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超领土承认

解析超领土承认[捷克]马雷克・赫鲁贝克　著　周穗明　译 捷克科学院全球化中心主任、布拉格批判理论学术年会主要组织者马雷克・赫鲁贝克(Marek Hrubec)给本刊发来文章,对全球穷人社会权利得到承认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文章通过解析权利持有人的超领土承认(Extra2Terri2 t orial Recogniti on)概念,试图发展出一种超国家正义层面的承认理论,从国际公民社会形成的角度发展霍耐特和弗雷泽的承认理论。

作者也探讨了超领土承认的当代法律可能性,呼吁建立一种超领土承认的秩序,反抗当代全球化状况下的社会不公正状态。

导论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追求正义,必须处理未得到承认的权利代理人和被错误承认的权利持有人的问题。

权利持有人被错误承认的原因之一是,权利代理人没有正确说出他们在全球化新的经济和法律秩序中的责任。

如果我们想要帮助解决全球非正义问题并发展一种替代当代秩序的政治,我们必须确定,谁的责任必须得到阐明,是民族国家、跨国公司,还是国际金融机构。

民族国家作为日渐衰微的权利代理人已经开始认识到,面对跨国资本正在上升的权力,它们对这些资本及其代理人在其他国家的社会权利和其他权利的超领土承认具有种种局限性。

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近几十年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许多方面获得了全面控制权,它们对许多人、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造成了消极影响。

对当前国际法结构的分析可以说明预期的民族国家的法律影响力在国外的局限性。

在运用超领土承认并控制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活动方面,单个国家的式微并不必然是坏事,它可能有利于创造社会正义的、超国家的和全球的调控机制。

从国家和国际层面未解决的错误承认到超国家和全球层面的承认,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动态模式。

当代国际解决方案对其已经失望的社会代理人,也可能转型为社会变化的主体,它需要新的超国家的和全球的社会正义制度结构。

因此,过去几十年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影响的增强和它们不适当的国内法和国际法规制,造成了对新的超国家和全球制度的诉求。

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当今秩序中遭受饥饿和严重贫困的那些人的不满和抗议,而且他们的不满并没有得到传统的道德和政治抗议主体曾经得到过的那种充分的公开表达。

当然,考虑到国际的和超国家的法律制度术语需要澄清,我认为,国际法要包含尤其是要处理民族国家以及政府间组织的行为规则,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多国公司和个人的行为规则。

国际法的权威性始终是与民族国家的自发表达和执行相联系的。

国际法与超国家法律之间的差异在于这一区分:当单个民族国家的法—56—律与更高的超国家法律制度相冲突时,它们是不可能有适用性的。

然而,更高的超国家法律制度还没有被大量制定出来。

它几乎只是在地区层面上单一地产生,即使某些成分开始在全球层面上发展起来。

在本文下述部分,我将分析在全球层面建立超国家的法律体系的具体要求,争取全球正义的人们和社会团体正追寻并代表着这一层面的要求。

我将以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承认理论的有启发性的部分为基础来解析超领土承认,并通过研究相关的国际法文献及其哲学和社会科学解释去说明其局限性。

界定被错误承认的主体消除社会非正义,取决于社会底层,取决于人民的需要。

人民对社会非正义的反抗,在有关预期承认受到侵害的经验框架中得到了解释。

错误承认能够转化为反抗和批判的基础。

为了确定寻求变革的动机,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被蔑视的体验发挥了转化为社会冲突和批判规范诉求的催化剂的作用。

这样,我们可以说明社会冲突的逻辑,也就是关于承认和错误承认的动力学。

如南希・弗雷泽和其他学者所指出的,受全球社会非正义的当代解决方案影响并对此不满的社会代理人正处在变成社会变化主体的进程中,这些主体不仅要求发展国内和国际的正义制度安排,而且要求发展和创造新的全球制度结构。

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当前赋权,伴随着被错误承认的个体的反抗,伴随着失业和受剥削人群、社会运动(如在地方和全球多种层面的社会论坛)的抗议,特别是南方受压迫群众和贫困人群的不满。

姑且不论大众媒体和西方国家的大多数人对每天忍饥挨饿和极度贫困的无数人这一事实的忽略,我们必须关注和尊重那些反对当代全球政体的抗议者。

当然,成功的抗议需要强烈到足以具有影响力的阐释及其表达方式。

那正是为什么南方那些通常生存在最恶劣生活条件下的社会变化的潜在主体几乎无法让人看到的原因。

但是那些人也在通过他们的表达呼唤变革。

他们通过他们的日常斗争改善极度贫困生活的基本条件。

那些在废除奴隶制以前不被大部分人看作是人类的奴隶们为我们勾勒了平等的尺度,而今天那些遭受饥饿和极度贫困的人在多数人眼中还没有被真正承认为抗议主体。

全球贫困呼吁关注。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说明,贫富差距在扩大。

2%最富的成年人拥有超过全球50%的财富,而50%最穷的成年人拥有不到7%的财富。

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社会不公正迫使无数人成为各种形式的穷人。

人类的45%正生活在世界银行划定的每天2美元标准的贫困线以下。

18%的人被披露其生活标准在每天1美元以下。

在2000年“千年峰会”上被采用的《千年宣言》阐述了贫困、性别不平等和国际贸易等核心目标。

这些作为《千年发展目标》而提出来的目标将于2015年实现。

各国打算“使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口比例和挨饿人口比例到2015年减半”;“同时,将孕妇死亡率降低3/ 4,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到目前比率的2/3”。

