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汇总
《郑和下西洋三种史料研究》
《郑和下西洋三种史料研究》篇一一、引言郑和下西洋，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壮举，不仅展示了明朝的国力和文化影响力，还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基于三种不同的史料，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研究。
这三种史料包括官方文献、民间传说以及考古发现，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深入的研究视角。
二、官方文献研究官方文献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资料。
明朝的《明史》以及《郑和宝船录》等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据官方文献记载，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展示明朝的国力，加强与海外各国的联系，进行贸易往来。
船队规模庞大，宝船数量众多，随行人员包括官员、水手、翻译等。
在航行过程中，郑和船队访问了许多国家，与各国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和贸易。
这些国家包括东南亚的爪哇、真腊、暹罗等，以及非洲东海岸的麻林等国家。
通过与这些国家的交往，明朝与海外各国的联系得到了加强，促进了贸易和文化交流。
三、民间传说研究除了官方文献，民间传说也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资料。
在江南地区，流传着许多关于郑和的故事和传说。
这些传说往往充满了神秘色彩，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海洋的敬畏和对英雄的崇拜。
据民间传说，郑和在航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险阻和挑战，但他总是能够化险为夷，成功地完成使命。
这些传说中还涉及到许多神奇的事件，如宝船上的神兽、神秘的航海图等。
虽然这些传说可能并非史实，但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心态的途径。
四、考古发现研究考古发现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补充资料。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进行，越来越多的文物和遗迹被发现，为研究郑和下西洋提供了新的线索。
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明代沉船遗址中，发现了与郑和宝船相似的船只残骸。
这些文物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郑和船队的更多信息，如船只的规模、结构、材料等。
此外，还发现了许多陶瓷器、金币等文物，这些都是研究郑和下西洋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五、结论通过对三种史料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件。
郑和下西洋历史研究报告
郑和下西洋历史研究报告
《郑和下西洋历史研究报告》
摘要：
郑和下西洋是明代中国的一项著名航海活动，标志着中国在15世纪达到了航海技术与海外贸易的巅峰。
本报告将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目的、船队组成、行程、对外交往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对这一历史事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一、引言
郑和下西洋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作为明代中国对外扩展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其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明代中国的海外遗产，还能为现代中国的外交和文化交流提供借鉴。
二、历史背景
1.明代中国的海上贸易和航海技术状况
2.政治、军事和经济因素对郑和下西洋的影响
三、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1.开辟新的贸易通道
2.展示明朝政权的实力
3.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四、船队组成
1.船只类型和数量
2.船队人员组成和阶层
五、行程
1.郑和下西洋的航线
2.途径的国家和地区
3.停靠的港口和贸易活动
六、郑和下西洋的对外交往
1.与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
2.对外贸易的规模和内容
3.文化交流和军事影响
七、影响及评价
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和评价在历史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本报告将对不同观点进行整理和分析，并结合史料提出自己的观点。
八、结论
通过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研究，可以看到明代中国在航海技术、贸易和外交方面的重要成就，同时也能了解到中国对外扩展影响力的方式和手段。
这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2024年郑和下西洋三种史料研究》范文
《郑和下西洋三种史料研究》篇一郑和下西洋：三种史料研究的探讨与对比一、引言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光辉的篇章之一，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了解与研究，具有深厚的文化与历史价值。
本文将基于三种不同的史料，对郑和下西洋的历程进行探讨与对比，以期更全面、深入地理解这一伟大航海史上的壮举。
二、史料一：明史郑和传明史中的《郑和传》是研究郑和下西洋最权威、最直接的历史资料之一。
该史料详细记载了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时间、路线、规模以及所达国家和地区等信息。
其中，郑和的航海目的、所携带的货物、与各国的交往情况等均有详细记载。
根据《郑和传》的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展示大明国的富强，扩大影响力，同时进行海上贸易，获取海外珍宝。
在航海过程中，郑和率领的船队所到达的国家与地区繁多，如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
他们带去了瓷器、丝绸等商品，换回了当地的特产，如香料、宝石等。
此外，《郑和传》还记录了郑和在海外所遇到的各种事件与冲突。
三、史料二：航海日志与民间传说除了官方的历史记载外，航海日志与民间传说也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资料。
航海日志记录了船员们在航行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以及船只的运行状况等细节。
这些第一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更为生动的航海生活与实际操作的描述。
而民间传说则流传着许多关于郑和航海的故事与轶事，如他的胆识、智慧、仁爱等品质在传说中得以体现。
然而，这些资料的可靠性存在一定的争议。
航海日志可能因为历史的流逝而遗失或损坏，其内容的真实性有待考证。
而民间传说则可能因为口耳相传的误差或后世的艺术加工而偏离史实。
因此，在利用这些资料时，我们需要谨慎地对待其真实性。
四、史料三：外国史书与文献外国史书与文献也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资料来源。
由于郑和的船队访问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因此在这些地方的史书与文献中，往往有关于郑和及其船队的记载。
这些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使我们能够从外部观察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件。
例如，东南亚、南亚等地的史书记录了郑和船队到达时的盛况，以及与当地人民的交往情况。
郑和下西洋资料
郑和下西洋资料◆一、基础资料中文名：郑和曾用名：本姓马，小字三保民族：回族出生地：云南昆阳朝代：明朝出生日期：明洪武四年1371年逝世日期：宣德八年1433年职业：航海家、外交家、武术家信仰：伊斯兰教主要成就：郑和下西洋活动评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说郑和下西洋是“15世纪初中国人的伟大海上航行”◆二、郑和的光辉事迹我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从明朝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曾七次下西洋,到达西南太平洋、南亚、印度洋、东非等地,历经30余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和肯尼亚.据《明史》记载,郑和奉永乐皇帝之命,率领大小船舶200 余艘,官兵27800余人,其中大型宝船62艘,最大者长44丈,宽18丈,设有九桅十二帆,最远航线达6000海里以上,绘制了最早有航路的航海图.郑和船队,规模之宏大,人数之众多,组织之严密,是15世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船队.郑和下西洋线路图郑和下西洋宝船模型◆三、郑和七下西洋想想有哪些困难，如果是你，你怎么解决（1）气候不定，随时面对海上的大风大浪（有偏离航向、触礁、搁浅的危险）。
（2）距离遥远(郑和去往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的诸国与中国距离遥远，最近的占城(越)、暹罗(泰国)和真腊(柬埔寨)诸国距离近者数百、乃至上千公里，远者如东非诸国则上万公里。
)（3）到达新的地区会有语言问题交流障碍（4）管理船队人员(郑和船队的人员，每次都超过万人，最多时达二万七千八百人，这么多人的粮食、淡水、菜蔬、穿戴用度等一应物资，一天的消耗量都非常惊人。
何况他们要在海上航行十几天、几十天才能达到一处靠岸地补充给养，仅此一项开支就非常庞大，做到保证供应是非常困难的。
)（5）此外他们还要面对海盗的骚扰和袭击等。
✧小趣闻1、郑和小的时候，他的祖父和父亲曾经乘着大船，去过很远很远的地方。
每逢他们归来，小郑和都要缠着他们讲故事。
那些新奇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
他多么盼望自己也能驾着一条船去远航啊!可是他不太小，驾驶不了大船，他就经常做些小船玩。
《郑和下西洋三种史料研究》
《郑和下西洋三种史料研究》篇一郑和下西洋：三种史料研究一、引言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件，是明朝时期重要的海外交通活动之一，对当时的国际关系和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多种史料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航海路线、文化交流以及历史意义。
