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大众传媒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引言：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上半叶德国的一群思想家所组成的学派，他们包括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赫伯特·马库塞等人。
这个学派以研究和批判现代工业社会为主题，其学术研究也囊括了大众文化的分析与批判。
本文将探讨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批判的理论观点，包括大众文化的特征、影响以及对社会的潜在危害。
一、大众文化的界定和特征大众文化是指为大众消费而生产的文化产品，如电视节目、电影、流行音乐、时尚等等。
这些文化产品一方面可以满足大众的审美和娱乐需求，另一方面也成为相当程度上改变社会生活的力量。
然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持有批判的态度，并认为它有一定的危害性。
首先，大众文化倾向于重视娱乐的功能，而忽视审美和知识的价值。
在大众文化的审美标准下，艺术和文化的内涵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表面化的娱乐性内容。
这使得大众在接受文化产品时，更多地关注刺激感官和情绪的快感，而忽视了思考和体验的深度。
其次，大众文化强调消费和市场的推动力。
文化工业化使得大众文化制造成为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商业的目的在于获取利润。
在这种情况下，大众文化将经济效益置于文化艺术的创新和高质量的产出之上，导致文化产品质量的下降和同质化的问题。
再次，大众文化对个体的影响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焦点之一。
大众文化倾向于通过集体化的手段对个体进行塑造和控制，导致个体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审美观念变得趋同和单一化。
这种趋同导致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性受到侵害，社会的多样性和个体的创造力受到压制。
二、大众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关注大众文化对社会的潜在危害并提出批判，认为大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社会中权力与压迫的存在。
首先，大众文化通过娱乐和消遣的方式转移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大众文化给人们带来了暂时的快乐和满足感，使人们远离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困境。
这导致社会中潜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被忽视和掩盖，而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的被动习惯。
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解读西方传媒的本质-最新文档
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解读西方传媒的本质如今的大众传媒在世界中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紧密联系，大众传媒的各类活动及影响，均有着其背后的深层意义，因而西方社会科学将大众传媒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更加深广的层面，对大众传媒带给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各个方面的诸多影响进行了详细研究及阐述，而其中大部分的力量均本着批判的精神来看待传媒，以揭示出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下，大众传媒与个人、社会、文化、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本质特征。
、从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视角看西方传媒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视角主要重视揭示传媒的文化内涵和传媒作为一种文本的特性。
西方社会批评理论中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结构主义符号学、女性主义、媒介帝国主义等理论流派均从文化视角对大众传媒进行了批判。
