它具有以下特征: (1)它是随意的、主动的，是由主体按照预定的目的而自觉引起的(即心理活动的随意机能)，如随意注意等。 (2)它的反映水平是抽象的、概括的(即心理活动的概括—抽象机能)，如逻辑记忆、概念思维等。 (3)它实现的过程是间接的，是以符号或词为中介的。以识记为例:动物的识记是建立A-B的直接联想过程，而人的识记则是以符号或词等精神工具X为中介，从而建立A-X-B的间接 的联想过程。 (4)它起源于社会，是文化历史发展的结果。例如古代用结绳记事，只能记忆一些具体的事情。现代人有了发达的文字，可以把思维的触角伸向遥远的过去和未来。 (5)从个体发展来看，高级机能是在人际的交往过程中，通过掌握精神工具而产生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不是人自身所固有的。 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曾一度在苏联国内受到严厉的批判，但是他的同伴和学生列昂节夫和鲁里亚等为发展这一学派仍继续坚持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维果茨基的理论，把它提到了新的高度，最后形成社会文化历史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是，参与这个学派的成员的一切研究，都从不同角度进一步证实了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是社会文化历史所制约的，活动是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和源泉。 二、活动游戏理论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把自己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心理学理论运用于儿童游戏的研究中，就形成了与西方心理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关于游戏的活动理论。活动游戏理论反对西方的游戏生物学理论，否定游戏本能论。认为儿童的游戏与动物游戏有着极大的区别，JL童游戏的产生
中国文化史论文
中国文化史 中国文化，是华夏文明为基础，充分整合全国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要素而形成的文化。其内容丰富，品类繁多，影响深远。 传说古时，炎帝与黄帝联合大败蚩尤，从而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相传黄帝建造宫室，制作衣裳，还教人们挖井，发明舟车，为后世的衣食住行奠定了基础；炎帝制耒耜，种五谷，立市廛，首辟市场，治麻为布，作五弦琴，，削木为弓，制作陶器，教民使用工具，教民播种五谷，教民医药，教民制陶、绘画，教民弓箭、猎兽、健身，教民制琴、教民音乐、舞蹈，还教民智德。经历三皇五帝而至禹，其间实行民主推选部落首领的禅让制。禹传位于其子启，从此由“公天下”时代进入到“家天下”时代。但实际上，尧舜禹之前的“三皇五帝”是否存在还是个谜。既然多部古代典籍都曾记录三皇五帝时期的历史（尽管不同的典籍记载有出入），那么这段历史就有存在的可能，只是目前尚未得到考证。这个历史难题则留给今后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 夏商周三代，物质文明得到发展，青铜器被广泛使用，社会生产力有所解放，这一时期，文化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考古发现甲骨文起源于殷商时期，同期还有金文、陶文与玉石铭文等类型。继之而起的则是周代的青铜铭文，即金文。金文与甲骨文一脉相承，向前演变，形成了文字的早期形态。在礼乐制度与社会生活方面，宗法制与封建制基本确立，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也是很有道理的；这段时期的礼乐制初步形成，同样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历史的车轮滚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折时期。东周时，王室衰微，诸侯崛起社会结构剧变，宗法制解体，礼乐制度也逐渐衰落。清人顾炎武有言“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足可见此时期文化社会变革之剧烈。而最值得一提的便是百家争鸣，即中国文化的元典时代最精彩的部分，至少在我看来如此。王国维所作《论近年之学术界》中说：“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这句话对战国诸子竞起的原因作了较为准确的说明。在我看来，思想的变革与社会的动荡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社会发生变革时，以前的思想体系可能会逐渐崩塌，统治阶级或者下层都需要新的思想体系来维持社会的稳定，由此出现思想的繁荣。儒家倡导恢复尧舜禹及三代时的礼制，以及实现“仁”，从思想深处强化宗法血缘纽带，后孟子与荀子分别发展了孔子的仁学与礼学，对后世产生不小的影响；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其思想体系重逻辑与实证，开中国逻辑史的先河；道家推崇“无为”与“自然”，以无为达到无不为，以柔胜刚；法家讲究“变法”与“专制”，以历史进化论反对儒墨道所崇奉的先王观；名家辩论“名”与“实”的关系，是一种逻辑学；阴阳家，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诸子并起，发其言，扬其志，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秦统一六国，建成强大的秦帝国，也实行了文化的大一统：李斯在大篆的基础上创制小篆，颁行全国，程邈创制隶书；统一全国车轨轨距；统一度量衡；制定秦律……这些措施虽然以强化专制君主集权为目的，但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我看来，虽然实现了统一，秦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反而会阻碍文化的自由发展。为了维护统治，秦焚书坑儒，也由此禁锢了民众的思想，不利于文化的发展。 汉文化与秦朝文化一脉相承，其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郡县制基本沿用秦朝的体制。但汉文化的主体又是楚文化。受楚文化影响，汉文化里多了一份幻想与瑰丽。考古发掘表明，汉代墓葬中画像极为丰富，画像石所出地以故楚范围内的徐、鲁地区和南阳地区最为集中，其所表现的求仙与辟邪两大主题，正是楚人迷信习俗的遗风。 汉末以来，社会动荡，世事变幻莫测，士人转向疏离国家与社会，而注重个体生命的存在
中国思想文化史复习资料(大)
