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结构和人格

官僚制结构和人格罗伯特·K·默顿一个正式的、合理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必然包括一种经过明确规定的活动模式，从理想的意义上说，在这种结构中。

每组活动都与组织目标有职能上的联系。

在这样一种组织中，一系列公职与一系列等级制地位结合为一个整体，它们内含着由有限的具体规章严密规定的若干职责和特权。

每一种公职都包含着某种特定能力和职责的范围。

权威——即从得到认可的地位产生出来的控制权力——本质上从属于公职，并不从属于某一个担任官员角色的个人。

官员在预先规定的组织规则框架的范围内进行日常活动。

对各种公职之间的关系进行规定的系统包括相当高的正规性，并且明确规定了占据这些职位的任职者之间存在的社会差距。

这种正规性可用或多或少有一定复杂性的工作手续程序来证明，它象征着并巩固这些不同官职逐级排列的次序。

这种正规性与系统中权力的分配结合为一个整体，它通过对（官员）联系的高度限制可将其与系统模式的摩擦降低到最低限度，组织的规章已经预先规定好了这种模式。

这种做法因而保证了其他人行为的可靠性，并且也相互形成了一组稳定的期望。

而且，正规性促进了公职的任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尽管他们彼此对对方怀有个人态度（有可能是敌意的）按照这种方式，可以防止上级对下属采取专制行为，因为二者的行为都受到互相承认的一组规定的约束。

特别是程序化的方法促进了行为的客观性，并且限制了“个人冲动迅速变为行为的通道”。

官僚制结构这种正式组织的理想类型是官僚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作了全面的经典分析。

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官僚制包含着明确划分的一体化的活动，它们被看作是内在地存在于公职中的责任。

在正式规定中阐明了一种有区别地进行控制和批准的系统。

角色的分配是以技术资格为基础进行的，这种资格是通过正规化和非人格化的程序（如考试）确认的。

在这个按等级制分配权力的结构中，通过普遍的、抽象的和明确规定的规则控制“受到训练和领取薪金的专家”的活动，这种做法排除了对每一种具体情况提供具体指导的必要性。

规则的普遍性要求不断地进行“范畴化”的使用，以明确规定的标准为依据对个人的问题和情况进行分类并按照标准分别处理。

纯粹的官僚制官员是由一名上级或通过非人格化竞赛的习惯做法任命的，而不是选举产生的。

在官僚制中，通过选举假定可表达选民意愿的较高级的官员（如公民团体或董事会）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选举较高级的官员是为了对组织的目标发生影响，但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技术程序是由稳定的官僚制工作人员执行的。

在基本上不存在有可能压缩组织规模的扰乱人心的因素的情况下，大多数官僚制的公职包含着长期任职的希望。

官僚制最大限度地提供了职业保证。

为任期、退休金、逐步增长薪金、系统化的晋升提供保证的职能，可以保证官员不顾沉重的压力忠心履行自己的责任。

官僚制的主要功绩是与重视精确性、速度、专家管理、连续性、自行处理权和最高的投入利润联系在一起的技术效率，这是一种接近于完全消除人格化的关系和非理性的考虑（敌意、忧虑、情感纠缠等等）的结构。

随着官僚化程度的提高，人本身受到他与生产工具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的高度控制，所有看到这一点的人已变得越来越清楚。

这种情况似乎不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一种得到所有人承认的，与他们的思想认识不一样的不可扭转的事实。

官僚化很容易地使过去模糊、暗淡的事情变得清晰可辨。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们要想工作必须受人雇佣。

因为一个人要想工作，必须要有工具和设备。

而工具和设备只有在私人的或公共的官僚制组织中才能得到，这种趋势正在日益发展。

因此，一个要想生活，就必须去工作，要想工作，就必须接触到工具，就必须被官僚组织雇佣。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正像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军队中官僚化使杀伤工具完全独立出来一样，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共产主义企业（中世纪发展而来的一种类型）中，官僚化使个人和生产工具分离开。

典型的情况是，工人不再自己拥有工具，士兵也不再是自己拥有武器。

在这个特殊的意义上说，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工人，有的是蓝领工人，有的是白领工人，有的是流动工人。

例如，新型的科学工作者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像科学家是和他的技术设备“分离的”——物理学家一般来说毕竟自己不能拥有一台回旋加速器。

如果他想进行研究，必须被某个拥有实验室设备的官僚制组织所雇用。

官僚制组织是这样一种机构，它几乎完全避免对其技术进行公开讨论。

这种秘密并不仅仅限于公共的官僚制组织或私人的官僚制组织，防止私人的经济竞争对手或国外的和潜在的怀有敌意的政治集团得到有价值的信息被认为是必要的。

虽然不是人们经常所说的间谍活动，但是，在私人企业或国家企业的经济制度中，既使没有经过复杂的组织，这类活动也是很普遍的。

如果必须对所有制定决策和政策的基础材料公开进行保护的话，有关成本的数字、客户名单、新的技术程序、生产计划——所有这一切都典型地被看作是私人经济的官僚制组织可能会暴露出去的最基本的秘密。

官僚制的职能失调问题在这些对官僚制组织轮廓鲜明地描述中，强调了它的积极的方面和职能，但是几乎完全忽视了这种结构的内部压力和限制。

但是，“令人讨厌的杂种”已经成为官僚的一种称号这样一种事实使我们想到，有充分证据表明，公众着重看待的是官僚制的缺陷。

运用维布伦（Veblen）的“训练造成的无能”、杜威(Dewey) 的“职业精神病”或沃诺特(Warnotte) 的“专业畸形”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转过头来研究官僚制的否定方面。

训练造成的无能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一个人的能力不适当地起作用或在其活动方面存在着盲点。