其中，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传统批判理论的主流，是第一个将批判学说对准传媒，并将二者密切结合起来的理论流派，该理论流派主要根据马克思的“异化”和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及其分析的方法进行对大众传媒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大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涵盖电视报纸广播等在内的大众传媒所制造出的文化称为“文化工业”，以文化的标准化生产为主要特征，并在其著作《启蒙辩证法》对文化工业的定义做了详细表述，西方标准文化生产的背后隐藏了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垄断，而大众传媒在这种垄断社会中体现的是被异化了的文化，是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千篇一律的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操纵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没有任何自主性的。
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交往行动理论和公共领域理论，他认为交往行动主要以语言或符号作为媒介，以言语的有效性要求为基础, 相互以实现理解作为目的的一种潜在解放力，强调以双向理解模式的理性沟通视角分析西方社会变革与传媒问题，而公共领域则是不参与政治角逐的公民参与自由讨论公共事务的活动空间，是确保公民能够充分进行沟通的媒介，是公民与国家能有效进行沟通的中介。
《审美政治化——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转向》
《审美政治化——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转向》作者：杨一小来源：《群文天地》2011年第08期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大众传媒更是以其令人惊讶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和文化。
如今，作为文化生产最为强大有效的机制，同时作为一种日常伴随式的文化实践，媒介与我们的社会关系是密切而复杂的。
对此，学界有两种批判的声音——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的不同论调，他们之间既有某种意义上的承继，又有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和起点，值得我们仔细玩味和反思，以保持一种独立而又清醒的个体批判意识。
自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开始，我们对传媒的反思就没有停止过。
而这当中有两种欧洲背景的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殊为夺目，尽管他们的思想成果由于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渊源，常常被笼统地划到“批判理论”一脉，而事实上，他们的研究出发点和旨趣都各不相同。
而这些不同，导致了后者的研究路径实现了与前者截然不同的转变，即由审美趣味领域走向寻求审美主体政治权利合法性的路径。
本文试图呈现这一转变过程。
一、传媒文化批评的两个欧洲背景：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传媒和文化的批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
早在那时，法兰克福学派就立足于大众文化和传媒对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上，提出了一种文化和传媒研究的批评和跨学科方法，包括媒介的政治经济学批评、文本分析、大众接受研究等方面。
其中阿多诺对流行音乐的分析、洛文塔尔对通俗文学和杂志的研究、赫尔卓格对广播肥皂剧的探讨，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最有价值的研究案例。
此后，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英国的文化研究开始发端，最早出现在伯明翰大学，因而又被称为伯明翰学派。
此学派在“后福特主义”过渡期，渐渐声名鹊起。
其学术研究，既承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和质疑的精神，却又呈现出别样的风景。
研究者们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发，正确评价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并把他们视作文化创造活动的主体，并将此视作社会进步的标志。
传媒批判理论
传媒批判理论人类进入到21世纪，电视、报纸、广播、电脑网络等传播媒介无疑成为世界的宏大景观，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便捷的交流信息的方式，而且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全新的体验和感受，甚至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许多学者甚至认为，它已经构成了当代社会的"新的权力核心"）。