中国思想文化史复习资料 【名词解释】： 《淮南子》：总结性的理论巨著，它标志着黄老道家思想发展到了高峰。本名《鸿烈》，共二十一篇。他是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数千人集体写作的一部书。以老、庄哲学为基点，兼综儒、法、阴阳各家思想，具有鲜明的道家思想。以老子的自然观念为基础，以阴阳、四时、五行为架构，重点论述了作为本原性的“道”与万物现实存在的“道”的统一问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各的存在方式，主张用多样性统一的眼光来对待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中的事物。坚持人必须以道为依归的思路。它总结了历史上的兴亡、成败、祸福的经验，认为君主治国的根本打法就是无为。 石渠阁会议：汉宣帝于甘露三年召开的讨论五经异同的会议。有22名学者参加，由萧望之记录各种分歧的论点，然后又宣帝亲自裁决。会议结果设立了梁丘《易》学，大、小夏侯《尚书》学、《穀梁春秋》博士，又分立大戴小戴两家《礼》博士。至此，经学十四博士基本建立。 白虎观会议：东汉建出四年，章帝接受杨终建议，按照石渠阁会议的精神对经学进行重新审定，在白虎观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学者有李育、班固、贾逵等。会议的结果，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德论》。与石渠阁会议相比，白虎观会议统一经说分歧的意图更加明显。《白虎通德论》把汉代今文家记忆一部分古文家的经说，分门别类地作了一番全面的整理。虽然各家各拍的手法任然存在，但有了这样一部由诸儒共同商订之书，对制约经书诠释的离异现象无疑有很大帮助。 《五经正义》：孔颖达在贞观年间，奉召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人撰写“五经”义训共一百八十余篇，取名《五经义赞》，太宗下诏改为《五经正义》。编纂是从贞观年间到永徽年间，历时二十余年，由于它属于集体编撰，因而水平难免参差不齐，内容尚有前后冲突，体验也非整齐划一。它的主要功绩在于经书字句的整理和考订，而缺乏思想上的发展和创新。它的政治性大于学术性，作用主要是给当时的学术界提供一个统一而且规范的官方经典文献。它对于入学的官学化和标准化，具有明显的作用但对儒学义理的深化和辨析，则依然存在不足。 《复性书》：作者李翱，对韩愈的性三品说加以调整，修补其中的理论漏洞。认为，韩愈把人性分成三个等级，是人性的先天差别过于绝对化，不利于儒学的发展。在《复性书》中，他模仿孟子问题，自设问答对人性加以论证。认为凡人之性于圣人之性是一样的，桀纣之性等同于尧舜之性。之所以体现不出真正的人性，是由于其情欲掩盖了真实的人性。为了使人人都能恢复本性，就必须限制生活中的情欲，主张“灭情复性”。 《坛经》：慧能记载，禅宗的代表性著作，。所谓“坛”，是佛教道场的主要部分，指专门用来陈设佛像、经书。庄严供养的地方。“经”一般是释迦牟尼本人的传教记录才能叫“经”。《坛经》以慧能的言论称经，表明慧能及其思想在中国佛教中享有的特殊地位。 《明夷待访录》：作者黄宗羲，他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恶，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贼。有人称赞《明夷待访录》是"人权宣言"。他对封建专制进行猛烈的批评，说它是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平，没有公法可言。因此他反对"一家之法"，主张"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他为了求得人权平等，主张非废除秦汉以来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废除专制的君本制度，而改为民本制度不可。《明夷待访录》文字的特点是，他对于封建的现状，批判很尖锐，而且是披着夏、商、周三代外衣的理想，托古改制。 《日知录》：作者顾炎武，《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其内容
社会语言学导论考试重点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一）定义和解释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是联系社会各种因素对语言进行的研究，探讨语言在社会环境中的变化、功能及其使用的一般规律。 概括来说对语言的研究大致有四个角度：部研究、外部研究、比较研究、应用研究。 社会语言学属于对语言的外部研究，但并不是纯粹的外部研究。 （二）研究对象的不同界定 1.布莱特（美国）1964 （1）说话人的身份； （2）听话人的身份； （3）言语事件的社会环境； （4）社会方言的分析； （5）言语行为的社会评价； （6）语言变异的程度； （7）社会语言学的实际应用。 2.礼德（英国） （1）语言宏观社会学、语言人口统计学； （2）双语、多语、多方言研究； （3）语言规、语言发展和规化； （4）语言混合； （5）社会方言； （6）社会语言学和教学； （7）言语的人种史、语言环境； （8）语域和言语能力； （9）语言变化的社会因素； （10）语言和社会化及其传播； （11）社会语言学的方法； （12）语言体系的功能理论； （13）语言相对性； （14）话语理论； （15）人种方法论的语言学。 3.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1992） 总的来说，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1）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状况如双语、多语或多方言状况，以及各类言语共同体使用语言的状况和特征； （2）各类语言变体的构造特点及其社会功能； （3）社会以及不同集团对各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评价和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4）由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原因以及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的方式和规律；（5）交际情景与选择语码之间的关系以及语码选择与人际关系的相互作用。 4.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概论》（2004） （1）社会因素（阶级、阶层、职业等）对语言结构的影响； （2）个人因素（年龄、性别、性格等）对语言的影响； （3）语言政策、双语等； （4）社会因素引起的语言关系，如语言接触、语言融合；
中国文化发展史.pdf
中国文化的发展 回望中国历史，悠悠五千年，积淀了璀璨的华夏文化。中国文化始终作为 世界文化中的奇葩，映射着历史的光辉，展现着民族的风华。 在世界文明中，中国文明作为唯一在历史长河中永不淫灭的古国文明，始 终离不开中国文化之魂。这种寄于民族之魂的华夏文化，在历史中不断积淀， 不断变得博大精深。 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文化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文化载体，每一种 文化载体，都体现着各异的社会风情和漫漫的历史道路。在中国远古时期，由 口头文化发展起来的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作为中国文化间接记录，展示了中国 古代文明开始的发展道路，甲骨文字是中国古代文字起源与发展的直接记录。 文字的出现不仅是文化进步的体现，更是文明的飞跃。远古的中国文化主要集 中于宗教崇拜和原始艺术，没有高度统一的形式，体现的是先民粗狂的情感意 识和活跃的自然认识。