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对中国现代生活的影响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基督教的意义逐渐得以彰显。

当然，出于不同的考虑和基于不同的认识，人们对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亦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其价值判断的多样性和对基督教在华影响回升的迥异态度。

随着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和真正对外开放，在经济理论界和重新崛起的社会学思潮中，曾兴起了一股持续较久的“韦伯(Max Weber)热”。

人们尤其关注其涉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种种说法，以及他对东西宗教伦理与其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比较。

不少经济学家在谈及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等所起的“潜在的精神力量”之作用时，既表达了对历史进程的一种感触，又体现为一种在现实中国社会的呼唤和渴望。

这种现象是颇值得人们玩味和深思的。

人们在打开国门看世界时，忽有一种惊讶和警醒，随之便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和失落感。

这种自知之明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而导致的对外在思想文化体系的客观研究和虚心学习，以及这种研习的坦诚和认真，亦是史无前例的。

在借“他山之石”的此刻，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基督教及其对现代化的意义。

不可否认，一些人因感到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太厚、传统负担太重而对之失去信心和耐心，简单地认为“现代化”即“西化”，而“西化”即“基督教化”，试图以这种绝对而极端的“拿来主义”来将一切推倒重来，由此圆其“现代化”的美梦。

然而，静观基督教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认识其对现代发展某些弊端的批评和否定，以及弄清基督教的“普世”意义和价值取向，则使不少中国人深感不能将“现代化”或“西化”与基督教完全等同，二者之间是有着本质不同之处。

对于基督教与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中外学者已有诸多研究和评述，故不必在此重提或详谈。

但有关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中国学者则议论不多，且有各种疑虑。

而这一问题亦是我苦苦思索、刻意求解的关切所在，它涉及到基督教对现代中国的精神启迪和其本身在中国文化中的重新定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为促进这一研究的深化及其意义的彰显，在此谈谈自己的管见浅识，与大家交流和讨论。

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价值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对世界文明的进程有着多层次、全方位的影响，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自然也是多方面的。

从宗教和哲学的研究角度来看，我们侧重于基督教对此的价值层面和精神意义，而其在社会、政治、经济各层次的作用和影响只能附带来谈、不作为本题讨论的重点。

这里关注的是在基督教精神、价值体系中比较独特、突出和值得弘扬的基本因素，它们能给现代中国人带来清新的感觉，和全然不同的启示，从而构成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些独有意义。

大体而言，这些意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基督教原罪观对现代中国人自我审视的反省意义〗中国人在其文化传统上对人的本性或本质通常持乐观主义的态度，强调人的“性善”、“良知”、“有为”和“人定胜天”，不认为人本性有罪，因此对基督教的原罪观感到难以接受，尤其对亚当、夏娃因偷吃禁果而“失乐园”的神话诠释不以为然，形成对基督教罪之意识、罪感、认罪态度和忏悔心境的一种文化隔膜。

然而，中国人这种历史悠久的向善论、进步观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在其社会发展步骤明显加快的今天，却受到严重的挑战，出现了本质性动摇。

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的“船坚炮利”曾迫使中国人痛定思痛、奋发图强，以引进西方科技、开展洋务来力图迎头赶上。

但看到这种科技上之差距、实力上之劣势的同时，中国人在整体上并没有改变其反观自身的传统基调和对其国民性之乐观、自豪乃至优越的肯定见解。

其对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乃“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为中用”。

回顾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社会现代化的历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文化革命以及当前的改革开放举措，都是从肯定、积极的意义上争取或重新恢复中国人的“自强”、“求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而伴随着这种政治经济运动和社会发展选择的国民心理基础，仍不离一种乐观的自我审视、以及对人格不断完善和人性正面发展的坚信不移。