人与人的创造物之间的对话与对立、物对于人的解放与限制、人主宰于物与人被异化为物、文明成果的享受与失控，在所有这一切人类的最大快乐与最大焦虑之中，传播媒介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也因此而成为最为人们所关注的众矢之的。
遗憾的是，一直以来，人们惯于以美国主流传播学的视境来看待传媒，只是将传播媒介作为媒介传递工具，对传播活动和行为的价值、文化意义视而不见，这无疑已经远远不能解释传媒所带来的全新问题。
为此，就要求我们必须转换视角，借助于另一种视境——批判的视境去看待传媒，从而更深刻地领悟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意义和价值。
然而，这又首先必须去对西方的传媒批判理论本身加以了解，而这，就正是本书的目的。
一大众传媒的兴起，应该说，是社会发展及人类传播技术发生发展的结果。
1837年，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电报机。
1844年，当美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开通。
当时，莫尔斯从华盛顿向巴尔的摩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其电报内容是《圣经》中的一句话：“上帝，你究竟创造了什么？”。
这句话无疑是人类自身对自身创造——电子传播媒介的由衷惊叹和赞美。
它预示了即将到来的传媒奇迹。
毫无疑问，电子媒介为人类传播带来了空间距离和速度上的突破，使人们在传播的效率和质量上获得了质的飞跃。
电报本身并不是大众传媒，但它作为电子媒介的开端，为大众传媒提供了快速有效的技术手段，使大众传媒的发生和发展成为可能。
在19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以《纽约太阳报》和《先驱报》为标志）深入到大众阶层之后，广播便利用半导体的电子技术随之跟进，到40年代，美国家庭收音机的普及率已经超过80%。
西方民主政治视野下大众媒介的功能异化及后果-精品文档资料
西方民主政治视野下大众媒介的功能异化及后果-精品文档资料西方民主政治视野下大众媒介的功能异化及后果大众媒介伊始曾经被认为是西方宪政民主的一个重要基石，是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的重要实现途径，而保持相对独立性是其发挥民主功能的前提和关键，私有化是大众媒介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必然逻辑。
正如美国学者基恩所说的那样：“市场竞争是实现报刊和广播电视自由不受政府干预的关键条件……自由竞争可以确保意见市场的形成。
”而且，传媒的自由竞争可以提高效率、减少成本、促进服务，能够更好地与公众的口味相吻合，还能带来竞争之后多元化选择的好处，而政治官僚控制下的媒体却做不到这一点。
“公共服务性广播的原则是趋炎附势的，它为少数人谋利益，其基础是泛商业化的偏见，它窒息了个人的需求，其结果是不能充分利用频谱，从而导致节目贫乏。
官僚制下的公共媒介制作节目，并不注重质量，只是对节目以及节目的时间安排不厌其烦地反复审查。
一旦有不合意之处，便动用去哪里硬性撕破契约。
同时，对公共服务性媒介消费者的选择进行了系统而任意的审查，威胁着表达自由。
”所以，解除规则、自由竞争被认为是西方民主政治中大众媒介功能发挥的前提和保障。
但是，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其反面，媒介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虽然在表面上获得了相对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但其结果却难逃市场化、商业化控制的宿命。
在自由主义政策的指导下和市场竞争的法则驱动下，媒介逐步由多元化格局走向了并购、重组，最终形成了寡头化垄断的局面，其后果是媒介成了市场和寡头集团的傀儡，成了几个寡头集团分权逐利的工具，客观性和独立性越来越受到质疑，正朝碎片化、戏剧化、庸俗化、形式化方向发展，被沦为“企业盈利压力、政治谎言和公众低级趣味共同作用下的难以理解混乱的产物”。
同时，也间接导致了民主由公共性走向消费娱乐性，政治参与低下，政治效能感下降，政治民主越来越走向形式化等。
可以看出，大众媒介的私有化并不必然带来民主的结果，相反，市场化的过度竞争导致了大众传媒背离自由主义新闻的根本原则，逐渐偏离其正常轨道，造成了大众媒介的功能异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危及了民主本身。
洞察人性的瑰宝：《娱乐至死》中的大众文化与传媒批判
洞察人性的瑰宝：《娱乐至死》中的大众文化与传媒批判1. 引言1.1 概述在当今社会，大众文化和传媒批判作为两个重要的领域已经吸引了广泛的关注。
大众文化通过影视、音乐、娱乐等形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对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然而，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和普及，我们也面临着信息泛滥、知识流失以及商业利益驱使下价值扭曲等问题。
本文将聚焦于尼尔·波兹曼所撰写的《娱乐至死》，从探索大众文化对人性的洞察和揭示传媒批判中出现的问题与挑战两个方面来进行深入研究。
1.2 文章结构本文将分为五个部分来论述相关内容。
首先，在引言部分，将阐述文章的概述、结构以及目的。