自夏朝开始，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由自由 性向统一性转变，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各个部落文化融合，其中以华夏文 化为代表。自殷商西周，中国文化的特殊面貌开始形成。在当时，具有“象形”、“会意”、“形声”等的造字规则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 (1) 。伴随着文字的产生，相随的一些典籍和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实体 文化的逐步形成。 春秋时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轴心时代。走过周朝礼乐文化时代，春秋时 期伴随着国家动乱，群雄争霸历史背景，出现了各种政治流派和文化主张，呈 现百家争鸣的格局。社会动乱和政治模糊为当时文化发展创造了许多条件。诸 子兴起，各展示出其鲜明的特色。儒、道、法、墨各大学派应运而生。创立诸 子学派的孔墨老庄，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 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和无畏的勇气，开创学派，编纂、修订《易》、《书》、三《礼》、《春秋》等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纵横八极的议论。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
萧启庆教授《蒙元社会文化史》研究介绍
萧启庆教授《蒙元社会文化史》研究介绍 许守泯 （成功大学 历史学系；台湾 台南） 一、经历简介 萧启庆教授是当今海内外蒙元史研究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萧教授生于1937年，祖籍江苏泰兴。1955年就读台湾大学历史系，深受姚从吾先生（1894─1970）启发。姚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师事柯绍忞、张相文，亦为胡适入室弟子，后来负笈德国，受到史学大师兰克（Leopold von Ranke）和班汉姆（E. Bernheim）影响，回国后结合兰克史学和干嘉考证学，研究北亚史及辽金元史。 萧教授在姚先生的教导熏陶之下，选择以蒙元史为研究领域。1959年完成学士论文《忽必烈潜邸旧侣考》，并考进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仍跟随姚先生研习蒙元史。1963年提交硕士论文《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同年并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 在哈佛大学，萧教授主要师承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 1911─1995）与杨联升两位先生。杨联升先生以博学多闻知名，其治学能以社会科学的观念设定题目和组织材料，却立足于严谨的训诂与考证上。柯立夫先生则师承二十世纪前半西方最伟大的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精通汉、蒙、满、波斯及多种欧洲古今语文，其著作以译述与考证见长。萧教授在两位先生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元代军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并由哈佛大学于1978年刊行，自此中外学界对元朝的军事制度才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萧教授于1969年自哈佛大学毕业，先是任教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圣云大学（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1974年转任新加坡学历史系。1994年应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邀约，返台任教，讲授“辽金史专题研究”、“元史专题研究”及“汉学述评”等课程。2000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2002年退休，荣聘为清华大学历史所梅贻琦荣誉讲座教授至今。 二、研究取径与重心 萧启庆教授认为元史研究有两条主轴，一为探讨元朝在中国史上的独特性，一为考察其在中国史上的延续性。前者着重横向探讨草原传统及外来文化冲击所造成的元朝制度与文化上的特色。后者着重纵向分析元朝与前后各代之异同及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而萧教授的研究重心，早年较重视第一条主轴，近年来也重视第二条，但萧教授也体认到二者不可偏废，因此想结合两条主轴而勾勒出蒙元时代在中国历史及北亚历史中的地位。 三、出版著作 截至目前，萧教授已经出版专书两册，联合编着三种，论文集五册，分别是：专书《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66）、《元代军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联合编着方面，与罗意果（Igor de Rachewiltz）、陈学霖两位教授合着《蒙元前期名人传论》（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中国文化史》课程感想
我上<<中国文化史>>课程有感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而该课程带我畅游其中，了解中国文化，一个学期下来觉得自己是从古代一路走来，走到今天，终于我懂得了好多好多的，原来是那么的丰富多彩的。这一课堂，扩大了我的知识面，丰富了我的灵魂，让我受益匪浅。 记得一次课堂上，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中国的传统节日。以前过节假日时，都不是很清楚它们的由来，只是从老一辈人的口中了解到一点知识。如今，我已大抵了解了，每一个节日背后都有它的故事，流传至今。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国传统节日形式多样。中华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创造了特色鲜明的节日文化。形成了汉民族所共有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节日文化形式,这是华夏儿女世代传承的文化精华。如中秋节，我们有嫦娥奔月的传说；端午节，为了纪念伟大诗人屈原，人们才有了现在的吃粽子这一风俗。 “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1]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在传统节日庆典活动中展现的具有一定地域文化特征、带有强烈民俗文化色彩、包涵伦理道德和精神内涵、具有独特歌舞形式、曲艺音乐特点的传统文化精华。中华民族在传统节日里不仅拥有共同的民间庆典习俗，同时还拥有是充分张扬地方个性、思想内容真挚纯洁、表现形式浪漫开放，形象鲜明的图腾和神仙崇拜等极其丰富的民间文艺表演形式，是中华传统文化绚丽多彩的表现形式。