不过，多次政治运动唤起的激情和人们对社会改革全身心地投入，在中国今天社会转型时期却已出现与传统经历意味深长的不同转向。

一些中国人已感到其激情耗尽的疲惫，更有人因机经拼搏后仍面临差距的加大而灰心失望。

许多人在几度兴奋、真心参与各种具有自我奉献精神的公共事业之后，却看到当今社会中，个人主义泛滥、拜金主义流行、崇高境界消退、理想主义丧失，这一幅无情的图景。

在社会腐败、人性堕落、道德沦丧、丑陋及丑恶现象和沉渣泛起、人们追求享乐和实利、沉溺于低俗之举、价值观念混乱和多元化这一严酷现实面前，许多现代中国人对基督教古老而传统的原罪观有了深刻的醒悟和体认。

在这种对基督教原罪观的冷静认识中，人性自我可自觉达到“道德完美”的观念开始动摇，中国人开始对其传统的人性论和人生观加以反思和反省，尤其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人“国强”、“维新”、渴望“富国富民”却欲速不达的原因加以探究和分析。

基督教“忏悔录”意义上之“随感”的问世，思想文化界“忏悔意识”的萌生，“忏悔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出现，以及人们有关“负罪”、“忏悔”之话语的流行，都反映出原罪观这种被视为“中国人最大的绊脚石”的基督教信仰要素，已奇迹般地被现代社会中的一些中国人所体会乃至认同。

他们对其传统乐感精神的人性本善之论的反省或扬弃，代表着基督教人性论或人生观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一种渗入。

其给中国人在认识人性上带来的震动和警醒，可能预示着中国人心灵历程一种新走向。

也就是说，自我并不能靠自力而达到“人性完美”、“成德成圣”。

从存在论和实践论意义上而言，人之罪性或人的致恶倾向乃客观存在。

人只有体察到这种人性“幽暗”的存在、意识到由“人世”文化所依存之本质关系的失衡，或破裂而构成的“罪恶”状况或缺乏“完美”，才可能从一种高度的自省精神来彻底否定自我，从而达到获取真正自由和人性新生的起始。

诚然，中国人不可能完全接受这种负罪、忏悔层面上的基督教原罪观，但它对现代化中国人的自我审视和社会审视所具有的反省意义、其为之摆脱紊乱、无序的生存和认知窘境所提供的新视野、新参照，则是不可否认的。

〖二、基督教拯救观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创造价值的意义〗如前所述，中国现代社会内部在转型时期出现的道德沦丧和人性败坏等消极现象，以及在与其外界之比较中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与失衡，已使不少中国人体验到在文化领域上受威胁、被抛弃的失落感，并由此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边缘焦虑”。