接下来，第二部分将探讨大众文化与传媒批判背后的背景，包括大众文化兴起和传媒批判出现这两个方面，并强调《娱乐至死》在其中的重要性。
第三部分将详细讨论大众文化对人性的洞察，包括娱乐至上的社会观念、趣味即真理的影响以及娱乐化教育与思维方式改变。
第四部分将探讨传媒批判揭示的问题与挑战，主要包括媒体操控与信息过载、知识流失与表面浅薄性思考盛行以及商业利益驱使下的价值扭曲和虚假新闻泛滥问题。
最后，在结论部分将总结本文观点和论点，并对《娱乐至死》中洞察人性和传媒批判方法进行综合评价。
1.3 目的本文旨在深入研究《娱乐至死》一书中所涉及到的大众文化和传媒批判的主题，通过对大众文化对人性的洞察和传媒批判揭示的问题与挑战进行探讨，进一步理解当代社会中这两个领域所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同时，本文也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的视角来思考和理解大众文化与传媒批判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中相关问题所带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通过探索《娱乐至死》中独到的观点和方法，本文将为读者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并促进对于大众文化和传媒批判主题的更深入思考和讨论。
2. 大众文化与传媒批判的背景2.1 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文化是指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产生和传播，以满足大众需求为目的的文化形式。
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大众娱乐方式如电影、广播、电视等得到了迅猛发展，使得娱乐产品可以迅速传播到大多数人的家庭中。
试析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研究
试析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研究论文关键词:阿多诺大众传媒文化工业论文摘要:从语言和社会历史角度探讨了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仔细分析了他对大众传媒批判的主要内容，揭示其批判理论存在的缺陷，并对它进行了反思，从而挖掘出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研究的价值。
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中，阿多诺的媒介批评理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尽管他没有对大众传媒进行专门系统的论述，只是在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时，把现代大众传媒当成了他的一个基本的切人口，但他对大众传媒的批判是非常尖锐的。
仔细阅读《启蒙辩证法》和他1963年写的《文化工业再思考》，就会发现电影、电话、收音机、无线电广播等等都进人了他的批判视野，而且这一切是与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分不开的。
一、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阿多诺出生于德国，从小受到德国古典语言的熏陶，由于希特勒的极权统治，他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同志被迫去了美国，在那里大众文化简易、直白的表达方式强烈的冲击着他的习惯性话语，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正如他在解释为什么离开美国而要返回德国时所说:“返回德国的决定不是因为简单的主观需要和思乡病，这些因素是微不足道的。
也有客观原因，这就是语言。
赵勇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中引用这段话的时候，把语言归结到印刷文化中批判主体的生成原因，认为语言把他构造成了批判话语生产者。
实际上，语言也是构成他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语言是与其思想分不开的，卡西尔在他的《语言与神话》中说道:“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组合和关联我们的经验材料，因而造成完全不同的理解模式。
两种语言的词汇决不可能相互贴切，锚株不差，也就是说，它们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思想领域，阿多诺在去美国以前一直是使用德语进行思维和表达的，在德语的领域中孕育了他真正的自由思辨能力，然而当他转移到了美国以后，他遭遇到了语言上前所未有的尴尬场面。
美国大众文化通俗、直白的表达方式深深的影响着阿多诺所故有的思考和思想，于是他站在了传统型知识分子的立场，对产生这种大众文化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从大众文化的语言的视角出发，把大众传媒纳人了他的批判视野。
大众传媒对民众意识形态的塑造研究