另外，从节日文化的角度看休闲文化，一个共性的东西，那就是祥和安逸；在传统节日中无一例外地张显出汉族文化的厚重，那就是天人和一、喜庆团圆、和谐共荣，因而形成了传统节日的共同习俗。在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视角看休闲文化，还有一个共性的东西就是山水文化，寄情于山水是汉民族旅游休闲的开始，千百年来，著名的山水名胜区从来都是人们真心向往的好地方，在许多名山大川中都留有历代文人、雅士、高道、圣僧的碑刻、居室、观堂、寺院，成为人们观光览胜、谈古论今、缅怀先贤的好场所。再有，不同地域的名山、古镇、村落拥有不同的宗教（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教文化）、民俗和一些约定俗成的民间文化娱乐节目，就是祈福、平安。这是人们渴望得到的和欣赏的，因此，人们在休闲的时刻深深地沉浸在了这种浓浓的情谊中。传统文化、民俗文化是休闲文化的母体，其文化的基因是一脉相传的。所以，我们不能忘记，要把它们永远地流传下来。 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发展, 历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能够反映民族特征的传统观念和思想意识, 是具有民族特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前赴后继, 英勇顽强形成的精神支柱, 是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基本精神。得到普遍认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包含以下几方面：1.1 崇尚伦理道德；所谓“在其位, 谋其政;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要求形成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高尚道德价值体系, 作为个人必须要有做人的底线。每个人都有相适应的个人的地位、责任、义务和权利。说自己该说的话, 做自己该做的事。1.2 注重人文理性；传统文化重视人的实体存在, 重视人的精神存在, 注重对人进行礼乐的教化。中国传统文化坚持以人为本, 人被看作天地间一切事物的根本。天地之间人为先、人为贵, 重视人生、重视人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构成了以人的价值和人
中国文化史题目集
第一章史前文化 1、_______开天辟地，_______抟土造人。 2、不论那种说法，_______、_______一定会占去三皇的两个名额。 3、《史记·五帝本纪》中，五帝是？ 4、_______不是禅让？ A、尧与舜； B、舜与禹； C、禹与启； D、汉献帝与曹丕； E、宋徽宗与宋钦宗； 5、三江之名，出自_______。 6、顾颉刚是那个学派的领军人物？ 7、谁不相信尧舜禅让是历史事实？ A、墨子 B、孟子 C、荀子 8、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 9、由“文化”而“文明”的衡量标准： 10、二里头文化遗址可能是_______ A、夏代王都； B、周代王都； C、黄帝陵； D、外星人的弹坑 11、汤因比对文明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看法。 12、里安·艾斯勒的著作：_______ 第二章殷商文化 1、殷是一位英明的商王，所以商代也称殷代。 2、商代女性与军事绝缘。 3、商代人普遍对鬼神已十分不迷信。 4、唐宋学者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对商代历史的了解已达相当的水平。 5、祭祀的过程，体现了商代王族已有贵民厚失的思想。 6、解释：伊霍之事 7、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其中的书特指__________ 8、甲骨文字中，贞字最常用的意思是：__________ 9、解释六书：
第三章西周文化 1、西周初年，制礼作乐者是_____________。 2、根据时代特点，选出同类的一个： A、成康 B、文景 C、桓灵 D、康雍乾 3、我国的历史明确纪年，从周召共和元年，即___________开始。 4、传统上，封建一词是“封疆土，建诸侯”的意思。这个意义上，___________即已标志着封建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正式结束。 A、周公平管蔡之乱 B、秦始皇统一天下 C、汉武帝推恩令 D、辛亥革命 5、请举出三个与周天子同姓的国家： 6、“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盗以黜夏，汤不得而废；旧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不得而易，询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也。”柳宗元的这段论述，是说封建制度仍是天子与诸侯之间的一种_____________。 7、判断：王子是指天子的嫡长子。 8、不是任何时代的家族都必然具备的特点： A、大家族 B、父系 C、族权强势 D、与封建制度相结合 9、大宗有什么样的特权？ 10、五服: 11、《周礼》中的六官： 12、五等爵： 13、三《礼》： 14、五礼： 15、新获得天命推翻原来统治者，这个过程传统上称之为：_________ 16、以下哪种礼仪是天子的特权： A、封禅 B、祭祀祖先 C、乡射礼 D、士家礼 17、“一夫作难而七庙隳”，七庙是指_______________，这句话实际上是说____________ 18、待字闺中：
中国文化史复习提要(1)
一、简答题（每题10分，共50分） 简述中国文化史的分期及各个时期的主要内容。 ?1．远古至夏朝建立以前为中国文化的起源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先民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建树，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 ?2．夏、商、西周、春秋时期，以青铜器、铁器、牛耕的出现，宗法制、分封制的建立以及六经的编定为标志，是中国文化的形成阶段。 ?3．战国、秦、汉时期，社会物质生活内容更加丰富，而政治领域内影响中国数千年之久的皇帝制、郡县制和各级官僚制度形成；以造纸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成果，《左传》、、《史记》、等为代表的史学著作相继出现，道教产生，佛教传入，是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 ?4．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民族迁徙、冲突中互相交流和融摄，实现了南北文化的沟通。同时，玄学从儒、释、道争论中诞生，各民族文化风习也在战乱中薪火相传，可谓中国文化内部冲突与融摄的阶段。 ?5．隋唐五代时期，由于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唐诗、建筑、佛教造像、纺织、科技等标志性成果接踵而出；辽阔疆域内因地制宜多种形式的行政管理制度及以“胡化”为特征诸族荟萃的社会风俗习惯，都说明这是中国文化的繁荣阶段。 ?6．宋辽夏金元时期，南北各地城市崛起，商品经济空前活跃；以理学为主导的儒学新派别在三教合一的时代潮流中形成；宋词、元曲等文艺形式适应士人和市民的情趣而出现，《资治通鉴》等史学巨著层出不穷；我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这一时期占其三。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巅峰阶段。 ?7．明清前期，商品经济继续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冲开封建统治者的重重束缚和限制，通向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不断扩大；近代启蒙思想、考据学从封建极权政治下产生出来，并在反封建宣传，历史文化整理、总结和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科技成果显著，以《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红楼梦》为代表的章回小说，数以千计的地方史志及《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特大型典籍的编写，都是文化领域的辉煌成果和中国文化继续发展的标志。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涌入，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又面临比较劣势，处于出现转机的阶段。 ?8．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在民族、国家危机的同时，中国文化也第一次遇到了严峻的考验和危机。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正视现实，主动向西方国家学习工艺、制度和观念文化，先后掀起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新文化运动。 反映西方文化面貌的机器制造技术，民主共和制度及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对高中历史教学的启示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4810002940.html,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对高中历史教学的启示 作者：刘畅 来源：《中学政史地·教学指导版》2012年第11期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一书的主体内容是余秋雨老师以整整一年时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等部分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华文化史。本书重在探讨现代人对漫长的中华文化史的感悟，内容精彩纷呈而明白晓畅。作为一名高中历史教师，笔者被余秋雨老师上的历史课深深地震撼和吸引了。通读此书后，不由得有了一种想法：尝试着将由此书中汲取的灵感和启示应用到自己的教学中。 一、教学安排——高坡滚石，大胆取舍 对于中华文化史的讲述，余秋雨老师并不是按部就班地泛泛而谈。在余秋雨老师看来，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些文化亮点应特别关注，因为它们安顿了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而对于后期那些漫长的历史走廊，则应快步走过。余秋雨老师讲甲骨文、屈原、司马迁等均用四课时，而讲元文化、明清文化等只用一课时，即高坡滚石型，前详后略。当然，余秋雨老师的教学安排有很大的自由度，不像中学历史教师，既要考虑课程标准，又要顾及联考、会考等。但“用教材教，而非教教材”是新课程历史改革的重要理念，“用教材教”提倡教师对教材的二次开发。高一历史教学内容繁多，如何取舍一直是很多教师面临的难题。笔者认为，历史课教学既要纵横古今，又要突出重点。如何判断重点？首先，坚持客观标准——课程标准和教学指导意见。其次，坚持自己的判断，做个性化的整合。最后，坚持以生为本，重点讲解学生普遍难以理解的问题。 二、教学形式——深度碰撞。有效讨论 对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这样的历史场景，笔者一直心向往之。遥想那时，大师云集、百家争鸣、谁与争锋。当我读到《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时大有怦然心动之感。余秋雨老师的教学形式比较特殊：课堂的主体部分是师生讨论，课后师生间会进行“闪问”、“闪答”。余秋雨老师的讲解和总结总是精练和开放的，而不是简单地呈现结论。这里是灵感与智慧的深度碰撞，这里对历史的集体思考生成了一个个风生水起的文化现场。反观我们的高中历史课堂，仍存在一些低效甚至无效的“虚假繁荣”，如此深度的讨论景象则非常鲜见。如何才能提高课堂讨论的有效性？笔者的思考和尝试如下：首先，充分动员。通过动员，使学生认识到知识经济时代交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次，简单准备。多在周末或节假日给学生布置讨论题目。最后，求同存异。我们把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作为讨论的原则，使学生真正感受到民主的氛围和研讨的价值。 课堂讨论实例：关于陈独秀的评价（材料略）。
中国教育文化史
中国教育文化史 中国的教育文化史 从1945 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到1949 年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几年间，基本为中国的内战时期。当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不能不受到战争的严重影响，有关的统计数字也残缺不全。因此，对这一时期的介绍从略。 （1）文化事业 新闻 1949 年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的新闻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建国后最初7年，有步骤地进行了新闻事业的恢复、改造工作，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体系。 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新闻出版署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讨论在全国转入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情况下，改进新闻工作的问题。会后，各级报纸开始以首要篇幅报道生产劳动；积极建立通讯员网络和读报组，进一步加强报纸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注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根据会议的决定，新华通讯社结束了战争年代各分支机构的分散状态，完成了组织上和工作上的集中统一，逐步建成为国家通讯社。