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

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
作者：秦瑞芳孙英伟
来源：《商场现代化》2008年第24期
[摘要] 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惩戒不法经营者，我国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英美法系国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实践中却面临了一系列问题。

本文从制度建立的目的出发，在消费者范围的界定、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客观要求、赔偿数额的确定、客体范围的限定和扩张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为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在我国的适用提出自己的想法。

[关键词] 惩罚性赔偿消费者数额
一、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概念和法律基础
惩罚性损害赔偿（punitive damages）,也称为示范性的赔偿或报复性的赔偿。

一般认为，惩罚性损害是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

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害、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

惩罚性损害赔偿作为英美法系特色的一项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中迟迟得不到承认和引入。

究其原因在于其与大陆法系民法理论的损害赔偿的补偿性原则不相适应，而其远远大于受害者本身损失的赔偿又可能构成不当得利。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营者和消费者在力量上的悬殊也日益加大，作为弱势群体的消费者寻求自己合法权利充分保护的途径被传统的理论所封堵。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惩罚性赔偿在全球范围内面临困境，在英美法系国家采用该理论的判决在大陆法系国家面临着得不到执行危险，早已模糊了国界的平等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大陆法系国家也逐渐认识到了其优越性，并迫于日益高涨的消费者保护呼声，开始对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借鉴以期对消费者给与倾斜性的保护。

纵观世界，在德国、日本、瑞士等有代表性的大陆法系国家，虽未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但并非对外国法院做出的具有惩罚性赔偿的判决一律不予承认与执行，而是倾向于采取个案审查、区别对待，有条件地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的惩罚性赔偿判决。

在德国更是出现了有关惩罚赔偿的案例。

我国台湾地区地立法引进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1988年修订《证劵交易法》时首次规定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其后陆续在《公平交易法》、《专利法》、《著作权法》、《营业秘密法》、《消费者保护法》等法律中规定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我国在消费者合同领域确立了有限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2003年3月24日发布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的第八条、第九条规定，在商品买卖过程中因出卖人恶意违约和欺诈，致使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的，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

从而将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商品房领域。

二、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我国虽然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但应该注意的是我国的赔偿制度为有限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需要以法律明文规定作为该制度适用的前提。

这一限定性的规定使得这一制度在我国适用面临着与立法目的相偏离的问题。

1.消费者范围的界定
由于惩罚性赔偿责任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作为特殊规则予以确立，因此其适用的主体应严格限定为消费者。

但是关于消费者的范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无明确规定。

这就使得“职业打假人“即知假买假者是否可以包括在消费者范围内从而适用49条规则成为理论界和司法界广泛关注的焦点。

单位是否可以构成消费者也在理论上也没有效的支点。

笔者认为，知假买假者的法律属性仍应定位为消费者，可以要求获得《消法》中规定的惩罚性赔偿。

首先，对于知假买假者法律属性判断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不是事实判断，即判断知假买假者应不应该是消费者，而不是判断其是不是消费者。

因此无需考察其行为动机，而应该考察是否对其进行法律保护的社会后果。

其次，从技术层面上而言，对知假买假者的“知假”主观状态如何进行界定，社会经验和外部表现并不能完全反映其主观意识，故而不对消费者进行主观上进行认定是比较好的选择。

再次，从立法的本意出发。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所以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一方面是为了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另一方面是为了打击和遏制制假、售假的行为。

将知假买假者定位为消费者正是对上述立法意图的最好诠释。

最后，利用众多“职业打假人”代替政府部门对市场进行临督，不仅在效率方面占有较大的优势，在节约政府开支，宣传、鼓励消费者主动维权的功用更为显著。

因此，我们应将知假买假着纳入到49条消费者范围之中，使他们也可以向售假者主张惩罚性赔偿责任，有效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制假售假行为。

2.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客观要求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可以看出，适用该条款客观上要求经营者须实施了欺诈行为。

是指当事人一方故意制造虚假或者歪曲的事实，或者故意隐匿事实真相，使表意
人陷入错误而做出意思表示的行为。

在我国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使得消费者负担着证明经营者欺诈的负担。

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而言，要证明处于优势地位的经营者欺诈行为何其艰难。

法律规定对客观行为的要求，极大地限制了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惩戒不法经营者的活动。

笔者认为，我国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很重要的目的是通过惩戒不法经营者，从而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然而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仅表现在欺诈行为中，恶意的不作为、重大过失、极端蔑视他人权利在消费领域屡见不鲜。

这些行为的性质及所造成的后果也相当严重。

在美国，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很广泛，除故意欺诈外，恶意的不作为、重大过失、极端轻视他人权利的行为都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

如果仅仅将惩罚赔偿限定在实施欺诈行为，经营者可以利用此条款躲避法律的惩处。

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将更加步履维艰。

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既然引入了英美法系的这一制度，并明确以法律的形式展现出来，应该学其立法精髓，通过精明细致的规定，将不法经营者的上述行为全部纳入到惩罚性赔偿中来。

对49条的适用，将其规定为无过错责任或者严格责任会比较合适。

经营者的主观状态不应作为其承担责任的条件，只要消费者基于经营者的行为受到了误导，陷入不利状态即可。

经营者不法行为的应罚性不应与消费者受欺诈的结果有必然联系。

3.赔偿数额的确定
我国由于采用的是有限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赔偿金额方面也没有大胆的突破。

消法49条规定对经营者欺诈行为的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为价款或费用的一倍。

单一的确定的数额不能适应经济生活中多样性的要求，没有使不法经营者的违法成本提高，相对较少的赔偿金额很大程度很少有消费者会为几百元的商品而启动繁琐的诉讼程序，更不用说几十元甚至几元的商品或服务了。

人们更愿意通过私下和解、“三包”、退换货物来息事宁人，只要达到自己利益不受损害的目的便可，更多的受害者也是不能或者不愿意进行有效地维权，而经营者也永远逍遥法外，继续明目张胆地侵害消费者权益。

笔者认为，我国应该在借鉴英美国家的优秀制度的同时，也吸收他们的教训。

结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提高惩罚性赔偿数额，突破当前的立法单一数额的规定。

在充分补偿费者损失的基础上，给与消费者充足的心理补偿，鼓励消费者利用这一制度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惩戒不法经营者。

但我们也不能将惩罚性赔偿数额不做限制，留由法官自由裁量。

我们应该在充分保护好消费者权益、惩戒不法经营者的同时，充分考虑经营着的权益，规定一定的上限，给经营者改过自新的机会。

同时法官还应根据经营者的恶意程度，侵权者的可获利性，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侵权行为的后果，经营者的财务状况等进行裁量，从而真正平衡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利益，达到制度设立的目的。

4.客体范围的限定和扩张
由于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9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是一种法定的合同责任。

责任承担的范围限于了商品的经营者，客体的范围也限定在商品和服务领域。

通过司法解释将商品房纳入了客体范围。

从我国社会现状来盾，产品质量问题较之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更加严重，对消费者的侵害非常严重，重大责任事故频频发生。

如，“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

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产品责任方面在现实条件下非常有可能和必要，可以更有力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完善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王利民: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6页
[2]董文军: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载当代法学，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