大众传媒对民众意识形态的塑造研究近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和普及，我们常常听到关于大众传媒对民众意识形态的塑造问题的讨论。
大众传媒的发展对个体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详细研究大众传媒如何塑造民众的意识形态，对于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更好地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大众传媒作为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扮演着引导和影响民众思想的重要角色。
媒体可以通过传播特定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来潜移默化地塑造民众的意识形态。
例如，电视台和报刊杂志等媒体常常倾向于报道与政府政策一致的观点，这种报道方式会对民众产生一定影响，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和认同政府的立场。
此外，大众传媒还会通过选择报道的内容和角度来塑造公众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
这些媒体选择的主观性往往决定了民众受到的信息的充足程度和多样性，从而影响了他们形成独立和全面的意见。
其次，大众传媒还通过广告和娱乐等手段来塑造民众的消费观念和价值观。
广告作为大众传媒中重要的一环，常常通过渲染虚荣心和满足感来诱导民众购买某种产品或服务。
同时，娱乐节目也通过呈现行为方式、价值观和生活理念等方面的榜样形象，潜移默化地对民众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往往会使个体和整个社会形成一种物质至上和追逐潮流的价值观，而忽视了更重要的道德和精神层面的发展。
然而，大众传媒对民众意识形态的塑造并非无条件的。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民众在接收和理解信息时表现出越来越多的选择和批判意识。
互联网的发展使每个人都有了自己发布和获取信息的渠道，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大众传媒对意识形态的塑造能力。
此外，社会舆论和评论的多样性也提供了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使民众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和思考问题，不再盲目接受媒体传达的信息。
尽管如此，大众传媒对民众意识形态的塑造依然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信息时代，我们仍然需要保持警惕，增强对媒体的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
同时，我们需要培养自己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能力，不仅依赖于媒体所传达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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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著名学者、作家论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作为当代的重要社会现象，人们试图从各自的现实背景和思想角度出发，对大众传播媒介进行阐释、研究。
不仅是批判理论的学者们对传播作了深刻的研究，二十世纪学术界的西方一些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等西方大师也对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他们的研究虽然与传播批判理论研究有些差异[1]，但从本质上而言又是与批判理论的思想一脉相承、基本相通。
因此，西方大师的传播观无疑是宝贵的思想源泉，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深入理解传播批判理论开辟更广阔的视野和思路。
一、斯宾格勒：没落文明中的大众传播20世纪初，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他的著作《西方的没落》里，谈到了媒介的相关问题。
首先他注意到大众传播所引起的社会变迁和人们价值观的变化，指出“农民的乡村的情感和舆论——如果能够说有这种情感和舆论的话——是受城市的刊物和言论所规定和指导的。
”*2+当时“西欧和美国无线电广播的迅速传播提供了这种大城市精神的流播的实情的一个重要证明。
对于乡村居民说来，收听无线电广播就意味着同大城市的新闻、思想和娱乐发生了密切的接触，使‘孤立’的苦闷之感获得了解脱，而这种‘孤立’是老年的村民所从来没有觉得是一种苦闷的。
”*3+其次，他比较了大众传媒和其他传统传播方式的不同之处，并对此作出了评价。
“无线电广播的特征并不是（如通常所假设的）不顾物理距离向大量的人传播，而是演讲与个别听讲者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接近方式。