通过建立城乡广播收音网和农村广播站，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级地方广播电台的广播扩大了收听范围，人民广播开始进入工厂、农村和部队。据统计，1957 年全国有报纸364 种，广播电台 61 座，县广播站近1700 个。 1957～1966 年间，中国新闻事业有了很大发展。1958～1960 年，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发展的需要，报纸广播电台的数量有了较大增长，同时开办了电视事业。1958 年全国有报纸491 种，广播电台91 座，电视台2座。1961 年起，由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新闻事业随之压缩规模。1961 年全国报纸减少为 260 种，广播电视事业的规模也有所缩减。60 年代中期，1965 年报纸增加到413 种，广播电台87 座，电视台12 座。 “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批报刊被迫停办，报刊发行量大幅度下降。据1968 年统计，全国省级以上报刊仅42 种，其中全国性报刊只有4 种。1971 年以后，报纸数量略有回升，但增长有限。与此同时，新华社和广播电视事业也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效率低、效益差，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 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1979 年起，报纸的种类和期刊总发行量成倍增长，收音机和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急剧增加。中国的新闻事业已由以报纸为主体逐渐转到通讯社、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电影、新闻摄影等多种新闻工具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新格局。一个 136 多层次、多品种、多功能的遍及全国的新闻宣传网已经形成。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等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工具。据1987 年统计，除台湾省外，全国共有登记公开发行的报纸1482 家，期总发行量为18600 万份；广播电台386 座，发射台和转播台1016 座，收音机、收录机社会拥有量3.3 亿架，县级广播站2576 个，广播喇叭8316 万只；电视台366 座，发射台转播台17570 座，电视机社会拥有量1.16 亿台。新华通讯社已成为国际性通讯社之一，在国内外有分社 120 多个，派驻国内外的记者1100 多人。以海外华侨、台港同胞和外籍华人为对象的中国新闻社也有了很大发展。 出版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出版业的兴盛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40 年来，中国的出版事业尽管经历曲折，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初步形成了
中国文化史
如果将远古至秦汉时期的文化称之为上古文化，那么，秦汉至唐中叶时期的文化则为中古文化，从唐中叶至明中叶可称之为近古文化。 公元9世纪的中国，继春秋战国之际和汉魏之际以后，发生了又一次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唐中叶以降，汉唐时代的雄浑气象已不复现，雅文化层面走向精致内敛，俗文化层面则呈现市井式的热闹与繁华。文化特点：1、地主——自耕农经济和文官政治相互结合领主庄园经济破产，地主——自耕农经济定型；科举制度实行以后，门阀贵族淡出政治，管理直接从地主和自耕农中考选，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2、市井文化勃兴实物经济式微，货币大量流通，城市由单纯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演变为经济和文化的集散地。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兴起，市井文化趋于活跃。 3、儒学复兴酝酿于唐中叶，在宋明得以张大的理学，一定意义上是儒家人文理性的复归。文人、官僚、地主或商人合为一体，形成所谓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审美情趣、人格理想、道德观念主导了全社会的价值规范。4、民族文化的气质从汉唐的雄强外拓转向宋明的精致内敛。 宋明理学又名新儒学、道学、宋学。它是以儒学为主体，兼收佛教与道教的思想因子，对三教融会贯通之后建立起来的伦理性的本体论。是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而兴起的新儒家哲学。（1）理学在宋代形成的历史背景：1、宋代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重文轻武，对学术文化较少干涉，学术活跃。2、儒家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国家政事，参政议政。言论不当，朝廷仅是贬官离京而已，而且职务并不低。3、科举产生的士大夫们注重道德文化修养，注重气节，对儒家经典大义的不断探究成为时尚。（2）儒学变革的需要1、儒学独尊地位的动摇（社会动荡不安，受到道、佛教的冲击）2、“三教合一”潮流的出现 3、儒学体系的更新：以“理”或“天理”为核心的、既贯通宇宙自然和人生命运、又继承孔孟正宗并能治国的学说——理学，理学肇始于唐代，兴盛于宋明，终结于清代，历经七、八百年，构成了中国儒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理学发展的三个时期：开创时期、奠基时期、集大成时期；开创时期：北宋周敦颐与邵雍是理学体系的开山人物。周敦颐：理学创始人，号濂溪居士，曾在庐山莲花峰下设濂溪书院讲学。他设计了宇宙演化的《太极图》并作《太极图说》。主张无极而太极，太极因动、静而生阴阳，阴阳与五行相融产生万事万物。人也是如此，凡人主动，圣人主静，“无欲故静”。它与道家的“无为”、佛教的“无心”是一致的。他从宇宙论出发，融通儒释道的修身哲学，借之构筑伦理学本体论。此种认识路径成为后代理学诸子坚守的哲学方向。理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第一、理学的建构使得中国的礼治秩序在经过了魏晋六朝的乱世裂变之后得以重建。第二、理学的建构使得中国古代的经世路线由“外王”事功转为“内圣”修身。第三、理学的建构使得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得以完善和实现。一是“孔颜乐处”二是“民胞物与”三是浩然正气。唐中叶以后，在日益强化的君主集权格局之下，官僚政治实行文武分离、右文抑武之策，虽然防止了武人割据和篡权，却导致国防劣势，也使民族文化的气质和国民性格发生变化。 一、唐中叶的文化转折 1、中唐乃“古今百代之中”：安史之乱 2、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两税制出台与均田制崩坍 3、商品经济发展：坊市制崩溃与商业革命 4、文化史的转折：韩愈、李翱的“道统”理论 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