由于几经反复后，人们在精神和文化领域中否定得太多，因而在其感受到后现代主义批判、破坏之力的痛快之际，却又出现了价值和精神追求上的真空。

不少人对于如何实现价值重构和精神建树已觉得茫然或力不从心。

在传统价值的破坏和毁灭过程中，人们正思考着如何实现社会转型时期价值重建的问题，和找寻着通往精神家园和理想世界之路。

而基督教的拯教观正以其独有的悲壮和深沉给人们以感染和激励，为人们创造价值的努力提供动力和信心。

在基督教信仰中，人们特别强调基督以自我牺牲来救赎世人的拯救精神。

这种精神既有其超然意义，又有强烈的现实使命感。

拯救观正视人世社会存在的罪恶和不义，又以基督自甘受难之态来催促人醒悟和悔改，帮助人涤除罪恶、达到超脱和升华。

其感人极深的舍身、忘死之悲剧效果，和令人敬佩的高洁、超越之纯化意境，给人以强大的心灵震憾和精神鼓舞。

在神学意义上，拯救观乃指耶稣基督降临人寰、以其清白之身来替罪孽深重的世人代为受过，以自我牺牲来换取人之得救的希望与可能。

耶稣基督降生于世界沦落之时、受任于世人危难之际，以其谦卑、忍让和自我奉献来与人沟通、为人楷模，主动承担为人赎罪的若行和磨难。

不过，这种观念往往难以被具有乐观气质、过于自信的人所接受，因而在乐感文化为特征的中国社会气围中，未曾引起太多的共鸣或回应。

但现代中国人对其文化优越曾拥有的自豪，一旦被其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不安全感和“边缘焦虑”所取代，就有人开始认真思索和冷静聆听基督教拯救观带来的“福音”，和在中国传统中所缺乏、或尚未得以彰显的东西，并试图藉此从其所面临的无价值、无意义之困境中解脱出来，创立或把握一种全新的价值和意义。

这种价值即在世俗化和无序化的混乱中重觅一种纯洁、重树一种神圣、重达一种升华，以其超越尘寰的追求和体验来洁身自好、并爱人济世，从而为中国社会转型寻找其价值支点、精神重心，使人们能在动荡、多变中自立于一块恒定、永固的盘石之上。

由此而言，一些人已不同程度地体验到基督教拯救观“从来不掩盖现实的恶浊，相反，它非常强调人们应该认清现实中的罪恶和无意义性；耶稣到苦难的人世中来，绝不是要给人类所受的苦难作自我催眠，而是带来这个世界所没有的东西”，以其全新的价值和意义使空虚的世界得以充实，令消沉的人们得以振奋。

当然，这种体认并非认信得救，或宗教皈依意义上的体认，而是一种不与世风日下、人欲横行之腐败倾向同流合污的灵性抗争，是以这种精神借鉴，来在社会之变化和人的观念之变化中确立一种真实、永恒的价值，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来守住一方不染尘埃的心灵净土。

因此，基督教拯救观在中国现代社会价值重构中可以弥补其原有“人治”精神、“逍遥”精神或“出世”精神之不足，使人对其生存意义有新的把握，在其此刻此在之处境中有新的作为。

〖三、基督教超越观对中国社会现代改革的启迪意义〗对于改革，人们一般会从具体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上来理解，由此体现为典型的现实关切。

然而，若无一种超然的尺度来对之衡量、规范，那么这些改革往往会囿于其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之圈，出现短视或迷惘。

中国历史上已经历了无数种改革，其成功或夭折的经验教训，都作为一种传统积淀和遗产而影响到今日的改革。

用一种超越观念来认识到社会政治改革的相对性和不彻底性，有助于克服改革者的自满自足，而使其改革不断深化、逐渐完善。

回首过去，中国的知识精英比较强调以儒家所追求的“内在超越”来促成其“外王之道”。

但这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内在超越，因以自我为中心而无彼岸的尺度或追求，结果使为其社会政治之时空境遇所限，从而无法真正对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改革有所作为。

所以说，基督教的超越观对这种意义的社会改革带来了一些不同凡俗的启迪。

与儒家不同，“基督教追求的主要是外在的超越与升华，以达到与绝对本体的合一。

”“内在超越”者本身往往摆脱不了对政治的依附或为权力所御用，其“忠君”和被“御用”乃是其“参政”、“有为”之前提，因此在其内在超越很难越出修身、养性之范围。

而强调“外在超越”的基督教则认为，对此岸任何有限之物的信仰均为迷信和偏见，只有对彼岸无限绝对者的敬仰，才体现宗教本质和真理。

这种超越观要求在“人世”政治之外形成独立的精神文化价值体系，其观念本身并非纯理想意义上的清谈、空论，而是与现实革新和进步有密切相关。

回顾西方现代发展的历史，基督教超越观所具有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原则，其彼岸世界与超然价值之说，使之认定国家和社会各种权力机构只有相对意义，它们不易摆脱其历史局限性；而这些思想内容曾为近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铺平过道路，给其普遍存有的民主意识、社会监视责任感和自然保护态度提供了思想前提，并且对现代西方世界人们认请社会、国家、政治思想观念和文化现象的相对性与多元性起过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