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_兼论文化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影响_韩晓莉
文化人类学论文：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的异同
文化人类学论文：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的异同摘要：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的关系密切，它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社科群。
系统研究二者关系对于更好的把握这两门学科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社会工作；差异；共通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14-0065-03人类学(anthropology)是研究人类的体质和社会文化的学科。
这个名称是由希腊语中表示"人"的"anthropos"和表示"知识"、"学问"的"logos"合成的，意思是"研究人类的学问"。
人类学根据其研究的领域分两大部分：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
涉及到人类的来源、形成、演变、人种等人体方面的部分称为体质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是相对于"体质人类学"而言的，是研究人所创造的一切文化现象。
"它研究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对不同人类群体文化的相似性和相异性作出解释，应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和解决现代人类社会有关的实际问题"。
社会工作是由social work翻译而来，源于西方，"是指一种有关促进个人与社会福利的措施，乃至包括各种教育、卫生、保险及其他公益事业"。
西方有关社会工作一词的使用，住往是与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公共福利相通的。
作为一种助人的活动，其目的是帮助那些在社会生活中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的人，创造和谐的成长环境，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文化人类学是以人类的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人类总是拥有文化并永远生存于社会之中；人、社会、文化融为一体。
因此，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工作经常面临相同的课题。
并且学者们常把文化人类学称为社会人类学，或把社会人类学视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
文化人类学论文：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的异同
文化人类学论文：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的异同摘要：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的关系密切，它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社科群。
系统研究二者关系对于更好的把握这两门学科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社会工作；差异；共通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14-0065-03人类学(anthropology)是研究人类的体质和社会文化的学科。
这个名称是由希腊语中表示"人"的"anthropos"和表示"知识"、"学问"的"logos"合成的，意思是"研究人类的学问"。
人类学根据其研究的领域分两大部分：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
涉及到人类的来源、形成、演变、人种等人体方面的部分称为体质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是相对于"体质人类学"而言的，是研究人所创造的一切文化现象。
"它研究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对不同人类群体文化的相似性和相异性作出解释，应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和解决现代人类社会有关的实际问题"。
社会工作是由social work翻译而来，源于西方，"是指一种有关促进个人与社会福利的措施，乃至包括各种教育、卫生、保险及其他公益事业"。
西方有关社会工作一词的使用，住往是与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公共福利相通的。
作为一种助人的活动，其目的是帮助那些在社会生活中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的人，创造和谐的成长环境，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文化人类学是以人类的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人类总是拥有文化并永远生存于社会之中；人、社会、文化融为一体。
因此，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工作经常面临相同的课题。
并且学者们常把文化人类学称为社会人类学，或把社会人类学视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
经历文化转向之后的社会史 - 中国世界史研究网-世界历史 …
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俞金尧摘要：起源于新史学的社会史学，以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为其区别于其他历史研究的身份特征。
新文化史研究历史上的大众文化，因而具有社会史学的属性。
战后兴起的新社会史秉承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追求，它倾向于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寻找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以建立宏大的历史叙事。
然而，新社会史经济社会决定论的弊病，引发了社会史学的“文化/语言转向”，从而催生了新文化史。
新文化史强调文化、符号、话语的首要性，最终走向文化/语言决定论的另一个极端。
对新文化史激进倾向的强烈不满，使得西方史学界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超越文化转向”的趋势，这种趋势体现在学者们越发重视实践的作用，社会史学正在形成一种“实践的历史”或“后社会史”。
关键词：年鉴学派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文化转向实践理论一、导言在古老的历史学中，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史研究（本文称之为“社会史学”）是一个年轻的领域，现在仍处在发展之中，因此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成长的烦恼，其中一个根本性问题是社会史的概念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定义。
目前，“社会史”这个概念通常指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者指对社会进行总体的研究，人们主要是从“社会的”(the social)和“社会”(society)这两个词的字面意义上去界定社会史。