”*4+而“书写是有关远方的重大象征，所谓远方不仅指扩张距离，而首先地是指持续、未来和追求永恒的意志。
说话和听话只发生在近处和现在，但通过文字则一个人可以向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甚至于还没有生出来的人说话；一个人的声音在他死后数世纪还可以被人听到。
文字是历史遗产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5+“印刷的书籍是时间无限的的标记，报纸是空间无限的标记。
”*6+在那个世界大战爆发的动荡年代，斯宾格勒对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政治性的报纸导致了人们自主性的丧失。
“英美政治则在世界范围内通过报纸传遭了一个智性的和财力的张力的势力范围，在这种范围内，每个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各就各位，因而不得不按照一个不在身边的主宰人物所认为合适的去想、去判断、去行动。
”“人并不对人直接说话；报纸和它的伙伴新闻电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整个整个的民族和大陆的醒觉意识放在由论点、口号、观点、情景、情感所组成的一种震耳欲聋的猛烈炮火底下，以致每个自我都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智性的东西的一种纯粹机能。
”*7+“无线电广播现在已然出现，使得作领袖的人能够亲自征服万民，并且谁也不能预言今后的政治战术还将发生什么变化。
”*8+政党报刊冲击、排挤着对个人精神生活有重大意义的书籍。
“书籍是一种个人的表现，传道和新闻纸则服从一种非个人的目的。
……政党领袖们的独霸通过报纸的独霸来获得支持。
”*9+“民主政治凭借它的新闻纸已经完全把书本从人民的精神生活中排除掉。
书的世界及其使人不能不用心去加以选择和批评的形形色色的观点，现在只有极少数的人才真正占有了。
人民读一种报纸，读‘他们’的报纸，这种报纸每天成千上万地从住户的前门塞进去，从早到晚蛊惑理智，凭借更为动人的布置使书籍变得湮没无闻，假如有某种书籍竟然出现，则用‘评论’它的手法把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加以阻塞和排除。
”*10+报纸通过宣传攻势编造着所谓的真理，愚弄着人们，损害着资产阶级早期争取来的精神自由。
“……只关心事实世界的效果和成就的当前的公众真理，今天是报纸的一种产物。
报纸所希望的就是真的。
报纸的指挥者唤来真理、改变真理、更迭真理。
报纸做三个星期的工作，真理就会被每一个人所承认。
”*11+“单凭不向世界通报，报纸就能宣判任何‘真理’的死刑——一种缄默的可怕检查，由于新闻纸的读者群绝对不知道有这种检查的存在，所以它就愈有力量。
”*12+“我们的报纸的动力所需要的使永久的有效。
它必须把人们的心境经常地置于它的影响下。
当财力利于相反的议论并使这些议论日益频繁地接触人们的耳目时，它的论证就立即被推翻了。
那时，舆论的指针就摆向了较强的一极。
人人立即相信那新的真理，并认为自己是从误信中清醒过来了。
”*13+“报纸在今天是一支具有若干严密组成的兵种、以新闻记者为军官、以读者为士兵的队伍。
但是和任何队伍一样，士兵在这里也盲目地服从，而且战争的目的和作战计划的改变是不让士兵知道的。
读者不知道也不容许去知道他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被利用的，甚至不知道他要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我们想象不出对思想自由的讽刺有比这种情形更为骇人听闻的。
”*14+二、大卫•理斯曼：大众传媒——他人引导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在他讨论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及演变的著作《孤独的人群》里，从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出发，对大众媒介进行了详细和深入的探讨。
他敏锐的认识到，“大众传播媒介对于美国人的知觉方式、生活的理解（常常是误解）和如何成为一个男孩或女孩、男人或女人、老人等具有强烈而深远的影响。
”“显然，我们不能把大众传播媒介与其广泛的文化背景分割开来。
”*15+他指出，“我们的重点是分析大众传播媒介的长远效果”。
[16]首先，他由经济和社会变化等因素引起的人口的曲线的变化出发，理斯曼划分了三种社会阶段及社会性格类型：传统引导，内部引导和他人引导；并从不同社会阶段大众传播媒介所具有的不同形态出发，分析大众传媒对社会的影响及对儿童社会性格形成的机制，并反观由此造成的大众传媒传播内容的巨大差异。
在传统引导的社会阶段，大众传播媒介表现为“讲家史、神话、传说、唱歌等形式传播其相对稳定的社会价值观”，“亲朋好友面对面所表演的故事和歌曲充满着明显警告和规劝的内容”。
[17]而“反叛的空隙存在于文化允许的幻想领域”，“把反叛势力体制化，不仅是因为这些反叛势力偏离了社会正常秩序，而且是为了使每个成员都不起‘邪念’”。
[18]所以，无论传播顺应社会的题材还是叛逆社会的题材都对维护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而内部引导时期，传播媒介主要表现为印刷品。
印刷品不仅使人们摆脱了狭隘的地方观念，使人们“通过印刷读物了解道理，所以能建立一种新型的性格结构”。
