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的几大成因

明治维新的几大成因
------日本史笔记4
明治维新成因是中国人长期感兴趣的话题，历来学者多有涉猎。

无论谷歌还是百度，都可以搜出大把评论，大多数比较集中，也言之成理。

有一些想从地理和文化的关系上有所突破，但理据不足，难以服人。

笔者读史后的结论，或许角度有些不同，但总体而言并无新意，仅作为一个自我总结罢了。

古人喜欢将事情的成败因素归结为天时、地利、人和，笔者也循此旧俗。

天时方面，日本打开国门之前兰学已有充分影响。

日本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对两个国家例外，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荷兰。

之所以对西方的荷兰例外，主要因为荷兰是新教国家，为保贸易而愿意放弃传教。

日本从荷兰进口的枪、炮和船只都是现代工业产品，自然令日本人刮目相看。

1720年，幕府将军德川吉宗颁布“洋书解禁令”，指定幕臣学习荷兰语，“兰学”逐渐成为日本的显学。

一个多世纪下来，在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心里，已确认西方自然科学是日本的必需。

如主张日本开放的启蒙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就对兰学十分热心，他后来开设的“象山书院”，培养了一批推动开国的先导者，如胜海舟、坂本龙马、吉田松阴。

吉田松阴后来也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被称为“吉田塾”，吉田塾出来的学生很多都是明治维新的骨干，如久坂玄瑞、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

明治时期只要说是“吉田学生”，就如同当年中国说起“黄埔学生”一般，令旁人刮目相看。

中国人比较熟悉的福泽谕吉也是兰学学者。

地利方面，日本位于庞大中国之侧的几座孤岛之上，这个地理位置令日本可以充分接触到中国成熟的文化成果但又不被强大的国力染指，日本历史上对中国文化曾全力学习推行但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与日本已有的文化传统相融合。

比如中国儒家的道德观“仁义礼智信”传入日本后，因为“仁”主要是儒教制约统治者的一个标准，对于具有“神性”的日本天皇而言并不适用，所以被扬弃。

虽说中国历史上并无染指日本的念想，但以儒家“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的思想，保留日本的神道传统，会被视为开化不全的“半夷”状态，如果是藩属国，虽不至于武力干涉，文化干涉很可能会有的。

这种文化干涉不一定像西方武力保护下的传教模式，但如朝鲜、越南一般毗邻中国，实力又有天壤之别，那文化上的趋同必会在这种势能差下出现。

所以日本的地理位置，令其有条件保留其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独立性。

不过这对明治维新成功仅有间接作用，说其是明治维新成功之地利条件，主要是指面对中国这个庞大市场，日本的市场容量对西方帝国主义来说显得有点鸡肋，顶多也只是鸡爪，得到自然好，得不到也不算损失，所以西方帝国主义不愿花太大气力去获取日本市场。

黑船事件后，日本尊王攘夷思潮高涨，四个英国人在萨摩生麦村旅行时不慎冒犯了萨摩大名的行进队伍，被大名的武士砍死一人，砍伤两人，此谓“生麦事件”。

这件事触发了后来的“萨（摩）英（国）战争”，英国在战争中的损失比日本严重，但战后英国只向萨摩要求2万5千英镑的赔偿，相当于6万两白银。

英国原来还要求将杀人凶手移交英国，萨摩表面应承，但一直拖着不办，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这事发生在1863年，仅仅三年前，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向英法两国各赔偿
800万两白银，还割让了九龙地区。

如此云泥之别原因何在？实在是饕餮大餐太过吸引，旁边的开胃小食就可有可无了。

人和方面的因素较多，首先，是幕府的控制力较弱，藩国的独立性很强，类似于西欧的封建制。

由于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政制是藩国各自为政，经济、行政、军事都是各藩自行其是，这就为后来的“倒幕（推翻幕府）”创造了条件。

倒幕是维新的前奏和前提，虽然幕府也有相当强势的开国倾向，最著名者如胜海舟，但即使幕府自行开国成功，之后的版籍奉还（大名的土地收归天皇）、废藩立县和废刀令等，因牵涉到幕府的根本利益，估计也不可能推行。