我们真的要到2015年才减少这些死亡吗?我们确实想要让挨饿的人数仅仅减少一半吗?然而,实践中的人道主义援助甚至比千年发展目标这些谦卑的建议更糟糕。

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即使当代“趋势持续下去……从2003年至2015年,未达到该目标所积累的人类成本,将是4100万儿童的死亡”。

事实上,遭受饥饿和极度贫困而死亡的人并不为大多数人所见。

他们的不满和反抗并没有显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强大到足以与当代秩序竞争的替代选择。

但是,我们不应当仅仅固定在那些已经接受了公共表述的规范目标上。

我认为,人们通常希望采取的一种表达不满的形式,是西方的道德和政治抗议的传统典型,即工人运动、无产阶级和以和平、生态、性别和多元文化主义等等为导向的各类激进的新社会运动。

然—66—而,遭受饥饿和极度贫困的大众被紧紧地束缚在他们日常生活的地方,当全球化的赢家能轻松地“飞行”时,他们几乎不能为了抗议去“移动”。

全球穷人代表了一种特殊的运动。

这是一种至今不太被人看得见、建立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日常本土斗争基础上的抗议。

当然,对传统运动和新社会运动的关注是彼此相连的。

然而,按照公共领域在当代大众媒体之间的这种传播,社会苦难可能不经意间被降低为西方典型的激进运动的公开可见的不满。

对社会苦难的这样一种西方中心式的表达,可能忽视那些尚未受到公众注意或只得到些微和短暂关注的社会伤害的日常形式。

而且,已经被剥夺了公开性的社会不公正体验可能是最压抑的体验。

虽然公开表达的社会不公正体验在西方发挥着为争取正义而斗争的重要作用,但它肯定不是适当的评判标准。

这一标准将重新制造出主流的不满类型,并且不可能传播其他类型的社会苦难,那些类型也应当是我们的关注点。

它主张对错误承认在目前层面的解释加以限制。

因此,我们应当追求一种能反映全球穷人状况的新标准。

在与南希・弗雷泽的辩论中,当霍耐特说她低估了不同于那些已经得到公众承认的运动的社会运动时,他是正确的。

她简化了她的分析以寻求公开可见的当代社会运动。

然而,在另一方面,霍耐特并未关注弗雷泽研究的重要全球议题,这些议题要求它们必须转化为理论,特别是转化为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作用的变化。

从这一观点看,霍耐特低估了分析的全球层面。

同样地,当他的研究思考过去的相关运动时,这一研究不应忽视弗雷泽分析的那些当代的重大变化。

一方面,理论需要对相关事实具有敏感性,即全球穷人的抗议不再演变为工人阶级和新社会运动曾经展现的公然暴力的形式。

另一方面,对全球穷人的不满及其规范诉求的理解,使关于当代国际秩序和超国家秩序的研究成为必要,以便强调全球穷人的需要并反抗对其的阻碍。

我的观点是,同样有必要记住争取承认的日常斗争,即使它们尚未得到更多的公众关注,同时发展一种对全球群体、尤其是基于全球穷人的社会研究。

如果我们接受这些预设,那么,第一,尚存着成千上万死于饥饿和极度贫困的人,特别是在南方;第二,将会出现尚未处于公众注意力中心的以错误承认的社会体验为形式的严重抗议,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不得不面对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抗议。

那么,理论阐释必须敏感到足以理解这种人类大灾难,它呼唤一种国际的和超国家的解决方案。

了解某些类型的承认已经蕴含于国际法体系之中,去分析哪些法律约定可以消除这样一种大灾难是必要的,因为形成一些至少在形式上已经得到保障的东西将毫无意义。

承认和国际法分析国际的和超国家的法律体系中的承认及其作用,需要规范“承认”(recogniti on)和“权利”(right)术语。

重要的是区分广义和狭义的承认术语。

霍耐特用包括初级关系(爱和友谊)、合法关系(法律)和价值共同体(成就与团结)等领域内的尊重这一承认术语作为一种支撑性概念。

从他的这一观点来看,覆盖了公民、社会和文化等各种各样问题的超领土承认术语可被视为适当术语,因为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然而,其他理论家是在狭义上使用承认术语的。

南希・弗雷泽把承认术语引向单一的文化承认领域,同时把其他术语———社会经济再分配和政治代表权运用于正义的其他领域。

如果假设超领土承认包含超出文化承认以外的问题,那么就必须解释超领土承认的概念,这看起来是根本性的。

首先,必须考虑到承认术语的运用是与国际法的历史发展相联系的。

一方面,现代法律关系是为了同等程度地尊重每一个人而建立的。

另一方面,社会地位发挥着承认他者的作用。

在现代平等化的过程中,社会地位已经或多或少地从传统社会的等级关系中分离出来。

—76—从霍耐特的理论观点出发,社会尊重是与团结和对个体的特殊成就的承认相联系的。

从弗雷泽的理论观点出发,社会尊重确保社会平等,例如,社会对妇女的平等尊重,对涉及文化差异的个人平等的多元文化的尊重。

因此,她保留了这一正义领域的承认术语,并且出于两个理由,她也能把它运用于法律关系。

首先是国际层面的文化和法律问题之间的联系,其次是弗雷泽涉及再分配和承认两个领域的法律分析。

首先,因为国际层面的法律关系仍然保持差异政治及其承认特点的某些文化内涵,包括承认术语在传统的(等级的)和后传统的(平等的)两种意义上的使用。

超领土承认是一个类似的例子。

其次,看到这一点是有启示性的:尽管霍耐特把法律看作正义的一个单独领域,特别是对个体合法尊重的领域,而弗雷泽在阐明其再分配和承认的二元论时,并不把法律看作正义的一个单独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