“印刷品得出现能强有力地使某一榜样合理化，其作用像父母和老师那样，告诉人们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
”*19+“印刷读物借助榜样为读者开拓了广阔的视野，为他们尝试新角色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20+儿童仿效书中的英雄人物，所以，理斯曼说，印刷读物中的榜样唤起了儿童的“雄心”。
在他人引导的社会阶段，市场、消费等因素被前所未有的突出了。
“在内部引导时期作家对儿童传播市场的评估与今天人们对市场的研究相比显得外行多了。
”“今天，大众传播媒介培养儿童的消费意识”，“大众传播媒介要求孩子们以孩子的眼光（即使说像其他孩子那样）看待大人的世界。
原因之一在于，技术的进步使电影有可能反映玛格丽特笔下欧布莱及其伙伴的童年世界。
同时，收音机可以播放哈代斯、欧德力和其他青少年的故事，而广告和包装艺术则也开始使用职业儿童模特了。
大众传播媒介创造了男女儿童的生活图景（好像战争时期，传播媒介运用士兵的语言描绘军旅生涯一样），它迫使儿童要么自觉接受这幅图景，要么激烈抵抗这一图景。
”*21+“由于今天的儿童比从前的孩子面对着更复杂的传播媒介，所以儿童对实际生活了解得很多，根本不再作不着边际的幻想。
”“他们试图注意谁最后获胜，而不注意故事的复杂情节及道德观念。
”*22+由此，大众传媒的述说故事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尽管连环画中主人公的个性不很显著，但外部的细节描写却十分详细：包括每种服饰和说话的细节。
”“当代连环画和广播剧里的英雄人物几乎不费任何吹灰之力就赢得了胜利：同时，讲述时间的缩短也使这一轻易取胜的现象更加突出。
”“连环画里的英雄人物也常常挨揍，但这只是为了增加刺激，只是为了英雄人物后来更激烈的痛打歹徒打下伏笔，而与人的道德或内心变化无关。
”*23+其次，在谈到大众传媒对政治的影响方面，理斯曼承认他“主要引用了某些研究者、尤其是拉扎斯费尔德的发现：政治宣传和政治竞争并非是简单的、昧着良心地赢得广大孤独而无助的普通群众的支持。
”*24+他指出“政治即是消费品”。
“大众传播媒介充当政治表演的鼓吹手”，为此“大众传播媒介发明了一种特效药——魅力”。
[25]政客们成功的过程，就是凭借“时髦的装扮和外表”，“讨人喜欢”，“诚恳”等个人魅力征服选民的过程。
大众媒介还培养了人们对政治的宽容态度。
因为“大众传媒对于外界的压力十分敏感”，这些压力来自于受众及一些政治团体，所以传媒倡导宽容的态度，以达到某种平衡。
“今天的大众传播媒介通常以人人皆知的心理战的方式讨论国际政治，在宣传政治事件时，往往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承受力。
传播媒介常常要求公众支持某项政策，因为公众的支持可以通过一种自我操纵的平衡活动左右公共舆论。
”*26+但理斯曼进一步指出，“这种态度使听众们不注重传播媒介所表达的内容，而是注重其表达的诚意。
流行文化和政治生活对诚意的强调使听众宽容地忽略了大众传播媒介的不佳表现。
”*27+但是，对有些大众媒介的批评家认为的传媒滋生了政治的冷漠，理斯曼持否定态度。
他借用拉扎斯菲尔德的话说，“大众传播媒介正是政治宣传的御用工具。
”*28+“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并未分散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注意力。
恰恰相反，它夸大了政治的巨大影响力。
”*29+对这一现象，理斯曼的解释道，尽管传播媒介对消费技巧相当重视，但把握大众传播媒介的人“要看上面的眼色办事”。
此外，大众传播媒介的工作人员“注意周围高于自己之上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态度”，“很少留心广大读者和听众的态度”。
另一方面，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主持人的社会地位和道德修养的不断提高，“不同传播媒介的主持人也迫切要求在娱乐性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有教育意义和进步意义的节目和文章”，“政治新闻比桃色新闻的等级高”，[30]为了赢得好名声，他们开始摆脱低级的商业动机。
由此，理斯曼认为当代大众传媒加强了人们的“自主性”：“大众传播媒介的评论家常常忽略了一个事实：最初的传播媒介破坏了古老的价值观，但今天的情形有所不同了，经济发展使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来选择第一流的小说、纪实文学、绘画、音乐和电影。
”*31+对广受非议好莱坞电影，理斯曼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批评家们“责怪好莱坞影片质量太差，但有时却没看见电影使千万美国民众得以选择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风格和闲暇方式。
”“我认为，电影以许多传统所不期望的方式促进了社会的解放。
”*32+此外，理斯曼还谈到电影和电视的竞争问题。
“我们必须指出，电影的观众比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减少了。
其中部分原因在于电视的竞争，电影与电视相比毕竟不那么自由、不那么有影响力。
因而，电影竞争不过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