所以，位于日本西南的四个强藩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组成联盟，与幕府只打了一场小仗，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便俯首称臣了。

话说回来，当时幕府的实力其实不比四藩联盟弱，相持几年绝对不是问题，为什么庆喜那么轻易放弃？大多数史学家认为他是从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从政权延续考虑问题。

其次，日本民族没有文化上的负担。

哪种文化实用、强盛，她就吸收哪种文化，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灿烂的文化，中华民族也长期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天底下最优秀的，与其相左的则为“夷”，意即未开化。

西方文明也被归入“夷”类。

要一个高度开化的礼仪之邦去学习、吸收“夷”文化，那真是羞耻到家了。

老祖宗过往的辉煌，即可以给我们带来文化自信，也可能诱发我们盲目自负。

即使被坚船利炮打开了眼界，也还是不情不愿，羞羞答答，只学其术，不习其体。

反观萨摩藩在萨英战争中吃了苦头之后，立马向英国作揖求教，不光买英国的枪炮和船只，还请英国老师教他们制造这些器物。

两种截然不同的学习态度，早已把结果公之于众。

第三，庞大的中低层武士成为维新的主动力。

武士阶级是当时日本的领导阶级，当时日本的阶级划分为士（武士）、农、工、商四个等级。

虽然农民的人数最多，在封建制的压迫下，也有造反起义的动力和行动，但没有知识分子领导，农民造反成不了事。

江户时代虽然和平，但由于武士地位高尚，不少以务农为生的贫民不但不会轻易放弃祖上留下的武士名位，有点条件的人还千方百计购买武士名位。

据统计，幕末日本武士约四十五万人，占人口总数三千二百万的大约百分之十四，除去妇女儿童，约占人口百分之三十几。

武士同时意味着读过书，有文化，是知识分子最集中最庞大的阶层。

由于和平年代武士没有额外收入，大多数武士生活在社会的中低层，他们对日本社会的落后贫穷有深入的认识。

当他们感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大力量时，按西方模式富国强兵便成了他们大多数人的统一意志。

当一个庞大而有影响力的阶层拥有了统一意志，命运之神自然会来光顾。

第四，名义崇高而实权尽失的天皇制。

大家知道德川幕府时代天皇只是名义上的国家领袖，政治上并无实权，大家可能并不知道当时的天皇其实经济上也是个空架子，顶多等同于一个低层大名的生活水平。

幕末德川家族包括幕府（实际上的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地是800万石，天皇包括公家（名义上的国家机构）的领地是10万石，真正供养天皇一家的也就3万石。

不要说天皇实权尽失，就算天皇还有那么一点点政治权力，他也没工夫去行使，他的工夫都花在开源节流，改善生计上去了。

但另一方面，天皇的精神地位却几乎未受影响。

天皇政治和经济地位的窘迫除了幕府、公家和高层大名清楚外，平民百姓并不知情。

幕府政策的推行依然使用天皇的名义，普通百姓依然视天皇为他们心中的神。

前文提到萨长土肥四藩与公家联盟倒幕，只一场“伏见鸟羽会战”，幕府就倒台了。

这场会战后期，双方其实战成胶着状态，代表公家的岩仓具视给萨长联军送去“御之锦旗”，即是天皇出巡时使用的旗帜。

当看到战场上突然出现一支身着新政府军服，手擎御之锦旗，不带武器却吹奏着天皇出巡乐曲的
队伍时，幕府军的战斗力即刻崩溃。

由此可见天皇的精神实力。

天皇支持维新派，维新派为天皇讨回大部分权力。

不过，天皇的权力主要体现于最后裁定权，政府决策和运作过程则不参与也不干预。

所以说，明治维新是将日本的封建政制改造成中央集权，但这个中央集权不是天皇的个人集权，而是明治维新造就的一帮精英的集权。

他们借助了天皇的精神力量但又不必为天皇的实际能力所钳制，这是明治维新没有造成较大社会动荡而最终成功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