本文将基于三种不同的史料，对郑和下西洋进行详细的研究和分析。
二、第一种史料：明代史书明代史书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资料之一。
其中，《明史》和《郑和航海图》等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根据《明史》记载，郑和七次下西洋，航行范围涉及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东非等地区。
在航海过程中，郑和与沿途的各国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并开展了贸易往来。
这些史书还详细记录了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规模、人员构成、航行路线以及所到国家的具体情况。
这些信息为我们了解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和航海路线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三、第二种史料：航海日志与航海图除了明代史书外，郑和的航海日志和航海图也是研究该事件的重要资料。
这些珍贵的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航海信息和沿途的地理环境。
航海日志记录了郑和船队的航行情况、天气变化、海况以及与沿途各国的交流情况等。
通过这些日志，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郑和下西洋的航行过程和文化交流情况。
而航海图则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航海技术和地理认知水平，对于我们理解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路线和地理环境具有重要的价值。
四、第三种史料：现代考古发现现代考古发现也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资料之一。
近年来，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文物和遗址被发掘出来，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
例如，通过海底考古，我们发现了一些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船只残骸和文物。
这些发现不仅证实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实，还为我们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航海信息和沿途国家的文化特征。
此外，一些历史文献的出土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和背景信息。
五、结论通过对三种不同史料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航海路线、文化交流以及历史意义。
郑和下西洋内容总结
郑和下西洋1. 背景介绍郑和下西洋是指宣德七、八年（1421-1422年）中国明朝官员郑和率领的“七下西洋”船队，以及在之后数次下西洋的航海活动。
郑和下西洋为世界航海史上的重要事件，标志着中国曾在15世纪具有强大的海洋实力和远洋探险能力。
2. 郑和下西洋的重要观点2.1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是开拓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早进行丝绸生产和贸易的国家之一，通过丝绸之路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获得丰富的利益。
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不仅巩固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也将中国的繁荣带到了更广阔的海洋世界。
2.2 抵达遥远的国家和地区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先后抵达了东南亚、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非洲东岸等地。
他们与各地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进行了经济、文化的交流。
郑和船队的存在和活动为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
2.3 展示中国的实力和荣耀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也是明朝统治者展示中国实力和荣耀的手段之一。
船队庞大的规模和豪华的装备以及郑和本人高贵的地位和尊严，向世人展示了明朝强大的国力。
这不仅让其他国家对中国畏惧，也拓宽了明朝的外交渠道。
3. 郑和下西洋的关键发现3.1 发现地理位置和海洋路线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让中国人首次探索了东南亚、印度次大陆、非洲东岸等地的地理位置和海洋路线。
他们的航线将中国与这些地区联系在一起，为后来的贸易和往来奠定了基础。
3.2 探索贸易机会和资源郑和下西洋后，中国与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地的贸易开始蓬勃发展。
中国通过贸易获得了丰富的商品和资源，也将中国的商品和文化带到了这些地区。
郑和的航海活动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
4. 进一步思考4.1 对中国海洋实力的影响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标志着中国的海洋实力和远洋探险能力，在当时是世界上少有的。
然而，在陆地上的冲突和内斗使得明朝的政策转向封闭，之后中国的海洋实力逐渐减弱。
郑和下西洋的经历值得中国今天反思和借鉴，重新发展自己的海洋实力。
郑和下西洋与宝船复原考析
郑和下西洋与宝船复原考析古今中外学界评析郑和下西洋壮举之动因、目的、使命，众说纷纭，我个人在研究中体会主要有四点：1、政治上，巩固明朝廷政权。
史载“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就是要肃清反明流亡勾结外国势力，向周边国家显示国力及友好，恢复和建立正常外交关系，防止外患，减少对我威胁。
这是发起下西洋最初始和主要目的2、外交上，增强明帝国影响。
远播声威，争取与周边及海外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往来，调解矛盾，建立稳定和平、共同繁荣的国际格局。
史载永乐帝明示郑和下西洋舟师编队“今遣郑和……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
”后宣德帝也指示“纪无宣德，咸与维新，尔诸蕃国远处海外，未有闻知，兹特遣郑和……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
强调“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
这都是申明一脉相承的和平、开放、交往国策。
在下西洋访问各国及护送使节往来外交的实践中都得到充分地执行。
这是下西洋坚持始终的重大使命3、经济上，扩大互通有无的海上对外贸易。
把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水平和规模，在继承宋元朝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和扩展，主动开展朝贡贸易、官方贸易等国家级别的贸易；带动民间对外贸易，而且为亚非国家间贸易开辟了通道，在国际贸易历史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史载：“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诸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并称郑和下西洋舟师编队“锄强扶弱，海道一清”“充舶而归”。
“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若，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
”这说明了七下西洋促进广泛的对外贸易，是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
而且从一个侧面证实，七下西洋坚持近三十年之久，也是有经济效益的，达到了发展国内经济的目的4、文化上，大力传播中华文明，又广泛吸纳外国珍异。
史载：“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通西南海道朝贡，宣德化而柔远人”，“采摭各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舆图开拓，万善咸臻”。
汉朝的海外探险郑和下西洋与远洋航行
汉朝的海外探险郑和下西洋与远洋航行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王朝，不仅在内部实现了疆域的扩张，还通过海外探险开拓了海外市场。
在汉朝时期，郑和作为中国著名的航海家开启了下西洋的远洋航行，为中国的海外贸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郑和的背景和任务郑和是明朝初年的一位伟大航海家，他在1405年至1433年间进行了七次下西洋的远洋航行。
他的任务是展示中国的实力，拓展贸易市场，以及巩固海上权益。
郑和率领的船队覆盖范围广泛，曾经抵达的地方包括东南亚、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以及非洲东海岸等。
二、远航的船队规模和构成郑和的船队规模庞大，由许多船只组成。
其中最大的船只被称为“宝船”，据说可以容纳一万人。
此外，船队中还有严密组织的舰队，包括战舰、运输船、粮食船以及驱逐舰等，以保证远航的安全与顺利。
三、远洋航行的意义1. 拓展贸易市场：通过远洋航行，中国与其他国家实现了经济贸易上的交流与合作，带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2. 巩固外交关系：郑和的远航活动巩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增进了互信与理解，推动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3. 促进文化交流：随着中国航海活动的深入，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得以促进，这对于不同文明和文化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四、郑和远航的意义与影响1. 拓展了中国对外贸易：郑和远航时期，中国与许多国家建立了贸易联系，通过出口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大大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2. 提高了中国的声望：郑和远航展示了中国的海洋实力和航海技术，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3. 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中国的航海活动为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机会，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4. 弘扬中华文化：郑和远航期间，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中华文化因此在其他国家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和传承。
五、总结汉朝时期的海外探险郑和下西洋与远洋航行，对中国的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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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汉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
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著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
一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
曾3次(第4、6和7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
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年)③ 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年)④ 等人作了节译。
曾经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著名学者部翻译。
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
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
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 Gaillard)⑥ 和布尔斯坦(Daniel Boorstin)⑦ 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
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
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
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著《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
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
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
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1906—1908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
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创刊于1890年，伯氏于1925—1935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
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 等著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便是其《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
全书共分4部分。
其中第1部分对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
其第2部分对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
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
其第3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
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
第4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
第5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
伯希和的论著已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
伯希和此著，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著作。
二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著《启蒙之龙》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
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著。
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民族英雄。
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
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
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
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余国。
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
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
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
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贸易的垄断权。
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
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
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
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
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5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
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
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
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
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
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
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
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
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
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
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
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
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
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
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
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著作也都作过记述。
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
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
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
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
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
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
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
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
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
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
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
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
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
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
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
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
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
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
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
中国的这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
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
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
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