结果，社会史要么局限在较狭窄的范围内；要么看上去无所不包，实际上却容纳不了或忽视了很多重要的历史内容。
于是，对大众文化的历史研究仿佛独立于社会史，人们喜欢把这种研究称为“新文化史”，以示与“社会史”的区别。
①而社会史学家在界定社会史时也没有把“新文化史”纳入自己的领地，似乎将新文化史当成社会史的异类对待。
除了概念不清外，社会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其内部不同研究类型之间的纷争不断。
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新社会史”阶段，社会史学家追求对社会的历史进行全面研究，他们讥讽屈维廉所说的那种专门化的社会史只是政治史的剩余史，甚至他对社会史的界定也被说成是“臭名昭著”的定义。
文化人类学在社会工作种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人类学在社会工作种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人类学在社会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提高文化敏感性。
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文化现象，通过对文化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相似性。
社会工作者需要具备文化敏感性，避免出现文化误解和冲突，更好地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建立联系和沟通。
2. 帮助建立文化相对主义观念。
社会工作者需要意识到不同文化背景对人的生活和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不能以自己的价值观评价和对待其他文化的人群。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建立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尊重并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
3. 促进文化交流和融合。
在移民社会和多元文化社会中，文化人类学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更好地理解少数族裔和移民社群的文化背景和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提供支持和服务。
同时，文化人类学也可以促进文化交流和融合，增强社会的文化包容性和多元性。
4. 强化社会工作的实践性。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和方法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更好地理解人的文化行为和生活方式，从而更好地进行社会工作实践。
例如，在做社区发展工作时，文化人类学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了解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和价值观，从而设计更加适合当地文化和社会背景的社区发展项目。
文化人类学在社会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提高文化敏感性、建立文化相对主义观念、促进文化交流和融合，以及加强社会工作的实践性。
人类学知识：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和当代
人类学知识：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和当代人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主要关注社会和文化的研究。
社会和文化是历史和当代的两个重要维度，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也涉及这两个方面。
在本文中，我们将从人类学家的视角出发，对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和当代进行探讨。
一、社会和文化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跟随人类漫长的发展进程而产生和演变。
从人类开始狩猎采集时期，到逐渐进入定居农业时代，再到今天的现代社会，人类在社会和文化方面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
在早期的社会和文化阶段，人类的社会形式往往以部落或氏族为单位，围绕着家庭和血缘关系组成。
这种组织形式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很强的生存和竞争力，使得人类最终成为了地球上最为成功和积极的物种之一。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所处的环境也在不断改变。
从农业革命开始，人类逐渐形成了更加稳定的庄园和定居点，使得社会结构开始向城市化方向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文化也在不断演变。
艺术、科学、哲学等多种文化形式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的繁荣献上力量。
在文化方面，各种宗教和宗教信仰出现了，既包括一些原始的宗教，也包括后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
这些宗教也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文化影响和发展。
二、社会和文化的当代在当代，人类社会和文化面临着更加直接、复杂和多样的挑战。
全球化、信息技术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正在为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一项挑战之一。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法避免的文化冲突和调整。
在这个时期，民族、宗教、地区和阶级差异成为了重要的文化现象。
在这个大背景下，人类社会与文化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是当代人类学家不断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
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也对当代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社交媒体等新技术的普及，人类社会空间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普通人可以更容易地和远离我们的人交流。
这种变化提高了人类对相互联系的依赖程度，同时也展现了文化的大量传播和多样性。
现代人类学家也在探索如何运用这些信息技术为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作出最大的社会贡献。
从社会学角度探究社会的文化性和社会的人文性
从社会学角度探究社会的文化性和社会的人文性社会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机遇与挑战的领域。
在这个领域里，文化和人文成为了人们关注的两大方面，也是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
本文将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探究社会的文化性和社会的人文性。
一、社会的文化性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的共同符号系统。
在社会中，文化与社会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人们与他人建立起联系的根据就是文化。
