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性裁判

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性裁判「摘要」程序性裁判的确立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

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程序性裁判范围非常局限，且法律后果单一，使得程序逆行成为程序性裁判的必然结果。

要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首先应当健全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规则；其次要拓宽程序性裁判的范围，并加大程序性制裁的力度。

「关键词」程序规则程序性法律后果程序性裁判一、引言我国1996年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一）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二）违反回避制度的；（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首次详细规定程序性违法的法律后果，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程序规则的逐步健全和程序性裁判机制的初步确立，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为切入点，试图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程序性裁判的意义，以及当前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局限，并对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这个长期“被遗忘角落”的重视和思考。

二、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确立（一）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含义程序规则是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前提。

程序规则是相对于实体规则而言的，两者都属于法律规则的范畴，因而都须符合法律规则的一般逻辑构成。

从逻辑构成上讲，每一个法律规则应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部分构成。

行为模式是从大量实际行为中概括出来作为行为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或标准。

行为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可以这样行为；应当这样行为；不应当这样行为；这三种行为模式也就意味着有三种相应法律规则：授权性法律规则；命令性法律规则；禁止性法律规则。

法律后果一般是指法律对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赋予某种结果。

它大体上可分为两类：（1）肯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承认这种行为合法、有效并加以保护以至奖励。

（2）否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不予承认、加以撤销以至制裁。

程序规则就是由程序性权利、义务（程序法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程序性法律后果构成的法律规则。

具体到刑事诉讼程序规则而言，就是对公、检、法三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参加刑事诉讼时应当遵守之操作规程以及违反操作规程所承担之法律后果作出规定的法律规则。

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为例：“……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如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违反回避制度的、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等，实质上是对上述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即“不应当这样行为”，结合刑事诉讼法的其它相关法条，共同构成了“不应当从事上述行为”的行为模式。

而“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则是行为模式违反时所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

程序性行为模式和程序性法律后果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程序规则。

程序性裁判是法院裁判的一种。

所谓“裁判”，就是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的行为。

“裁判”一词有多种含义，最广义的裁判是指全部诉讼程序，即在诉讼本身意义上使用的裁判。

但是诉讼法固有意义上的裁判是审判机关意思表示的诉讼行为。

不过这种意义上的裁判，在狭义上仅是指，审判机关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对案件适用法律的意思表示（例如，有罪或无罪的裁判）。

广义上的裁判是指法院在诉讼行为中的法律行为（例如，申请回避的裁判、关于调查证据的裁判等等）。

在诉讼法上，裁判一词一般是指广义上的裁判。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狭义上的裁判仅指法院的实体性裁判，而广义的裁判，却包含了实体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

程序性裁判是指法院依据程序规则，对诉讼行为适用程序性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

例如二审法院发现一审法院的审理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时，作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法律行为就是典型的程序性裁判。

程序性裁判至少具有以下特点：（1）主体的专属性，即程序性裁判是法院或法官的审判行为，因此这种审判行为与法院书记员的行为或公安、检察等侦查起诉机关的行为不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侦查起诉过程中对程序问题的处理，不属于程序性裁判；（2）程序性裁判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的法律行为，能必然引起程序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亡，例如，因重大程序性瑕疵而裁定驳回公诉，终止诉讼的行为。

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例如针对程序问题的司法建议或通知，不能视为程序性裁判；（3）程序性裁判是基于程序性理由而适用程序性法律后果的行为。

程序性理由源于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和程序法律规则的规定，与当事人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无关。

而程序性法律后果是对诉讼行为自身的处断，是违反程序法规则应当承担的消极法律后果，应当是对该行为不予承认、加以撤销或要求补正的后果。

例如对非法取证的行为不予认可，非法得来的证据予以排除等。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禁止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证据行为，但却没有规定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如非法得来之证据予以排除等。

尽管刑法中针对刑讯逼供的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后果，但却不是针对非法取证行为及非法证据本身的，即虽否定了“种植毒树之人”，却没有否定“毒树”和“毒树之果”，因而不是典型意义的程序性法律后果。

