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社会”语境下中国“70后”作家的突围之路

“加速社会”语境下中国“70后”作家的突围之路作者：田振华来源：《西部》2019年第03期“这么凶，这么快，这就是现代。

”这是阿来在《空山》中借助流浪诗人之口唱出的时代的声音。

的确，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急剧变迁的时代。

正如德国加速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所指出的一样，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科技、信息等的进步，世界进入了一个“加速”时代。

而罗萨在中国旅行两周后描绘了这样一幅社会图景：“如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变化得如此剧烈。

高度现代的大城市正被一种独一无二的效率和竞争压力所统治，与此同时，许多人口稀少的村庄的时间却好像停止了一样。

”（哈特穆特·罗萨：《在速度帝国》，《哲学杂志》2018年第2期）无疑，中国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加速社会”。

而这种“加速社会”最明显的时代特征就是改革开放。

四十年前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使得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成为经济、科技和信息强国，社会的变迁、观念的更新摧枯拉朽般不可抵制。

巧合的是，近年来成为学术界热议的“70后”作家群，就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

在年龄结构上，他们已经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

他们当中，最小的接近四十岁，最大的年近半百，可以说，他们已经进入文学创作的黄金阶段。

事实上，近年来，他们也以较为丰厚的创作数量、较高的创作水平，书写着属于他们这一代的时代经验、审美追求和艺术梦想。

徐则臣、葛亮、鲁敏、乔叶、李师江、梁鸿、付秀莹、魏微、李修文、王十月、盛可以、朱山坡、田耳、石一枫、叶炜、冯唐、东君、路内、张忌、金仁顺、朱文颖、李浩、弋舟、阿乙、哲贵等一大批“70后”作家都有长、中、短篇小说问世，并得到学界的较大关注和认可。

他们的创作也无不打上了“改革开放”最为直接和鲜活的烙印。

改革开放初期和1990年代，正是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们的童年经验和人生禀赋也许在那时就深深地扎根在他们心中。

正是因为较为良好的社会发展空间和经济条件，大多数“70后”作家在青年时代都接受了较为良好的正统教育，进入新世纪，则是他们接受文学洗练和进行文学创作的时期。

实际上，在世纪之交，卫慧、棉棉等“70后”作家就以一种“异样”的方式引起文坛极大的关注，但那种倾向于身体写作、女性写作或追寻市场化的写作方式仅是昙花一现。

而“70后”作家的集中发力则是在近十至十五年间。

近五年来，更是每年都有多部“70后”作家创作的作品引起学界高度关注。

然而，评论界在认可“70后”作家创作成绩的同时，更多的是对“70后”作家未来的期待，换句话说，当下“70后”作家的创作并没有达到评论家们的预期，或者说没有达成评论家心目中对“70后”作家要求的辨识度或区分度。

在《小说评论》2018年第3期针对“70后”作家及其创作的“专题批评”中，评论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70后”作家的创作产生了焦虑和担忧，仅从题目上就可见一斑：刘艳的《“70后”作家离经典化有多远？》认为“70后”作家及其创作距离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还有一定距离;李遇春的《“70后”：文学史的可能性及其限度》认为当下“70后”作家的创作还很难被文学史接受;郭洪雷《“70后”作家的命数及其他》认为“70后”作家面临诸种尴尬的命运……“夹缝中生存”“艰难中突围”“中间代”“过渡的一代”等这些话语都用在了“70后”作家及其创作上。

整体而言，“70后”作家从早期的不被关注到被关注后的“被焦虑”，一直以来都没有取得过像“50后”“60后”乃至“80后”作家那样被充分认可的待遇。

那么，“70后”作家何以面临这样的命运，他们能否摆脱这些现实问题，从而实现自我突围和超越呢？这种自我突围与超越的可能性和限度又有哪些？這些都是当下“70后”作家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

“加速社会”中“70后”作家的成长环境及其创作走向为何“70后”作家的当下创作令评论界产生焦虑？为何“70后”作家迟迟不能创作出评论家心目中的引领潮流的“扛鼎之作”？或许可以先从“70后”作家们整体的成长环境说起。

时代背景、童年经验和个人成长经历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

作家张炜在一次对谈中就曾说过：“一个作家的禀赋、性格、创作风格，也许在二十岁之前就已经注定了，后来的变化总能在他的童年经验中找到影子。

”此外，按照“发展心理学”的解释，人的记忆一般要在五岁左右才真正开始，作家对自我成长环境的印记也要在五岁左右才能真正形成，五岁之前的记忆虽然也对作家产生影响，但那种影响大都是无意识的，至少那时的成长环境在作家的记忆中基本处于模糊状态。

那么，按照张炜的说法和“发展心理学”的解释，一方面，“70后”作家有着什么样的童年经历，他们面临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则是必须要首先挖掘和分析的;另一方面，就文学创作而言，“70后”作家面临怎样的文学环境也是必须要说明的。

假使从1970年出生的作家算起，五岁时的他们面临的也是“文革”的临近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即将执行。

也就是说，“70后”作家基本上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不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领域，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仅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在几十年内迅速成为世界第二的排名来看，就可以看出发展变化的速度是多么惊人。

如果说哈特穆特·罗萨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由科技和工业引领的几百年的快速发展定义为“加速社会”，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数百年的“任务”，则完全可以看出中国的这种“加速”更为急剧、猛烈。