在训练和技能基础上形成的行为虽然过去运用得很成功，但是，“在一种已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可能会产生不适当的反应。

在一种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如果在运用技能方面缺少适当的灵活性，或多或少将会导致严重的适应不良。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用伯克(Burke) 在仓前空场进行的试验来说明，（在这个试验中），小鸡很容易产生条件反射，把钟声当作一种喂食的信号。

但是，在把小鸡集合起来准备屠宰时，同样的钟声可用来召集受过训练的小鸡走上它们的灭亡之路。

一般说来，如果一个人在新的条件下仍然坚持过去训练的做法，而不认为有“重要的”不同，那么这种非常合理的训练可能会使他采用一种错误的程序。

而且，用伯克的一句几乎是重复模仿的话来说：“当人们正在适应一种不适应的适应时，他们可能是不适应的”，他们受过的训练可能会造成一种无能。

杜威提出的“职业精神病”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一种观察。

由于人们日复一日地进行常规工作的结果，他们形成了特殊的偏好、反感、歧视和侧重点。

（杜威使用的精神病一词是指一种明显的思想特性。

）这些精神病是通过人们任职的特殊组织对个人提出的要求形成的。

维布伦和杜威的概念都指的是一种基本的矛盾心理。

任何行动都可以从它们所要实现的目标或它们所不能实现的目标来考虑。

韦伯在其论述中，几乎完全关心的是官僚制结构所要实现的目标：精确性、可靠性和效率。

我们可以根据矛盾心理提供的另一个角度考察这同一种结构，组织想要实现这些目标有什么限制？由于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原因，官僚制结构不断地对官员施加压力，使他们是“有条理的、谨慎的和守纪律的”。

如果官僚制组织想要成功地运行，它必须使人们的行为达到高度的可靠性，使人们高度遵从规定好的行为达到高度的可靠性，使人们高度遵从规定好的行为样式。

因此，纪律是非常重要的，像在军队中一样，它在宗教或经济领域的官僚制组织中也得到了高度发展。

只有在理想的行为样式有强烈感情支持的时候，纪律才是有效的。

这种感情使人们终于职守，对其权力和能力有敏锐的辨别力，有条理地完成各种事务性活动。

社会结构的效力最终取决于激励群体的参加者有正确的态度和适当的情感。

正如我们可以了解到的一样，官僚制在反复灌输和强化这些情感方面有明确的安排。

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现象，为了保证纪律起见（个人反应方面的必要的可靠性），这些情感往往比技术本身的需要更强烈。

可以说，在促使官僚遵守规定的义务时，这些情感施加的压力承受限度（防止过高估计）有同样的意义。

但是，强调这一点有可能使情感从组织的“目的”转到组织规则所要求的某些行为细节上。

坚持这些规则的要求最初被看作是一种手段，但是渐渐地转变成目的本身。

当“一种工具性的价值变成一种终极性的价值”时，会发生“目标移位”的类似的过程。

无论在任何情境中，人们很容易把纪律解释为遵守规定。

人们不把它看作是旨在实现具体目标的一种看法，而逐渐把它变成一种官僚在组织中生活的直接价值。

由于原有目标移位的结果，强调纪律会发展成为一种僵化的做法，并且缺少做出调整的能力。

形式主义私人经济的官僚制组织可能会暴露出去的最基本的秘密。

官僚制的职能失调问题在这些对官僚制组织轮廓鲜明地描述中，强调了它的积极的方面和职能，但是几乎完全忽视了这种结构的内部压力和限制。

但是，“令人讨厌的杂种”已经成为官僚的一种称号这样一种事实使我们想到，有充分证据表明，公众着重看待的是官僚制的缺陷。

运用维布伦（Veblen）的“训练造成的无能”、杜威(Dewey) 的“职业精神病”或沃落特(Warnotte) 的“专业畸形”的概念，可以帮助沃洛特(Warnotte) 的“专业畸形”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转过头来研究官僚制的否定方面。

训练造成的否定方面。

训练造成的无能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一个人的能力不适当地起作用或在其活动方面存在着盲点。

在训练和技能基础上形成的行为虽然过去运用的很成功，但是，“在一种已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可能会产生不适当的反应。

在一种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如果在运用技能方面缺少适当的灵活性，或多或少将会导致严重的适应不良。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用伯克(Burke) 在仓前空场进行的实验来说明，（在这个试验中），小鸡很容易产生条件反射，把钟声当作一种喂食的信号。

但是，把小鸡走上它们的灭亡之路。

一般说来，如果一个人在新的条件下仍然坚持过去训练可能会使他采用一种错误的程序。

而不认为有“重要的”不同，那么这种非常合理的训练可能会使用他采用一种错误的程序。

而且，用伯克的一句几乎是重复模仿的话来说：“当人们正在适应一种不适应时，他们可能是不适应的”，他们受过的训练可能会造成一种无能。

杜威提出的“职业精神病”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一种观察。

由于人们日复一日地进行常规工作的结果，他们形成了特殊的偏好、反感、歧视和侧重点。

（杜威使用的精神病一词是指一种明显的思想特性。

）这些精神病是通过人们任职的特殊组织对个人提出的要求形成的。

维布伦和杜威的概念都指的是一种基本的矛盾心理。

任何行动都可以从它们所要实现的目标或它们所不能实现的目标来考虑。

韦伯在其论述中，几乎完全关心的是官僚制结构所要实现的目标：精确性、可靠性和效率。

我们可以根据矛盾心理提供的另一个角度考察这同一种结构。

组织想要实现这些目标有什么限制？由于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原因，官僚制结构不断地对官员施加压力，使他们是“有条理的、谨慎的和守纪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