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_兼论文化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影响_韩晓莉
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 ———兼论文化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影响 韩晓莉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太原,030006)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史研究日渐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不同于西方又被称为“新文化史”的社会文化史的是,国内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并没有表现出与传统文化史的彻底决裂,而是强调文化史研究中的视角转换。可以说,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是在借鉴西方社会文化史研究理念的基础上,对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和丰富。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同样关注文化的文化人类学与社会文化史有着更多共通之处,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 关键词:文化史;社会文化史;文化人类学 20世纪80年代,“文化转向”思潮席卷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随之兴起的社会文化史,也称新文化史,被认为已取代社会史,占据西方史学的主流地位。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史”一词开始悄然出现在国内学者的论著中,关于社会文化史的讨论之声日渐增多。相较于西方学界与文化史壁垒分明,又似乎涵盖一切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国内的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之间似乎有着某种递进关系。本文试图对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的关系进行梳理,并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现状和方法论方面展开讨论,以期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有所裨益。 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启蒙运动,文化史研究开始兴起于中国学界,在经历了50年代至70年代的停滞期后,于80年代初异军突起,并演成如火如荼之势。一时之间,诸如文学、艺术、伦理、宗教等在内的专史性论著和包含哲学、宗教、风俗、教育、文学艺术等在内,冠以文化史的通史性论著在在多有。毫无疑问,文化史的复兴代表了时代发展下史学研究的新气象,但它同时也是一门发展未臻成熟的学科,复兴之后,研究的缺陷与不足也暴露出来。 首先,文化史的学科定位相对模糊,研究对象具有不确定性。文化史学科定位的形成源于学者对“文化”的理解。“文化”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歧义繁杂的词汇,从国内对文化的研究来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也被称为“大文化”与“小文化”。广义文化多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多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如思想、道德、风尚、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制度和组织,主要强调物质文化之外的精神部分,复兴之后的文化史研究多是在这种狭义文化的范畴内展开。尽管狭义文化的界定相对明确,但研究者在实际研究中还是存在着很大困惑,“与人的精神生活相关的历史研究并不局限于艺术、思想等精神的历史,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精神的东西实际上是无所界限的,它一经产生,便处处在人们的历史活动中间显示自己的存在。我们无法想象,研究政治史、法律史、社会经济史能够脱离对政治意识、法律观
中国古代文化史读书笔记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中国古代文化史读书笔记 篇一：中华文化史读书笔记 《中华文化史》读书笔记 武汉大学历史系冯天瑜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 史的研究，且学术偏好为明清文化史。冯教授对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诸多论题进行过考究。20XX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中国文化史》就是由冯教授领衔，并与何晓明教授、周积明教授在中国文化史领域共同创作的研究成果。 冯天瑜教授在其著作《中华文化史》（以下简称“冯著”）“导论”部分指出，“文化史是史学的一个分支，是文化学与史学相结合的一门历史科学”。至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冯教授认为，文化史是“把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作为一个总体对象加以研究??”。笔者认为，所谓文化史就是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文化史是通过历史视角、借助历史理论和方法来解读人类文化的一门学科。对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学者们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文化史与学术思想