在社会的文化性中，文化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征。
在同一国家、同一地域、同一族群和同一时代甚至同一个家庭内，在文化方面也会有差异。
文化不是单纯地指一种人类产物，而是包含了习俗、语言、宗教、艺术、乐曲等多方面。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族群的标志。
人们生活习俗、价值观与文化息息相关，人们选择的职业与文化也息息相关。
此外，文化与道德、伦理也密不可分。
文化的传承涉及到行为方式、信仰、文化价值，而这一切也间接或直接显示了文化传承的伦理与道德观。
相比之下，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人认为一些行为可以被认为是道德、合法的，而在另一个地方，人们认为相同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文化的多元性允许了个人自由思考，从而建立自己的观点。
文化是摆脱分化、转化、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
文化不停地变化、进化，也不断发掘新形式和内容，文化的目的是让每一个新生代接受上一代的经验并创造新的价值。
二、社会的人文性人文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艺术、文化和哲学学派。
人文与文化是相互联系的。
它是文化的外部形式，反映人们内在的思想和思想发展的历程。
人文来源于人性。
人类的本性和天性使之有了情感、信仰、理性、思考等特征，这些特征被反映在人文艺术、文化和哲学学派等方面。
人文的核心是人类的心理学。
人会因为其内在的生存足够或者是内在的需要而创造文艺和哲学思想。
比如，许多文艺作品表达着人类的情感、梦想、幻想、理念。
在其艺术表中，这些人类特征被进行再现。
在社会的人文性中，道德伦理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文化人类学在社会工作中的意义与价值
文化人类学在社会工作中的意义与价值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的学科，它关注的是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变化。
在社会工作中，文化人类学的意义和价值不容忽视。
本文将探讨文化人类学在社会工作中的作用。
文化人类学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更好地理解本地居民的文化和价值观。
在跨文化交流中，文化差异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社会工作者需要了解当地人的文化和习俗，以便更好地与他们交流并提供帮助。
文化人类学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使社会工作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文化人类学也可以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一个更深入的理解社会问题的视角。
社会问题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包括文化、经济、政治和历史等。
文化人类学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了解社会问题的文化背景，以及它们是如何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
这样，社会工作者就能够更好地制定解决方案，以适应当地文化和社会的需求。
文化人类学还可以提供一种反思和批判的工具，帮助社会工作者评估他们的做法是否符合当地居民的文化和价值观。
社会工作者需要考虑他们的做法是否合适，并确保他们的方法不会损害当地文化。
文化人类学提供了一种反思和批判的框架，使社会工作者能够更好地评估他们的做法，并确保他们的工作符合当地文化和价值观。
文化人类学还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在跨文化交流中建立信任和理解。
当社会工作者了解和尊重当地文化和价值观时，当地居民就会更愿意与他们合作。
这样，社会工作者就能够建立更好的信任和理解，从而更好地提供帮助。
文化人类学在社会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它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了解当地文化和价值观，提供更深入的理解社会问题的视角，提供反思和批判的工具，以及建立跨文化交流中的信任和理解。
因此，社会工作者应该学习和应用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方法，以更好地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
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_新文化史_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常建华【提要】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均关心人的生活，生活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社会文化史的面目出现。
日常生活在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中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表述的方法不一，然而都是这些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
本文认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应更加明确与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关键词】日常生活史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有关文化史、社会史以及社会文化史的讨论持续不断，近年来受西方新文化史①的影响，有关社会文化史的讨论趋向热络。
然而社会文化史的论述中，对于日常生活史与社会文化史关系的讨论尚不充分，也比较缺乏“新文化史”的视角。
因此我想结合对相关学术史的观察，试就日常生活史与社会文化史的关系谈点感想。
一、西方新文化史中的日常生活根据彼得·伯克的梳理，文化史的研究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经典”阶段、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艺术的社会史”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大众文化史的发现阶段以及“新文化史”阶段。
自1800年至1950年这一时期属于文化史的“经典”时代，此时的文化史家们关注的是经典作品———也就是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学科中杰出作品的“典范”———的历史。
文化史学家特别关注不同艺术类别之间的关联。
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描述了他所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文学、哲学乃至政治生活中的个人主义、竞争意识、自我意识和现代性。
赫伊津哈在《中世纪之秋》讨论了诸如骑士风度那样的生活理想，也讨论了衰落感之类的主题，还有象征主义在中世纪晚期的艺术和思想中的地位，以及诸如对死亡的恐惧等这样一些情绪。
该书把形式或行为规范放在中心位置上。
