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影响

中国的城市规划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周礼·考工记》的记载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庙，前朝后市，市朝一夫⋯⋯”这套理论一直影响着中国数千年来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尤其是帝王都城的规划建设，如北京、西安、洛阳、南京、沈阳等古都的规划形式和城市布局。中国传统的规划思想是与古代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密不可分的，尤其以儒家的“礼制”思想对古代城市规划布局的影响最大。

(1)城市的外在形式体现了儒家哲学思想。

根据《周礼·考工记》的记载，城市规划的制度和形式是作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存在的，特别体现在帝王都城的规划建设方面。城市规划的格局作为一种礼制，是统制者控制国家、巩固政权的手段之一，中央集权制度在城市规划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城市的形式是方正的，并且有一条中轴线，这与古代统治者推崇儒家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儒家“礼制”思想的具体表现。例如，隋唐长安、明清北京的城市布局中，都有一条从皇宫正门直到都城正南门的宽阔笔直的中心道路作为城市的中心轴线，这反映了封建社会儒家理论的“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传统观念，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用建筑环境加以烘托，达到为其政治服务的目的。

这种“宫城居中”、严整、方正的沿中轴线对称的布局，体现了儒家学说所提倡的礼教尊卑、伦理秩序等观念，是儒家哲学思想受统治者推崇的外在体现。随着朝代的更替，古代帝王都城也在变迁，故而能够按规划重新建设。中国古代的城市很多是在这种人为条件下产生的。唐代之前的各个朝代的都城，虽也按照《周礼·考工记》中的要求进行城市布局，但不是很严格执行。但其后的元大都、明清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则是严格按照《周礼·考工记》所描述的规划形式布局。这是因为儒家思想和道德规范在封建社会后期成为主宰社会的力量，不可逾越。尤其在宋代理学家朱熹之后，儒家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愈加严格，具体体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则为通过城市的道路中轴线、建筑的空间序列、严整的城市布局体现森严的社会等级和伦理秩序。

(2)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对城市发展既具有推动作用，也具有制约作用。

以儒家哲学思想为根基的中央集权制度对古代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淮南子·原道训》中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可见，中国最早建造城市的目的主要是“卫君”和“居人”。随着时间的发展，城市才逐渐具备政治、军事、经济等多个方面的价值。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中央集权制使得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很长时期得到了高速发展，使中国成为古代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央集权制使得当时的社会出现了许多超大城市，如秦时的咸阳、唐代的长安、北宋的汴梁、元朝的大都，都是由于政治中心的作用，才形成这种人口在几十万、上百万以上的城市的。

但是这种制度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体现在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上，就是经验主义的产生。中国古代的城市布局是代表封建礼制的，朱理哲学讲究“存天礼，灭人欲”，体现在城市规划方面，则表现为经验主义的简单重复，缺乏理论上的科学创新来指导实践，经验成了教条，使得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的自我束缚愈来愈多而无法摆脱。另外，传统文化中“重农轻商”“学而优则仕”的

观念和小农经济的传统，使得城市规划者和建设者被称作“匠人”，被归入“三教九流”之类，不受重视，因此无人对城市规划建设的理论和经验进行总结创新，这也是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得不到发展的重要内在原因。几千年的礼制几乎一成不变，城市形态大同小异，城市的建设千篇一律。内在动力的缺乏，自然使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滞后。

(3)中国古代城市的布局体现了道家哲学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中，城市的外观和形状不仅要体现统治者的“礼制”，还要体现文化与道德的内涵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物质与精神的综合表现，而这种文化的基础是老庄哲学的文化精髓。在中国，道家的理论已深入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不仅仅体现在人们对待自然界、人类社会及人与人关系的态度上，更体现在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上。道家哲学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界的互动关系，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布局方面也得到了集中体现：从“营城”到“置宅”，“风水”“阴阳五行”指导着人们认识、改造自然界；代表自然界的天地日月、春夏秋冬、四方水土、珍禽异兽等内容在城市建设中的出现，则体现了中国古人“天人感应”的自然观。例如：在唐代长安城中，十三排坊里象征十二个月加一个闰月，皇城南的四行坊里代表四季；明清北京城的南面建有天坛、北面建有地坛、东面有日坛、西面有月坛。另外，“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东为春、南为夏、西为秋、北为冬”等概念，在城市的布局等方面都有体现。不“涸泽而鱼，焚林而猎”的思想体现着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天人感应”“顺应天意”“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更是反映了城市、人与大自然和谐关系的最高境界。

古人讲求“入世为官”，即以儒家的正统思想治国安邦；“出世求道”，即以道家老庄哲学来修身养性，在仕途的腾达和失意中都能找到心理的支撑点。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是：前者形成了表现儒家礼法秩序的方正的城市，后者形成了与自然和谐对应的风水和优美的宅园。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在这里取得了高度的和谐统一。但还应看到，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这种世界观还存在着许多消极成分，如“无为而治，随遇而安”“上天注定，不与天争”的思想，在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则表现为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容易使人们不思进取，不愿创新，这种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是需要避免的。

(4)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的生态启示。

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具有朴素、综合、生态的观念，对当前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具有很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理论认为“营城必须治野”，即在城市建设的同时，对城市内外的自然和人工环境同步进行环境整治。这是一种朴素的、综合的生态观，也是一种先进的、科学的城市建设理念。在当今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文化传统。

中国古代的山水城市非常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或依山起势，或傍水而居，绝少有削山筑城、填河为街的改造。如古城苏州、婺源、会昌、嘉定、大余等城市的规划建设，都与自然环境形成了高度和谐、统一的关系。江西的大余城，城市沿江水一分为二；上海的嘉定城，以河渠作为城市的街衢；苏州城内，河道三横四直，住户往往前门临街、后门临河。在山地城市，几无开山辟石的大变动，城市依山势建造，道路多用步行台阶，不破坏自然地貌，这些城市的建设将人工构筑物与自然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内容丰富而错落有致的空间和景观，如古代的钓鱼城、白帝城、宜宾等。这些城市十分注重生态效应，如有意将河流引入城市，或依自然水网地形建设城市，一方面满足了水流及运输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起到丰富城市景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