史或典籍文化史同义；也有人认为文化史应集中于精神文化的历史，研究重点如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念、时尚、宗教崇拜、方言、习俗、娱乐等。 从理论上讲，撰写通史性著作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专门史。而撰写跨越数千年专门史的难度又大于撰写某一个朝代、某一个阶段专门史的难度。因为人的学力、精力有限。具体到“中华文化史”领域，时间跨越数千年，内容包罗万象，如果不是在此领域潜心研究数十载，断然难以写出如此鸿篇巨制。大概是出于确保著作质量考虑，冯天瑜教授并未独自完成这一课题，而是选择与何天明、周积明等教授合作，以期达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效果。 冯著洋洋百万言，从“人猿相揖别”的上古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远古时期人类“质朴的精神之花”一直写到毛泽东思想，对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梳理。正如作者在全书“题记”中所写的那样：本书以《中国文化史》拟题，意在研讨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成机制与发展历程。 一、“中华”的概念 作者在“题记”中首先对“中华”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作者称，“中华”之得名，由来已久。并引用了成书于唐高 宗永徽年间的《唐律名例疏议释义》（似应为《唐律疏议·名例篇》释义——笔者注）中的文字：
社会语言学模拟试卷三
社会语言学模拟试卷三
北京语言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社会语言学》模拟试卷三 注意： 1.试卷保密，考生不得将试卷带出考场或撕页，否则成绩作废。请监考老师负责监督。 2.请各位考生注意考试纪律，考试作弊全部成绩以零分计算。 3.本试卷满分100分，答题时间为90分钟。 4.本试卷分为试题卷和答题卷，所有答案必须答在答题卷上，答在试题卷上不给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2分，共20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正确选项前的字母填在答题卷相应题号处。 1. 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去看语言、方言及其他具有完整系统的语言变体，可以归纳出某些特征，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项？（B）A. 非标准性 B. 独立性
C. 非历史性 D. 短暂性 2.社会语言学是（A）。 A. 从社会研究语言 B. 从语言研究社会 C. 从社会研究社会 D. 从语言研究语言 3. 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语言学这个概念的是美国语言学家（A）。 A. 哈佛·丘里 B. 韩礼德 C. 拉波夫 D. 布莱特 4.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C）用“Who says what to whom,when and how”来概括社会语言学的范围。 A. 克里斯特尔 B. 布莱特 C. Nessa Wolfson D. 乔姆斯基 5. 乔姆斯基主张区分“语言能力”和（A）。 A. 语言运用 B. 语言转换 C. 语言变异 D. 语言使用 6. 社会语言学家用（C）这个概念来指称自己的研究对象。
A. 变化 B. 变动 C. 变异 D. 改变 7. 社会语言学是（B）的重要分支之一。 A. 社会学 B. 语言学 C. 人类学 D. 文字学 8. 社会语言学通过对（A）的描写和分析来说明语言的社会变异状况。 A. 变体 B. 本体 C. 客体 D. 受体 9. 现代语言学的鼻祖是（A）。 A. 索绪尔 B. 布龙菲尔德 C. 乔姆斯基 D. 拉波夫 10. 从本质上讲语言是进行社会交际的工具，是（C）的符号系统。 A. 系统性 B. 交际性 C. 工具性 D. 阶级性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3分，共30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
中国文化史论文
中国文化史论文 ————论清朝时期中西方交流摘要：清朝时期，曾经拥有与西方交流的良好契机，却因统治者的专制、愚昧而夭折。至使清朝与西方在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清朝末年，虽有众多有识之士进行了政治、思想、科技的改革，但都以失败告终。本文就清朝时期中西方交流中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关键词：专制统治封建思想改革 说起清朝时期中西方的交流，不得不提起传教士这一重要媒介。16世纪中叶起,以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传教,带来了基督教义、古希腊哲学和科学、作为文艺复兴之温床的“建学育才之法”。传教士从上层入手,改变传统的传教策略,注重学习中国语言、吸取中国的文化知识,利用中华文化的某些形式进行传教，传教事业获得了较大发展。 清朝入关之初，对定居中原的西方传教士采取礼遇态度。顺治帝特别倚重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顺治帝多次向汤若望学习天文、历法、宗教等知识，以及治国之策。清政府还下令根据汤若望所著的《西洋新法历书》，制定新历法并颁行全国，名为时宪历。康熙帝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数学、天文、地理、光学、医学、解剖学等都有较大的兴趣，并且拥有一定的造诣。他曾组织传教士和中国学者采用西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地测量，绘制了《皇舆全览图》。与此同时，康熙还开设蒙养斋，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科学人才，组织编纂了包含有大量西方科学知识的《律历渊源》。清朝初年和西方传教士的广泛交流为清朝皇帝了解和学习西方技术开启了一扇窗户。 清朝的统治者对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等都相当得感兴趣，如果当时在中国大力推广西学，中国应该早就走向了近代化，思想和科技都会得到长足的进步，在保持世界先进国家地位的同时，进一步向世界超级大国迈进。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西学为什么没能大力推广呢？究其原因，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原因： （1）统治者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清政府的历代皇帝大多不傻，他们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专制统治，不得不限制西学的传播。当时欧洲各国已进入了一个更先进、文明的时代——资本主义阶段。受过多年政治思想教育的有识之士们都清楚，资本主义社会是先进于封建主义社会的，这种先进性不但体现在物质文明方面，更体现在精神文明方面。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并不是不欢迎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他们对西方的钟表、玻璃制品等各种高科技产品是非常喜爱的，购买时也是挥金如土。例如：皇宫和贵族从不缺少的被称为“奇技淫巧”的各种西方的小玩意；康熙还热心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但清政府从未让百姓真正接触这些，因为统治者发现与科学一同到来的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