不过，赫①李霞、杨豫：《走向开放的综合———新文化史学探析》，《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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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兼论文化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影响韩晓莉(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太原,030006)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史研究日渐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
不同于西方又被称为“新文化史”的社会文化史的是,国内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并没有表现出与传统文化史的彻底决裂,而是强调文化史研究中的视角转换。
可以说,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是在借鉴西方社会文化史研究理念的基础上,对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和丰富。
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同样关注文化的文化人类学与社会文化史有着更多共通之处,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
关键词:文化史;社会文化史;文化人类学 20世纪80年代,“文化转向”思潮席卷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随之兴起的社会文化史,也称新文化史,被认为已取代社会史,占据西方史学的主流地位。
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史”一词开始悄然出现在国内学者的论著中,关于社会文化史的讨论之声日渐增多。
相较于西方学界与文化史壁垒分明,又似乎涵盖一切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国内的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之间似乎有着某种递进关系。
本文试图对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的关系进行梳理,并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现状和方法论方面展开讨论,以期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有所裨益。
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启蒙运动,文化史研究开始兴起于中国学界,在经历了50年代至70年代的停滞期后,于80年代初异军突起,并演成如火如荼之势。
一时之间,诸如文学、艺术、伦理、宗教等在内的专史性论著和包含哲学、宗教、风俗、教育、文学艺术等在内,冠以文化史的通史性论著在在多有。
毫无疑问,文化史的复兴代表了时代发展下史学研究的新气象,但它同时也是一门发展未臻成熟的学科,复兴之后,研究的缺陷与不足也暴露出来。
首先,文化史的学科定位相对模糊,研究对象具有不确定性。
文化史学科定位的形成源于学者对“文化”的理解。
“文化”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歧义繁杂的词汇,从国内对文化的研究来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也被称为“大文化”与“小文化”。
广义文化多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文化多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如思想、道德、风尚、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制度和组织,主要强调物质文化之外的精神部分,复兴之后的文化史研究多是在这种狭义文化的范畴内展开。
尽管狭义文化的界定相对明确,但研究者在实际研究中还是存在着很大困惑,“与人的精神生活相关的历史研究并不局限于艺术、思想等精神的历史,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精神的东西实际上是无所界限的,它一经产生,便处处在人们的历史活动中间显示自己的存在。
我们无法想象,研究政治史、法律史、社会经济史能够脱离对政治意识、法律观念、经济伦理的研究”。
①其次,由于缺乏独立性,文化史研究表现出重视精英文化,轻视大众文化的倾向。
20世纪80年代前,政治史和经济史占据史学研究的主流地位,文化被先入为主地划为意识形态的部分,成为受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并不具有独立性。
于是,这一时期即使有文化方面的研究,也大多是被条块分割的,作为政治、经济发展的衍生物和附属物。
20世纪80年代后,虽然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以“社会分层”取代“阶级分析”,以“结构-功能论”取代“社会发展阶段论”的研究转向,但学者们所关注的“中国社会”仍是一个“政治”与“制度”的实体,探讨的也主要是这个实体如何运作。
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必然导致研究中形而上的倾向,文化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关注精英文化成为文化史复兴后大多数研究者不约而同的选择。
在学者眼中,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基本上是一种外在的研究,描述多于分析,介绍强于论证。
“这样的文化史就好像一个硕大无朋的大网,虽然打捞出了所有海底之鱼,却偏偏漏掉了鱼赖以生存的水,于是鱼全变成死鱼,而这样的文化史也仿佛是一个无人引导又没有讲解说明的博物馆,在罗列堆垛中`精神'仿佛找不到它的依附处,只好悄然退出所谓的文化史。
”②而对精英文化的过分强调一方面使文化史缺少了普通人文化和生活的展现,另一方面也将文化史置于高处不胜寒的境地。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观念的开放,文化史研究中的问题开始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省思,而几与文化史同时复兴的国内社会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西方“文化转向”思潮下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也给国内的文化史研究者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在复兴的社会史研究中,“自下而上”的整体史观是其最显著的特征,通过这样的研究视角,社会史学者重新找回了那些在传统历史叙述中被忽略或遗忘的人们,历史以更加生动、鲜活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
对于“由学术、教育、习俗、道德、文学等固定板块所构成的带有上层精英倾向、分割拼盘倾向、干巴枯燥倾向、片面简单倾向的`旧文化史'”③而言,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普通人社会行为背后的精神因素,无疑为文化史研究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社会史研究所强调的视角转换得到了文化史研究者的认同。
同一时期,西方史学研究在“文化转向”思潮的影响下,将“在文化里包含了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主题”④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受此鼓舞,肇兴于西方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也被众多国内学者寄予厚望,希望藉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兴,将文化从一种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位置解放到更加基础的层次,以打破传统文化史、思想史只研究精英人物、知识阶层的局限,将文化史研究引向深入。