在这种“加速社会”当中，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使得“70后”作家不曾有过“50后”“60后”作家那种物质极端匮乏的经历;观念的更新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使得“70后”作家也避免了“50后”甚至部分“60后”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他们没有经历过下放，甚至在开始有了记忆之后，也没有见证过父辈们下放的经历;改革开放后教育环境的改善和教育政策的落实，使得“70后”作家大都经历过较为系统和良好的教育，他们由此可能有着较为开阔的视野和较为充足的知识储备。

如果说表面上看，改革开放的推广和市场经济政策的执行，更多地体现在经济领域即物质的极大丰富上，那么在人的精神领域则更多表现出的是走向个体化和原子化状态。

“70后”作家有着相对优良的成长环境，人生中大多不曾经历过大起大落，也没有见证过民族灾难。

如果说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创作需要以生活为底本，这就使得“70后”作家很难写出那种“史诗性”的、引起民族集体共鸣的鸿篇巨作来，也就不难解释为何“70后”作家的作品中更多表现出的是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日常叙事或个体化叙事。

近年来，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王城如海》、鲁敏的《奔月》、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借命而生》、梁鸿的《梁光正的光》、朱山坡的《风暴预警期》等小说无不如此。

作家们对当下多样的、烦琐的、快节奏的日常生活样态予以呈现，表现出当下时代人们细碎的心灵体验，感悟着急剧变迁的社会现实让当下人们无法产生集体的共鸣，表现着“加速社会”背景下过分注重物质利益而使得人性变得浮躁、焦虑甚至异化。

《奔月》中主人公不顾一切地出逃一方面展现的是人性中逃离现实的一面，另一方面也看出主人公满足自我体验的自私追求;《梁光正的光》对父亲内在心灵需求的揭示反映出作者观察生活之细致。

纵使偶尔有部分作家依靠家族记忆或书本资料等写出了历史题材或“长河式”小说，但由于缺乏个人切身经历，很难写出或超越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古船》、阿来的《尘埃落定》式的“史诗级”作品。

从这一意义而言，我认为“70后”作家不是像部分评论家指出的那样不具有开拓性，也不是他们没有先锋意识或家国情怀，而是时代的使然和作家的个人经历决定的。

一个作家的创作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和自我经历。

甚至很多评论家预言也许“70后”作家是大器晚成的一代，认为他们可能在未来会创作出评论家心目中的理想作品来，但这也只是评论家对“70后”作家的“理想”而已，实现的可能性并不乐观。

实际上，那些真正致力于文学追求的年近半百的“70后”作家群体进行创作时，哪一个不是用尽浑身解数呢？哪一个不是想尽一切办法将自己的童年经历和对艺术的感悟挖掘殆尽呢？相对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70后”作家们，又有几位不知道也许他们永远也写不出陈忠实、张炜、阿来式的“史诗级”作品呢？笔者不能断言“70后”作家未来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下的状态就是“70后”作家所能呈现的最好状态，换句话说，这就是“70后”作家该有的状态。

相比较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加速社会”而言，“70后”作家所面临的文学创作环境也是他们形成当下创作样态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生活现实远比小说还要陆离、生活荒诞远远超出小说荒诞的时代，作家为何创作、如何创作？这是作家必须追问和思索的当代性课题。

”（张丽军：《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论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70后”作家创作的发力最早要追溯到新世纪之后，甚至他们的集中发力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前后才真正开始。

也就是说，向前看，“70后”作家不仅19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期”没有赶上，没有经历过文学被朝圣的时代，也不曾体验那时被仰慕的文学家的心灵，没有赶上以“50后”作家为代表的伤痕、反思体验以及寻根情怀，也没有赶上以“60后”作家为代表的“先锋”或“新潮”体验，甚至连1990年代文学回归自我本位的状态也不曾真正切身感受过，那种新历史、新写实、新状态文学在“70后”作家开始大量创作时也已经走向落潮。

他们一现身，面临的不是思潮流派的持续更迭，也不是文学极具社会价值的时代，而是文学处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呈现的边缘化状态，或者部分批评家所认为的文学该有的状态。

正因为如此，“70后”作家既创作不出具有较多社会价值和意义的作品，也无法引起社会普遍的共鸣。

向后看，当“70后”作家们还在对乡村和城市的书写间徘徊时，还在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挣扎时，还在追求文学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犹疑时，“80后”甚至“90后”作家纷纷以各种新颖的样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甚至依托其别样的风格和市场化效应，其风头大有掩盖“70后”作家之势。

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青春叙事和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新通俗文学的诞生极大地抢占了文学的受众，使得“70后”作家们处于批评家所言的极为尴尬的状态。

这时的“70后”作家既写不出“50后”“60后”作家的“史诗性”“民族性”的作品，又不能像“80后”“90后”作家那样抢占市场先机，“70后”作家们俨然成了价值作用不凸显的，由“50后”“60后”向“80后”“90后”“过渡”的孤独者。

或许这就是“70后”作家无法得到批评家认可的最大的原因之一。

但是，纵使是“过渡”的一代，如果没有“70后”的承前启后，也不会有“80后”那么干脆的断裂，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预，文学内在的发展规律是循序渐进的，每一代作家有每一代的使命和责任，“70后”作家承担了属于自己的职责，也写出了属于时代的声音，只是这种声音在各种主流话语面前显得没有那么沉重或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