另外，程序性法律后果一般只涉及程序问题，而不对实体问题作出评价，只有当公诉机关严重违反程序，侵犯被告人人权时，法院才可以基于程序性裁判，直接终止诉讼程序，同时宣告被告人无罪（例如美国的刑事司法实践）。

宣告被告人无罪，虽然在实质上涉及到了实体问题，但法院并没有从实体理由或证据上进行论证，而是终止诉讼程序的必然结果，因而仍然可以视为程序性法律后果，法院的裁判也可以视为程序性裁判。

（二）程序性裁判确立的意义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充分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实现了刑事诉讼由工具主义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尤其是向程序本位主义的转变。

中国长期以来的“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重打击，轻保护”、“重国家，轻个人”的法律传统，是工具主义的集中体现。

“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与程序规则本身之缺陷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在工具主义的影响下，把程序规则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立法者不重视程序规则的设计，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法律后果的规定，存在致命的逻辑缺失；另一方面，程序规则这种缺陷的存在，必然导致程序性保障不力的后果，程序性裁判更是无从谈起，程序法的“不自重”，对“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和强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程序规则的健全（增加了程序性违法后果的规定）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才使得程序的独立价值显现出来。

正如陈瑞华教授指出的：人们对某一刑事诉讼程序是否为“善”的评价，要看刑事诉讼程序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优秀品质，而这一品质独立于裁判结论的正确性而存在，完全体现在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之中。

我国学者还指出：“独立的程序价值和品味，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其进步性、科学性、民主性，就是通过刑事诉讼的独立价值得到了体现……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第191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规定，……充分的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

所以，它标志着我国诉讼制度的法治、民主和文明。

”其次，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有力的保障了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和宪法性权利，是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领域的一个飞越。

现代刑事诉讼的目的已经实现了由“打击犯罪，发现实体真实”的一元目向“法律真实”和“人权保障”等多重目的的转变，尤其是人权保障的目的，充分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的特征，以及民主与专制的区别。

刑事诉讼规则从“人权保障”的层面来说，就是授予被告人程序性权利，并同时对国家追诉行为进行合理限制的手段。

因此，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指出，“确定某种程序是否为‘正当程序’（due process），必须视该程序重视‘人权保障’的程度。

因此，完全可以把人权保障与正当程序相提并论。

”当代各国刑事诉讼法大都规定了这种人权保障性程序规则，如无罪推定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

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等。

单从字面上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性条款并不算少，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条款大都没有规定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缺少基本的规则要素，使得本来的程序规则沦为“宣言”或“口号”，不能成为程序性裁判的基础，因而实践中收效甚微，刑讯逼供等现象“虽屡禁而不止”。

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第191条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规定、违反回避制度；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等行为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使相关的程序规则得以健全，程序性裁判机制得以确立，以诉讼程序来保障人权的目标在实践中得以实现。

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仍有许多程序性“规则”缺少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因而当前程序性裁判的范围和效力是有限的，有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最后，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有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

实体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本来是法院裁判的应有之义，但是由于“重实体，轻程序”思维模式的影响和我国程序规则自身存在的缺陷（法律后果的逻辑缺失），我国法院长期以来对“程序性违法”“视而不见”，将程序性裁判排除在法院裁判的范围之外。

这种自动弃权行为，妨碍了司法权威的确立，使法院对公、检的侦查、起诉程序，以及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程序不能形成有效的制约。

当程序游离于司法裁判之外时，为了追求“实体真实”而不择手段就成为一种“正常现象”，司法审判流于形式，司法的权威也就荡然无存了。

程序规则的健全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使得法院对公、检机关，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能够在程序上形成有效的制约，回归司法裁判的基本形态，使司法权威得以确立。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确定了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程序性审查，维护了法院审判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具有积极意义。

但法院对公、检机关程序性裁判机制的确立，尚有待于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局限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通过第191条的规定，已经初步确立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闪光点”，但是无论从第191条自身来看，还是从整体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进行反思，我认为尚存在诸多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避重就轻，局限于法院系统内部的自我约束纵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仍有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程序性法律后果”，尤其对于公、检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缺少相应的程序性违法后果。