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史”一词开始出现在国内学者的论著中。
从刘志琴“社会史和文化史从不同的方位出发,实际上是沿着同一目标双轨运行的认知活动”的论断,⑤到李长莉对“社会文化史”概念的阐释,⑥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探讨在文化史研究领域率先兴起。
虽然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学科定位,学者们众说纷纭,不一而是,但就其在国内的发展来看,它与文化史的联系要更为紧密,文化史研究者也表现出了较其他学科研究者更积极的回应态度。
换句话说,国内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是在文化史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带来了文化研究的丰富和拓展。
首先,社会文化史以一种更广义的文化概念对普通人文化和生活的还原,大大拓展了文化史的研究领域。
在西方史学研究中,社会文化史是一个与传统文化史全然不同的新兴学科,它涵盖广泛,包罗万象,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研究理念的基础上,也形成了关于社会韩晓莉: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①②③④⑤⑥周积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第32页。
葛兆光:《文化史:在体验与实证之间》,《读书》,1993年第9期。
黄兴涛:《文化史研究的省思》,《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2页。
蒋竹山:《“文化转向”的转向或超越?———介绍四本论欧美新文化史的著作》,见陈恒、耿相新编:《新史学》第四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42页。
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第13页。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见赵清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384—385页。
文化史学科的认识。
“广义来说,可以视为是一个学科领域的划分,即凡属社会文化交织领域如风俗习尚、教育、宗教、文化传播、生活方式、大众文化、民众观念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属此范围。
狭义来说,强调其社会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即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观念的联系,及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互动关系”。
①“作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更加关注民众社会生活与民众观念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注重显性的社会生活,又注重隐性的精神生活,最终是要通过社会生活的表层去揭示社会精神面貌的潜层结构的。
”②从表述中不难看出,中西方对于社会文化史的理解既有共识也有不同,国内学者在把“文化”由高处拉入民间的同时也传达了对传统文化史的关照,甚或可以说,学者们是在深化文化史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文化史的概念。
在社会文化史之下,传统的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的界限被打破了,对“关系”的探讨成为文化史研究新的切入点。
其次,社会文化史对文化能动性的强调使文化不再只是一种被描述的现象,而成为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也将文化史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在西方社会文化史那里,文化不仅不再依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而且具有了绝对的能动性,甚至政治、经济和社会都要由文化来塑造和生产。
尽管西方学界对文化能动性的推崇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但这也启发了国内学者对文化能动性的重视。
“一个社会的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是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决定的;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变化引起了哪些思想观念的变化;由于新思想观念的影响,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一切都是社会文化史要研究的问题。
”③这种文化的能动性在文化史的研究中被进一步深化为要加强对文化与社会双向互动关系的考察,“一则是文化内部各门类和各因素之间互动的关系形态,如语言、宗教、文艺、道德、学术等之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二则是文化与外部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互动关系形态,也即是文化的`受动'与`能动'关系,……这两种`关系史'的有机组合形态,就构成了一般文化史的主体与核心”。
④在对文化能动性的强调中,学者们关于文化的研究开始由静态转向动态,从被动变成互动。
随着研究视角的下移,诸如社会生活、大众文化、民众观念等方面都进入到社会文化史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对社会文化史的推崇之声也日益高涨。
然而,社会文化史的开展并不意味着对文化史研究中的精英文化和分门类的专史性研究的取代。
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精英文化的研究是把握中国文化发展脉络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专门史的研究对于从各个不同侧面探求传统文化特质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也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就文化史和社会文化史的关系而言,社会文化史是学者们在对传统文化史检省基础上,为突破研究壁垒,借鉴西方研究理念的“本土化”尝试,是文化史研究的深化和丰富,而不是取代或对立。
正如刘志琴曾谈到的,尽管海外早已有文化社会学、社会文化史的成就,但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将以自己的特色和传统有别于其他国别的社会文化史,开出新的天地。
⑤二20世纪90年代,当大陆学者开始对社会文化史进行理论探讨的时候,“文化转向”思潮以及社会文化史研究已在西方汉学界和宝岛台湾的中国研究方面产生广泛影响,一大批从文化视角研究中国问题的论著相继诞生。
在西方汉学界运用文化取向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以民族问题和政治事件的反思最为突出。
美国著名汉学家柯文和周锡瑞都从文化的角度对义和团运动做出了新的解释。
柯文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中侧重于对作为普通人的经历和政治话语下被神话的义和团的描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①②③④⑤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